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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人类经济发展史看，应对经济危机的过程，往往也是孕育新的产业和技术变革的过程。
今年以来，国际金融危机的深层次影响还在不断显现，世界经济复苏进程一波三折，形势仍然错综复杂。
欧债危机仍然是全球经济复苏的最大不确定因素。希腊虽暂时避免退出欧元区，但主权债务违约风险仍大，西班牙、意大利等重债大国也频频告急。欧盟峰会就刺激经济增长、建立银行业联盟、重组银行资本等措施达成一致，有望缓解危机的“急性发作”，但实际操作阻力还很大。欧债危机涉及欧元区的体制机制问题，是短期内很难根治的“慢性病”。
全球经济复苏步伐普遍放缓。美国1季度经济增长2%，低于去年4季度的2.5%。失业率有所回升，受欧债危机影响，加上大选年背景下可能造成的“政策难产”特别是“财政悬崖”问题，下半年走势仍然存在较大变数。日本经济有所恢复，但日元升值、债务问题和电力不足等将对经济增长产生不利影响。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在内外需不振等因素影响下，经济下行压力较大，俄罗斯、巴西、印度等金砖国家增速普遍放缓。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最新预测今明两年世界经济分别增长3.5%和3.9%，比4月份预测调低0.1和0.2个百分点。
总的来看，世界经济短期内难以恢复危机前的强劲增长态势，经济低迷和需求不足可能持续相当一段时间。复杂的外部经济环境给我国对外经贸发展带来严峻挑战。
一是实现对外贸易稳定增长面临压力。世贸组织预计，2012年全球货物贸易量增幅将从2011年的5%收窄至3.7%，大大低于近20年5.4%的平均增速。今年上半年我国进出口总额1.84万亿美元，增长8%。其中出口增长9.2%，进口增长6.7%，比上年同期分别回落14.8个和20.9个百分点。5、6月份出口增速有所回升，但基础尚不牢固。
二是保持利用外资规模面临不确定因素。欧债危机导致金融市场 动荡，全球投资人避险意识上升，跨国企业对外投资能力下降。加之发达国家倡导制造业振兴计划，鼓励制造业回流，新兴经济体加大引资力度，也使全球直接投资出现一定程度分流。受有关因素影响，上半年我国实际使用外资同比下降3%。但从长远看，我国利用外资的综合优势依然突出，总体利用外资规模有望保持稳定，结构还将更趋优化。最近我和部分跨国公司和外国在华商会的代表进行了座谈，他们普遍对中国经济增长和市场前景充满信心，都有在华扩大投资的计划。
三是加快“走出去”的机遇与挑战并存。金融危机之后，各国竞相加大引资力度，国际产业转移和重组步伐加快，我国企业“走出去”面临有利契机。上半年，非金融类对外直接投资354亿美元，同比增长48.2%。跨国并购比重较高，并购额已占同期对外投资总额的1/3，其中不乏一些大项目，例如中石化以24.4亿美元收购了美国德温能源公司页岩油气资产1/3的权益，三一重工以3.24亿欧元收购了全球混凝土机械巨头德国普茨迈斯特公司90%的股权。但也要看到，部分国家对我国投资能源资源项目、参与重大工程建设以及国有企业投资等仍存有顾虑，对外投资中还常常遇到“玻璃门”、“弹簧门”现象。一些地区安全形势严峻，突出事件时有发生，对我国企业的海外风险防范能力提出了更高要求。
四是多双边和区域合作博弈激烈复杂。多哈回合谈判陷入僵局，大国纷纷加快发展自贸谈判进程，东亚地区成为自贸区博弈的热点地区。美国全力推进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日本、俄罗斯、印度、韩国等周边国家也纷纷对外发展自贸关系。这就要求我国也要以更加积极的姿态对外拓展多双边经贸关系。今年以来，我们在深化国际经贸合作方面取得了一些重要的新进展。中韩启动了自贸区谈判，中日韩正式签署投资协定并将于年内启动三国自贸谈判，加快了东亚经济一体化进程。我们相继在北京成功举办了上海合作组织峰会、中非合作论坛第五届部长级会议，提出了加强与周边国家和非洲国家务实合作的一系列重要举措。
虽然当前世界经济形势错综复杂，但我国经济的基本面是好的，只要把握好宏观调控的节奏和力度，落实好已出台的各项政策措施，我们对做好全年的外经贸工作仍然是充满信心的。
历史经验反复证明，开放是一国实现富强的必由之路。改革开放后特别是入世十多年来，我们之所以赢得历史上最好的发展时期，最重要的经验之一就是抓住战略机遇期，坚定不移地扩大对外开放。当前，扩大对外开放对我国仍然具有重要而紧迫的现实意义。
一是经济全球化在曲折中继续深入发展，必须通过开放把握宝贵的战略机遇期。二是金融危机后世界格局加速变化，必须通过开放换取有利的国际空间。三是国内改革与发展进入攻坚阶段，必须通过开放获取更大动力。
本世纪之初，以加入世贸组织为标志，我国相对集中地实施了一揽子广泛而深入的对外开放举措。目前，这些开放措施的边际效应正在逐步递减。和改革开放之初乃至入世之时相比，我国的综合国力和产业竞争实力已有了明显的增强，我们应当更有自信地把对外开放推向前进。
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首先要立足于自身发展的客观需要，其次要坚持以开放促发展、促改革、促创新。与此同时，对外要实行“以开放换开放”策略。善于利用我国市场容量巨大的优势，在对等、互利、公平的基础上，以我们在货物贸易、服务贸易、投资领域的进一步开放，换取贸易和投资伙伴国减少乃至取消对中国的商品、服务以及投资者的不合理限制。再经过十年左右的发展，我国经济总量、国内市场、进口规模有望与美国比肩。我国还拥有3万多亿美元的外汇储备，对外投资逐年增加，已有近2万家中国企业在国外开展投资合作。这些优势，对世界各国均有巨大的吸引力。我们完全可以在权衡利弊、统筹考虑的基础上，充分利用自身实力，在西方国家希望我扩大开放、进入中国市场的同时，要求他们减少对我国发展的制约和限制，实现对等的相互开放，从而换取更大的国际市场空间和较为宽松的外部环境。
从人类经济发展史看，应对经济危机的过程，往往也是孕育新的产业和技术变革的过程。金融危机后，发达国家吸取虚拟经济过度膨胀的教训，大力推进“再工业化”，力图运用技术和资金优势，引领新的产业技术革命，以获取巨大的创新收益，全球范围内科技创新和商业模式变革进程加快。
当前，国际上有关“第三次工业革命”的话题已引起了各界的热烈讨论。尽管学术界关于“第三次工业革命”的看法不一，对其是否已真正到来还有争论，但新一轮产业和技术变革正在悄然酝酿，已逐渐成为大家的共识。
新的产业和技术变革，一方面为我国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优化经济结构创造了机遇，有利于我们发挥后发优势，抓住时机向国际产业链高端环节递进，同时也给我国参与国际竞争带来了新挑战。发达国家对科技发展制高点的争夺更加激烈，我国提升创新水平面临的竞争压力增大；数字化、网络化、小型化的发展，将降低生产经营对于劳动力要素投入的依赖，对我国依靠低成本和加工组装的制造业模式造成冲击。
因此，我们要密切关注产业和技术变革的新动向，加快培育参与新一轮国际竞争的能力和优势。
今年以来，国际金融危机的深层次影响还在不断显现，世界经济复苏进程一波三折，形势仍然错综复杂。
欧债危机仍然是全球经济复苏的最大不确定因素。希腊虽暂时避免退出欧元区，但主权债务违约风险仍大，西班牙、意大利等重债大国也频频告急。欧盟峰会就刺激经济增长、建立银行业联盟、重组银行资本等措施达成一致，有望缓解危机的“急性发作”，但实际操作阻力还很大。欧债危机涉及欧元区的体制机制问题，是短期内很难根治的“慢性病”。
全球经济复苏步伐普遍放缓。美国1季度经济增长2%，低于去年4季度的2.5%。失业率有所回升，受欧债危机影响，加上大选年背景下可能造成的“政策难产”特别是“财政悬崖”问题，下半年走势仍然存在较大变数。日本经济有所恢复，但日元升值、债务问题和电力不足等将对经济增长产生不利影响。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在内外需不振等因素影响下，经济下行压力较大，俄罗斯、巴西、印度等金砖国家增速普遍放缓。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最新预测今明两年世界经济分别增长3.5%和3.9%，比4月份预测调低0.1和0.2个百分点。
总的来看，世界经济短期内难以恢复危机前的强劲增长态势，经济低迷和需求不足可能持续相当一段时间。复杂的外部经济环境给我国对外经贸发展带来严峻挑战。
一是实现对外贸易稳定增长面临压力。世贸组织预计，2012年全球货物贸易量增幅将从2011年的5%收窄至3.7%，大大低于近20年5.4%的平均增速。今年上半年我国进出口总额1.84万亿美元，增长8%。其中出口增长9.2%，进口增长6.7%，比上年同期分别回落14.8个和20.9个百分点。5、6月份出口增速有所回升，但基础尚不牢固。
二是保持利用外资规模面临不确定因素。欧债危机导致金融市场 动荡，全球投资人避险意识上升，跨国企业对外投资能力下降。加之发达国家倡导制造业振兴计划，鼓励制造业回流，新兴经济体加大引资力度，也使全球直接投资出现一定程度分流。受有关因素影响，上半年我国实际使用外资同比下降3%。但从长远看，我国利用外资的综合优势依然突出，总体利用外资规模有望保持稳定，结构还将更趋优化。最近我和部分跨国公司和外国在华商会的代表进行了座谈，他们普遍对中国经济增长和市场前景充满信心，都有在华扩大投资的计划。
三是加快“走出去”的机遇与挑战并存。金融危机之后，各国竞相加大引资力度，国际产业转移和重组步伐加快，我国企业“走出去”面临有利契机。上半年，非金融类对外直接投资354亿美元，同比增长48.2%。跨国并购比重较高，并购额已占同期对外投资总额的1/3，其中不乏一些大项目，例如中石化以24.4亿美元收购了美国德温能源公司页岩油气资产1/3的权益，三一重工以3.24亿欧元收购了全球混凝土机械巨头德国普茨迈斯特公司90%的股权。但也要看到，部分国家对我国投资能源资源项目、参与重大工程建设以及国有企业投资等仍存有顾虑，对外投资中还常常遇到“玻璃门”、“弹簧门”现象。一些地区安全形势严峻，突出事件时有发生，对我国企业的海外风险防范能力提出了更高要求。
四是多双边和区域合作博弈激烈复杂。多哈回合谈判陷入僵局，大国纷纷加快发展自贸谈判进程，东亚地区成为自贸区博弈的热点地区。美国全力推进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日本、俄罗斯、印度、韩国等周边国家也纷纷对外发展自贸关系。这就要求我国也要以更加积极的姿态对外拓展多双边经贸关系。今年以来，我们在深化国际经贸合作方面取得了一些重要的新进展。中韩启动了自贸区谈判，中日韩正式签署投资协定并将于年内启动三国自贸谈判，加快了东亚经济一体化进程。我们相继在北京成功举办了上海合作组织峰会、中非合作论坛第五届部长级会议，提出了加强与周边国家和非洲国家务实合作的一系列重要举措。
虽然当前世界经济形势错综复杂，但我国经济的基本面是好的，只要把握好宏观调控的节奏和力度，落实好已出台的各项政策措施，我们对做好全年的外经贸工作仍然是充满信心的。
历史经验反复证明，开放是一国实现富强的必由之路。改革开放后特别是入世十多年来，我们之所以赢得历史上最好的发展时期，最重要的经验之一就是抓住战略机遇期，坚定不移地扩大对外开放。当前，扩大对外开放对我国仍然具有重要而紧迫的现实意义。
一是经济全球化在曲折中继续深入发展，必须通过开放把握宝贵的战略机遇期。二是金融危机后世界格局加速变化，必须通过开放换取有利的国际空间。三是国内改革与发展进入攻坚阶段，必须通过开放获取更大动力。
本世纪之初，以加入世贸组织为标志，我国相对集中地实施了一揽子广泛而深入的对外开放举措。目前，这些开放措施的边际效应正在逐步递减。和改革开放之初乃至入世之时相比，我国的综合国力和产业竞争实力已有了明显的增强，我们应当更有自信地把对外开放推向前进。
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首先要立足于自身发展的客观需要，其次要坚持以开放促发展、促改革、促创新。与此同时，对外要实行“以开放换开放”策略。善于利用我国市场容量巨大的优势，在对等、互利、公平的基础上，以我们在货物贸易、服务贸易、投资领域的进一步开放，换取贸易和投资伙伴国减少乃至取消对中国的商品、服务以及投资者的不合理限制。再经过十年左右的发展，我国经济总量、国内市场、进口规模有望与美国比肩。我国还拥有3万多亿美元的外汇储备，对外投资逐年增加，已有近2万家中国企业在国外开展投资合作。这些优势，对世界各国均有巨大的吸引力。我们完全可以在权衡利弊、统筹考虑的基础上，充分利用自身实力，在西方国家希望我扩大开放、进入中国市场的同时，要求他们减少对我国发展的制约和限制，实现对等的相互开放，从而换取更大的国际市场空间和较为宽松的外部环境。
从人类经济发展史看，应对经济危机的过程，往往也是孕育新的产业和技术变革的过程。金融危机后，发达国家吸取虚拟经济过度膨胀的教训，大力推进“再工业化”，力图运用技术和资金优势，引领新的产业技术革命，以获取巨大的创新收益，全球范围内科技创新和商业模式变革进程加快。
当前，国际上有关“第三次工业革命”的话题已引起了各界的热烈讨论。尽管学术界关于“第三次工业革命”的看法不一，对其是否已真正到来还有争论，但新一轮产业和技术变革正在悄然酝酿，已逐渐成为大家的共识。
新的产业和技术变革，一方面为我国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优化经济结构创造了机遇，有利于我们发挥后发优势，抓住时机向国际产业链高端环节递进，同时也给我国参与国际竞争带来了新挑战。发达国家对科技发展制高点的争夺更加激烈，我国提升创新水平面临的竞争压力增大；数字化、网络化、小型化的发展，将降低生产经营对于劳动力要素投入的依赖，对我国依靠低成本和加工组装的制造业模式造成冲击。
因此，我们要密切关注产业和技术变革的新动向，加快培育参与新一轮国际竞争的能力和优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