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编者按:今年是我国教育改革与发展进程中具有里程碑式意义的特殊年份,党中央、国务院召开了新世纪以来第一次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以下简称“全教会”),发布了《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以下简称《教育规划纲要》)。当前,全国上下正在深入学习贯彻全教会精神和《教育规划纲要》。在此特殊时刻,我们迎来了世界比较教育联合会成立40周年、中国教育学会比较教育分会第15届年会暨庆祝王承绪教授百岁华诞国际学术研讨会。带着对我国比较教育发展与创新的有关思考和困惑,我们对新中国比较教育学科的重要奠基者顾明远先生做了独家专访。
顾先生的科学研究涉足教育学科的许多领域,且均有很高造诣。其中,最突出的当属比较教育学科。他曾担任三届中国比较教育学会会长,现为学会名誉会长,对新中国比较教育发展作出特殊贡献。作为国家重点学科比较教育学的创始人,顾先生至今已经培养博士研究生40多名。他的多项研究成果获得国家级和省部级奖励。
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素来谦和、朴实、平易近人,顾先生就是秉承了这种气质和作风的中国知识分子的典型代表。我们坚信,在这位“学术无愧人师、德行堪为世范”的平和敦厚的长者的精神引领下,中国的比较教育在新的历史时期一定会在学科创新发展、高级人才培养和促进我国教育事业科学发展上作出新的更大的贡献。
一、比较教育是一门相对年轻的学科,
有广阔的领域需要去研究
记者:尊敬的顾先生,您是我国比较教育学界的元老,从作为新中国成立后派出的首批留学生之一,到后来把比较教育学作为自己的主要研究阵地,成为新中国比较教育学的主要奠基者,至今已有约60年。首先请简要回顾一下您自己是怎样走上比较教育之路的?
顾明远:我是学教育基本理论出身的,从苏联回国后也主要从事教育学的教学工作。1964年,我国几所高等学校成立了外国研究机构,其中北京师范大学成立了外国教育研究室。学校把懂得外语的老师都调到外国教育研究室,于是这些老师就开始研究外国的教育。
比较教育是在我国改革开放以后才恢复的。1980年,教育部邀请美籍华裔比较教育学者胡昌度到北京师范大学讲学。当时,我任北京师范大学外国教育研究所所长兼教育系主任,负责胡昌度教授的讲学和比较教育大学教师进修班;后来组织大家编写了新中国第一本《比较教育》教材,从此走上了比较教育研究之路。
记者:在您看来,比较教育学在整个教育学科群中处于什么位置?其主要特征是什么?您如何看待我国比较教育学科的创建、发展及现状?您对一些学者担忧的“比较教育危机”又是怎么看的?
顾明远:比较教育是一门比较年轻的学科。先从国际上说起,比较教育开始于18世纪的欧洲国家。当时工业革命促进教育的普及,民族国家刚刚建立,各国都在发展本国的教育,为了借鉴别国的经验,出现了各国教育的比较研究。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殖民地国家纷纷独立,国际上比较教育的研究方向发生转变,主要是许多宗主国家研究如何把自己教育制度输送到刚刚独立的民族国家。同时,由于战后冷战时期开始,国际竞争也推进了比较教育的研究。冷战结束后,国际比较教育研究逐渐转向教育发展的方法论研究,当然也十分关心新兴国家的教育研究。
从中国来讲,比较教育一出现就定位在通过对各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的比较研究来探索教育的一般规律,同时介绍发达国家教育经验,为我国的教育改革和发展作借鉴。整体而言,它经过了几个发展阶段。第一个阶段是20世纪80年代,当时是介绍几个发达国家的教育制度、先进的教育思想并引进先进的课程内容,对于我国在“文革”以后恢复教育秩序、重建教育制度起了不可磨灭的作用。第二个阶段是20世纪90年代,开始对各级各类教育和各种专题进行比较研究,如出现了《比较高等教育》、《中外职业技术教育比较》、《师范教育比较》、《现代课程论》等著作。同时,研究的领域也扩大到发展中国家的教育,在比较教育学科建设上也有了较大发展。第三个阶段是20世纪90年代后期到今天,比较教育研究主要集中于专题研究,如世界一流大学的比较研究、发展中国家普及教育的研究、各国课程改革研究等。这一时期,比较教育研究有了许多增长点:一是对国际教育问题的专题研究,如国际环境教育研究、国际全纳教育研究、国际理解教育研究、国际女童教育研究;二是各国文化传统与教育现代化的研究;三是对国际组织与教育发展的研究,如世界银行教育报告和援助对各国教育的发展研究、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教育理念对各国教育的影响研究等;四是比较教育方法论的研究,如文化学研究方法、人类学研究方法、和而不同的方法论理念、国际教育论坛的理念。
近些年,有的学者提出“比较教育危机”,这种提法是从比较教育缺乏自己的方法角度提出来的,认为什么学科都要比较,同时比较教育又总是借用社会学、历史学、政治学、经济学、文化学等学科的方法,而没有自己的方法论体系,因此构不成一门学科。其实,建立一门学科不光靠有没有自己的方法,而首先要确立研究对象、研究领域、概念范畴、理论体系,当然包括方法论体系。任何一门学科都需要借助其他学科的方法,单一的学科方法是不存在的,关键是有没有独特的研究对象和研究领域。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比较教育不仅不应有危机,而且还有广阔的领域需要比较教育学者去研究。
二、王承绪是新中国比较教育学科的
创始人和奠基人
记者:今年是我国著名比较教育学家王承绪先生诞辰100周年,请您评价一下他对我国比较教育发展所作出的贡献。
顾明远:对于王承绪先生百年华诞,我要首先祝贺他健康长寿,学术常青。关于对他的评价,我们中国教育学会在给他的贺信中有很好的描述:
“王承绪先生是新中国比较教育学学科的创始者和奠基人。他领导中青年学者编撰了新中国第一本《比较教育》,他编写的《比较教育学史》等著作奠定了我国比较教育学科的建设。他不仅关心祖国的教育事业,而且时时注意国际教育发展的动向,不断介绍国外的经验和发展趋势。尤其值得钦佩的是,逾九十高龄仍手不释卷,近几年来翻译出版了数部国外高等教育的著作,在国内高等教育界产生了重大影响。
王承绪先生学养深厚,中西贯通,执教于杭大、浙大的几十年里,勤奋耕耘,教书育人,诲人不倦,培养了一批又一批人才,他们都成为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栋梁之才,学术无愧人师,德行堪为世范。”
三、比较教育研究要始终坚持
立足中国、放眼世界
记者:说到研究方法,近年来口述史研究方法在历史、文学等领域越来越流行,在教育研究领域也日益受到重视。您对教育口述史这一研究方法是怎么看的?
顾明远:我认为,教育口述史只是研究教育发展历史的一个辅助方法,可以了解历史发展的一些背景和细节,但更重要的还是要靠文献的研究。因为口述史会有一些个人的误记和感情色彩。研究历史更重要的是掌握事实的真实性,不能光靠口述史。
记者:在比较教育研究方法上,您提出了一种文化研究的比较教育方法论,可否对此做个介绍?您在教学和科研中又是如何具体落实这一方法论的?
顾明远:我在比较教育方法上提出文化研究的方法论,是基于一个国家或者一个民族的教育离不开该国或该民族的文化传统,不研究他们的文化就很难理解他们的教育。为此,我承担了中国教育“九五”规划课题“民族文化传统与教育现代化”的研究,召开了国际会议,出版了专著;我个人又研究了“中国教育的文化基础”,也出版了专著。北师大国际与比较教育研究院的其他学者也出版了其他相关专著。
现代教育是现代生产的产物,本来就具有国际性,是互相学习、互相借鉴的结果,像我国现代学制就是泊来品。在当今全球化的背景下,教育国际化的程度加深。我国教育只有扩大开放,才能吸收世界一切优秀文化,才能借鉴先进教育经验,促进我国教育改革和发展;同时也才能把我国的教育经验介绍到国外,使世界也了解我们。
记者:今年是国家教育规划纲要启动实施年。作为中央和国家的一份最高文件,纲要将“扩大教育对外开放”列为体制改革中的专门一章,并首次明确提出要“提高我国教育国际化水平”。请问您对此有何看法?结合国家教育规划纲要的内容,如果从比较教育研究的角度来看,这对于它一直坚持的“立足中国、放眼世界”的研究视角会产生什么影响?对于中国比较教育学科的发展有什么影响?教育国际化体现在比较教育学科中的主要内涵及未来的发展趋势是什么?或者说比较教育学科可以在提高我国教育国际化水平中发挥什么特殊作用?
顾明远:扩大教育开放,仍然要坚持“立足中国,放眼世界”的原则。开放不是目的,目的是吸收世界一切优秀成果,为我所用。比较教育要深入研究世界教育发展的趋势,预测未来;同时在宏观上要研究各国教育的政策,在微观上要研究人才培养方法,包括先进的课程和教学方法等;随着中国国际地位的提升,比较教育应该研究许多国际组织对教育的影响及国际化人才的培养。
四、出版物可以开阔视野、启发思考、促进改革,
对学科发展和队伍建设亦有重要意义
记者:您曾撰文分析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比较教育学科的重建和发展,其中谈到了几本比较教育学著作对于学科建设的重要作用,如在比较教育学科建设起步阶段,由王承绪、朱勃和您主编的新中国第一部比较教育学教材——《比较教育》;在比较教育学科建设进一步发展阶段,由人民教育出版社陆续出版的多卷本《比较教育论丛》和《比较教育译丛》。您能否简要评价一下这些著作对于我国比较教育学科发展的历史贡献和现实意义?您对将来比较教育学科教材建设有什么建议?
顾明远:比较教育的出版物太多,无法一一评论。这些出版物都可以开阔视野,启发思考,促进我们教育改革。它的贡献也就在于此。对于比较教育的学科建设已在回答前面的问题中详细谈到,可以参考。
记者:近代以来,教育期刊一直是承载教育思想、方法及实践的重要媒介,很多先进的教育理论,包括西方著名教育家及其思想都是通过这一渠道为国人所知,如清末民初的《教育世界》等。您在1964年参与了《外国教育动态》(后改名为《比较教育研究》)的创刊和编辑工作,这是我国第一本比较教育研究杂志。请您谈一谈当时杂志创刊的情况,它承载着什么样的教育理念?这一期刊对于中国现代教育科学,特别是比较教育学科的创建和发展具有什么历史意义?您认为办好一本杂志,最重要的是什么?
顾明远:我从1964年开始编辑的《外国教育动态》,是受中共中央宣传部的委托办起来的内部期刊,目的是介绍外国教育发展的动向,供领导参考。在改革开放的方针指引下,该刊于1980年成为正式出版物,在国内外公开发行。20世纪90年代初,为了体现它的学术性,同时作为中国教育学会比较教育分会会刊,杂志更名为《比较教育研究》。
杂志的创办对一门学科的发展及队伍的成长具有重要意义。列宁办《真理报》时讲过,办一个出版物对于宣传马克思主义、武装工人阶级思想、团结工人阶级、建立政党至关重要。其大意如此。这是从社会革命方面来讲的。从学科来讲,也需要通过刊物来发表研究成果、交流学术思想,同时给学者提供发表成果的平台,团结研究队伍,对于年青人的成长尤为重要。
我认为办好杂志的关键是质量。所以,我所主编的几份期刊都以文章质量为取舍稿件的标准。
五、比较教育学会要成为智囊团、资料库、
国际交流的平台和青年学者成长的舞台
记者:大师对于一所大学乃至学科而言无疑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在中国的教育学科,特别是比较教育学科,您都是一个象征性和标志性人物,对此您自己怎么看?在比较教育学科领域,您成功地培养出了我国第一位比较教育博士和第一位在中国获得人文社会科学博士学位的外国留学生。您具体是如何培养自己学生的,有没有一套比较有效的生成学生学术能力的培养机制?比如,比较教育学科有很强的跨学科性,不仅体现在研究内容上还体现在研究方法上,对此在人才培养中有什么具体做法?
顾明远:我原本是研究教育基本理论的,我除懂得俄语外,英文的水平很低,德语学过两年,也没有过关,不利于比较教育研究。所以,我对比较教育研究不深,贡献不大,只作了一些引导工作,提出一些想法而已,更说不上是大师。大学需要大师,可惜我们的青春都被浪费了,我开始比较教育研究已经年逾半百,所以难有成就。大师要靠我们新生一代了。
我培养研究生就是放开手让他们自己去研究。我的时间不如他们多、外文不如他们好、记忆力不如他们强、读的书不如他们多,怎么能指导他们?我只能指明方向,指出必读的书目,另外采取波珀尔证伪的方法,指出他们研究中的不正确的东西、不足的地方。如此而已。
记者:您曾担任过三届中国教育学会比较教育分会理事长,此后担任该会名誉会长至今,对学会发展有着切身的体验,为学会的发展作出了杰出的不可替代的贡献。您个人对学会的未来发展有什么期望?
顾明远:比较教育学会是比较教育学者的学术团体。学会的主要任务是团结大家开展研究和学术交流,繁荣比较教育学术。今后,希望学会开展多种学术活动,活跃学术气氛,坚持“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方针,开展交流和探讨,为我国教育改革和发展提供外国教育的经验,成为教育领导部门的智囊团、资料库、国际教育交流的平台和青年学者成长的舞台。
顾明远简介
顾明远,男,1929年10月生,江苏江阴人,现任中国教育学会会长,北京师范大学资深教授、博士生导师,教育部社会科学委员会副主任,教育部教师教育专家委员会主任,教育部教育发展研究中心专家咨询委员会副主任。
60多年来,顾先生一直在教育战线从事教学、科研和管理工作,在教育理论建设方面卓有建树,撰写论文400余篇,著述30余部,主要代表性著作包括:主编《教育大辞典》、《世界教育大事典》、《中国教育大系》,著有《比较教育导论》(合著)、《民族文化传统与教育现代化》(合著)、《我的教育探索》、《杂草集——顾明远教育随笔》、《野花集——顾明远教育随笔》、《教育:传统与变革》、《中国教育的文化基础》、《思考教育》等;多次担任国家及教育部重大项目的负责人,参与了若干次重大教育改革政策研究和咨询工作,如担任《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战略专题组组长等,为新中国教育事业的发展作出了重大的贡献。
顾明远教授在教学、科研、社会服务等领域取得的丰硕成果和作出的突出贡献获得了国内外学术界的高度认同。他先后于1991年获“全国优秀教师”称号,1991年获国务院政府特殊贡献津贴,1997年获曾宪梓教育基金会高等师范院校教师一等奖,1999年获北京市“人民教师”称号。2001年,香港教育学院授予顾明远教授首届“名誉教育博士学位”;2008年,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授予顾明远教授“荣誉教授”称号,这是该校有史以来第一次将这一荣誉授予中国学者;2009年,日本创价大学授予顾明远教授“名誉博士学位”。
编辑:陈 敏
顾先生的科学研究涉足教育学科的许多领域,且均有很高造诣。其中,最突出的当属比较教育学科。他曾担任三届中国比较教育学会会长,现为学会名誉会长,对新中国比较教育发展作出特殊贡献。作为国家重点学科比较教育学的创始人,顾先生至今已经培养博士研究生40多名。他的多项研究成果获得国家级和省部级奖励。
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素来谦和、朴实、平易近人,顾先生就是秉承了这种气质和作风的中国知识分子的典型代表。我们坚信,在这位“学术无愧人师、德行堪为世范”的平和敦厚的长者的精神引领下,中国的比较教育在新的历史时期一定会在学科创新发展、高级人才培养和促进我国教育事业科学发展上作出新的更大的贡献。
一、比较教育是一门相对年轻的学科,
有广阔的领域需要去研究
记者:尊敬的顾先生,您是我国比较教育学界的元老,从作为新中国成立后派出的首批留学生之一,到后来把比较教育学作为自己的主要研究阵地,成为新中国比较教育学的主要奠基者,至今已有约60年。首先请简要回顾一下您自己是怎样走上比较教育之路的?
顾明远:我是学教育基本理论出身的,从苏联回国后也主要从事教育学的教学工作。1964年,我国几所高等学校成立了外国研究机构,其中北京师范大学成立了外国教育研究室。学校把懂得外语的老师都调到外国教育研究室,于是这些老师就开始研究外国的教育。
比较教育是在我国改革开放以后才恢复的。1980年,教育部邀请美籍华裔比较教育学者胡昌度到北京师范大学讲学。当时,我任北京师范大学外国教育研究所所长兼教育系主任,负责胡昌度教授的讲学和比较教育大学教师进修班;后来组织大家编写了新中国第一本《比较教育》教材,从此走上了比较教育研究之路。
记者:在您看来,比较教育学在整个教育学科群中处于什么位置?其主要特征是什么?您如何看待我国比较教育学科的创建、发展及现状?您对一些学者担忧的“比较教育危机”又是怎么看的?
顾明远:比较教育是一门比较年轻的学科。先从国际上说起,比较教育开始于18世纪的欧洲国家。当时工业革命促进教育的普及,民族国家刚刚建立,各国都在发展本国的教育,为了借鉴别国的经验,出现了各国教育的比较研究。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殖民地国家纷纷独立,国际上比较教育的研究方向发生转变,主要是许多宗主国家研究如何把自己教育制度输送到刚刚独立的民族国家。同时,由于战后冷战时期开始,国际竞争也推进了比较教育的研究。冷战结束后,国际比较教育研究逐渐转向教育发展的方法论研究,当然也十分关心新兴国家的教育研究。
从中国来讲,比较教育一出现就定位在通过对各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的比较研究来探索教育的一般规律,同时介绍发达国家教育经验,为我国的教育改革和发展作借鉴。整体而言,它经过了几个发展阶段。第一个阶段是20世纪80年代,当时是介绍几个发达国家的教育制度、先进的教育思想并引进先进的课程内容,对于我国在“文革”以后恢复教育秩序、重建教育制度起了不可磨灭的作用。第二个阶段是20世纪90年代,开始对各级各类教育和各种专题进行比较研究,如出现了《比较高等教育》、《中外职业技术教育比较》、《师范教育比较》、《现代课程论》等著作。同时,研究的领域也扩大到发展中国家的教育,在比较教育学科建设上也有了较大发展。第三个阶段是20世纪90年代后期到今天,比较教育研究主要集中于专题研究,如世界一流大学的比较研究、发展中国家普及教育的研究、各国课程改革研究等。这一时期,比较教育研究有了许多增长点:一是对国际教育问题的专题研究,如国际环境教育研究、国际全纳教育研究、国际理解教育研究、国际女童教育研究;二是各国文化传统与教育现代化的研究;三是对国际组织与教育发展的研究,如世界银行教育报告和援助对各国教育的发展研究、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教育理念对各国教育的影响研究等;四是比较教育方法论的研究,如文化学研究方法、人类学研究方法、和而不同的方法论理念、国际教育论坛的理念。
近些年,有的学者提出“比较教育危机”,这种提法是从比较教育缺乏自己的方法角度提出来的,认为什么学科都要比较,同时比较教育又总是借用社会学、历史学、政治学、经济学、文化学等学科的方法,而没有自己的方法论体系,因此构不成一门学科。其实,建立一门学科不光靠有没有自己的方法,而首先要确立研究对象、研究领域、概念范畴、理论体系,当然包括方法论体系。任何一门学科都需要借助其他学科的方法,单一的学科方法是不存在的,关键是有没有独特的研究对象和研究领域。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比较教育不仅不应有危机,而且还有广阔的领域需要比较教育学者去研究。
二、王承绪是新中国比较教育学科的
创始人和奠基人
记者:今年是我国著名比较教育学家王承绪先生诞辰100周年,请您评价一下他对我国比较教育发展所作出的贡献。
顾明远:对于王承绪先生百年华诞,我要首先祝贺他健康长寿,学术常青。关于对他的评价,我们中国教育学会在给他的贺信中有很好的描述:
“王承绪先生是新中国比较教育学学科的创始者和奠基人。他领导中青年学者编撰了新中国第一本《比较教育》,他编写的《比较教育学史》等著作奠定了我国比较教育学科的建设。他不仅关心祖国的教育事业,而且时时注意国际教育发展的动向,不断介绍国外的经验和发展趋势。尤其值得钦佩的是,逾九十高龄仍手不释卷,近几年来翻译出版了数部国外高等教育的著作,在国内高等教育界产生了重大影响。
王承绪先生学养深厚,中西贯通,执教于杭大、浙大的几十年里,勤奋耕耘,教书育人,诲人不倦,培养了一批又一批人才,他们都成为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栋梁之才,学术无愧人师,德行堪为世范。”
三、比较教育研究要始终坚持
立足中国、放眼世界
记者:说到研究方法,近年来口述史研究方法在历史、文学等领域越来越流行,在教育研究领域也日益受到重视。您对教育口述史这一研究方法是怎么看的?
顾明远:我认为,教育口述史只是研究教育发展历史的一个辅助方法,可以了解历史发展的一些背景和细节,但更重要的还是要靠文献的研究。因为口述史会有一些个人的误记和感情色彩。研究历史更重要的是掌握事实的真实性,不能光靠口述史。
记者:在比较教育研究方法上,您提出了一种文化研究的比较教育方法论,可否对此做个介绍?您在教学和科研中又是如何具体落实这一方法论的?
顾明远:我在比较教育方法上提出文化研究的方法论,是基于一个国家或者一个民族的教育离不开该国或该民族的文化传统,不研究他们的文化就很难理解他们的教育。为此,我承担了中国教育“九五”规划课题“民族文化传统与教育现代化”的研究,召开了国际会议,出版了专著;我个人又研究了“中国教育的文化基础”,也出版了专著。北师大国际与比较教育研究院的其他学者也出版了其他相关专著。
现代教育是现代生产的产物,本来就具有国际性,是互相学习、互相借鉴的结果,像我国现代学制就是泊来品。在当今全球化的背景下,教育国际化的程度加深。我国教育只有扩大开放,才能吸收世界一切优秀文化,才能借鉴先进教育经验,促进我国教育改革和发展;同时也才能把我国的教育经验介绍到国外,使世界也了解我们。
记者:今年是国家教育规划纲要启动实施年。作为中央和国家的一份最高文件,纲要将“扩大教育对外开放”列为体制改革中的专门一章,并首次明确提出要“提高我国教育国际化水平”。请问您对此有何看法?结合国家教育规划纲要的内容,如果从比较教育研究的角度来看,这对于它一直坚持的“立足中国、放眼世界”的研究视角会产生什么影响?对于中国比较教育学科的发展有什么影响?教育国际化体现在比较教育学科中的主要内涵及未来的发展趋势是什么?或者说比较教育学科可以在提高我国教育国际化水平中发挥什么特殊作用?
顾明远:扩大教育开放,仍然要坚持“立足中国,放眼世界”的原则。开放不是目的,目的是吸收世界一切优秀成果,为我所用。比较教育要深入研究世界教育发展的趋势,预测未来;同时在宏观上要研究各国教育的政策,在微观上要研究人才培养方法,包括先进的课程和教学方法等;随着中国国际地位的提升,比较教育应该研究许多国际组织对教育的影响及国际化人才的培养。
四、出版物可以开阔视野、启发思考、促进改革,
对学科发展和队伍建设亦有重要意义
记者:您曾撰文分析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比较教育学科的重建和发展,其中谈到了几本比较教育学著作对于学科建设的重要作用,如在比较教育学科建设起步阶段,由王承绪、朱勃和您主编的新中国第一部比较教育学教材——《比较教育》;在比较教育学科建设进一步发展阶段,由人民教育出版社陆续出版的多卷本《比较教育论丛》和《比较教育译丛》。您能否简要评价一下这些著作对于我国比较教育学科发展的历史贡献和现实意义?您对将来比较教育学科教材建设有什么建议?
顾明远:比较教育的出版物太多,无法一一评论。这些出版物都可以开阔视野,启发思考,促进我们教育改革。它的贡献也就在于此。对于比较教育的学科建设已在回答前面的问题中详细谈到,可以参考。
记者:近代以来,教育期刊一直是承载教育思想、方法及实践的重要媒介,很多先进的教育理论,包括西方著名教育家及其思想都是通过这一渠道为国人所知,如清末民初的《教育世界》等。您在1964年参与了《外国教育动态》(后改名为《比较教育研究》)的创刊和编辑工作,这是我国第一本比较教育研究杂志。请您谈一谈当时杂志创刊的情况,它承载着什么样的教育理念?这一期刊对于中国现代教育科学,特别是比较教育学科的创建和发展具有什么历史意义?您认为办好一本杂志,最重要的是什么?
顾明远:我从1964年开始编辑的《外国教育动态》,是受中共中央宣传部的委托办起来的内部期刊,目的是介绍外国教育发展的动向,供领导参考。在改革开放的方针指引下,该刊于1980年成为正式出版物,在国内外公开发行。20世纪90年代初,为了体现它的学术性,同时作为中国教育学会比较教育分会会刊,杂志更名为《比较教育研究》。
杂志的创办对一门学科的发展及队伍的成长具有重要意义。列宁办《真理报》时讲过,办一个出版物对于宣传马克思主义、武装工人阶级思想、团结工人阶级、建立政党至关重要。其大意如此。这是从社会革命方面来讲的。从学科来讲,也需要通过刊物来发表研究成果、交流学术思想,同时给学者提供发表成果的平台,团结研究队伍,对于年青人的成长尤为重要。
我认为办好杂志的关键是质量。所以,我所主编的几份期刊都以文章质量为取舍稿件的标准。
五、比较教育学会要成为智囊团、资料库、
国际交流的平台和青年学者成长的舞台
记者:大师对于一所大学乃至学科而言无疑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在中国的教育学科,特别是比较教育学科,您都是一个象征性和标志性人物,对此您自己怎么看?在比较教育学科领域,您成功地培养出了我国第一位比较教育博士和第一位在中国获得人文社会科学博士学位的外国留学生。您具体是如何培养自己学生的,有没有一套比较有效的生成学生学术能力的培养机制?比如,比较教育学科有很强的跨学科性,不仅体现在研究内容上还体现在研究方法上,对此在人才培养中有什么具体做法?
顾明远:我原本是研究教育基本理论的,我除懂得俄语外,英文的水平很低,德语学过两年,也没有过关,不利于比较教育研究。所以,我对比较教育研究不深,贡献不大,只作了一些引导工作,提出一些想法而已,更说不上是大师。大学需要大师,可惜我们的青春都被浪费了,我开始比较教育研究已经年逾半百,所以难有成就。大师要靠我们新生一代了。
我培养研究生就是放开手让他们自己去研究。我的时间不如他们多、外文不如他们好、记忆力不如他们强、读的书不如他们多,怎么能指导他们?我只能指明方向,指出必读的书目,另外采取波珀尔证伪的方法,指出他们研究中的不正确的东西、不足的地方。如此而已。
记者:您曾担任过三届中国教育学会比较教育分会理事长,此后担任该会名誉会长至今,对学会发展有着切身的体验,为学会的发展作出了杰出的不可替代的贡献。您个人对学会的未来发展有什么期望?
顾明远:比较教育学会是比较教育学者的学术团体。学会的主要任务是团结大家开展研究和学术交流,繁荣比较教育学术。今后,希望学会开展多种学术活动,活跃学术气氛,坚持“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方针,开展交流和探讨,为我国教育改革和发展提供外国教育的经验,成为教育领导部门的智囊团、资料库、国际教育交流的平台和青年学者成长的舞台。
顾明远简介
顾明远,男,1929年10月生,江苏江阴人,现任中国教育学会会长,北京师范大学资深教授、博士生导师,教育部社会科学委员会副主任,教育部教师教育专家委员会主任,教育部教育发展研究中心专家咨询委员会副主任。
60多年来,顾先生一直在教育战线从事教学、科研和管理工作,在教育理论建设方面卓有建树,撰写论文400余篇,著述30余部,主要代表性著作包括:主编《教育大辞典》、《世界教育大事典》、《中国教育大系》,著有《比较教育导论》(合著)、《民族文化传统与教育现代化》(合著)、《我的教育探索》、《杂草集——顾明远教育随笔》、《野花集——顾明远教育随笔》、《教育:传统与变革》、《中国教育的文化基础》、《思考教育》等;多次担任国家及教育部重大项目的负责人,参与了若干次重大教育改革政策研究和咨询工作,如担任《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战略专题组组长等,为新中国教育事业的发展作出了重大的贡献。
顾明远教授在教学、科研、社会服务等领域取得的丰硕成果和作出的突出贡献获得了国内外学术界的高度认同。他先后于1991年获“全国优秀教师”称号,1991年获国务院政府特殊贡献津贴,1997年获曾宪梓教育基金会高等师范院校教师一等奖,1999年获北京市“人民教师”称号。2001年,香港教育学院授予顾明远教授首届“名誉教育博士学位”;2008年,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授予顾明远教授“荣誉教授”称号,这是该校有史以来第一次将这一荣誉授予中国学者;2009年,日本创价大学授予顾明远教授“名誉博士学位”。
编辑:陈 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