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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有“立德立功立言”的人生价值目标之说，并称“此之谓不朽”，将其奉为人生之至高境界以追求。大禹，即是这样一位极具代表性的历史人物。当然众多历史人物不可能在立德立功立言三个方面样样具备，况且三者之间又存在着相辅相成和正反参差的复杂情形，如有功而无德者有之，德好而无功者有之，但大禹无疑是立德立功的楷模和典范。尽管他在立言方面并未给后人留下什么述作，但却以治水有功以及建立“有夏”而彪炳史册，家喻户晓。
治水与国家的建立密切相关。马克思就曾说过，国家，特别是东方国家，作为一种公共权力机关，源于治水的需要。远古之时，中华大地一片汪洋，洪水滔滔，江河泛滥。大禹奉舜命治水13年，历尽千辛万苦，排除万难，终于成功地治理了河殇。正如毛泽东1935年10月在《念奴娇·昆仑》中所描述的那样，“夏日消溶，江河横溢，人或为鱼鳖。”意即，当江河成灾时，如无大禹治水，人也就会变成鱼鳖！大禹因此而成为夏朝的创建者，史称夏禹王。由治水而建立国家，大禹成就了千秋万代之功业，留下了“禹功”的千古美誉。功固不可没，然立德是立功的根基，正所谓德隆功高。大禹治水，“三过家门而不入”，为后人树立了一座一心为民、一心为公的功德丰碑。禹州、禹功矶、大禹庙、禹王碑等均以传诵大禹治水之功德而得名。
大禹在中国古代被尊奉为圣贤。毛泽东从小对大禹很崇拜，熟悉其人其事，在以后领导中国革命和建设事业的过程中，只要足迹所到有关大禹传说之处，他都必定亲自拜谒。大禹治水，愚公移山，是毛泽东用以激励民众意志和斗志的两个典型人物形象和事例。对大禹，毛泽东虽未有专篇论述，但他一方面高度颂扬大禹的劳苦功高，为官亦耕田，另一方面，又数次借大禹来论人说事，特别是借以歌颂人民的伟大，人民的力量。
第一次是评价著名翻译家和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吴亮平。吴亮平在文化事业上的最大贡献是翻译了恩格斯的名著《反杜林论》。1930年22岁的吴亮平从苏联回国后，在政治上遭受排挤、生活上极其艰苦的环境中，冒着酷暑，不畏艰难，于这年7、8、9三个月，翻译了晦涩难懂的《反杜林论》，11月这本译著由上海江南书店出版，不久，在北平等地翻印，很快流传全国。1931年毛泽东率领红军打下福建漳州时，从战利品中发现吴亮平翻译的《反杜林论》，如获至宝，一直带在身边，认真学习研究。1932年吴亮平进入中央苏区江西瑞金，在一次聚会中，经欧阳钦介绍，与毛泽东相识。毛泽东十分高兴，赞扬吴亮平“功盖群儒，其功劳不下于大禹治水”。此后，多次请吴到自己住处，一起谈论《反杜林论》中的理论问题。毛泽东对吴亮平说：“恩格斯这本书写得好，批（杜林）得全面彻底，深刻有力。你译得也好。”并说：“你的名字叫亮平，翻译用的是黎平，还是黎平好。”长征到达延安后，吴亮平在毛泽东的关怀下，将《反杜林论》整部译本重新审校一遍，于1940年在延安由解放出版社出版了第一次校订本。1954年吴亮平按照英、俄文本，参照德文本，作了再次校订，于1955年由人民出版社出版了第二次校订本。1974年10月又出版了第三次校订本。可见这部译著对党的理论贡献之巨大。
1936年6月至10月，美国著名记者，后来成为毛泽东和中国人民好朋友的斯诺在陕甘宁边区进行实地采访。7月16日，他第一次采访毛泽东，当时毛泽东点名让吴亮平担任译员。后来，毛泽东把吴亮平翻译《反杜林论》和接待斯诺并担任翻译两件事连起来赞扬吴亮平。1942年9月15日，毛泽东在致何凯丰的信中说，整风完后，中央须设一个大的编译部，并意见最好让吴亮平主持。他还说：“为全党着想，与其做地方工作，不如做翻译工作，学唐三藏及鲁迅，实是功德无量的。”1973年，周恩来总理传达了毛泽东对吴亮平翻译功绩的评价：其功不下于大禹治水，大禹是用疏导的办法来治水，吴亮平把《反杜林论》从国外介绍到中国来，把中国共产党、红军、中国革命的情况，通过斯诺介绍到全世界去。这一来一往，一进一出，此过程就像大禹治水一样。
第二次是1949年10月24日，毛泽东与当时的绥远省负责人谈话，在谈到“中国已归人民，一草一木都是人民的，任何事情我们都要负责并且管理好”时说：湖南有十万失业军政人员和广大的孤寡没有人管，如果只管共产党的孤寡就会出乱子，那就不是大禹治水，而是伯鲧治水了。伯鲧是夏禹的父亲，他治水采取筑坝防堵之法，在当时来说也是一种选择，也起到了一定的缓解作用，但终究不是根本的办法，难以根治水患；而大禹则在此基础上经过实地考察研究，采取了疏浚河道的方法，终于解除了滔滔洪水，平息了水患。毛泽东以史为镜，教育、告诫地方领导人要像大禹治水那样，以对人民高度负责的态度，采取切实可行的办法做好人员的安置和管理工作，由此向社会各界和国际社会展示中国共产党人的正义形象，证明中国共产党有能力解决国民党十万失业军政人员和广大孤寡群体生计等民生问题。
第三次是毛泽东1958年结合社会主义建设路线、只争朝夕搞建设以及“跃进”一词的发明使用，从三个不同的侧面再次谈到夏禹的功德。
在3月8日至26日召开的成都会议上，毛泽东在一次插话中指出：社会主义建设有两条路线，一条多、快、好、省，一条少、慢、差、费。比如水利建设，一为“排、大、国”，一为“蓄、小、群”，这不是两条路线吗？他说：把水排走是大禹的路线。过去从大的出发，依靠国家（过去依靠国家修了好多水库），现在是以蓄为主，小型为主，群众自办为主。以此说明社会主义建设必须走群众路线，按科学办事。
在这次会议上，毛泽东又一次以夏禹为勉励，他说：禹王惜寸阴，我们爱每一分钟。激励广大人民群众，为迅速改变国家的贫穷落后面貌，像大禹一样珍惜每一寸光阴，以时不我待的精神状态投入到社会主义建设的“大跃进”中去建功立业。毛泽东还鼓励人们要像古今中外那些创立新思想、新学派和搞出新创造、新发明的青年人那样敢想、敢说、敢做，如此才能大有作为。
还是在这次会议上，毛泽东在一次讲话中表扬周恩来1957年6月23日在全国人大会上所作的报告。报告中有两段话，批评了右派所谓“全面冒进”的攻击，同时肯定了1956年是“跃进的步骤”、“跃进的发展”。后来，毛泽东看了彭真1958年5月25日送上的1957年11月3日《人民日报》社论，说明最早使用“跃进”一词自此开始后，当即写了一封信，表彰发明这个词的人“其功不在禹下。如果要颁发博士头衔的话，我建议第一号博士赠与发明这个伟大口号（即‘跃进’）的那一位（或者几位）科学家”。表明毛泽东对经济“跃进（式）的发展”极其重视，对“跃进”一词格外欣赏，因此拿该词的发明使用与“禹功”相媲美。
人民领袖毛泽东对大禹的极力推崇和颂扬，寄托着他的人生理想和价值追求，蕴涵着深厚的道德观、群众观、功绩观和成才观。如，公而忘私高度负责造福万民的道德品质；带领群众不辞辛劳敢为人先的奋斗品格；调查研究探求规律依靠群众的工作方法；苦干巧干脚踏实地锲而不舍的创业精神，等等。汇成一句话，那就是，大德方能铸就盖世功勋。
毛泽东在革命和建设的不同时期几次专门提及和比照大禹治水的道德功劳，寓意深刻，对各级领导干部、科技工作者、理论工作者、新的社会阶层和广大劳动者，在人生中立德立功立言，价值很大。对于我们今天战胜前进道路上的艰难险阻，采取疏导或疏通的方法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解决就业等民生问题，实现和谐发展；刻苦钻研，在重大科技研发中攻克难关和在重大理论研究中锐意创新，建设创新型国家；以及在坚守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家庭美德，锤炼个人意志品格，修身养性，从而完善自我贡献社会等方面，具有十分重大的现实意义。对于彻底纠正醉心于做表面文章、搞形式主义，看似功、实则过的所谓“形象工程”和各种不正之风；转变不求有功、但求无过，保持现状、不求进取革新的保守心态，以及教育人们摒弃急功近利的功利主义、个人主义、官本位的思想意识，克服自私自利和浮躁行为，等等，同样具有十分重大的现实意义。大力弘扬历久弥新的大禹治水精神仍当其时。
作者贺永泰系复旦大学中共党史博士，赵芝瑞系延安大学政法学院教师
■ 责任编辑：晏蔚青
治水与国家的建立密切相关。马克思就曾说过，国家，特别是东方国家，作为一种公共权力机关，源于治水的需要。远古之时，中华大地一片汪洋，洪水滔滔，江河泛滥。大禹奉舜命治水13年，历尽千辛万苦，排除万难，终于成功地治理了河殇。正如毛泽东1935年10月在《念奴娇·昆仑》中所描述的那样，“夏日消溶，江河横溢，人或为鱼鳖。”意即，当江河成灾时，如无大禹治水，人也就会变成鱼鳖！大禹因此而成为夏朝的创建者，史称夏禹王。由治水而建立国家，大禹成就了千秋万代之功业，留下了“禹功”的千古美誉。功固不可没，然立德是立功的根基，正所谓德隆功高。大禹治水，“三过家门而不入”，为后人树立了一座一心为民、一心为公的功德丰碑。禹州、禹功矶、大禹庙、禹王碑等均以传诵大禹治水之功德而得名。
大禹在中国古代被尊奉为圣贤。毛泽东从小对大禹很崇拜，熟悉其人其事，在以后领导中国革命和建设事业的过程中，只要足迹所到有关大禹传说之处，他都必定亲自拜谒。大禹治水，愚公移山，是毛泽东用以激励民众意志和斗志的两个典型人物形象和事例。对大禹，毛泽东虽未有专篇论述，但他一方面高度颂扬大禹的劳苦功高，为官亦耕田，另一方面，又数次借大禹来论人说事，特别是借以歌颂人民的伟大，人民的力量。
第一次是评价著名翻译家和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吴亮平。吴亮平在文化事业上的最大贡献是翻译了恩格斯的名著《反杜林论》。1930年22岁的吴亮平从苏联回国后，在政治上遭受排挤、生活上极其艰苦的环境中，冒着酷暑，不畏艰难，于这年7、8、9三个月，翻译了晦涩难懂的《反杜林论》，11月这本译著由上海江南书店出版，不久，在北平等地翻印，很快流传全国。1931年毛泽东率领红军打下福建漳州时，从战利品中发现吴亮平翻译的《反杜林论》，如获至宝，一直带在身边，认真学习研究。1932年吴亮平进入中央苏区江西瑞金，在一次聚会中，经欧阳钦介绍，与毛泽东相识。毛泽东十分高兴，赞扬吴亮平“功盖群儒，其功劳不下于大禹治水”。此后，多次请吴到自己住处，一起谈论《反杜林论》中的理论问题。毛泽东对吴亮平说：“恩格斯这本书写得好，批（杜林）得全面彻底，深刻有力。你译得也好。”并说：“你的名字叫亮平，翻译用的是黎平，还是黎平好。”长征到达延安后，吴亮平在毛泽东的关怀下，将《反杜林论》整部译本重新审校一遍，于1940年在延安由解放出版社出版了第一次校订本。1954年吴亮平按照英、俄文本，参照德文本，作了再次校订，于1955年由人民出版社出版了第二次校订本。1974年10月又出版了第三次校订本。可见这部译著对党的理论贡献之巨大。
1936年6月至10月，美国著名记者，后来成为毛泽东和中国人民好朋友的斯诺在陕甘宁边区进行实地采访。7月16日，他第一次采访毛泽东，当时毛泽东点名让吴亮平担任译员。后来，毛泽东把吴亮平翻译《反杜林论》和接待斯诺并担任翻译两件事连起来赞扬吴亮平。1942年9月15日，毛泽东在致何凯丰的信中说，整风完后，中央须设一个大的编译部，并意见最好让吴亮平主持。他还说：“为全党着想，与其做地方工作，不如做翻译工作，学唐三藏及鲁迅，实是功德无量的。”1973年，周恩来总理传达了毛泽东对吴亮平翻译功绩的评价：其功不下于大禹治水，大禹是用疏导的办法来治水，吴亮平把《反杜林论》从国外介绍到中国来，把中国共产党、红军、中国革命的情况，通过斯诺介绍到全世界去。这一来一往，一进一出，此过程就像大禹治水一样。
第二次是1949年10月24日，毛泽东与当时的绥远省负责人谈话，在谈到“中国已归人民，一草一木都是人民的，任何事情我们都要负责并且管理好”时说：湖南有十万失业军政人员和广大的孤寡没有人管，如果只管共产党的孤寡就会出乱子，那就不是大禹治水，而是伯鲧治水了。伯鲧是夏禹的父亲，他治水采取筑坝防堵之法，在当时来说也是一种选择，也起到了一定的缓解作用，但终究不是根本的办法，难以根治水患；而大禹则在此基础上经过实地考察研究，采取了疏浚河道的方法，终于解除了滔滔洪水，平息了水患。毛泽东以史为镜，教育、告诫地方领导人要像大禹治水那样，以对人民高度负责的态度，采取切实可行的办法做好人员的安置和管理工作，由此向社会各界和国际社会展示中国共产党人的正义形象，证明中国共产党有能力解决国民党十万失业军政人员和广大孤寡群体生计等民生问题。
第三次是毛泽东1958年结合社会主义建设路线、只争朝夕搞建设以及“跃进”一词的发明使用，从三个不同的侧面再次谈到夏禹的功德。
在3月8日至26日召开的成都会议上，毛泽东在一次插话中指出：社会主义建设有两条路线，一条多、快、好、省，一条少、慢、差、费。比如水利建设，一为“排、大、国”，一为“蓄、小、群”，这不是两条路线吗？他说：把水排走是大禹的路线。过去从大的出发，依靠国家（过去依靠国家修了好多水库），现在是以蓄为主，小型为主，群众自办为主。以此说明社会主义建设必须走群众路线，按科学办事。
在这次会议上，毛泽东又一次以夏禹为勉励，他说：禹王惜寸阴，我们爱每一分钟。激励广大人民群众，为迅速改变国家的贫穷落后面貌，像大禹一样珍惜每一寸光阴，以时不我待的精神状态投入到社会主义建设的“大跃进”中去建功立业。毛泽东还鼓励人们要像古今中外那些创立新思想、新学派和搞出新创造、新发明的青年人那样敢想、敢说、敢做，如此才能大有作为。
还是在这次会议上，毛泽东在一次讲话中表扬周恩来1957年6月23日在全国人大会上所作的报告。报告中有两段话，批评了右派所谓“全面冒进”的攻击，同时肯定了1956年是“跃进的步骤”、“跃进的发展”。后来，毛泽东看了彭真1958年5月25日送上的1957年11月3日《人民日报》社论，说明最早使用“跃进”一词自此开始后，当即写了一封信，表彰发明这个词的人“其功不在禹下。如果要颁发博士头衔的话，我建议第一号博士赠与发明这个伟大口号（即‘跃进’）的那一位（或者几位）科学家”。表明毛泽东对经济“跃进（式）的发展”极其重视，对“跃进”一词格外欣赏，因此拿该词的发明使用与“禹功”相媲美。
人民领袖毛泽东对大禹的极力推崇和颂扬，寄托着他的人生理想和价值追求，蕴涵着深厚的道德观、群众观、功绩观和成才观。如，公而忘私高度负责造福万民的道德品质；带领群众不辞辛劳敢为人先的奋斗品格；调查研究探求规律依靠群众的工作方法；苦干巧干脚踏实地锲而不舍的创业精神，等等。汇成一句话，那就是，大德方能铸就盖世功勋。
毛泽东在革命和建设的不同时期几次专门提及和比照大禹治水的道德功劳，寓意深刻，对各级领导干部、科技工作者、理论工作者、新的社会阶层和广大劳动者，在人生中立德立功立言，价值很大。对于我们今天战胜前进道路上的艰难险阻，采取疏导或疏通的方法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解决就业等民生问题，实现和谐发展；刻苦钻研，在重大科技研发中攻克难关和在重大理论研究中锐意创新，建设创新型国家；以及在坚守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家庭美德，锤炼个人意志品格，修身养性，从而完善自我贡献社会等方面，具有十分重大的现实意义。对于彻底纠正醉心于做表面文章、搞形式主义，看似功、实则过的所谓“形象工程”和各种不正之风；转变不求有功、但求无过，保持现状、不求进取革新的保守心态，以及教育人们摒弃急功近利的功利主义、个人主义、官本位的思想意识，克服自私自利和浮躁行为，等等，同样具有十分重大的现实意义。大力弘扬历久弥新的大禹治水精神仍当其时。
作者贺永泰系复旦大学中共党史博士，赵芝瑞系延安大学政法学院教师
■ 责任编辑：晏蔚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