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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改革开放以来，在新公共管理变革运动的影响下，执政党开始转变公共服务理念，改革公共服务：由以GDP为中心，到“以人为本”，实施科学发展观。然而，以公共服务的改革为目标的新公共管理的变革，就如同多米诺骨牌效应，它早已超出了其最初的范围，引起了包括公共服务运作方式的变革、政府活动范围的变革、历史悠久的责任机制的变革以及公共部门学术研究的变革等等一系列连锁反应。这种变革无疑大大地增加了执政党的执政合法性，如果说国家是一种偶像的话，那么这一切“意外的变革”，就是偶像的再造过程，就是新公共管理的多米诺骨牌效应。
关键词：新公共管理；合法性；交往理性；问责制
中图分类号：D63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3）06-0005-02
“国家是一种偶像。一个国家，乃是一种或数种人民集合起来，占据一块土地，假定的名称；若除去人民，单剩一块土地，便不见国家在那里，便不知国家是什么”[1]。近一个世纪之前，陈独秀的这一声呐喊，激荡了多少仁人志士的壮志雄心。大概在那个风云际会的年代，由于中心文化的交锋，再加上思想的特立独行，世人对国家的种种问题进行了不懈的探求与思索。但正应了那句造化弄人，随着历史变幻无常地演绎，对于国家的盲目崇拜不仅没有减少，反而越发不可收拾。曾经一度，我们在政教合一的政治氛围中苦苦折腾，漫无目的地游荡……
但是要求进步的历史潮流终究是不可阻挡。种种磨难过后，我们终于再次睁眼看世界，朝那最耀眼的光辉，奋起直追。也基本就是在这时，西方国家也掀起了公共管理领域的“一场革命”，即“新公共管理”。新公共管理在尊崇市场力量、市场作用、市场机制的同时，将关注的重点放在政府公共部门内部，强调公共部门的内部理性化，主张通过引进市场机制来完善政府公共组织[2]。
对于这场席卷全球的新公共管理变革，中国不可能无动于衷，我们在勇敢借鉴西方先进文化的同时，紧密结合自己的国情，加紧脚步走上了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在这条道路上，我们愈走愈宽广，成绩喜人，可谓硕果累累。如今，我们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国际地位显著提高，中国人颇有扬眉吐气的感觉，真可谓大快人心。但是不可否认，成绩喜人的同时，形势也有逼人的一面。因为多年的改革开放在取得重大经济成就的同时，也导致了许多诸如行政效率低、政府内部官僚化畸形发展、政府过度垄断资源、权力腐败等等一系列问题，这一副產品，成为改革开放三十年最大的遗憾。
于是，为了重塑偶像的合法性，执政党开始转变公共服务理念，改革公共服务：由以GDP为中心，到“以人为本”，实施科学发展观，追赶新公共管理变革的脚步。然而，这种变革的效果就如同多米诺骨牌效应，“以公共服务的改革为目标的新公共管理的变革，早已超出了其最初的范围，引起了包括公共服务运作方式的变革、政府活动范围的变革、历史悠久的责任机制的变革以及公共部门学术研究的变革”[3]等等一系列连锁反应。而这一切“意外的变革”，就是偶像的再造过程，就是新公共管理的多米诺骨牌效应。
一、公共服务运作方式的变革——服务型政府的呼唤
“我不同意你的观点，但是我誓死捍卫你说话的权利”，这句话告诉我们，在政治对话中，交往理性非常重要！因为只有摒弃以自我为中心的交往观念，才可能真正实现交往主体的平等。而这种交往理性的增长，体现出公共服务运作方式变革的最大特点就是践行服务型政府的理念，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
首先，就是官民互动的语气由命令变为协商。在之前的交往中，官民对话语气是命令式的，政府充当完全的家长式身份，行为多是命令、管控、指导等等。但是在新公共管理的变革中，随着服务型政府口号的提出，政府的执政理念发生很大变化，人民当家做主的承诺渐渐变为现实，政府开始越来越多地践行公仆身份，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努力做到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
其次，就是运作平台的电子化与虚拟化。随着科技的进步，网络在公共服务运作中发挥着越来越大的作用，成为政府执政的新型平台。网络问政、政务微博等等新型运作方式的应用为更好地体察网络舆情发挥着不可小觑的作用，很好地促进了执政的科学化与民主化，能更好地做到从群众来到群众中去，使政府的措施与政策更好地反映公众的需求，更好地做到以人为本。
再次，就是话语主体由少而多。其根本原因就是随着公民社会的逐渐成长，国家话语权遭受挑战，由国家垄断的单一话语权转变为国家控股，公民和各民间组织参股的新型运作方式。而现在的监督机制逐渐完善，参与程度逐渐扩大，我国各种各样的听证会就是最好的例子，这无疑说明政治文明的进步。
二、政府活动范围的变革——新“圈地运动”
政府活动范围的变革，笔者称其为新“圈地运动”，只不过现在最大的特点是由大到小而非由小变大。奥斯本、盖布勒的合著《改革政府——企业精神如何改革着公营部门》提出了对政府进行再造和重塑的观点，在此简单列举如下：一是起催化作用的政府：掌舵而不是划桨；二是分权的政府：从等级制到参与协作；三是有使命感的政府：改变照章办事的组织[4]。
可以清楚地看到，由于转变了公共服务的运作方式和执政理念，在市场竞争和以人为本理念的引导下，政府的姿态明显降低，活动范围正在逐渐变小，由微观向宏观渐进转变。
1.起催化作用的政府：在经济领域，可以说，改革开放之前的那种计划式的、命令式的经济发展方式早已一去不复返。今天我们看到更多的是各种各样私有制经济体的蓬勃发展，大大小小的民间企业的崛起，各种个体、私营经济的壮大为市场的繁荣贡献了极大的力量。这种壮大与发展，是对国有经济的极大补充，它无形中提升了彼此的竞争力，形成共赢的局面，在另一方面，使得政府在经济领域的活动范围越来越小，由无微不至的微观渗透到把脉战略性宏观规划为主，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不断深化。
2.分权的政府：改革开放之前政府对权力的垄断现象随处可见，成为一种常态。由于制度设计的缺陷和漏洞，在特殊历史时期对民主和法治理念的践踏，导致公权力不断扩张，对私权的侵犯也习以为常。随着新公共管理变革的深入发展，社会的权力意识觉醒，而政府正好顺应了这种趋势，放权于民，放利于民，社会和基层被赋予越来越多的权力。分权成为一种趋势和民主政治发展的大潮流。今天在中国随处可见的社会组织，基层自治组织等等不断涌现并发展壮大，这既显示了社会民主的发展，同时也说明，官民互动和互信不断加深，党的执政自信度越来越饱满。可见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过程中，我们党积累了越来越多的经验。这是理念的自信，也是道路的自信。 三、历史悠久的责任机制的变革——问责制的回归
公共服务运作方式的转变和政府活动范围的变革也自然地引起责任机制的变革。这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首先，由于前所未有的“低姿态”和执政理念的转变，政府责任机制由单纯对上负责开始缓慢地向对下负责转变。无疑，之前这种责任机制的运行是在政府系统内部进行，按照严格的官僚制的模式由下对上负责，此时这种负责机制是封闭的，单向的。但是随着新公共管理的变革的深入，社会权利意识不断觉醒，再加上执政党执政理念的转变等等因素，人们对权力运行的种种问题进行了深刻反思，意识到权力为权利服务本来目的和最终归宿。下级政府在对上级政府负责的同时，也越来越多地考虑社会和公民的利益诉求。
其次，就是问责制的逐渐发展和完善，让人颇有耳目一新的感觉，笔者称之为“刑上大夫”。这种转变除了能体现出政府的为民负责态度外，还是和我们的选举制度有莫大关联的：自治的层级越来越高（趋势）、自治组织越来越多。再往前推，又是和权力的来源问题相关的：权为民所赋[5]。根据契约精神，权力自然要为权利进行服务。这种责任机制的变革传递了这样一个信号，那就是三大政治元问题：权力的来源、权力的监督、权力的归宿[6]，开始被认真对待，这无疑是可喜的变化。
四、“走出去”的学术
学术研究的变革最主要的特点就是研究对象和范围的重大突破。从这个角度讲，用“走出去”这个有特定含义的词来概括似无不妥，当然这和大的时事背景密不可分。随着社会的发展，各种各样的问题如排山倒海之势扑面而来，让执政者应接不暇，但对于学术研究者来说也算一喜。以前的研究大概只是局限在那个狭小的圈子和领域里，撰写应景文章，以达帝听。而现在有如此多的素材，有如此广泛的领域可供研究，有如此多的对象可供捕捉，可不一喜？当然学术免不了充当咨询甚至智囊的角色，甚至随着专业化分工越来越细，学术研究也越来越精细，越来越深入，但主要还是领域和范围的拓展，如今已有越来越多的民间研究机构、咨询公司开始出现。以高校为例，试问在中国，哪个像样点的大学研究机构不是琳琅满目？甚至有的高校教师直接为校外企业充当“智囊”，为其做参谋和培训，真是可喜可贺！
如此总结上述四点，并不是说他们是依次成长的，有明显的先后顺序，而是各个环节相互配合、相互作用的，既彼此借重又相互影响。其结果是共同发育，也必然会共同成熟。这就是已经发生的、并还在进行着的新公共管理的变革史，可以说，新公共管理引发的变革正成为一种不可改变的现实。毫无疑问，这极大地促进了公民社会的成长，虽然对于公权力是一个不小的挑战，但是它直接促使执政方式和执政理念进一步趋于科学和理性。
这种变革引发的现实，按陈独秀的观点，国家这个偶像应该是受损的，该是破坏的过程，怎么可以说这是再造呢？但换个思维，这个偶像“改邪归正”，不是每个公民的夙愿吗？一个渐渐趋好的政府不就是我们梦寐以求的吗？虽然潘恩说过：“社会在各种情况下都是受人欢迎的，可政府即使是在它最好的情况下，也不过是一件免不了的祸害。而在其最坏时就成了不可容忍的祸害”[7]。但是不可否认的是，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新公共管理的变革运动发生以来，在执政党的坚强领导下，我们的政府正在朝着越来越好的方向努力，老百姓正享受着改革开放带来的越来越多的福利。我们有理由相信，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下，在全体社会的共同努力下，我们的社会会渐趋和谐，我们的公民会越来越幸福，我们定会建造一个美丽中国，这是我们共同的中国梦！
参考文献：
[1]陈独秀，等.新青年（中）[M].北京：中国书店，2012：95.
[2]周志忍.当代国外行政改革比较研究[M].北京：国家行政学院出版社，1999：24.
[3][澳]欧文·E.休斯.公共管理导论：第三版[M].张成福，等，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326.
[4]奥斯本，盖布勒.改革政府——企业精神如何改革着公营部门[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6.
[5]俞可平.敬畏民意[M].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2.
[6]荣剑.“红后”的忧患意识与路径依赖[EB/OL].http：//www.21ccom.net/articles/zgyj/gqmq/article_2012060461115.html
[7]托馬斯·潘恩.常识[M].北京：华夏出版社，2004.
关键词：新公共管理；合法性；交往理性；问责制
中图分类号：D63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3）06-0005-02
“国家是一种偶像。一个国家，乃是一种或数种人民集合起来，占据一块土地，假定的名称；若除去人民，单剩一块土地，便不见国家在那里，便不知国家是什么”[1]。近一个世纪之前，陈独秀的这一声呐喊，激荡了多少仁人志士的壮志雄心。大概在那个风云际会的年代，由于中心文化的交锋，再加上思想的特立独行，世人对国家的种种问题进行了不懈的探求与思索。但正应了那句造化弄人，随着历史变幻无常地演绎，对于国家的盲目崇拜不仅没有减少，反而越发不可收拾。曾经一度，我们在政教合一的政治氛围中苦苦折腾，漫无目的地游荡……
但是要求进步的历史潮流终究是不可阻挡。种种磨难过后，我们终于再次睁眼看世界，朝那最耀眼的光辉，奋起直追。也基本就是在这时，西方国家也掀起了公共管理领域的“一场革命”，即“新公共管理”。新公共管理在尊崇市场力量、市场作用、市场机制的同时，将关注的重点放在政府公共部门内部，强调公共部门的内部理性化，主张通过引进市场机制来完善政府公共组织[2]。
对于这场席卷全球的新公共管理变革，中国不可能无动于衷，我们在勇敢借鉴西方先进文化的同时，紧密结合自己的国情，加紧脚步走上了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在这条道路上，我们愈走愈宽广，成绩喜人，可谓硕果累累。如今，我们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国际地位显著提高，中国人颇有扬眉吐气的感觉，真可谓大快人心。但是不可否认，成绩喜人的同时，形势也有逼人的一面。因为多年的改革开放在取得重大经济成就的同时，也导致了许多诸如行政效率低、政府内部官僚化畸形发展、政府过度垄断资源、权力腐败等等一系列问题，这一副產品，成为改革开放三十年最大的遗憾。
于是，为了重塑偶像的合法性，执政党开始转变公共服务理念，改革公共服务：由以GDP为中心，到“以人为本”，实施科学发展观，追赶新公共管理变革的脚步。然而，这种变革的效果就如同多米诺骨牌效应，“以公共服务的改革为目标的新公共管理的变革，早已超出了其最初的范围，引起了包括公共服务运作方式的变革、政府活动范围的变革、历史悠久的责任机制的变革以及公共部门学术研究的变革”[3]等等一系列连锁反应。而这一切“意外的变革”，就是偶像的再造过程，就是新公共管理的多米诺骨牌效应。
一、公共服务运作方式的变革——服务型政府的呼唤
“我不同意你的观点，但是我誓死捍卫你说话的权利”，这句话告诉我们，在政治对话中，交往理性非常重要！因为只有摒弃以自我为中心的交往观念，才可能真正实现交往主体的平等。而这种交往理性的增长，体现出公共服务运作方式变革的最大特点就是践行服务型政府的理念，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
首先，就是官民互动的语气由命令变为协商。在之前的交往中，官民对话语气是命令式的，政府充当完全的家长式身份，行为多是命令、管控、指导等等。但是在新公共管理的变革中，随着服务型政府口号的提出，政府的执政理念发生很大变化，人民当家做主的承诺渐渐变为现实，政府开始越来越多地践行公仆身份，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努力做到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
其次，就是运作平台的电子化与虚拟化。随着科技的进步，网络在公共服务运作中发挥着越来越大的作用，成为政府执政的新型平台。网络问政、政务微博等等新型运作方式的应用为更好地体察网络舆情发挥着不可小觑的作用，很好地促进了执政的科学化与民主化，能更好地做到从群众来到群众中去，使政府的措施与政策更好地反映公众的需求，更好地做到以人为本。
再次，就是话语主体由少而多。其根本原因就是随着公民社会的逐渐成长，国家话语权遭受挑战，由国家垄断的单一话语权转变为国家控股，公民和各民间组织参股的新型运作方式。而现在的监督机制逐渐完善，参与程度逐渐扩大，我国各种各样的听证会就是最好的例子，这无疑说明政治文明的进步。
二、政府活动范围的变革——新“圈地运动”
政府活动范围的变革，笔者称其为新“圈地运动”，只不过现在最大的特点是由大到小而非由小变大。奥斯本、盖布勒的合著《改革政府——企业精神如何改革着公营部门》提出了对政府进行再造和重塑的观点，在此简单列举如下：一是起催化作用的政府：掌舵而不是划桨；二是分权的政府：从等级制到参与协作；三是有使命感的政府：改变照章办事的组织[4]。
可以清楚地看到，由于转变了公共服务的运作方式和执政理念，在市场竞争和以人为本理念的引导下，政府的姿态明显降低，活动范围正在逐渐变小，由微观向宏观渐进转变。
1.起催化作用的政府：在经济领域，可以说，改革开放之前的那种计划式的、命令式的经济发展方式早已一去不复返。今天我们看到更多的是各种各样私有制经济体的蓬勃发展，大大小小的民间企业的崛起，各种个体、私营经济的壮大为市场的繁荣贡献了极大的力量。这种壮大与发展，是对国有经济的极大补充，它无形中提升了彼此的竞争力，形成共赢的局面，在另一方面，使得政府在经济领域的活动范围越来越小，由无微不至的微观渗透到把脉战略性宏观规划为主，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不断深化。
2.分权的政府：改革开放之前政府对权力的垄断现象随处可见，成为一种常态。由于制度设计的缺陷和漏洞，在特殊历史时期对民主和法治理念的践踏，导致公权力不断扩张，对私权的侵犯也习以为常。随着新公共管理变革的深入发展，社会的权力意识觉醒，而政府正好顺应了这种趋势，放权于民，放利于民，社会和基层被赋予越来越多的权力。分权成为一种趋势和民主政治发展的大潮流。今天在中国随处可见的社会组织，基层自治组织等等不断涌现并发展壮大，这既显示了社会民主的发展，同时也说明，官民互动和互信不断加深，党的执政自信度越来越饱满。可见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过程中，我们党积累了越来越多的经验。这是理念的自信，也是道路的自信。 三、历史悠久的责任机制的变革——问责制的回归
公共服务运作方式的转变和政府活动范围的变革也自然地引起责任机制的变革。这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首先，由于前所未有的“低姿态”和执政理念的转变，政府责任机制由单纯对上负责开始缓慢地向对下负责转变。无疑，之前这种责任机制的运行是在政府系统内部进行，按照严格的官僚制的模式由下对上负责，此时这种负责机制是封闭的，单向的。但是随着新公共管理的变革的深入，社会权利意识不断觉醒，再加上执政党执政理念的转变等等因素，人们对权力运行的种种问题进行了深刻反思，意识到权力为权利服务本来目的和最终归宿。下级政府在对上级政府负责的同时，也越来越多地考虑社会和公民的利益诉求。
其次，就是问责制的逐渐发展和完善，让人颇有耳目一新的感觉，笔者称之为“刑上大夫”。这种转变除了能体现出政府的为民负责态度外，还是和我们的选举制度有莫大关联的：自治的层级越来越高（趋势）、自治组织越来越多。再往前推，又是和权力的来源问题相关的：权为民所赋[5]。根据契约精神，权力自然要为权利进行服务。这种责任机制的变革传递了这样一个信号，那就是三大政治元问题：权力的来源、权力的监督、权力的归宿[6]，开始被认真对待，这无疑是可喜的变化。
四、“走出去”的学术
学术研究的变革最主要的特点就是研究对象和范围的重大突破。从这个角度讲，用“走出去”这个有特定含义的词来概括似无不妥，当然这和大的时事背景密不可分。随着社会的发展，各种各样的问题如排山倒海之势扑面而来，让执政者应接不暇，但对于学术研究者来说也算一喜。以前的研究大概只是局限在那个狭小的圈子和领域里，撰写应景文章，以达帝听。而现在有如此多的素材，有如此广泛的领域可供研究，有如此多的对象可供捕捉，可不一喜？当然学术免不了充当咨询甚至智囊的角色，甚至随着专业化分工越来越细，学术研究也越来越精细，越来越深入，但主要还是领域和范围的拓展，如今已有越来越多的民间研究机构、咨询公司开始出现。以高校为例，试问在中国，哪个像样点的大学研究机构不是琳琅满目？甚至有的高校教师直接为校外企业充当“智囊”，为其做参谋和培训，真是可喜可贺！
如此总结上述四点，并不是说他们是依次成长的，有明显的先后顺序，而是各个环节相互配合、相互作用的，既彼此借重又相互影响。其结果是共同发育，也必然会共同成熟。这就是已经发生的、并还在进行着的新公共管理的变革史，可以说，新公共管理引发的变革正成为一种不可改变的现实。毫无疑问，这极大地促进了公民社会的成长，虽然对于公权力是一个不小的挑战，但是它直接促使执政方式和执政理念进一步趋于科学和理性。
这种变革引发的现实，按陈独秀的观点，国家这个偶像应该是受损的，该是破坏的过程，怎么可以说这是再造呢？但换个思维，这个偶像“改邪归正”，不是每个公民的夙愿吗？一个渐渐趋好的政府不就是我们梦寐以求的吗？虽然潘恩说过：“社会在各种情况下都是受人欢迎的，可政府即使是在它最好的情况下，也不过是一件免不了的祸害。而在其最坏时就成了不可容忍的祸害”[7]。但是不可否认的是，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新公共管理的变革运动发生以来，在执政党的坚强领导下，我们的政府正在朝着越来越好的方向努力，老百姓正享受着改革开放带来的越来越多的福利。我们有理由相信，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下，在全体社会的共同努力下，我们的社会会渐趋和谐，我们的公民会越来越幸福，我们定会建造一个美丽中国，这是我们共同的中国梦！
参考文献：
[1]陈独秀，等.新青年（中）[M].北京：中国书店，2012：95.
[2]周志忍.当代国外行政改革比较研究[M].北京：国家行政学院出版社，1999：24.
[3][澳]欧文·E.休斯.公共管理导论：第三版[M].张成福，等，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326.
[4]奥斯本，盖布勒.改革政府——企业精神如何改革着公营部门[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6.
[5]俞可平.敬畏民意[M].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2.
[6]荣剑.“红后”的忧患意识与路径依赖[EB/OL].http：//www.21ccom.net/articles/zgyj/gqmq/article_2012060461115.html
[7]托馬斯·潘恩.常识[M].北京：华夏出版社，20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