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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一家企业原本是国有独资企业。其后改制，包括引入境外战略投资者，从而形成两家国资分别持股22%、战略投资者持股15%、公司管理层及员工持股40%的股权结构。公司从原来的亏损快速变为每年盈利数千万元。无疑，国企股权的合理优化提升了企业的竞争力。
近年来，国企母公司层面改制进展缓慢，国有控股上市公司则普遍存在一股独大。在业内人士看来，国企股权改革的一大可选项，应该是“做除法”，即将股权结构从一家国资持股机构（国资委、国企）控股变为多家国资机构持有、共同控股，同时消除一股独大。这样一来有利于完善国企治理，在相当程度上为松绑国企高管，进而为“解放”国企高管增加可能。
“做除法”激活高管
长期以来，一股独大制约了国企的活力，相当程度上捆住了国企高管的手脚，“管得太多、太死”是不少国企高管对国资监管体系的切身感受。
母公司层面，央企、地方国企目前基本为国有独资。在公司内部，由于缺乏股东制衡，即使推行了外部董事制度、外派监事会制度，国企公司治理依然瓶颈明显。曾担任国务院国有重点大型企业监事会主席的张德霖对《董事会》表示：“国有独资公司如何建立有效的公司治理？实践当中的很多问题还需要时间来解决。我们很多时候把问题搞复杂了。国有独资情况下，我个人认为，这样的企业很难存在现代意义上的公司治理，从而也就很难有现代意义上的公司监督。真正意义上的公司治理应当是建立在财产权多元化的前提下的。至于国有独资企业，在现有的情况下主要是个管理问题，而不是治理问题，可以执行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法，也可以执行公司法中关于国有独资公司的相关规定。”
由于股权过于集中，国企机制市场化推行缓慢，国企高管往往是实业家而非企业家。一如激励方面，国企普遍存在“薪酬倒挂”，即母公司的薪酬水平低于子公司，子公司低于孙公司。重要的原因即是，母公司层面的薪酬受到国资监管机构的严格控制，孙公司市场化程度则相对高很多。一位央企董事长就坦言，自己当前的薪酬是十年前的80%。
国有控股上市公司层面，一股独大对公司治理的负面影响也很大，国企大股东往往难以做到用市场化方式处理同上市公司的关系。经常出现的情况是，国企上市了，机制层面往往跟传统国企机制差别不大。国有控股股东与上市公司是行政命令式的上下级关系，国有控股股东有权对上市公司进行全方位的管理，以管理代替治理，上市公司严重缺乏独立性。上海家化董事长前任葛文耀曾直言，“我们家化给国家（出资人）干预三次，每次都差点死掉。”国务院国资委官员则对《董事会》发出感慨，估计国企内部机制的改变需要一代人。
给股权产权做除法，无疑有利于进一步打破传统国企不适应市场经济的旧体制瓶颈，通过股权多元化博弈提升效率，以市场化方式激活国企高管。
由于种种原因，相当一部分国企股权转让存在难度，关于国资流失、转让定价等备受争议。在这个意义上，做除法是基于国企改革发展阶段的一种现实选择，股权优化的效果可能并不如大力度引入民企、外资，但在一些情况下效果类似“改良”。
江西省政协经济科技委员会副主任、原江西国资委主任李天鸥对《董事会》表示，做除法是一个可选项，但不一定是最好的选项。供职于江苏国资委的宋文阁则认为：除法有点意义，能体现国企改革的决心，但意义不大。对于已有国企，做除法，可以在各级国资委、央企、地方国企之间。对于新设立的国企，则完全可以一开始就形成除法式的股权结构。
改革动了谁的“奶酪”
实践证明，给国企做除法是可行的，相当程度上松绑、激活了国企高管。
长期以来招商银行并无实际控制人。截至2013年9月底，第一大股东招商局持股17.93%，前十大股东中，央企中国远洋持股6.2%、广州海运2.93%，中国交建1.78%，国资委旗下央企加起来持股近29%，地方国企上海汽车持股1.71%。国有资本事实上保持了对招商银行的控制。这种股权格局为公司按照市场规律治理创造了条件。比如在激励方面，时任行长马蔚华年薪可以达到963万元，实现职业经理人的市场化定价。
海通证券同样是国企除法的格局。目前海通证券的前十大股东中，第一大股东光明食品集团持股4.43%，上海海烟4.18%，上海电气集团3.93%，申能集团3.36%，上海久事2.45%，上海友谊集团2.24%，上海兰生股份公司1.99%，文汇新民报业1.93%。无一股独大，但加起来，国有资本相对控股。
李天鸥认为，国企股权多元化改革应该是多种所有制共存。做除法也为国企更彻底的股权改革增强了可能。
当然，给国企产权做除法，最大的难题，可能不在于具体操作方案的科学性，而在于改革者是否有决心、公心。这种改革，最先动的，无疑是国企母公司乃至国资委的“奶酪”。做除法，也意味着对当前国资监管体系的较大变革。
据国务院国资委研究中心主任李保民透露，在国务院国资委制定、已经成形的《深化国有企业改革的指导意见》中，国企产权多元化将成为未来国企改制的一大重点，一如吸引非国有经济主体参股、吸引外资外商，允许经营管理者持股，包括期权激励甚至MBO，鼓励公有产权之间互相交叉持股。只是，此意见原本2013年上半年推出，但至今仍未面世。
一旦改革推进，国企高管无疑是产权除法的较大受益人，倘若此间能够在制度安排下完成转身，告别等级制、行政化身份，真正向职业经理人转变，那将是国企之幸。
近年来，国企母公司层面改制进展缓慢，国有控股上市公司则普遍存在一股独大。在业内人士看来，国企股权改革的一大可选项，应该是“做除法”，即将股权结构从一家国资持股机构（国资委、国企）控股变为多家国资机构持有、共同控股，同时消除一股独大。这样一来有利于完善国企治理，在相当程度上为松绑国企高管，进而为“解放”国企高管增加可能。
“做除法”激活高管
长期以来，一股独大制约了国企的活力，相当程度上捆住了国企高管的手脚，“管得太多、太死”是不少国企高管对国资监管体系的切身感受。
母公司层面，央企、地方国企目前基本为国有独资。在公司内部，由于缺乏股东制衡，即使推行了外部董事制度、外派监事会制度，国企公司治理依然瓶颈明显。曾担任国务院国有重点大型企业监事会主席的张德霖对《董事会》表示：“国有独资公司如何建立有效的公司治理？实践当中的很多问题还需要时间来解决。我们很多时候把问题搞复杂了。国有独资情况下，我个人认为，这样的企业很难存在现代意义上的公司治理，从而也就很难有现代意义上的公司监督。真正意义上的公司治理应当是建立在财产权多元化的前提下的。至于国有独资企业，在现有的情况下主要是个管理问题，而不是治理问题，可以执行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法，也可以执行公司法中关于国有独资公司的相关规定。”
由于股权过于集中，国企机制市场化推行缓慢，国企高管往往是实业家而非企业家。一如激励方面，国企普遍存在“薪酬倒挂”，即母公司的薪酬水平低于子公司，子公司低于孙公司。重要的原因即是，母公司层面的薪酬受到国资监管机构的严格控制，孙公司市场化程度则相对高很多。一位央企董事长就坦言，自己当前的薪酬是十年前的80%。
国有控股上市公司层面，一股独大对公司治理的负面影响也很大，国企大股东往往难以做到用市场化方式处理同上市公司的关系。经常出现的情况是，国企上市了，机制层面往往跟传统国企机制差别不大。国有控股股东与上市公司是行政命令式的上下级关系，国有控股股东有权对上市公司进行全方位的管理，以管理代替治理，上市公司严重缺乏独立性。上海家化董事长前任葛文耀曾直言，“我们家化给国家（出资人）干预三次，每次都差点死掉。”国务院国资委官员则对《董事会》发出感慨，估计国企内部机制的改变需要一代人。
给股权产权做除法，无疑有利于进一步打破传统国企不适应市场经济的旧体制瓶颈，通过股权多元化博弈提升效率，以市场化方式激活国企高管。
由于种种原因，相当一部分国企股权转让存在难度，关于国资流失、转让定价等备受争议。在这个意义上，做除法是基于国企改革发展阶段的一种现实选择，股权优化的效果可能并不如大力度引入民企、外资，但在一些情况下效果类似“改良”。
江西省政协经济科技委员会副主任、原江西国资委主任李天鸥对《董事会》表示，做除法是一个可选项，但不一定是最好的选项。供职于江苏国资委的宋文阁则认为：除法有点意义，能体现国企改革的决心，但意义不大。对于已有国企，做除法，可以在各级国资委、央企、地方国企之间。对于新设立的国企，则完全可以一开始就形成除法式的股权结构。
改革动了谁的“奶酪”
实践证明，给国企做除法是可行的，相当程度上松绑、激活了国企高管。
长期以来招商银行并无实际控制人。截至2013年9月底，第一大股东招商局持股17.93%，前十大股东中，央企中国远洋持股6.2%、广州海运2.93%，中国交建1.78%，国资委旗下央企加起来持股近29%，地方国企上海汽车持股1.71%。国有资本事实上保持了对招商银行的控制。这种股权格局为公司按照市场规律治理创造了条件。比如在激励方面，时任行长马蔚华年薪可以达到963万元，实现职业经理人的市场化定价。
海通证券同样是国企除法的格局。目前海通证券的前十大股东中，第一大股东光明食品集团持股4.43%，上海海烟4.18%，上海电气集团3.93%，申能集团3.36%，上海久事2.45%，上海友谊集团2.24%，上海兰生股份公司1.99%，文汇新民报业1.93%。无一股独大，但加起来，国有资本相对控股。
李天鸥认为，国企股权多元化改革应该是多种所有制共存。做除法也为国企更彻底的股权改革增强了可能。
当然，给国企产权做除法，最大的难题，可能不在于具体操作方案的科学性，而在于改革者是否有决心、公心。这种改革，最先动的，无疑是国企母公司乃至国资委的“奶酪”。做除法，也意味着对当前国资监管体系的较大变革。
据国务院国资委研究中心主任李保民透露，在国务院国资委制定、已经成形的《深化国有企业改革的指导意见》中，国企产权多元化将成为未来国企改制的一大重点，一如吸引非国有经济主体参股、吸引外资外商，允许经营管理者持股，包括期权激励甚至MBO，鼓励公有产权之间互相交叉持股。只是，此意见原本2013年上半年推出，但至今仍未面世。
一旦改革推进，国企高管无疑是产权除法的较大受益人，倘若此间能够在制度安排下完成转身，告别等级制、行政化身份，真正向职业经理人转变，那将是国企之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