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目前，复旦正在制定《复旦大学章程》，以限制校长和其他行政管理者的权力。作为教育部大学内部结构治理的试点高校，复旦大学此举有何示范意义？从“理想”到“现实”，大学权力的回归还有多少路要走？就相关问题，本刊组织了此次讨论。
　　
　　复旦大学校长日前透露，复旦正在制定《复旦大学章程》以限制校长和其他行政管理者的权力。据悉，复旦的一项重大改革是校领导和部处负责人退出学术委员会、教学指导委员会，以隔离行政权力和学术权力。
　　任何人的权力都不能无边，大学校长自然也不例外，但现实中，校长的确是表现出权力无边的样子，校内许多事情，往往是校长一个人说了算。从这个意义上说，复旦大学用“章程”来限制校长权力，是有积极意义的。不过，从现实的窘境来看，恐怕是“理想主义”的成分多一些。
　　复旦校长杨玉良说，“我是一个不可救药的理想主义者，但同时又是一个现实主义者，无论是大学还是媒体，我们都需要理想的灯塔照亮现实的道路。”他这样说，也是这样做，因此，凭借自己手中的权力制定《复旦大学章程》，这种自己给自己套上“紧箍咒”，的确是基于自我的权力觉醒，但对于其他人来说，有示范意义吗？这种靠校长个人的道德觉醒来推行某种制度，在现实中恐怕很难推广——既然现在校长可以出台一个给自己限权的制度，那下一个校长难道就不能消除这个限权的制度吗？
　　从大学过度行政化的角度看，大学的校长是很需要进行限权的。世界著名数学家丘成桐教授曾言：“一个教授年薪10〜20万，培养1000个教授的花费跟中国所有高校校长请客吃饭的钱加起来差不多。”请客，就是校长权力的一个体现。请的理由可能千奇百怪，但肯定有不得不请的理由，因为不请客，可能对学校不利。显然，大学权力在校内，问题却可能在校外。
　　南科大虽然终于开始招生了，但招得有点尴尬。想要去行政化，却要受到行政化之累。南科大的行为，显然是有些“理想化”，这一点复旦的“章程”限制校长权力，何尝不是？
　　“理想很丰满，现实很干枯”。在过度行政化的今天，行政化已经是一个非常难缠的障碍物，这很需要类似南科大、复旦这样的“理想化”尝试，但睥睨现实，是“理想主义”多于“现实主义”，我们只能给予掌声和围观热情，但愿他们走得更远，毕竟这是我们共同的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