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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乾嘉年间，诗学十分发达，沈德潜的格调说、袁枚的性灵说与翁方纲的肌理说三足鼎立。沈德潜的“格调说”实质就是温柔敦厚的风雅说的外现，强调诗歌应“理性情”、“善伦物”，同时“亦须论法”。袁枚的“性灵说”也讲“性情”，但他所说的“性情”恰恰是与“人伦”相对的童心、个人、自然、生命，是生命与情感的感动与兴会，尤其是灵机的一动，尽管从根本上说这些与孔门诗学并不相违。针对格调、性灵等说，翁方纲提出了大不相同的“肌理说”，主张诗歌应该义理、肌理、文理三者皆备。其中，“义理”是其最深层，“肌理”是中间层，“文理”是表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