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1000年，正值宋朝第三位皇帝真宗咸平三年。宋代中国是世界近代化前奏的说法，不限于内藤湖南等日本学者。当代美国的比较历史家麦克尼尔在《权力的追求》中也说:“本书的假设是:中国在一千年前后转向市场调节的行为颠覆了世界史的一个关键性的平衡。我相信中国的例子启动了人类的一个千年探索，去发现在协调大规模行为这一点上，从价格和私人或小团体(合伙或公司)对私利的看法出发，会有些什么成果。”
　　
　　最早由文官统治的国家
　　麦克尼尔的中国在近千年之始领先于世界之说，其前提仍然是以它未能发展出全面的市场经济为归依，并举出惯用的解释，如中央集权的官僚体制对商人的抑制之类。问题在于，中国历史发展的形态是否含有达到全面市场经济这个目的，值得商榷。然而，在我们探讨宋朝是否世界“近代化”的早春，仍得用西方“近代化”的标准，例如：市场经济和货币经济的发达、都市化、政治的文官化、科技的新突破、思想与文化的世俗化、民族国家的成形以及国际化，等等。这一组因素，宋代的中国似乎全部齐备，并且比西方提早五百年。
　　隋朝重建科举制度以来，世袭的门阀对政治的垄断被打破，至唐末，中古式的贵族政治整个没落。宋代上承此势，由科举制度出身的文官政治变成主流。此外，宋朝的创立者有鉴于唐末五代武人跋扈，遂采取重文轻武的措施，使中国成为世界上最先由文官统治的国家。
　　
　　不抑兼并的土地政策
　　在财产关系上，宋代也由门阀私有制和国家分配土地制转变为土地自由买卖和契约化。世族门阀的消失，使魏晋以来一直盛行的庄园制度为地主制度与小农耕作所取代。至于国家方面，也基本上放弃用国有土地授田给无耕地农民，以减轻土地兼并、调节贫富不均的施政。
　　宋代的土地政策是“田制不立”“不抑兼并”。国有土地虽仍存在，但占全部土地的很小比例，其功能也不积极。一般是放任土地自由买卖，国家只收登记费用。至于租佃的契约，则多半由私人之间决定。
　　自汉代以来，中央一直视抑制兼并为正途，不但为了防止形成地方割据势力，也尽量避免因贫富不均导致农民战争暴发，虽然这个政策成功的时期不多。皇室、外戚、公卿、宦官、豪商或竞争或勾结，对无权无助的农民进行蚕食，结果总造成“富者田连阡陌、贫者无立锥之地”的局面。
　　从汉末经魏晋至南北朝，甚至形成世族地主的庄园制度，长达四个世纪。中央试图调节贫富不均是基于皇权生存的考虑，但其立论常依据乌托邦式的理想。王莽的恢复“井田制”，与北魏北周的“均田制”，都宣称是对古代周礼的回归。
　　但自从中唐推行“两税制”以来，国家基本上放弃大规模的平均土地的尝试，虽然这个思想深入民心，时隐时现。由于均田制的崩坏，唐朝于公元780年实行“两税制”，基本上是对两项现实—私有制和货币经济—的让步。
　　在均田制底下，农民对土地只有使用权，死后必须归还国家，由国家对新户主重新分配，而国家在这个基础上抽取租庸调，并建立寓兵于农的府兵制。
　　两税制把税制简单化，只收户税和地税，分摊夏秋两季征收，地税征收谷物，户税则全以现钱计算。宋代上承唐代两税制，也轻丁口税而重田产税。
　　从此国家基本上认可私有财产，并着眼于政府的现款运转。它“从由来以久的国家必须负责纠正土地分配不均的教义全面撤退”。至于“井田制”或“均田制”，虽然与现代社会主义思想引起共鸣，却是财产关系与市场关系不发达的症候。北朝的北魏北周能够实行均田制，正因为华北落后，而执政者又是外族的原因。至隋唐大一统后，均田制并不实行于较发达的华南。
　　
　　社会关系契约化
　　宋代“不抑兼并”，并不造成魏晋南北朝式的世族庄园所有制，因为科举制度已大致上决定社会地位的升降，造成社会阶层的流动性，市场的发达也促进地产转手之快速，“三世而衰”变成常态。士大夫和官宦家族为了保持家道不中落，遂有投资于族田之举，为了保持家族的延续，用修订族谱人工地维持家族不散这个风尚也开始盛行。
　　“不抑兼并”虽不造成世族对政权的垄断，仍不可避免地导致土地兼并。这个趋势在王安石变法时期已颇为严重，但王安石主张国家对社会的干涉，不再是平均地权而是对小农作出贷款，亦即是提高生产、发展国民经济，而不是搞平均主义。而王安石把老百姓对国家的服役变成用现钱折算，地方对中央的贡改为比较市价后进行采购，都是市场和货币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才可能出现的政策。
　　在宋代，中古式的身份制虽仍残存，但政府基于财政的考虑把全国居民分为“主户”与“客户”，亦即是只看财产，不看身份。拥有财产的主户直接承担各种赋税，无产业的客户则不直接承担。
　　在乡间，客户是指佃农，他们不再是从前世族地主的“私属”，而是直接编入国家的户籍。在城市里，主户身份并不以房地产之有无为唯一标准，也包括有无店铺、库房，以及从事经营的资本，客户则是雇员或房客。这种分类法是根据财产关系，也把契约关系普遍化。
　　


　　工商科技高度发达
　　唐代城市多为行政中心，宋代市镇趋于工商业化。唐代都市内的贸易地区由官员严格控制，宋代则放任自由，因此商业区与住宅区的界限逐渐消失。
　　宋代的新型都市有些发展至很大规模，例如开封和杭州都达到100万人口。后者为马可·波罗在元朝初所目睹，惊叹为前所未有。至元朝后期，世界旅行家阿拉伯人伊本·贝图塔(IbnBattuta)访问杭州，亦称之为“世上最大的城市”。当时在中国以外最大的城市是巴格达，在30万至50万之间。
　　宋代的都市化也反映货币经济的发展。宋朝铸造的铜钱超出唐朝时的10倍以上，但仍不敷应用，在缺铜的情形下，宋真宗年间出现民间发行的“交子”，是世界最早的纸币，后来为政府接办。
　　中国发展至宋代，商税也日渐重要，它成为城镇征收的主要项目。从远洋贸易抽取的税收，也达史无前例的比重。
　　学者们曾为宋代为什么没有出现“工业革命”而进行讨论。在北宋，中国人已懂得用烧煤炼钢，大型企业雇佣数百全职的产业工人，而政府的两处军工业聘用8000工人——这已经是重工业规模。华北的钢铁业以1078年为例，达年产125万吨的水平，而英国于1788年亦即工业革命之始才不过年产76000吨。
　　此外，矿冶、造纸业、制瓷业、丝织、航海业也高度发达。宋代中国是前现代的“高科技”之家：造纸、印刷、火药、罗盘虽然多发明于前代，但至宋代成为大规模制造业。
　　
　　近代化萌芽初步显现
　　宋代中国的“现代性”，也表现为中古佛教的衰微和世俗精神之来临。在世界其他各地仍盛行宗教艺术之时，宋代的绘画题材已开始表现市集与贸易，而文人创造的山水画则呈现一种写实主义。
　　宋代的原创不像后来被注入禅学的明代山水画，而是对自然界忠实的模拟。这个入世的精神也表现为儒家理学之抬头。理学以人伦为天理，在今日或被视为一种宗教，因为今日对世俗化的定义是个人从任何权威底下解放，基本上是西方的设定。宋代的理学不妨视作中国式的集体主义人间观的哲学体现。对不服膺神道观的中国人来说，这就是他们在现世的行为方式，在现代社会中也如是。
　　宋代承继隋唐帝国，却不能重组“天下”，而必须和辽、西夏、金、蒙古等敌国并存，在中国历代的皇朝史中呈现一种非常态，反倒更近似“近代”的邦国。
　　宋朝长期积弱，非但没法重建汉唐的规模，反而令抵抗外族入侵成为国民生活的常态。长期下来，一种初期的“民族意识”开始形成。
　　宋代这幅图像“近代化”得有点惊人，有加以修订的必要。该指出：它不免遮盖了地域性差异，一般来说，先进的社会关系是江南盛于华北，东部盛于西部。
　　整体来说，宋代的市场和契约关系的普遍化不及工业革命后的西方。虽然从宋代以后，土地关系是以契约为主导，但到了清代的雍正朝，国家对残留的人身依附关系还得颁布最后一次解除法令。
　　(摘自《鸟瞰中国千年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