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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坐觉无何消白日，更缘随例弄丹铅。”王国维在《浣溪沙》中曾如此说道。
事易时移，没有贤达的落寞、寂寥，作为凤凰出版社的一名古籍编辑，林日波有的却是“弄丹铅”的沉醉与欢喜。在他十年的编辑生涯中，一部部古籍书稿朱墨灿然，映照着与整理者切磋琢磨、慎思明辨的点滴快乐，亦是千百年之下后生小子与古圣先贤思想偶一交汇的明证。
长期以来，有一种对编辑的认识，即“为他人作嫁衣裳”。“诗句的底子虽有些悲辛意味，但作为古籍整理出版的局内人，我却欣然接受。”在林日波看来，“他人”，包括今世的整理者和前世的撰著者。“当下，数以万计的古籍编辑正居二者之间勾画裁剪、弥缝补缀，各尽其能，使一部部经典与日俱新，合力交织出一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锦绣衣裳。”
林日波与古籍整理出版工作的结缘，可以说是一场“意外的邂逅”。“这其间有‘由理转文’的波折，也经历了一番孟子说的‘苦其心志’的过程。”
2002年，毕业于青岛大学工业自动化专业的林日波，选择了自己一直喜欢的文科作为硕士深造方向，却与心仪的南京大学新闻学专业失之交臂。因缘际会间，林日波被顺利调剂到华中师范大学中国古典文献学专业，师从张三夕教授。让他没有想到的是，自己日后竟能沉浸其中，乐此不疲。2006年，他得偿所愿叩开南京大学学府大门，师从程章灿教授攻读博士学位；期间，他获推荐到北京大学访学，亲炙高校古籍整理委员会主任安平秋先生。
回忆起这段求学的过程，林日波说：“硕、博阶段很多课程的学习和旁涉，为我进入出版社做古籍编辑并很快适应角色奠定了基础。”硕士期间，在张三夕教授的指导下，林日波通过编撰《真德秀年谱》，首先对年谱著录类文献有了整体的了解，其次及时关注大型年谱汇编类文献，再次注重史料笔记的学术出版价值；博士期间，导师程章灿教授的欧美汉学原典选读，莫砺锋老师的唐宋文学研究，张伯伟老师的域外汉籍研究，武秀成老师的校勘学实例分析，均为他指示了至今仍受益匪浅的诸多门径。
2009年博士毕业后，“三十而立”的林日波顺利入职凤凰出版社，正式踏上了古籍编辑整理工作的道路。他编辑出版的第一本书，是古籍整理出版前辈金良年先生注译的《孟子》，是凤凰出版社精心策划的大众普及丛书《历代名著精选》之一。这本书曾在他社出版过，原文断句精准，注释言简意赅，品评揭主旨、举史实，词句洞达，书稿极为成熟。但林日波仍丝毫不懈怠，本着对工作的认真与严谨，在核实引文的过程中，他发现了五处问题。
林日波回忆：“编辑室主任建议我写信给金先生，我真就莽莽撞撞地写了。金先生回信对其中三条的指正表示认可，驳了其中两条，是我没有对文献溯源，以不误为误的。金先生用语谦和，让我透过文字感受到他鼓励、善待后学的风度。这第一次与作者的通信，一是让我意识到自己在编辑过程中对文献相互关联的认知能力欠缺；二是给我壮了胆，在之后与作者往复讨论书稿问题时不怯场，只为能提高学术质量和编校质量。”
从事古籍整理出版工作十年，从选题策划到日常编校再到书稿出版，林日波十年如一日，徜徉在古籍浩瀚的知识海洋中汲取营养，也品尽了其中的甘苦滋味。
其中，《冒辟疆全集》的编辑出版工作让他记忆犹新。《冒辟疆全集》中收入冒襄诗文集、小品文及其编辑的《同人集》等共百余万字，对研究明末清初易代之际的士人社会有很大的价值。林日波回忆，当时，参与整理者约十人，学识深浅不一、能力大小不同，主编若能强化整理体例，分配得宜则取长补短，易形成集约效应。然而部分整理者理解偏差，增加了主编统稿难度，也给编辑编校带来挑战。能力所限，《全集》出版后，遗憾不少。后来借重印之机，林日波修改了有关文字、标点疏误，剔除了一首误收的佚诗，补了一首新发现的诗。“补这首诗可以看做是编辑要处处留心的一个佐证吧，”林日波说，“它是我翻阅《中国书画》时看到的香港中文大学文物馆藏冒襄行草书立幅。”
林日波认为，古籍编辑工作是“为往圣继绝学”的一个重要方面。“惴惴小心，如临于谷”。多年来，他满怀对古籍整理出版事业的敬畏之情，力争做到不辜负整理者，不辜负读者，不辜负前贤往哲。
“要读最古老的书，过最现代的生活。”读硕士期间，导师张三夕教授的这句话对林日波影响至深。他说：“在大多数人看来，我所从事的这份工作离古人近而离今人远，殊不知我们生活的当下社会，有许多古代思想、传统潜移默化影响着我们，日用而不自知。”
在编辑完《子海精华编》首批成果之后，林日波深受触动，在出版小记中这样写道：“中国古代优秀子部要籍，是绵延悠远、多元包容的中华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无论是鸿篇巨制，还是丛残小语，都激荡着历史的声音，闪烁着智慧的光芒。其在思想、艺术、科技等诸多方面的成就，千载而下，仍影响着今人为人处事的态度和方式。”他认为，中国传统的经、史、子、集四部经典中，子部最是驳杂包容，在“十三经”构建的社会秩序、话语空间之外，时时有跨时空的现实指陈，这也是古籍的独特魅力所在。
“十年磨一剑。”一路走来，林日波编辑的图书，大大小小约有百种。其中，《玉海艺文校证》《清词序跋汇编》《中国古代护林碑刻辑存》《九寨侗族锦屏文书辑存》等多部著作入选为国家古籍整理出版资助和国家出版基金资助项目；《隋唐石刻校注》《陶渊明集版本叙录》《王献唐往来书信集》等入选为“十三五”国家重点图书出版规划项目；《玉海艺文校证》《冒辟疆全集》《文选旧注辑存》等多部图书获得全国优秀古籍图书奖。
林日波（右）在首届宋云彬古籍整理奖颁奖典礼上（左为俞国林编审，中为刘跃进教授）
近几年，根据国家古籍整理出版“基础性出版项目、出土文献、古代社会档案、海外中文古籍、古籍数字化”五大方向的明确指引，林日波结合凤凰出版社的出版基础、编辑结构和个人能力，尝试了三点突破。 一是在经典文献方面深耕细作，蔚成系列。比如《文选》这部我国现存最早的诗文总集，历来受到学人关注。以主持责编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所长刘跃进教授《文选旧注辑存》（20册）为契机，他策划影印了日本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藏朝鲜活字本六臣注《文选》、朝鲜版五臣注《文选》两种，且推动落实尤袤本《文选》整理、奎章阁本《文选》影印、《文选研究丛刊》等系列选题，由点及面，扩大影响。
二是在出土文献方面积极争取，稳步开拓。自王国维提出“二重证据法”研治中国古史，学者至今奉为圭臬。20世纪以来，随着地方建设的兴起及考古发掘的有序推进，当然也有毋庸讳言的盗掘，简帛、墓志等出土文献越来越丰富，对研究历史及印证传世文献有重要价值。林日波广泛搜集信息，陆续签订了《隋唐石刻校注》、《五代石刻校注》、《西南大學新藏墓志集释》、《中国古代护林碑刻辑存》、《俄藏敦煌文献叙录》、《金石萃编》等选题。
三是对古代及近代社会档案多所关注，成功介入。古代社会档案具有唯一性、稀见性、不可再生性等特点，对其进行抢救性保护是一项急迫的、繁重的工作。全国古籍整理出版规划领导小组将其确定为整理出版的方向之一，并在国家立项过程中优先考虑，对各方面产生了积极影响，功不可没。借此东风，在凤凰出版社前任社长姜小青的支持下，林日波大胆地与贵州锦屏文书地方搜集、研究者谭洪沛先生签订了《九寨侗族锦屏文书辑存》36册的出版合同。相较而言，近代社会档案较为丰富，尤其凤凰社依托地处南京的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的专家及馆藏资源，策划出版了一批有影响的民国政府档案史料丛书。以民国时期社会档案为重心，林日波主动与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汉冶萍公司档案的搜集整理与研究”首席专家周积明先生联系，登门两次获首肯，将档案的“重庆卷”交付凤凰社出版，为凤凰社谋划《中国近代民族工业史料丛刊》打开了思路。
正因为有扎实的专业知识、积极进取的态度和坚实的工作业绩，林日波历获凤凰出版社优秀员工、凤凰集团优秀共产党员、凤凰青年“五四奖章”、首届宋云彬古籍整理青年奖·编辑奖、江苏省新闻出版广电（版权）系统劳动模范等，此外，还被增补为江苏省“333高层次人才培养”第三层次培养对象，破格评为编审。如今，已升任副总编辑。
“整理古籍是一件大事，得搞上百年。”早在1981年4月，陈云在谈古籍整理工作时，即语重心长地指出。在林日波看来，古籍整理出版工作是一项长期的任务，“其作始也简，其将毕也必巨”，不会一蹴而就，也不可能一劳永逸。“要之，古籍编辑要扎根时代，心系读者，与古为新，开拓出古籍出版事业新天地。”
《中华儿女》：目前，古籍整理工作的现状是怎样的？
林日波：在我看来，总体上是稳步前进的，简要说几个方面的原因：
一是国家高度重视，习近平总书记反复强调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基因”、“民族文化血脉”和“中华民族的精神命脉”，中办、国办印发《关于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意见》、《国家“十三五”时期文化发展改革规划纲要》，教育部印发《完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指导纲要》，一系列文件对古籍整理出版工作进行了正本清源的指示。
二是各级规划规范有序，政府财政投入逐年增加，国家级的像“十三五”国家重点图书出版规划、2011—2020年国家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国家出版基金项目、国家古籍整理出版专项经费拟资助项目等入选比例、经费划拨都有了明显提高。盛世修志，值得一提的是，各省及地市政府根据实际情况，合理论证、有效组织的大型地方历史文献丛书的编纂出版，如“江苏文脉整理与研究工程”等，均得到了财力保障。
三是越来越多踏实肯干的青年学者、编辑加入到古籍整理出版队伍中来，“80后”、“ 90后”逐渐成为主力，富有朝气的青年能与时俱进，作出了大量创造性的古籍整理工作，逐渐成为“文化自信”道路上的一支不可忽视的中坚力量。
四是国际文化交流日渐频繁，学者“走出去”成为常态，尤其是国家大力推动海外汉籍回归，已见成效，如以安平秋先生为首席专家的“国外所藏汉籍善本丛刊”与我社合作出版了《日本国立公文书馆藏宋元版汉籍选刊》、《日本国会图书馆藏宋元版汉籍选刊》。
五是随着科技进步，照相技术、印刷技术日新月异，一些学术价值、出版价值“双高”的出版项目，早年限于技术水平，出版效果难惬人意，影响了科研利用，汇聚最新成果，重新整合出版势所必行。
六是数十年积累的古籍整理成果，为数字化工作提供了丰富的资源，像中华书局古联公司开发的“中华经典古籍库”，联合凤凰出版社及天津古籍出版社、齐鲁书社、巴蜀书社等，集中优质内容，为用户提供“一站式”服务。
《中华儿女》：您觉得古籍对当下社会、当下的青年人能起到什么样的积极作用？
林日波：四大文明古国，唯有中华文明承传数千年而未中断，古籍是中华文明延续的重要载体之一。古籍对当下社会、当下的青年人产生的作用是多方面的。就古籍装帧形式而言，从卷轴、梵夹、龙鳞、旋风、经折、蝴蝶、包背，到线装等，每一种既体现出独一无二的特色，又体现了与之相应的书籍生产史、社会文化史；其刻本字体，篆、隶、草、楷、行无所不有而又极具变化。不同的装帧形式，多样的刻本字体，是古籍展现“书卷气”的两个重要因素，今天的青年书籍设计师若能有效借鉴，将其置于“世界最美的书”、德国红点设计奖和美国IDEA奖的国际视阈中，足能创造性地转化出典形态雅、气韵生动，承传民族匠心，具有审美价值的作品。
就古籍内容而言，约20万种存世的经、史、子、集四部著作，是我们了解中华民族历史与文明的丰富材料，经由专家学者去伪存真、去粗取精，加以熔古铸今的工夫，有的放矢地加以宣传，无疑会对当今社会尤其是青年人产生潜移默化的积极影响。结合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来谈，2017年我责编了北京语言大学方铭教授撰写的《鉴古知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古典释义》一书，以《敬业》篇为例，开篇即引《礼记·学记》“敬业乐群”一语，然后举朱熹等大儒直到近代国学大家梁启超的观点，总领全篇，归纳出“敬业就是忠于业，信于业”的观点，而后以《周易》、《论语》、《史记》、《白虎通义》、《晏子春秋》等典籍中所载历代圣贤、帝王的言行为证。历史与现实融合，有助于读者深切体认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不断内化为言行的自觉指南。
事易时移，没有贤达的落寞、寂寥，作为凤凰出版社的一名古籍编辑，林日波有的却是“弄丹铅”的沉醉与欢喜。在他十年的编辑生涯中，一部部古籍书稿朱墨灿然，映照着与整理者切磋琢磨、慎思明辨的点滴快乐，亦是千百年之下后生小子与古圣先贤思想偶一交汇的明证。
长期以来，有一种对编辑的认识，即“为他人作嫁衣裳”。“诗句的底子虽有些悲辛意味，但作为古籍整理出版的局内人，我却欣然接受。”在林日波看来，“他人”，包括今世的整理者和前世的撰著者。“当下，数以万计的古籍编辑正居二者之间勾画裁剪、弥缝补缀，各尽其能，使一部部经典与日俱新，合力交织出一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锦绣衣裳。”
為往圣继绝学
林日波与古籍整理出版工作的结缘，可以说是一场“意外的邂逅”。“这其间有‘由理转文’的波折，也经历了一番孟子说的‘苦其心志’的过程。”
2002年，毕业于青岛大学工业自动化专业的林日波，选择了自己一直喜欢的文科作为硕士深造方向，却与心仪的南京大学新闻学专业失之交臂。因缘际会间，林日波被顺利调剂到华中师范大学中国古典文献学专业，师从张三夕教授。让他没有想到的是，自己日后竟能沉浸其中，乐此不疲。2006年，他得偿所愿叩开南京大学学府大门，师从程章灿教授攻读博士学位；期间，他获推荐到北京大学访学，亲炙高校古籍整理委员会主任安平秋先生。
回忆起这段求学的过程，林日波说：“硕、博阶段很多课程的学习和旁涉，为我进入出版社做古籍编辑并很快适应角色奠定了基础。”硕士期间，在张三夕教授的指导下，林日波通过编撰《真德秀年谱》，首先对年谱著录类文献有了整体的了解，其次及时关注大型年谱汇编类文献，再次注重史料笔记的学术出版价值；博士期间，导师程章灿教授的欧美汉学原典选读，莫砺锋老师的唐宋文学研究，张伯伟老师的域外汉籍研究，武秀成老师的校勘学实例分析，均为他指示了至今仍受益匪浅的诸多门径。
2009年博士毕业后，“三十而立”的林日波顺利入职凤凰出版社，正式踏上了古籍编辑整理工作的道路。他编辑出版的第一本书，是古籍整理出版前辈金良年先生注译的《孟子》，是凤凰出版社精心策划的大众普及丛书《历代名著精选》之一。这本书曾在他社出版过，原文断句精准，注释言简意赅，品评揭主旨、举史实，词句洞达，书稿极为成熟。但林日波仍丝毫不懈怠，本着对工作的认真与严谨，在核实引文的过程中，他发现了五处问题。
林日波回忆：“编辑室主任建议我写信给金先生，我真就莽莽撞撞地写了。金先生回信对其中三条的指正表示认可，驳了其中两条，是我没有对文献溯源，以不误为误的。金先生用语谦和，让我透过文字感受到他鼓励、善待后学的风度。这第一次与作者的通信，一是让我意识到自己在编辑过程中对文献相互关联的认知能力欠缺；二是给我壮了胆，在之后与作者往复讨论书稿问题时不怯场，只为能提高学术质量和编校质量。”
从事古籍整理出版工作十年，从选题策划到日常编校再到书稿出版，林日波十年如一日，徜徉在古籍浩瀚的知识海洋中汲取营养，也品尽了其中的甘苦滋味。
其中，《冒辟疆全集》的编辑出版工作让他记忆犹新。《冒辟疆全集》中收入冒襄诗文集、小品文及其编辑的《同人集》等共百余万字，对研究明末清初易代之际的士人社会有很大的价值。林日波回忆，当时，参与整理者约十人，学识深浅不一、能力大小不同，主编若能强化整理体例，分配得宜则取长补短，易形成集约效应。然而部分整理者理解偏差，增加了主编统稿难度，也给编辑编校带来挑战。能力所限，《全集》出版后，遗憾不少。后来借重印之机，林日波修改了有关文字、标点疏误，剔除了一首误收的佚诗，补了一首新发现的诗。“补这首诗可以看做是编辑要处处留心的一个佐证吧，”林日波说，“它是我翻阅《中国书画》时看到的香港中文大学文物馆藏冒襄行草书立幅。”
林日波认为，古籍编辑工作是“为往圣继绝学”的一个重要方面。“惴惴小心，如临于谷”。多年来，他满怀对古籍整理出版事业的敬畏之情，力争做到不辜负整理者，不辜负读者，不辜负前贤往哲。
扎根时代 与古为新
“要读最古老的书，过最现代的生活。”读硕士期间，导师张三夕教授的这句话对林日波影响至深。他说：“在大多数人看来，我所从事的这份工作离古人近而离今人远，殊不知我们生活的当下社会，有许多古代思想、传统潜移默化影响着我们，日用而不自知。”
在编辑完《子海精华编》首批成果之后，林日波深受触动，在出版小记中这样写道：“中国古代优秀子部要籍，是绵延悠远、多元包容的中华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无论是鸿篇巨制，还是丛残小语，都激荡着历史的声音，闪烁着智慧的光芒。其在思想、艺术、科技等诸多方面的成就，千载而下，仍影响着今人为人处事的态度和方式。”他认为，中国传统的经、史、子、集四部经典中，子部最是驳杂包容，在“十三经”构建的社会秩序、话语空间之外，时时有跨时空的现实指陈，这也是古籍的独特魅力所在。
“十年磨一剑。”一路走来，林日波编辑的图书，大大小小约有百种。其中，《玉海艺文校证》《清词序跋汇编》《中国古代护林碑刻辑存》《九寨侗族锦屏文书辑存》等多部著作入选为国家古籍整理出版资助和国家出版基金资助项目；《隋唐石刻校注》《陶渊明集版本叙录》《王献唐往来书信集》等入选为“十三五”国家重点图书出版规划项目；《玉海艺文校证》《冒辟疆全集》《文选旧注辑存》等多部图书获得全国优秀古籍图书奖。
近几年，根据国家古籍整理出版“基础性出版项目、出土文献、古代社会档案、海外中文古籍、古籍数字化”五大方向的明确指引，林日波结合凤凰出版社的出版基础、编辑结构和个人能力，尝试了三点突破。 一是在经典文献方面深耕细作，蔚成系列。比如《文选》这部我国现存最早的诗文总集，历来受到学人关注。以主持责编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所长刘跃进教授《文选旧注辑存》（20册）为契机，他策划影印了日本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藏朝鲜活字本六臣注《文选》、朝鲜版五臣注《文选》两种，且推动落实尤袤本《文选》整理、奎章阁本《文选》影印、《文选研究丛刊》等系列选题，由点及面，扩大影响。
二是在出土文献方面积极争取，稳步开拓。自王国维提出“二重证据法”研治中国古史，学者至今奉为圭臬。20世纪以来，随着地方建设的兴起及考古发掘的有序推进，当然也有毋庸讳言的盗掘，简帛、墓志等出土文献越来越丰富，对研究历史及印证传世文献有重要价值。林日波广泛搜集信息，陆续签订了《隋唐石刻校注》、《五代石刻校注》、《西南大學新藏墓志集释》、《中国古代护林碑刻辑存》、《俄藏敦煌文献叙录》、《金石萃编》等选题。
三是对古代及近代社会档案多所关注，成功介入。古代社会档案具有唯一性、稀见性、不可再生性等特点，对其进行抢救性保护是一项急迫的、繁重的工作。全国古籍整理出版规划领导小组将其确定为整理出版的方向之一，并在国家立项过程中优先考虑，对各方面产生了积极影响，功不可没。借此东风，在凤凰出版社前任社长姜小青的支持下，林日波大胆地与贵州锦屏文书地方搜集、研究者谭洪沛先生签订了《九寨侗族锦屏文书辑存》36册的出版合同。相较而言，近代社会档案较为丰富，尤其凤凰社依托地处南京的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的专家及馆藏资源，策划出版了一批有影响的民国政府档案史料丛书。以民国时期社会档案为重心，林日波主动与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汉冶萍公司档案的搜集整理与研究”首席专家周积明先生联系，登门两次获首肯，将档案的“重庆卷”交付凤凰社出版，为凤凰社谋划《中国近代民族工业史料丛刊》打开了思路。
正因为有扎实的专业知识、积极进取的态度和坚实的工作业绩，林日波历获凤凰出版社优秀员工、凤凰集团优秀共产党员、凤凰青年“五四奖章”、首届宋云彬古籍整理青年奖·编辑奖、江苏省新闻出版广电（版权）系统劳动模范等，此外，还被增补为江苏省“333高层次人才培养”第三层次培养对象，破格评为编审。如今，已升任副总编辑。
“整理古籍是一件大事，得搞上百年。”早在1981年4月，陈云在谈古籍整理工作时，即语重心长地指出。在林日波看来，古籍整理出版工作是一项长期的任务，“其作始也简，其将毕也必巨”，不会一蹴而就，也不可能一劳永逸。“要之，古籍编辑要扎根时代，心系读者，与古为新，开拓出古籍出版事业新天地。”
对话·林日波——历史与现实交相辉映
《中华儿女》：目前，古籍整理工作的现状是怎样的？
林日波：在我看来，总体上是稳步前进的，简要说几个方面的原因：
一是国家高度重视，习近平总书记反复强调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基因”、“民族文化血脉”和“中华民族的精神命脉”，中办、国办印发《关于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意见》、《国家“十三五”时期文化发展改革规划纲要》，教育部印发《完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指导纲要》，一系列文件对古籍整理出版工作进行了正本清源的指示。
二是各级规划规范有序，政府财政投入逐年增加，国家级的像“十三五”国家重点图书出版规划、2011—2020年国家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国家出版基金项目、国家古籍整理出版专项经费拟资助项目等入选比例、经费划拨都有了明显提高。盛世修志，值得一提的是，各省及地市政府根据实际情况，合理论证、有效组织的大型地方历史文献丛书的编纂出版，如“江苏文脉整理与研究工程”等，均得到了财力保障。
三是越来越多踏实肯干的青年学者、编辑加入到古籍整理出版队伍中来，“80后”、“ 90后”逐渐成为主力，富有朝气的青年能与时俱进，作出了大量创造性的古籍整理工作，逐渐成为“文化自信”道路上的一支不可忽视的中坚力量。
四是国际文化交流日渐频繁，学者“走出去”成为常态，尤其是国家大力推动海外汉籍回归，已见成效，如以安平秋先生为首席专家的“国外所藏汉籍善本丛刊”与我社合作出版了《日本国立公文书馆藏宋元版汉籍选刊》、《日本国会图书馆藏宋元版汉籍选刊》。
五是随着科技进步，照相技术、印刷技术日新月异，一些学术价值、出版价值“双高”的出版项目，早年限于技术水平，出版效果难惬人意，影响了科研利用，汇聚最新成果，重新整合出版势所必行。
六是数十年积累的古籍整理成果，为数字化工作提供了丰富的资源，像中华书局古联公司开发的“中华经典古籍库”，联合凤凰出版社及天津古籍出版社、齐鲁书社、巴蜀书社等，集中优质内容，为用户提供“一站式”服务。
《中华儿女》：您觉得古籍对当下社会、当下的青年人能起到什么样的积极作用？
林日波：四大文明古国，唯有中华文明承传数千年而未中断，古籍是中华文明延续的重要载体之一。古籍对当下社会、当下的青年人产生的作用是多方面的。就古籍装帧形式而言，从卷轴、梵夹、龙鳞、旋风、经折、蝴蝶、包背，到线装等，每一种既体现出独一无二的特色，又体现了与之相应的书籍生产史、社会文化史；其刻本字体，篆、隶、草、楷、行无所不有而又极具变化。不同的装帧形式，多样的刻本字体，是古籍展现“书卷气”的两个重要因素，今天的青年书籍设计师若能有效借鉴，将其置于“世界最美的书”、德国红点设计奖和美国IDEA奖的国际视阈中，足能创造性地转化出典形态雅、气韵生动，承传民族匠心，具有审美价值的作品。
就古籍内容而言，约20万种存世的经、史、子、集四部著作，是我们了解中华民族历史与文明的丰富材料，经由专家学者去伪存真、去粗取精，加以熔古铸今的工夫，有的放矢地加以宣传，无疑会对当今社会尤其是青年人产生潜移默化的积极影响。结合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来谈，2017年我责编了北京语言大学方铭教授撰写的《鉴古知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古典释义》一书，以《敬业》篇为例，开篇即引《礼记·学记》“敬业乐群”一语，然后举朱熹等大儒直到近代国学大家梁启超的观点，总领全篇，归纳出“敬业就是忠于业，信于业”的观点，而后以《周易》、《论语》、《史记》、《白虎通义》、《晏子春秋》等典籍中所载历代圣贤、帝王的言行为证。历史与现实融合，有助于读者深切体认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不断内化为言行的自觉指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