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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坐觉无何消白日,更缘随例弄丹铅。”王国维在《浣溪沙》中曾如此说道。
事易时移,没有贤达的落寞、寂寥,作为凤凰出版社的一名古籍编辑,林日波有的却是“弄丹铅”的沉醉与欢喜。在他十年的编辑生涯中,一部部古籍书稿朱墨灿然,映照着与整理者切磋琢磨、慎思明辨的点滴快乐,亦是千百年之下后生小子与古圣先贤思想偶一交汇的明证。
长期以来,有一种对编辑的认识,即“为他人作嫁衣裳”。“诗句的底子虽有些悲辛意味,但作为古籍整理出版的局内人,我却欣然接受。”在林日波看来,“他人”,包括今世的整理者和前世的撰著者。“当下,数以万计的古籍编辑正居二者之间勾画裁剪、弥缝补缀,各尽其能,使一部部经典与日俱新,合力交织出一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锦绣衣裳。”
林日波与古籍整理出版工作的结缘,可以说是一场“意外的邂逅”。“这其间有‘由理转文’的波折,也经历了一番孟子说的‘苦其心志’的过程。”
2002年,毕业于青岛大学工业自动化专业的林日波,选择了自己一直喜欢的文科作为硕士深造方向,却与心仪的南京大学新闻学专业失之交臂。因缘际会间,林日波被顺利调剂到华中师范大学中国古典文献学专业,师从张三夕教授。让他没有想到的是,自己日后竟能沉浸其中,乐此不疲。2006年,他得偿所愿叩开南京大学学府大门,师从程章灿教授攻读博士学位;期间,他获推荐到北京大学访学,亲炙高校古籍整理委员会主任安平秋先生。
回忆起这段求学的过程,林日波说:“硕、博阶段很多课程的学习和旁涉,为我进入出版社做古籍编辑并很快适应角色奠定了基础。”硕士期间,在张三夕教授的指导下,林日波通过编撰《真德秀年谱》,首先对年谱著录类文献有了整体的了解,其次及时关注大型年谱汇编类文献,再次注重史料笔记的学术出版价值;博士期间,导师程章灿教授的欧美汉学原典选读,莫砺锋老师的唐宋文学研究,张伯伟老师的域外汉籍研究,武秀成老师的校勘学实例分析,均为他指示了至今仍受益匪浅的诸多门径。
2009年博士毕业后,“三十而立”的林日波顺利入职凤凰出版社,正式踏上了古籍编辑整理工作的道路。他编辑出版的第一本书,是古籍整理出版前辈金良年先生注译的《孟子》,是凤凰出版社精心策划的大众普及丛书《历代名著精选》之一。这本书曾在他社出版过,原文断句精准,注释言简意赅,品评揭主旨、举史实,词句洞达,书稿极为成熟。但林日波仍丝毫不懈怠,本着对工作的认真与严谨,在核实引文的过程中,他发现了五处问题。
林日波回忆:“编辑室主任建议我写信给金先生,我真就莽莽撞撞地写了。金先生回信对其中三条的指正表示认可,驳了其中两条,是我没有对文献溯源,以不误为误的。金先生用语谦和,让我透过文字感受到他鼓励、善待后学的风度。这第一次与作者的通信,一是让我意识到自己在编辑过程中对文献相互关联的认知能力欠缺;二是给我壮了胆,在之后与作者往复讨论书稿问题时不怯场,只为能提高学术质量和编校质量。”
从事古籍整理出版工作十年,从选题策划到日常编校再到书稿出版,林日波十年如一日,徜徉在古籍浩瀚的知识海洋中汲取营养,也品尽了其中的甘苦滋味。
其中,《冒辟疆全集》的编辑出版工作让他记忆犹新。《冒辟疆全集》中收入冒襄诗文集、小品文及其编辑的《同人集》等共百余万字,对研究明末清初易代之际的士人社会有很大的价值。林日波回忆,当时,参与整理者约十人,学识深浅不一、能力大小不同,主编若能强化整理体例,分配得宜则取长补短,易形成集约效应。然而部分整理者理解偏差,增加了主编统稿难度,也给编辑编校带来挑战。能力所限,《全集》出版后,遗憾不少。后来借重印之机,林日波修改了有关文字、标点疏误,剔除了一首误收的佚诗,补了一首新发现的诗。“补这首诗可以看做是编辑要处处留心的一个佐证吧,”林日波说,“它是我翻阅《中国书画》时看到的香港中文大学文物馆藏冒襄行草书立幅。”
林日波认为,古籍编辑工作是“为往圣继绝学”的一个重要方面。“惴惴小心,如临于谷”。多年来,他满怀对古籍整理出版事业的敬畏之情,力争做到不辜负整理者,不辜负读者,不辜负前贤往哲。
“要读最古老的书,过最现代的生活。”读硕士期间,导师张三夕教授的这句话对林日波影响至深。他说:“在大多数人看来,我所从事的这份工作离古人近而离今人远,殊不知我们生活的当下社会,有许多古代思想、传统潜移默化影响着我们,日用而不自知。”
在编辑完《子海精华编》首批成果之后,林日波深受触动,在出版小记中这样写道:“中国古代优秀子部要籍,是绵延悠远、多元包容的中华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无论是鸿篇巨制,还是丛残小语,都激荡着历史的声音,闪烁着智慧的光芒。其在思想、艺术、科技等诸多方面的成就,千载而下,仍影响着今人为人处事的态度和方式。”他认为,中国传统的经、史、子、集四部经典中,子部最是驳杂包容,在“十三经”构建的社会秩序、话语空间之外,时时有跨时空的现实指陈,这也是古籍的独特魅力所在。
“十年磨一剑。”一路走来,林日波编辑的图书,大大小小约有百种。其中,《玉海艺文校证》《清词序跋汇编》《中国古代护林碑刻辑存》《九寨侗族锦屏文书辑存》等多部著作入选为国家古籍整理出版资助和国家出版基金资助项目;《隋唐石刻校注》《陶渊明集版本叙录》《王献唐往来书信集》等入选为“十三五”国家重点图书出版规划项目;《玉海艺文校证》《冒辟疆全集》《文选旧注辑存》等多部图书获得全国优秀古籍图书奖。
![](https://www.soolun.com/img/pic.php?url=http://img.resource.qikan.cn/qkimages/chiw/chiw201908/chiw20190831-1-l.jpg)
林日波(右)在首届宋云彬古籍整理奖颁奖典礼上(左为俞国林编审,中为刘跃进教授)
近几年,根据国家古籍整理出版“基础性出版项目、出土文献、古代社会档案、海外中文古籍、古籍数字化”五大方向的明确指引,林日波结合凤凰出版社的出版基础、编辑结构和个人能力,尝试了三点突破。 一是在经典文献方面深耕细作,蔚成系列。比如《文选》这部我国现存最早的诗文总集,历来受到学人关注。以主持责编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所长刘跃进教授《文选旧注辑存》(20册)为契机,他策划影印了日本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藏朝鲜活字本六臣注《文选》、朝鲜版五臣注《文选》两种,且推动落实尤袤本《文选》整理、奎章阁本《文选》影印、《文选研究丛刊》等系列选题,由点及面,扩大影响。
二是在出土文献方面积极争取,稳步开拓。自王国维提出“二重证据法”研治中国古史,学者至今奉为圭臬。20世纪以来,随着地方建设的兴起及考古发掘的有序推进,当然也有毋庸讳言的盗掘,简帛、墓志等出土文献越来越丰富,对研究历史及印证传世文献有重要价值。林日波广泛搜集信息,陆续签订了《隋唐石刻校注》、《五代石刻校注》、《西南大學新藏墓志集释》、《中国古代护林碑刻辑存》、《俄藏敦煌文献叙录》、《金石萃编》等选题。
三是对古代及近代社会档案多所关注,成功介入。古代社会档案具有唯一性、稀见性、不可再生性等特点,对其进行抢救性保护是一项急迫的、繁重的工作。全国古籍整理出版规划领导小组将其确定为整理出版的方向之一,并在国家立项过程中优先考虑,对各方面产生了积极影响,功不可没。借此东风,在凤凰出版社前任社长姜小青的支持下,林日波大胆地与贵州锦屏文书地方搜集、研究者谭洪沛先生签订了《九寨侗族锦屏文书辑存》36册的出版合同。相较而言,近代社会档案较为丰富,尤其凤凰社依托地处南京的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的专家及馆藏资源,策划出版了一批有影响的民国政府档案史料丛书。以民国时期社会档案为重心,林日波主动与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汉冶萍公司档案的搜集整理与研究”首席专家周积明先生联系,登门两次获首肯,将档案的“重庆卷”交付凤凰社出版,为凤凰社谋划《中国近代民族工业史料丛刊》打开了思路。
正因为有扎实的专业知识、积极进取的态度和坚实的工作业绩,林日波历获凤凰出版社优秀员工、凤凰集团优秀共产党员、凤凰青年“五四奖章”、首届宋云彬古籍整理青年奖·编辑奖、江苏省新闻出版广电(版权)系统劳动模范等,此外,还被增补为江苏省“333高层次人才培养”第三层次培养对象,破格评为编审。如今,已升任副总编辑。
“整理古籍是一件大事,得搞上百年。”早在1981年4月,陈云在谈古籍整理工作时,即语重心长地指出。在林日波看来,古籍整理出版工作是一项长期的任务,“其作始也简,其将毕也必巨”,不会一蹴而就,也不可能一劳永逸。“要之,古籍编辑要扎根时代,心系读者,与古为新,开拓出古籍出版事业新天地。”
《中华儿女》:目前,古籍整理工作的现状是怎样的?
林日波:在我看来,总体上是稳步前进的,简要说几个方面的原因:
一是国家高度重视,习近平总书记反复强调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基因”、“民族文化血脉”和“中华民族的精神命脉”,中办、国办印发《关于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意见》、《国家“十三五”时期文化发展改革规划纲要》,教育部印发《完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指导纲要》,一系列文件对古籍整理出版工作进行了正本清源的指示。
二是各级规划规范有序,政府财政投入逐年增加,国家级的像“十三五”国家重点图书出版规划、2011—2020年国家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国家出版基金项目、国家古籍整理出版专项经费拟资助项目等入选比例、经费划拨都有了明显提高。盛世修志,值得一提的是,各省及地市政府根据实际情况,合理论证、有效组织的大型地方历史文献丛书的编纂出版,如“江苏文脉整理与研究工程”等,均得到了财力保障。
三是越来越多踏实肯干的青年学者、编辑加入到古籍整理出版队伍中来,“80后”、“ 90后”逐渐成为主力,富有朝气的青年能与时俱进,作出了大量创造性的古籍整理工作,逐渐成为“文化自信”道路上的一支不可忽视的中坚力量。
四是国际文化交流日渐频繁,学者“走出去”成为常态,尤其是国家大力推动海外汉籍回归,已见成效,如以安平秋先生为首席专家的“国外所藏汉籍善本丛刊”与我社合作出版了《日本国立公文书馆藏宋元版汉籍选刊》、《日本国会图书馆藏宋元版汉籍选刊》。
五是随着科技进步,照相技术、印刷技术日新月异,一些学术价值、出版价值“双高”的出版项目,早年限于技术水平,出版效果难惬人意,影响了科研利用,汇聚最新成果,重新整合出版势所必行。
六是数十年积累的古籍整理成果,为数字化工作提供了丰富的资源,像中华书局古联公司开发的“中华经典古籍库”,联合凤凰出版社及天津古籍出版社、齐鲁书社、巴蜀书社等,集中优质内容,为用户提供“一站式”服务。
《中华儿女》:您觉得古籍对当下社会、当下的青年人能起到什么样的积极作用?
林日波:四大文明古国,唯有中华文明承传数千年而未中断,古籍是中华文明延续的重要载体之一。古籍对当下社会、当下的青年人产生的作用是多方面的。就古籍装帧形式而言,从卷轴、梵夹、龙鳞、旋风、经折、蝴蝶、包背,到线装等,每一种既体现出独一无二的特色,又体现了与之相应的书籍生产史、社会文化史;其刻本字体,篆、隶、草、楷、行无所不有而又极具变化。不同的装帧形式,多样的刻本字体,是古籍展现“书卷气”的两个重要因素,今天的青年书籍设计师若能有效借鉴,将其置于“世界最美的书”、德国红点设计奖和美国IDEA奖的国际视阈中,足能创造性地转化出典形态雅、气韵生动,承传民族匠心,具有审美价值的作品。
就古籍内容而言,约20万种存世的经、史、子、集四部著作,是我们了解中华民族历史与文明的丰富材料,经由专家学者去伪存真、去粗取精,加以熔古铸今的工夫,有的放矢地加以宣传,无疑会对当今社会尤其是青年人产生潜移默化的积极影响。结合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来谈,2017年我责编了北京语言大学方铭教授撰写的《鉴古知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古典释义》一书,以《敬业》篇为例,开篇即引《礼记·学记》“敬业乐群”一语,然后举朱熹等大儒直到近代国学大家梁启超的观点,总领全篇,归纳出“敬业就是忠于业,信于业”的观点,而后以《周易》、《论语》、《史记》、《白虎通义》、《晏子春秋》等典籍中所载历代圣贤、帝王的言行为证。历史与现实融合,有助于读者深切体认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不断内化为言行的自觉指南。
事易时移,没有贤达的落寞、寂寥,作为凤凰出版社的一名古籍编辑,林日波有的却是“弄丹铅”的沉醉与欢喜。在他十年的编辑生涯中,一部部古籍书稿朱墨灿然,映照着与整理者切磋琢磨、慎思明辨的点滴快乐,亦是千百年之下后生小子与古圣先贤思想偶一交汇的明证。
长期以来,有一种对编辑的认识,即“为他人作嫁衣裳”。“诗句的底子虽有些悲辛意味,但作为古籍整理出版的局内人,我却欣然接受。”在林日波看来,“他人”,包括今世的整理者和前世的撰著者。“当下,数以万计的古籍编辑正居二者之间勾画裁剪、弥缝补缀,各尽其能,使一部部经典与日俱新,合力交织出一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锦绣衣裳。”
為往圣继绝学
林日波与古籍整理出版工作的结缘,可以说是一场“意外的邂逅”。“这其间有‘由理转文’的波折,也经历了一番孟子说的‘苦其心志’的过程。”
2002年,毕业于青岛大学工业自动化专业的林日波,选择了自己一直喜欢的文科作为硕士深造方向,却与心仪的南京大学新闻学专业失之交臂。因缘际会间,林日波被顺利调剂到华中师范大学中国古典文献学专业,师从张三夕教授。让他没有想到的是,自己日后竟能沉浸其中,乐此不疲。2006年,他得偿所愿叩开南京大学学府大门,师从程章灿教授攻读博士学位;期间,他获推荐到北京大学访学,亲炙高校古籍整理委员会主任安平秋先生。
回忆起这段求学的过程,林日波说:“硕、博阶段很多课程的学习和旁涉,为我进入出版社做古籍编辑并很快适应角色奠定了基础。”硕士期间,在张三夕教授的指导下,林日波通过编撰《真德秀年谱》,首先对年谱著录类文献有了整体的了解,其次及时关注大型年谱汇编类文献,再次注重史料笔记的学术出版价值;博士期间,导师程章灿教授的欧美汉学原典选读,莫砺锋老师的唐宋文学研究,张伯伟老师的域外汉籍研究,武秀成老师的校勘学实例分析,均为他指示了至今仍受益匪浅的诸多门径。
2009年博士毕业后,“三十而立”的林日波顺利入职凤凰出版社,正式踏上了古籍编辑整理工作的道路。他编辑出版的第一本书,是古籍整理出版前辈金良年先生注译的《孟子》,是凤凰出版社精心策划的大众普及丛书《历代名著精选》之一。这本书曾在他社出版过,原文断句精准,注释言简意赅,品评揭主旨、举史实,词句洞达,书稿极为成熟。但林日波仍丝毫不懈怠,本着对工作的认真与严谨,在核实引文的过程中,他发现了五处问题。
林日波回忆:“编辑室主任建议我写信给金先生,我真就莽莽撞撞地写了。金先生回信对其中三条的指正表示认可,驳了其中两条,是我没有对文献溯源,以不误为误的。金先生用语谦和,让我透过文字感受到他鼓励、善待后学的风度。这第一次与作者的通信,一是让我意识到自己在编辑过程中对文献相互关联的认知能力欠缺;二是给我壮了胆,在之后与作者往复讨论书稿问题时不怯场,只为能提高学术质量和编校质量。”
从事古籍整理出版工作十年,从选题策划到日常编校再到书稿出版,林日波十年如一日,徜徉在古籍浩瀚的知识海洋中汲取营养,也品尽了其中的甘苦滋味。
其中,《冒辟疆全集》的编辑出版工作让他记忆犹新。《冒辟疆全集》中收入冒襄诗文集、小品文及其编辑的《同人集》等共百余万字,对研究明末清初易代之际的士人社会有很大的价值。林日波回忆,当时,参与整理者约十人,学识深浅不一、能力大小不同,主编若能强化整理体例,分配得宜则取长补短,易形成集约效应。然而部分整理者理解偏差,增加了主编统稿难度,也给编辑编校带来挑战。能力所限,《全集》出版后,遗憾不少。后来借重印之机,林日波修改了有关文字、标点疏误,剔除了一首误收的佚诗,补了一首新发现的诗。“补这首诗可以看做是编辑要处处留心的一个佐证吧,”林日波说,“它是我翻阅《中国书画》时看到的香港中文大学文物馆藏冒襄行草书立幅。”
林日波认为,古籍编辑工作是“为往圣继绝学”的一个重要方面。“惴惴小心,如临于谷”。多年来,他满怀对古籍整理出版事业的敬畏之情,力争做到不辜负整理者,不辜负读者,不辜负前贤往哲。
扎根时代 与古为新
“要读最古老的书,过最现代的生活。”读硕士期间,导师张三夕教授的这句话对林日波影响至深。他说:“在大多数人看来,我所从事的这份工作离古人近而离今人远,殊不知我们生活的当下社会,有许多古代思想、传统潜移默化影响着我们,日用而不自知。”
在编辑完《子海精华编》首批成果之后,林日波深受触动,在出版小记中这样写道:“中国古代优秀子部要籍,是绵延悠远、多元包容的中华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无论是鸿篇巨制,还是丛残小语,都激荡着历史的声音,闪烁着智慧的光芒。其在思想、艺术、科技等诸多方面的成就,千载而下,仍影响着今人为人处事的态度和方式。”他认为,中国传统的经、史、子、集四部经典中,子部最是驳杂包容,在“十三经”构建的社会秩序、话语空间之外,时时有跨时空的现实指陈,这也是古籍的独特魅力所在。
“十年磨一剑。”一路走来,林日波编辑的图书,大大小小约有百种。其中,《玉海艺文校证》《清词序跋汇编》《中国古代护林碑刻辑存》《九寨侗族锦屏文书辑存》等多部著作入选为国家古籍整理出版资助和国家出版基金资助项目;《隋唐石刻校注》《陶渊明集版本叙录》《王献唐往来书信集》等入选为“十三五”国家重点图书出版规划项目;《玉海艺文校证》《冒辟疆全集》《文选旧注辑存》等多部图书获得全国优秀古籍图书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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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几年,根据国家古籍整理出版“基础性出版项目、出土文献、古代社会档案、海外中文古籍、古籍数字化”五大方向的明确指引,林日波结合凤凰出版社的出版基础、编辑结构和个人能力,尝试了三点突破。 一是在经典文献方面深耕细作,蔚成系列。比如《文选》这部我国现存最早的诗文总集,历来受到学人关注。以主持责编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所长刘跃进教授《文选旧注辑存》(20册)为契机,他策划影印了日本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藏朝鲜活字本六臣注《文选》、朝鲜版五臣注《文选》两种,且推动落实尤袤本《文选》整理、奎章阁本《文选》影印、《文选研究丛刊》等系列选题,由点及面,扩大影响。
二是在出土文献方面积极争取,稳步开拓。自王国维提出“二重证据法”研治中国古史,学者至今奉为圭臬。20世纪以来,随着地方建设的兴起及考古发掘的有序推进,当然也有毋庸讳言的盗掘,简帛、墓志等出土文献越来越丰富,对研究历史及印证传世文献有重要价值。林日波广泛搜集信息,陆续签订了《隋唐石刻校注》、《五代石刻校注》、《西南大學新藏墓志集释》、《中国古代护林碑刻辑存》、《俄藏敦煌文献叙录》、《金石萃编》等选题。
三是对古代及近代社会档案多所关注,成功介入。古代社会档案具有唯一性、稀见性、不可再生性等特点,对其进行抢救性保护是一项急迫的、繁重的工作。全国古籍整理出版规划领导小组将其确定为整理出版的方向之一,并在国家立项过程中优先考虑,对各方面产生了积极影响,功不可没。借此东风,在凤凰出版社前任社长姜小青的支持下,林日波大胆地与贵州锦屏文书地方搜集、研究者谭洪沛先生签订了《九寨侗族锦屏文书辑存》36册的出版合同。相较而言,近代社会档案较为丰富,尤其凤凰社依托地处南京的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的专家及馆藏资源,策划出版了一批有影响的民国政府档案史料丛书。以民国时期社会档案为重心,林日波主动与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汉冶萍公司档案的搜集整理与研究”首席专家周积明先生联系,登门两次获首肯,将档案的“重庆卷”交付凤凰社出版,为凤凰社谋划《中国近代民族工业史料丛刊》打开了思路。
正因为有扎实的专业知识、积极进取的态度和坚实的工作业绩,林日波历获凤凰出版社优秀员工、凤凰集团优秀共产党员、凤凰青年“五四奖章”、首届宋云彬古籍整理青年奖·编辑奖、江苏省新闻出版广电(版权)系统劳动模范等,此外,还被增补为江苏省“333高层次人才培养”第三层次培养对象,破格评为编审。如今,已升任副总编辑。
“整理古籍是一件大事,得搞上百年。”早在1981年4月,陈云在谈古籍整理工作时,即语重心长地指出。在林日波看来,古籍整理出版工作是一项长期的任务,“其作始也简,其将毕也必巨”,不会一蹴而就,也不可能一劳永逸。“要之,古籍编辑要扎根时代,心系读者,与古为新,开拓出古籍出版事业新天地。”
对话·林日波——历史与现实交相辉映
《中华儿女》:目前,古籍整理工作的现状是怎样的?
林日波:在我看来,总体上是稳步前进的,简要说几个方面的原因:
一是国家高度重视,习近平总书记反复强调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基因”、“民族文化血脉”和“中华民族的精神命脉”,中办、国办印发《关于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意见》、《国家“十三五”时期文化发展改革规划纲要》,教育部印发《完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指导纲要》,一系列文件对古籍整理出版工作进行了正本清源的指示。
二是各级规划规范有序,政府财政投入逐年增加,国家级的像“十三五”国家重点图书出版规划、2011—2020年国家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国家出版基金项目、国家古籍整理出版专项经费拟资助项目等入选比例、经费划拨都有了明显提高。盛世修志,值得一提的是,各省及地市政府根据实际情况,合理论证、有效组织的大型地方历史文献丛书的编纂出版,如“江苏文脉整理与研究工程”等,均得到了财力保障。
三是越来越多踏实肯干的青年学者、编辑加入到古籍整理出版队伍中来,“80后”、“ 90后”逐渐成为主力,富有朝气的青年能与时俱进,作出了大量创造性的古籍整理工作,逐渐成为“文化自信”道路上的一支不可忽视的中坚力量。
四是国际文化交流日渐频繁,学者“走出去”成为常态,尤其是国家大力推动海外汉籍回归,已见成效,如以安平秋先生为首席专家的“国外所藏汉籍善本丛刊”与我社合作出版了《日本国立公文书馆藏宋元版汉籍选刊》、《日本国会图书馆藏宋元版汉籍选刊》。
五是随着科技进步,照相技术、印刷技术日新月异,一些学术价值、出版价值“双高”的出版项目,早年限于技术水平,出版效果难惬人意,影响了科研利用,汇聚最新成果,重新整合出版势所必行。
六是数十年积累的古籍整理成果,为数字化工作提供了丰富的资源,像中华书局古联公司开发的“中华经典古籍库”,联合凤凰出版社及天津古籍出版社、齐鲁书社、巴蜀书社等,集中优质内容,为用户提供“一站式”服务。
《中华儿女》:您觉得古籍对当下社会、当下的青年人能起到什么样的积极作用?
林日波:四大文明古国,唯有中华文明承传数千年而未中断,古籍是中华文明延续的重要载体之一。古籍对当下社会、当下的青年人产生的作用是多方面的。就古籍装帧形式而言,从卷轴、梵夹、龙鳞、旋风、经折、蝴蝶、包背,到线装等,每一种既体现出独一无二的特色,又体现了与之相应的书籍生产史、社会文化史;其刻本字体,篆、隶、草、楷、行无所不有而又极具变化。不同的装帧形式,多样的刻本字体,是古籍展现“书卷气”的两个重要因素,今天的青年书籍设计师若能有效借鉴,将其置于“世界最美的书”、德国红点设计奖和美国IDEA奖的国际视阈中,足能创造性地转化出典形态雅、气韵生动,承传民族匠心,具有审美价值的作品。
就古籍内容而言,约20万种存世的经、史、子、集四部著作,是我们了解中华民族历史与文明的丰富材料,经由专家学者去伪存真、去粗取精,加以熔古铸今的工夫,有的放矢地加以宣传,无疑会对当今社会尤其是青年人产生潜移默化的积极影响。结合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来谈,2017年我责编了北京语言大学方铭教授撰写的《鉴古知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古典释义》一书,以《敬业》篇为例,开篇即引《礼记·学记》“敬业乐群”一语,然后举朱熹等大儒直到近代国学大家梁启超的观点,总领全篇,归纳出“敬业就是忠于业,信于业”的观点,而后以《周易》、《论语》、《史记》、《白虎通义》、《晏子春秋》等典籍中所载历代圣贤、帝王的言行为证。历史与现实融合,有助于读者深切体认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不断内化为言行的自觉指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