假如有许多对夫妇一起参加考试。进入考场大楼之后，每对夫妻都分别进入两个考场中的一个。但奇怪的事情发生了：对同一道考题，丈夫和妻子总是得出截然相反的答案。然而参加考试的这些对夫妇，事先并不知道考题，不可能事先做出约定；相互之间也没有任何可资联系的通讯工具，不可能沟通商量。这是法国物理学家德斯帕纳在《量子论和实在》一文中所构拟的一个比喻,用来说明一种奇异的量子现象。
　　1935年5月15日爱因斯坦与波多尔斯基、罗森在《物理学评论》上发表了一篇论文，标题是《能认为量子力学对物理实在的描述是完备的吗？》。该文提出：假如量子力学是完备的，那么，根据量子力学的基本假定就会推出，一个由两个子系统组成的量子体系，它在某一时刻由于相互作用而形成；以后各子系统的原来状态保持不变，但在空间中相互分离开来，不再发生任何作用；但这样分离开的两个子系统仍然保持某种联系，以致只要测得其中一个子系统的某个可观察量的值，就可以预言另一个子系统的相应可观察量的值。要承认量子力学的完备性，就得接受这一违背常理的咄咄怪事；要维护正常思维而不陷入奇谈怪论，就得否认量子力学的一些基本前提。这种奇怪的非定域相关性，被人们用三位作者姓氏的第一个字母命名，称作EPR相关或EPR悖论。从1972年到1982年的十二年间，学者们一共做了十二个实验，结果十一个实验的结果与量子力学一致，这就表明，量子之间确实存在着这种匪夷所思的非定域关联。
　　EPR关联的神秘性，令人联想起前几年人体特异功能的那些喧嚣一时的说法，如“心灵感应”“传心术”之类。国外也的确有人把这种非定域相关量子，看成似乎具有某种“灵性”，称其为“内省光子”。另一些不愿和唯灵论搅在一起的严肃科学家，则试图修改相对论的光锥规范，突破光障，要求承认单个事件之间的超光联系。另一方面，EPR相关引发的真实物理效应却越来越多地为人所知。EPR之谜弄得人心神不安，有人甚至把它和1900年开耳芬爵士所说的物理学上空的两朵乌云——迈克尔逊—莫雷实验和暗体辐射的“紫外灾祸”——并列，称之为“第三朵乌云”。
　　究竟如何理解这种神秘的相关性呢？上世纪80年代末，我曾与乌克兰哈尔科夫大学的采赫米斯特罗教授多次讨论这个问题，他在这个问题上浸淫多年。按他的看法，EPR相关是一种非力的、客观的、逻辑的相关性，他把形成这种相关的机制称之为“前物理学”。在他的启发下，我提出了潜蕴性联系的概念。过去，我们所讲的联系，仅仅是现实性联系，这种联系是事物之间通过物质、能量和信息的交换而发生的，一旦这种由此达彼的纽带断裂，联系也就中断了。潜蕴性联系与此不同，它是发生学的，亦即由于不同事物的同源发生而产生的内在本质同构性。一些同源同构的事物，在此后的演变中，即使不再有任何物质、能量和信息的关联，也会表现出明显的同态性，甚至惊人的类似。在生物进化过程中形成的基因同构性，也就是所谓基因型相同，使同一种群内部尽管存在个体差异，但在性状和机能上却大同小异，因此可以从某一个体的属性推知其他个体的属性。同时，只要了解一个物种的本质属性，即可举一反三，推断出该物种诸个体的基本特征。例如，蒙古利亚人种的典型体质特征是蒙古褶襞和铲状门齿，在东亚地区发现的早期人类化石已经具有这些特征了，这是这一人种内禀的、涵蕴所有个体的（全息性的）逻辑联系。它是逻辑的，因为这种联系不是靠现实的物理的纽带实现的，而仅仅依靠起源的同构性。正是由于宇宙起始于一次大爆炸，迄今存在的每个粒子都携带有宇宙生成时的特征性信息，显示其原初同构性。以粒子之微，对我们人类而言，已经无法像分辨单个植株、单个虫豸一样，分辨单个粒子之间的个体差异，事实上，我们只是依据潜蕴性联系从一个粒子预测另一个粒子，所得到的正是它们的内禀的同态而已。
　　由于亨丁顿《文明的冲突》的鼓噪，似乎处于不同文明语境中的人，只有冲突而不能有沟通和认同。其实，地球上的人就其潜蕴性联系而言，本质上是互通的。爱利斯是对的，他认为人类既然对应着同一个世界，那么人类对世界的认识和感受在本质上必然有着共通性，马克思一再谈到的人的类本性，也包含这样的意思。《孟子·告子》说，人们都追求像美食家易牙一样的口味；都渴望像音乐家师旷一样会欣赏音乐；只要长着眼睛，就都知道子都长得标致，“不知子都之美者，是无目也”——这说明“口之于味也，有同嗜焉；耳之于声也，有同听焉；目之于色也，有同美焉”。这些源于人类进化过程的基本认知能力和倾向，肯定带有全人类性。钱钟书1978年在“欧洲研究中国协会”第26次会议上发表演讲，特地举出中西会通的生动例子。在薄伽丘的《十日谈》中，有段故事，说的是一个鳏夫带着儿子离群索居，儿子长到18岁，父亲领他进城。一路牛马房舍均见所未见，突然看到一个漂亮姑娘，儿子忙问此是何物，父亲说：“快低下头，别看，那是坏东西，名叫傻鹅。”回家后，父问子对外出所见有何印象，儿子回答说，对别的都不感兴趣，只求父亲给弄只傻鹅来。无独有偶，18世纪中国诗人袁枚在《续新齐谐》中，也讲了同样的故事，说的是某禅师收了一个小沙弥，从不下山。逾十年，禅师带他下山，见牛马鸡皆不识，禅师一一告知。一个少女突然走过来，沙弥惊问此是何物，师正色答曰：“此名老虎，人近之者必遭咬死。”回山后，师问沙弥今日山下所见物中，有什么令你念念不忘的？沙弥回答说：“一切物我都不想，只想那吃人的老虎。”这是钱先生常说的“东海西海，心理攸同”的绝妙例证。世事沧桑，古今多变，但说到人的感情，父母之恩、夫妻之爱、手足之情、朋友之谊、仇敌之恨，从本质上说，可说是振古如斯，历数千年而不改。我们至今仍在“千年一叹”，为项羽的乌江别姬扼腕太息，为梁祝的双双殉情怆然泪下，为窦娥的悲惨冤狱义愤填膺，为荆轲的慷慨赴死壮怀激烈。俗话说：读《三国》，掉眼泪，为古人担忧。这不是潜蕴性联系是什么？
　　孟子从心理感受的趋同推出“心之所同然者”是理的结论，说“理义之悦我心，犹刍豢之悦我口”，这当然是不合逻辑的类比。但是，“人同此心，心同此理”，却另有道理。语言学家乔姆斯基提出寻求语言的“深层隐藏的组织原理”，认为语言的深层结构是全人类的，可以称之为“哲学语法”，它来自心的语言官能，是人类生物进化的必然产物，是天赋的官能。所以，彼此没有任何交往的种族，其语言的深层语法却是完全一致的。不仅语言如此，文化也是如此，只不过文化共性的基础不是生物进化，而是社会进化。既然承认人类历史有普遍的规律，受这种规律制约的文化理念也就在很多方面表现出共性。真、善、美是世界上所有文明一致认同的终极关怀。固然，不同时代、不同地域、不同条件下的人，对真、善、美的理解各异，这一点我们强调的够多了。但是，真的就没有一致认同的东西了吗？各个时代都有世界大同的理想，人们可以说，对大同的理解是人言言殊的。然而，无论有多少差异，这一理想所包含的核心价值理念是同一的——使人类和睦相处，同享幸福。
　　现代的世界主义漠视民族传统和民族文化，主张放弃民族国家的主权，是为强权政治张目的霸权主义理论，不足为法。世界主义这个词cosmopolitanism源于希腊词κοσμοπολιτηζ，本是古希腊斯多亚派的一种理想，认为人是赋有理性的生物，分有神所具有的宇宙理性，都是世界的一部分。因此，人不分种族、身份，都是世界公民，应该服从同一理性的呼声，对世界和他人负起仁爱之责。为了和现代的世界主义相区别，我们不妨把斯多亚派的cosmopolitanism译作普世主义，这虽然也不过是一种乌托邦，但它毕竟传达出人类世世代代的渴望和憧憬。对这个美丽的梦，我们只能无限的尊重而没有任何嘲笑的权利。集团、地域、种族、阶级之同，都是小同，而非大同。我们是人类，有着同样的起源，面对同一个世界，遵循同样的进化规律，有一个无形的纽带把所有的人紧紧地联系在一起。历史的终极目标是使人类团结起来，如脍炙人口的《欢乐颂》所吟唱的，“人类团结成兄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