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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随着人类文明的发展，人与自然关系呈现出不同的状态，由人与自然的和谐到人与自然的相互抛弃，再到追求新的人与自然的和谐。这之中体现的不仅仅是人与自然关系的变化，更为重要的，其中隐含的是人与自然关系中人文意识的兴起，以及人类对自然给予人文关怀的一种文化必然。
关键词：文明；人与自然；关系；文化
中图分类号：N031;B03 文献标识码：A DOI：10.3963/j.issn.1671-6477.2012.05.023
不论是原始文明时期，还是农业文明时期，无论是东方还是西方，人文知识均处于主导地位。在古代中国，儒家学说被视为“修齐治平”的经典，而技术则被视为“奇巧淫技”，技术人才也往往被沦为不为士林所重视的匠人。在前资本主义时期，西方社会同样是人文文化处于主导地位：古希腊罗马的哲学、文学是光耀夺目的；中世纪是宗教处于主导地位；在文艺复兴时期，人文学科的知识尤其是文学和哲学得到从未有过的发展。所以人与自然相互作用的形式基本上还是属于一种动态平衡且相互协调发展的类型。但是自工业革命以来，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人的欲望愈加膨胀，人文文化逐渐走向边缘化，这也成为工业文明时代最明显的文化特征。工业文明时期人类往往过分地陶醉于“征服自然界的胜利”之中。事实上，人类真正灾难的开始也就是这种过分陶醉的必然结果罢了。
一、原始文明中人与自然的关系：混沌愚昧中的和谐
人类祖先是在自然界发展到一定阶段，具备了一定的条件，通过自己与环境斗争的辛苦劳动，才作为一个新的物种从动物界中分化出来。与此同时，自然界也进入了一个在人类参与和干预下，人类与环境辨证发展的新阶段。
外在的自然界为人类提供了最基本的物质基础和活动空间。但人类在诞生以及很长的一段的时期里，还只是简单的自然食物捕食者和采集者。事实上，从人类诞生之日一直延续到到农业文明产生之前，人类一直处于穴居野处、茹毛饮血的原始生活状态。那时人类改造自然的能力非常有限，人类只能用极其简单的石制、木制劳动工具，通过采集、狩猎、渔猎等劳动方式，直接向自然界获取生活资料。通过这些简单的生产劳动方式，人类不断改变着他们赖以生存的动植物种群，同时又受自然界中植物及果实的生长季节、动物繁殖迁移的规律所制约。所以原始文明时期人对人和自然关系的认识，还处于一种朦胧混沌的主客同一的关系之中。
原始文明虽然让人类从动物界中脱离出来，但并没有让人类就此脱离自然界的羁绊，与此相反，而是面对着异常强大自然力的压迫。在强大自然力面前，原始人类显得异常弱小，经常面临着野兽、疾病、饥饿和死亡等等的威胁。英国著名历史学家汤因比把那些人类的厄难皆称为“挑战”。他认为这样的挑战可分为五类：困难地方的刺激，新地方的刺激，打击的刺激，压力的刺激，遭遇不测的刺激。对于这些“刺激”——挑战应采取的态度，汤因比说了一句意味深长的话：“只有在亚当和夏娃被逐出了伊甸乐土之后，他的子孙才动手去发明农业、冶金术和乐器。”[1]是的，严厉的挑战，把人类置于一种不得不通过应战来拯救自己的情况之下。人类在与自然应战的过程中，创造了属于自己所特有的文明。“文明是人类在保持好环境平衡的前提下不断导致进步的一种状态。无论刺激文化发展与进步的力量是什么，文明与享受文明都必须依赖物质生产者所进行的劳动”[2]。遗憾的是，原始人类始终没有认识到，他们创造了文明，却总是谦虚地把一切文明的功劳归功于臆想出来的神明。或者说，他们把自己奋斗所获得的一切，皆视为自然神祇所赐福的结果。这也导致了原始人类祖先与自然建立了一种现代人所难以理解的相处模式——自然崇拜和图腾崇拜。就像恩格斯所說的那样：“在原始人看来，自然力是某种异己的、神秘的，超越一切的东西。在所有文明民族所经历的一定阶段上，他们用人格化的方法来同化自然力。正是这种人格化的欲望，到处创造了许多神。”[3]672在这里，我们可以借助原始人的图腾崇拜和自然崇拜来解释早期人类对自然的依赖性。“自然界起初是作为一种完全异己的，有无限威力的和不可制服的力量与人们对立的。人们同它的关系完全像动物同它的关系一样，人们就像牲畜一样服从它的权力，因而，这是对自然界的一种纯粹动物式的意识（自然宗教）”[4]。人类对自然界基本上是处于依赖、顺从、迷惑、恐惧、崇拜的状况，自然成了人的主宰，人成了自然的奴隶。“自然几乎就是宗教，谁想否认自然是神的喉舌，就是在否认上帝的全部启示”[5]。
图腾崇拜和自然崇拜主观上虽然是祖先们为取悦自然界的主动行为，但客观上是一种以神灵的名义积极主动进行的一项行之有效的生态保护，他们通过把自己跟图腾物视为一个整体，以强化对外在自然环境的依赖，以便为自己在自然界中找到自己的一席地位。这就体现了原始人类对自然界的依赖，并且把自己归属于自然，融化于自然，以及由此而产生的人类早期的生态智慧。因为这之中体现了原始人类与自然和谐相处的主观愿望，以及以群体意识为核心的文化传统。
原始文明时期，对人来说，由于人类对自然的认识只能看到表面的自然现象，而无法看到现象背后的自然本质，所以就只能盲目地、机械地适应自然，任凭自然的主宰，为了更好地生存，他们也就只能通过求助于超自然和人类的外在之物，求助于魔力，祈求大自然使他们的生活富足起来，由此形成以自然神话宗教和图腾崇拜为表现形式的自然中心主义的拜物观念。对自然来说，人和自然是自然的统一，原始的协调，低层次的和谐。对于文化而言，则是人文文化远远高于科技文化，甚至可以说，科技文化没有得到开发，还不足以干扰人与自然之间那种愚昧中的和谐。
二、农业文明中人与自然的关系：动态中的平衡与和谐
在原始人类跨越了采集—狩猎的原始文明之后，开始进入以农耕为代表的农业文明。在农业文明阶段，人类虽已大规模地向自然界主动索取，但人类生产和消费所使用的资源，主要是自然的气候资源、土地资源、生物资源，而社会产品也只是农业产品和初级手工加工产品，生产与消费中产生的废物仍是自然界可以降解的。人与自然相互作用的形式基本上还是属于一种动态平衡、相互协调发展的类型，所以当时人与自然的关系总的来说是和谐的。
虽然在原始文明时期和农业文明时期人与自然的关系都是一种基本和谐的关系，但这之中存在着一个最明显的区别：原始文明中，人虽然只是机械地适应自然，但还是借助于外在的存在物以达到完全融合在自然之中，使自己在很大程度上属于自然的一员。在农业文明中，人类与自然却是一种对立的统一。人虽然也靠天吃饭，但是很多时候为了生存，却要与天奋斗，或者与天妥协。无论是奋斗还是妥协，均表明人类已经意识到：要在自然界中生存和发展，就必须保证人与自然的和谐。
在看待人类与自然关系的变化方面，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曾有过非常生动的描述：人类和他的大地母亲的关系，在相互作用的历史中是变化着的。在几百万年前，当第一个人科动物将一块石头打制成顺手工具的时候，这个历史性的行为便已经表明，总有那么一天，人类将不仅仅影响和改变生物圈，而且还要把它置于自己的支配和控制之下，这也体现了农业文明强调对自然的顺应的同时，也反映了人类最初的反自然属性，这可以说是科技崇拜的开始。
但是，人类控制生物圈的潜在科技能力要变为现实却非常漫长。在旧石器时代的几百万年中，人类在技术方面取得的进步是非常微小的，在距今7万年或4万年前的旧石器时代晚期，才开始了速度不断加快的技术革命，使人类改造自然的物质力量较快地发展起来。所以就总体而言，虽然农业文明时期人类反映出了最初的反环境属性，甚至出现了一些文化、文明的消亡，但总体上说，人与自然仍然处于一种动态的和谐状态。在农业文明时期，人类的技术力量虽然导致过局部的生态危机，甚至导致了一些文化和文明的消亡，但是并没有破坏农业文明中人与自然的整体平衡。因为在农业文明条件下，人类通过在农业生产实践中对自然规律的认识和利用，已经在一定程度上初步认识到了人和自然的不同，也深深地体会到自己生存的自然前提，意识到人类好好生存的前提——人与自然的和谐一体融洽关系，所以在这一时期，我们可以说，人文意识与科技意识是一种简单的、原始的统一。相对而言，是一种重人文轻科学的文化现象。
对人与自然关系的最初的人文意识表现在对自然的崇拜和万物有灵的观念中，尽管这种意识是以对自然界的敬畏为前提的。比如儒家的“天人合一”就暗含了用整体观看待人与自然的统一；而道家则提出，自然是万物之本原，孕育了人与万物。中国传统哲学的这些看法，反映了以农业生产为基础的古代社会对自然的强烈依赖，同时也体现了农业社会中的人们对外在自然环境的高度关怀。但是，与原始文明时期不同，传统农业为了发展畜牧业和种植业，人们不断砍伐树木和焚烧森林，开垦荒地和草原，把焚烧草木的灰作为肥料。这样耕种几年之后，随着天然肥力的逐渐下降，种植业收成也开始下降，为了更好地生存他们只能转移到森林的另一个地方去。这时由于土地未被根本破坏，植物可以在休耕地重新恢复，腐烂的落叶使休耕地再度肥沃起来，这样的土地可以被再度开垦。但是，随着人口不断增加，大量的森林被砍伐，草原被破坏，特别是在一些干旱和半干旱地区，由于开发过度，地力很快被耗尽，以前良好的农业生态系统逐渐被打破，导致土地破坏，出现严重的水土流失，使肥沃的土地变为不毛之地，文明或文化也会随着环境的恶化而逐渐消失[6]。玛雅文明的灭亡，中国丝绸之路上的楼兰古城的湮灭，就是明证。然而就人与自然的整体关系而言仍是处于一种和谐的状态。
三、工业文明中人与自然的关系：人与自然的相互抛弃
工业文明是以近代的经典科学技术为表征的文明，在这个文明时期，人文文化被彻底边缘化，科学文化成为人类文化的替代者。科技成为人类创造财富的最有效工具，同时也使农业文明时代中人与自然的那种动态和谐与平衡的关系走向了崩溃，导致了人与自然的相互抛弃。19世纪德国哲学家尼采曾喊出惊世骇俗的一句话——“上帝死了！”它传达了这样一个事实：工业革命已经膨胀了人类的野心，人类要取代上帝而成为主人，并像上帝那样，自己决定自己的命运了。
有学者指出：工业文明是对农业文明的继承和扬弃，工业文明脱胎于农业文明，是在继承了农业文明合理内核的基础上的发展，它不是割裂历史而是延续历史的发展。工业文明作为农业文明之后又一文明形态，带着人类期盼更高的生产力水平，更高资源配置效率，更丰富的物质享受，开始走进人类视野。与单一色调的农业文明相比，“工业文明则是一个多色彩的图景，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的演进，是文明内在的变革与创新的趋势所要求的”[7]。工业经济是先进生产力的体现，是拉动历史前进的火车头，是导致国家、民族和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的关键因素，是一个国家和地区经济的主要支撑和核心竞争力之所在。马克思曾盛赞近代工业是“神奇的创造之神”，热情讴歌工业革命带来生产力的大解放和大发展。他指出：“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100年的经济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时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自然力的征服，机器的采用，化学在工业和农业中的应用，轮船的行驶，铁路的通行，电报的使用，整个大陆的开垦，河川的通航，仿佛用法术从地下呼唤出来的大量人口，——过去哪一个世纪料想到在社会劳动里蕴藏有这样的生产力呢？”[8]据马克思当时的统计，当时英国社会中一个工作日的生产率在70年内增长了27倍。而据现代一些历史学家的统计，从第一次产业革命以来，社会生产力增长了100多倍。自从有文明史记载到20世纪初，全球经济才增长到6 000亿美元的规模，而这只相当于每两年经济增长的数量；进入20世纪，由于科技的迅速进步和生产力的大幅度提高，更是把工业文明的辉煌推到了极限，全球经济總规模增长了20多倍，由1万多亿美元增加到近30万亿美元[9]38-39。确实，不管从哪个方面讲，工业文明时代的人类都显得力大无比，每一个国家、民族和个人都在不同程度上分享到工业文明创造的福利。但是，工业文明时代，人类手中拥有的财富越多，自然资源的消耗也就越大，因为工业文明所取得的巨大成就是建立在对自然过度攫取基础上的。从目前的文明史来看，人类从工业文明开始，在短短的300年间就消耗了地球上大部分的资源，仅上个世纪100年来所消耗的能源总量就远远超过人类几千年所消耗量的总和，并且地球上几种主要的自然资源储量一直在呈锐减之势。早在20世纪70年代，丹尼斯•米都斯等人在《增长的极限》中就曾指出：“如果在世界人口、工业化、污染、粮食生产和资源消耗方面以现在的趋势继续下去，这个行星上增长的极限有朝一日将在今后的100年中发生。最可能的结果是人口和工业生产力双方有相当突然的和不可控制的衰退。”[10]
不可否认，工业文明是一把双刃剑，在创造出了发达的生产力和丰富的财富的同时，也加剧了环境问题的产生，并最终导致全球性的生态危机。甚至我们可以这样评价工业文明：所谓的工业化进程，就是将自然资源转化成可用财富的过程；所谓工业化社会，就是人均资源消耗高，排污量大的社会。事实上，我们面临的也确实是这样的一种状态。而导致这一状态的原因就在于人类过于高估了科技的力量，过度迷信科技万能，而忽视了人文文化对其的规范与制约，即人文文化的缺失。所以有学者这样认为，在工业文明时代，工业文明的思想文化使人与自然的相互关系演变采取了一种相互对抗、相互毁灭的历史形式。
马克思和恩格斯以哲学家的批判眼光，审视和考察了人与自然环境的现实关系，他们强调人类社会必须与自然和谐发展，而和谐的前提之一就是唤起人类环境保护的人文意识。恩格斯指出，我们对自然界的每一次胜利都会受到来自于自然界的报复，所以我们“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对自然界的胜利”。“每一次胜利，在第一步都确实取得了我们预期的结果，但是在第二步和第三步却有了完全不同的，出乎预料的影响，常常把第一个结果又取消了”，所以“我们必须时时记住：我们统治自然界，决不像征服者统治异民族一样，决不像站在自然界以外的人一样——相反地，我们连同我们的肉、血和头脑都是属于自然界，存在于自然界的；我们对自然界的整个统治，是在于我们比其他一切动物强，能够认识和正确运用自然规律”[3]519。为此，马克思恩格斯对破坏生态环境的各种行径进行了深刻的揭露，同时也对资本主义条件下生态危机的现状给予了密切关注。马克思指出：“资本主义生产使它汇集在各大中心的城市人口越来越占优势，这样一来，它一方面聚集着社会的历史动力，另一方面又破坏着人和土地之间的物质变换，也就是使人以衣食形式消费掉的土地的组成部分不能回到土地，从而破坏了土地肥力的永恒的自然条件。”[11]在此基础上，恩格斯描述了在资本主义条件下伴随着生态环境的恶化，工人“非人般”生活的情形。“这里的街道通常是没有铺砌过的，肮脏的，坑坑洼洼的，到处是垃圾，没有排水沟，有的只是臭气熏天的死水洼。城市中的这些地区的不合理的杂乱无章的建筑形式妨碍了空气的流通，由于很多人住在这样一个不大的空间里，所以这些工人区的空气如何，是容易想象的”[12]。就这样，在资本主义社会中人全面占有自然的同时，也导致了人与自己的自然条件的完全对立。“劳动创造了宫殿，但是工人创造了贫民窟。劳动创造了美，但是个人变成畸形”[13]。正是在这类理性深思的基础上，美国著名生态学家和环境保护主义的先驱，被誉为“美国新环境理论的创始者”、“生态伦理之父”的奥尔多•利奥波德终于在20世纪30年代完成了他一生中最著名的著作《沙乡年鉴》。他在书中指出：“最早的道德观念是处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后来是处理人与社会之间的关系。但是随着人类对生存环境认识的深入，逐渐出现了第三个伦理层次：人和大地的关系。大地共同体除了包括气候、水、动物和植物之外，还包括人。人类应当改变自己在大地共同体中征服者的地位。”[14]这就是要求我们合理解决科学文化与人文文化的关系。总之，必须重塑人文与科学的统一，走可持续发展的道路，这样的认识也为人类步入新的文明时代——生态文明提供了契机。
四、生态文明的核心：人与自然和谐相处
事实已经证明，“工业文明的基本结构和运行机制决定了生态危机是工业文明的必然产物”[15]2。并且“在工业文明的基本框架内，环境危机不可能从根本上得到解决”[15]2。所以“只有实现从工业文明向生态文明的转型，人类才能从整体上彻底解决威胁人类文明的生态危机。文明范式的转型，是人类走出生态危机的必由之路”[15]2。毫无疑义，人类文明是由低级向高级发展，文明的发展史其实就是两种文化关系的演变史。人类发现，工业文明越是发展，财富增长的越多，自己的乐趣却变得越来越少，空虚，恐惧，忧患，不安却如蝇逐臭般的围绕著人们。既然现代文明已经出现了诸多弊端，寻找一种能够替代工业文明，一种以人与自然和谐发展为核心的新文明形态——生态文明——也就成为必然。
当下，人类在为辉煌的文明高歌的同时，内心却在不断地进行人文反思，在心理回旋着诸多的两难选择，而这可以说是科技意识与人文意识在人们内心的争斗。
其一，有限的资源能否支持无限的发展？目前，世界各国均以美国、欧盟和日本等发达国家为目标进行追赶，向往并追求这些发达国家的发展。一方面，我们一直在强调：地球资源有限，但发展无限。“自然界是有限的，自然界所蕴藏的资源是有限的，土地、森林、植被、水资源、海洋是有限的，石油、天然气、煤炭和人类生存攸关的资源是有限的。无论是已探明的资源，还是未曾探明的资源，对于地球近70亿人的持续的索取，自然界是捉襟见肘的。因此，人向自然的索取应该是有限的。过度工业化导致地球不可再生能源和资源的日渐短缺”[16]。而另一方面，在赶超时又往往忘记地球资源的有限性，被赶超者则总是坚信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总能开拓出无限的资源。无疑“这将引发全球性的生态灾变，这绝非危言耸听”[9]44。试想，如此不停地追赶，地球资源还能支撑多久？
其二，选择“生存”还是“可持续发展”？不可否认的事实是：自然是人类的母亲，人类只能生活在生态系统之中，人本身就是生态系统之中的一环并在生态圈中进行能量的交换。生态系统的能量交换决定生物的多样性和可持续性，维持着生产—消费—分解过程并保持动态平衡，一旦这种平衡遭到难以恢复的破坏，势必导致一些物种的消失，并最终危及人类自身的生存。所以福斯特在《生态危机与资本主义》一书中就指出：“世界生产总值如果保持在年均增长3%，那将意味着每隔23年就翻一番；一个世纪内将增长16倍。然而就是在目前也有迹象表明，……出现世界范围的生态灾难在所难免。没有一项技术能够在有限的生物圈内确保经济的无限增长。”由此，他建议：“新的发展形式追求适度而不是更多。”[17] “栖居自然是人类生产的前提，在此基础之上才能提及人的发展。适度的发展形式才是人与自然和谐相处双赢化战略。否则，只按照一种现代化的发展模式，真实应验了圣雄甘地的谶语：‘按照美国人的发展模式，再有20个地球也不够用’”[16]。因此，针对现有的生态环境状况，我们不得不面临这样的选择：是维持生存？还是维持发展？
其三，破坏生态是文明还是愚昧？文明进化的初衷，总是希望人类一天比一天强。但是随着文明的不断升级和发展，人类并没有得到想要的真正幸福，反倒是人类生存的持续性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进步，工业化越来越深入人们的生活，物质上人们变得更富裕，精神上却变得更贫穷；为了获取更多的自然资源，人类不断发展科技，大肆掠夺自然，这不仅打破了生态系统的动态平衡，同时也给人类带来自身的生存危机。“科学技术和技术经济的飞速发展也的确是一把双刃剑，其积极作用是极大地造福整个人类社会，让人们尽情地享受现代文明的种种优越生活，其负面影响是终究有一天可能由此而毁灭整个人类社会”[16]。这种种情况在向我们提出质疑：“是人类创造了文明，还是文明异化了人类。在走过了漫长的进化征途后，人类对自然的征服仿佛在警告人类：自然异化的圆圈似乎使人类又走回了愚昧。”[9]46
其四，人类文明程度以什么为标志？物质财富，抑或其他？现今几乎所有人都把物质财富增长作为文明程度的标尺，却忽视了文明是一个统一体，这在资本主义制度下表现的更为明显。“于是，在个人信念和资本主义机制下，人们的生活方式就是拼命地工作和尽情地消费，专注于自我的利益和兴趣而缺乏对社会公共利益和他人利益和兴趣的关注。其现实结果是：物质生活充裕了，精神生活却空虚了，人的幸福感下降了，人对道德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超越追求成了被取笑的对象，人的物质生活确乎是富裕了，文明了，人性却被物质性主导而变得不那么道德、不那么文明了”[18]。
选择注定是艰难的，但这不影响我们反思：什么才是当代人类需要的文明？韩国学者赵永植指出：“在历史长河中，人类克服了无数的恶劣环境，摆脱了自然的奴役，征服了自然，并创造了能支配自然的现代文明。尽管如此，人类不是从中得到了期望的幸福和喜悦，而是反被自己创造的非人格性的各种势力所奴役。虽然他们的物质享受比过去任何时代都更为丰富，但在精神上，却受着紧张、焦躁、不安、孤独、恐怖和猜忌等精神衰弱症的摆布，生活于不幸和挫折的漩涡里，这就是现代人二律背反性的矛盾现象。”[19]人们产生两难选择的根源在于对工业文明的质疑，对工业文明时代文化裂变的不满。生态恶化，环境污染是现代工业危机的症结所在，它在本质上决定了工业文明的衰竭趋势。这种危机促使人们深思，必须变革现有的生产方式，转变现有的价值观念，以确保人类有一个安全的，能够持续发展的未来，即增强人们环境保护的人文意识，实现从工业文明向生态文明的飞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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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 文 格）
Human and Nature Relation Evolution in the Civilization Evolution
——Perspective to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Science and Humanity
HU Fan1，GAO Yue-hui2
(1.Departmemt of Ideology and Politics Education,Hunan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Zhuzhou 412008,Hunan,China;
2.Departmemt of Propaganda,Hunan Institute of Engineering,Xiangtan 411104,Hunan,China)
Abstract：Along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human civilization,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man and nature presents different state,from harmony of man and nature to pursuit of mutual abandont,then to the new harmony between man and nature.This expresses not only the changes in relationship between man and nature,but the implication of the rise of humanities consciousness as well as a cultural inevitibility of humane care towards nature.
Key words：civilization；human and nature；relation； culture
关键词：文明；人与自然；关系；文化
中图分类号：N031;B03 文献标识码：A DOI：10.3963/j.issn.1671-6477.2012.05.023
不论是原始文明时期，还是农业文明时期，无论是东方还是西方，人文知识均处于主导地位。在古代中国，儒家学说被视为“修齐治平”的经典，而技术则被视为“奇巧淫技”，技术人才也往往被沦为不为士林所重视的匠人。在前资本主义时期，西方社会同样是人文文化处于主导地位：古希腊罗马的哲学、文学是光耀夺目的；中世纪是宗教处于主导地位；在文艺复兴时期，人文学科的知识尤其是文学和哲学得到从未有过的发展。所以人与自然相互作用的形式基本上还是属于一种动态平衡且相互协调发展的类型。但是自工业革命以来，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人的欲望愈加膨胀，人文文化逐渐走向边缘化，这也成为工业文明时代最明显的文化特征。工业文明时期人类往往过分地陶醉于“征服自然界的胜利”之中。事实上，人类真正灾难的开始也就是这种过分陶醉的必然结果罢了。
一、原始文明中人与自然的关系：混沌愚昧中的和谐
人类祖先是在自然界发展到一定阶段，具备了一定的条件，通过自己与环境斗争的辛苦劳动，才作为一个新的物种从动物界中分化出来。与此同时，自然界也进入了一个在人类参与和干预下，人类与环境辨证发展的新阶段。
外在的自然界为人类提供了最基本的物质基础和活动空间。但人类在诞生以及很长的一段的时期里，还只是简单的自然食物捕食者和采集者。事实上，从人类诞生之日一直延续到到农业文明产生之前，人类一直处于穴居野处、茹毛饮血的原始生活状态。那时人类改造自然的能力非常有限，人类只能用极其简单的石制、木制劳动工具，通过采集、狩猎、渔猎等劳动方式，直接向自然界获取生活资料。通过这些简单的生产劳动方式，人类不断改变着他们赖以生存的动植物种群，同时又受自然界中植物及果实的生长季节、动物繁殖迁移的规律所制约。所以原始文明时期人对人和自然关系的认识，还处于一种朦胧混沌的主客同一的关系之中。
原始文明虽然让人类从动物界中脱离出来，但并没有让人类就此脱离自然界的羁绊，与此相反，而是面对着异常强大自然力的压迫。在强大自然力面前，原始人类显得异常弱小，经常面临着野兽、疾病、饥饿和死亡等等的威胁。英国著名历史学家汤因比把那些人类的厄难皆称为“挑战”。他认为这样的挑战可分为五类：困难地方的刺激，新地方的刺激，打击的刺激，压力的刺激，遭遇不测的刺激。对于这些“刺激”——挑战应采取的态度，汤因比说了一句意味深长的话：“只有在亚当和夏娃被逐出了伊甸乐土之后，他的子孙才动手去发明农业、冶金术和乐器。”[1]是的，严厉的挑战，把人类置于一种不得不通过应战来拯救自己的情况之下。人类在与自然应战的过程中，创造了属于自己所特有的文明。“文明是人类在保持好环境平衡的前提下不断导致进步的一种状态。无论刺激文化发展与进步的力量是什么，文明与享受文明都必须依赖物质生产者所进行的劳动”[2]。遗憾的是，原始人类始终没有认识到，他们创造了文明，却总是谦虚地把一切文明的功劳归功于臆想出来的神明。或者说，他们把自己奋斗所获得的一切，皆视为自然神祇所赐福的结果。这也导致了原始人类祖先与自然建立了一种现代人所难以理解的相处模式——自然崇拜和图腾崇拜。就像恩格斯所說的那样：“在原始人看来，自然力是某种异己的、神秘的，超越一切的东西。在所有文明民族所经历的一定阶段上，他们用人格化的方法来同化自然力。正是这种人格化的欲望，到处创造了许多神。”[3]672在这里，我们可以借助原始人的图腾崇拜和自然崇拜来解释早期人类对自然的依赖性。“自然界起初是作为一种完全异己的，有无限威力的和不可制服的力量与人们对立的。人们同它的关系完全像动物同它的关系一样，人们就像牲畜一样服从它的权力，因而，这是对自然界的一种纯粹动物式的意识（自然宗教）”[4]。人类对自然界基本上是处于依赖、顺从、迷惑、恐惧、崇拜的状况，自然成了人的主宰，人成了自然的奴隶。“自然几乎就是宗教，谁想否认自然是神的喉舌，就是在否认上帝的全部启示”[5]。
图腾崇拜和自然崇拜主观上虽然是祖先们为取悦自然界的主动行为，但客观上是一种以神灵的名义积极主动进行的一项行之有效的生态保护，他们通过把自己跟图腾物视为一个整体，以强化对外在自然环境的依赖，以便为自己在自然界中找到自己的一席地位。这就体现了原始人类对自然界的依赖，并且把自己归属于自然，融化于自然，以及由此而产生的人类早期的生态智慧。因为这之中体现了原始人类与自然和谐相处的主观愿望，以及以群体意识为核心的文化传统。
原始文明时期，对人来说，由于人类对自然的认识只能看到表面的自然现象，而无法看到现象背后的自然本质，所以就只能盲目地、机械地适应自然，任凭自然的主宰，为了更好地生存，他们也就只能通过求助于超自然和人类的外在之物，求助于魔力，祈求大自然使他们的生活富足起来，由此形成以自然神话宗教和图腾崇拜为表现形式的自然中心主义的拜物观念。对自然来说，人和自然是自然的统一，原始的协调，低层次的和谐。对于文化而言，则是人文文化远远高于科技文化，甚至可以说，科技文化没有得到开发，还不足以干扰人与自然之间那种愚昧中的和谐。
二、农业文明中人与自然的关系：动态中的平衡与和谐
在原始人类跨越了采集—狩猎的原始文明之后，开始进入以农耕为代表的农业文明。在农业文明阶段，人类虽已大规模地向自然界主动索取，但人类生产和消费所使用的资源，主要是自然的气候资源、土地资源、生物资源，而社会产品也只是农业产品和初级手工加工产品，生产与消费中产生的废物仍是自然界可以降解的。人与自然相互作用的形式基本上还是属于一种动态平衡、相互协调发展的类型，所以当时人与自然的关系总的来说是和谐的。
虽然在原始文明时期和农业文明时期人与自然的关系都是一种基本和谐的关系，但这之中存在着一个最明显的区别：原始文明中，人虽然只是机械地适应自然，但还是借助于外在的存在物以达到完全融合在自然之中，使自己在很大程度上属于自然的一员。在农业文明中，人类与自然却是一种对立的统一。人虽然也靠天吃饭，但是很多时候为了生存，却要与天奋斗，或者与天妥协。无论是奋斗还是妥协，均表明人类已经意识到：要在自然界中生存和发展，就必须保证人与自然的和谐。
在看待人类与自然关系的变化方面，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曾有过非常生动的描述：人类和他的大地母亲的关系，在相互作用的历史中是变化着的。在几百万年前，当第一个人科动物将一块石头打制成顺手工具的时候，这个历史性的行为便已经表明，总有那么一天，人类将不仅仅影响和改变生物圈，而且还要把它置于自己的支配和控制之下，这也体现了农业文明强调对自然的顺应的同时，也反映了人类最初的反自然属性，这可以说是科技崇拜的开始。
但是，人类控制生物圈的潜在科技能力要变为现实却非常漫长。在旧石器时代的几百万年中，人类在技术方面取得的进步是非常微小的，在距今7万年或4万年前的旧石器时代晚期，才开始了速度不断加快的技术革命，使人类改造自然的物质力量较快地发展起来。所以就总体而言，虽然农业文明时期人类反映出了最初的反环境属性，甚至出现了一些文化、文明的消亡，但总体上说，人与自然仍然处于一种动态的和谐状态。在农业文明时期，人类的技术力量虽然导致过局部的生态危机，甚至导致了一些文化和文明的消亡，但是并没有破坏农业文明中人与自然的整体平衡。因为在农业文明条件下，人类通过在农业生产实践中对自然规律的认识和利用，已经在一定程度上初步认识到了人和自然的不同，也深深地体会到自己生存的自然前提，意识到人类好好生存的前提——人与自然的和谐一体融洽关系，所以在这一时期，我们可以说，人文意识与科技意识是一种简单的、原始的统一。相对而言，是一种重人文轻科学的文化现象。
对人与自然关系的最初的人文意识表现在对自然的崇拜和万物有灵的观念中，尽管这种意识是以对自然界的敬畏为前提的。比如儒家的“天人合一”就暗含了用整体观看待人与自然的统一；而道家则提出，自然是万物之本原，孕育了人与万物。中国传统哲学的这些看法，反映了以农业生产为基础的古代社会对自然的强烈依赖，同时也体现了农业社会中的人们对外在自然环境的高度关怀。但是，与原始文明时期不同，传统农业为了发展畜牧业和种植业，人们不断砍伐树木和焚烧森林，开垦荒地和草原，把焚烧草木的灰作为肥料。这样耕种几年之后，随着天然肥力的逐渐下降，种植业收成也开始下降，为了更好地生存他们只能转移到森林的另一个地方去。这时由于土地未被根本破坏，植物可以在休耕地重新恢复，腐烂的落叶使休耕地再度肥沃起来，这样的土地可以被再度开垦。但是，随着人口不断增加，大量的森林被砍伐，草原被破坏，特别是在一些干旱和半干旱地区，由于开发过度，地力很快被耗尽，以前良好的农业生态系统逐渐被打破，导致土地破坏，出现严重的水土流失，使肥沃的土地变为不毛之地，文明或文化也会随着环境的恶化而逐渐消失[6]。玛雅文明的灭亡，中国丝绸之路上的楼兰古城的湮灭，就是明证。然而就人与自然的整体关系而言仍是处于一种和谐的状态。
三、工业文明中人与自然的关系：人与自然的相互抛弃
工业文明是以近代的经典科学技术为表征的文明，在这个文明时期，人文文化被彻底边缘化，科学文化成为人类文化的替代者。科技成为人类创造财富的最有效工具，同时也使农业文明时代中人与自然的那种动态和谐与平衡的关系走向了崩溃，导致了人与自然的相互抛弃。19世纪德国哲学家尼采曾喊出惊世骇俗的一句话——“上帝死了！”它传达了这样一个事实：工业革命已经膨胀了人类的野心，人类要取代上帝而成为主人，并像上帝那样，自己决定自己的命运了。
有学者指出：工业文明是对农业文明的继承和扬弃，工业文明脱胎于农业文明，是在继承了农业文明合理内核的基础上的发展，它不是割裂历史而是延续历史的发展。工业文明作为农业文明之后又一文明形态，带着人类期盼更高的生产力水平，更高资源配置效率，更丰富的物质享受，开始走进人类视野。与单一色调的农业文明相比，“工业文明则是一个多色彩的图景，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的演进，是文明内在的变革与创新的趋势所要求的”[7]。工业经济是先进生产力的体现，是拉动历史前进的火车头，是导致国家、民族和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的关键因素，是一个国家和地区经济的主要支撑和核心竞争力之所在。马克思曾盛赞近代工业是“神奇的创造之神”，热情讴歌工业革命带来生产力的大解放和大发展。他指出：“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100年的经济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时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自然力的征服，机器的采用，化学在工业和农业中的应用，轮船的行驶，铁路的通行，电报的使用，整个大陆的开垦，河川的通航，仿佛用法术从地下呼唤出来的大量人口，——过去哪一个世纪料想到在社会劳动里蕴藏有这样的生产力呢？”[8]据马克思当时的统计，当时英国社会中一个工作日的生产率在70年内增长了27倍。而据现代一些历史学家的统计，从第一次产业革命以来，社会生产力增长了100多倍。自从有文明史记载到20世纪初，全球经济才增长到6 000亿美元的规模，而这只相当于每两年经济增长的数量；进入20世纪，由于科技的迅速进步和生产力的大幅度提高，更是把工业文明的辉煌推到了极限，全球经济總规模增长了20多倍，由1万多亿美元增加到近30万亿美元[9]38-39。确实，不管从哪个方面讲，工业文明时代的人类都显得力大无比，每一个国家、民族和个人都在不同程度上分享到工业文明创造的福利。但是，工业文明时代，人类手中拥有的财富越多，自然资源的消耗也就越大，因为工业文明所取得的巨大成就是建立在对自然过度攫取基础上的。从目前的文明史来看，人类从工业文明开始，在短短的300年间就消耗了地球上大部分的资源，仅上个世纪100年来所消耗的能源总量就远远超过人类几千年所消耗量的总和，并且地球上几种主要的自然资源储量一直在呈锐减之势。早在20世纪70年代，丹尼斯•米都斯等人在《增长的极限》中就曾指出：“如果在世界人口、工业化、污染、粮食生产和资源消耗方面以现在的趋势继续下去，这个行星上增长的极限有朝一日将在今后的100年中发生。最可能的结果是人口和工业生产力双方有相当突然的和不可控制的衰退。”[10]
不可否认，工业文明是一把双刃剑，在创造出了发达的生产力和丰富的财富的同时，也加剧了环境问题的产生，并最终导致全球性的生态危机。甚至我们可以这样评价工业文明：所谓的工业化进程，就是将自然资源转化成可用财富的过程；所谓工业化社会，就是人均资源消耗高，排污量大的社会。事实上，我们面临的也确实是这样的一种状态。而导致这一状态的原因就在于人类过于高估了科技的力量，过度迷信科技万能，而忽视了人文文化对其的规范与制约，即人文文化的缺失。所以有学者这样认为，在工业文明时代，工业文明的思想文化使人与自然的相互关系演变采取了一种相互对抗、相互毁灭的历史形式。
马克思和恩格斯以哲学家的批判眼光，审视和考察了人与自然环境的现实关系，他们强调人类社会必须与自然和谐发展，而和谐的前提之一就是唤起人类环境保护的人文意识。恩格斯指出，我们对自然界的每一次胜利都会受到来自于自然界的报复，所以我们“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对自然界的胜利”。“每一次胜利，在第一步都确实取得了我们预期的结果，但是在第二步和第三步却有了完全不同的，出乎预料的影响，常常把第一个结果又取消了”，所以“我们必须时时记住：我们统治自然界，决不像征服者统治异民族一样，决不像站在自然界以外的人一样——相反地，我们连同我们的肉、血和头脑都是属于自然界，存在于自然界的；我们对自然界的整个统治，是在于我们比其他一切动物强，能够认识和正确运用自然规律”[3]519。为此，马克思恩格斯对破坏生态环境的各种行径进行了深刻的揭露，同时也对资本主义条件下生态危机的现状给予了密切关注。马克思指出：“资本主义生产使它汇集在各大中心的城市人口越来越占优势，这样一来，它一方面聚集着社会的历史动力，另一方面又破坏着人和土地之间的物质变换，也就是使人以衣食形式消费掉的土地的组成部分不能回到土地，从而破坏了土地肥力的永恒的自然条件。”[11]在此基础上，恩格斯描述了在资本主义条件下伴随着生态环境的恶化，工人“非人般”生活的情形。“这里的街道通常是没有铺砌过的，肮脏的，坑坑洼洼的，到处是垃圾，没有排水沟，有的只是臭气熏天的死水洼。城市中的这些地区的不合理的杂乱无章的建筑形式妨碍了空气的流通，由于很多人住在这样一个不大的空间里，所以这些工人区的空气如何，是容易想象的”[12]。就这样，在资本主义社会中人全面占有自然的同时，也导致了人与自己的自然条件的完全对立。“劳动创造了宫殿，但是工人创造了贫民窟。劳动创造了美，但是个人变成畸形”[13]。正是在这类理性深思的基础上，美国著名生态学家和环境保护主义的先驱，被誉为“美国新环境理论的创始者”、“生态伦理之父”的奥尔多•利奥波德终于在20世纪30年代完成了他一生中最著名的著作《沙乡年鉴》。他在书中指出：“最早的道德观念是处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后来是处理人与社会之间的关系。但是随着人类对生存环境认识的深入，逐渐出现了第三个伦理层次：人和大地的关系。大地共同体除了包括气候、水、动物和植物之外，还包括人。人类应当改变自己在大地共同体中征服者的地位。”[14]这就是要求我们合理解决科学文化与人文文化的关系。总之，必须重塑人文与科学的统一，走可持续发展的道路，这样的认识也为人类步入新的文明时代——生态文明提供了契机。
四、生态文明的核心：人与自然和谐相处
事实已经证明，“工业文明的基本结构和运行机制决定了生态危机是工业文明的必然产物”[15]2。并且“在工业文明的基本框架内，环境危机不可能从根本上得到解决”[15]2。所以“只有实现从工业文明向生态文明的转型，人类才能从整体上彻底解决威胁人类文明的生态危机。文明范式的转型，是人类走出生态危机的必由之路”[15]2。毫无疑义，人类文明是由低级向高级发展，文明的发展史其实就是两种文化关系的演变史。人类发现，工业文明越是发展，财富增长的越多，自己的乐趣却变得越来越少，空虚，恐惧，忧患，不安却如蝇逐臭般的围绕著人们。既然现代文明已经出现了诸多弊端，寻找一种能够替代工业文明，一种以人与自然和谐发展为核心的新文明形态——生态文明——也就成为必然。
当下，人类在为辉煌的文明高歌的同时，内心却在不断地进行人文反思，在心理回旋着诸多的两难选择，而这可以说是科技意识与人文意识在人们内心的争斗。
其一，有限的资源能否支持无限的发展？目前，世界各国均以美国、欧盟和日本等发达国家为目标进行追赶，向往并追求这些发达国家的发展。一方面，我们一直在强调：地球资源有限，但发展无限。“自然界是有限的，自然界所蕴藏的资源是有限的，土地、森林、植被、水资源、海洋是有限的，石油、天然气、煤炭和人类生存攸关的资源是有限的。无论是已探明的资源，还是未曾探明的资源，对于地球近70亿人的持续的索取，自然界是捉襟见肘的。因此，人向自然的索取应该是有限的。过度工业化导致地球不可再生能源和资源的日渐短缺”[16]。而另一方面，在赶超时又往往忘记地球资源的有限性，被赶超者则总是坚信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总能开拓出无限的资源。无疑“这将引发全球性的生态灾变，这绝非危言耸听”[9]44。试想，如此不停地追赶，地球资源还能支撑多久？
其二，选择“生存”还是“可持续发展”？不可否认的事实是：自然是人类的母亲，人类只能生活在生态系统之中，人本身就是生态系统之中的一环并在生态圈中进行能量的交换。生态系统的能量交换决定生物的多样性和可持续性，维持着生产—消费—分解过程并保持动态平衡，一旦这种平衡遭到难以恢复的破坏，势必导致一些物种的消失，并最终危及人类自身的生存。所以福斯特在《生态危机与资本主义》一书中就指出：“世界生产总值如果保持在年均增长3%，那将意味着每隔23年就翻一番；一个世纪内将增长16倍。然而就是在目前也有迹象表明，……出现世界范围的生态灾难在所难免。没有一项技术能够在有限的生物圈内确保经济的无限增长。”由此，他建议：“新的发展形式追求适度而不是更多。”[17] “栖居自然是人类生产的前提，在此基础之上才能提及人的发展。适度的发展形式才是人与自然和谐相处双赢化战略。否则，只按照一种现代化的发展模式，真实应验了圣雄甘地的谶语：‘按照美国人的发展模式，再有20个地球也不够用’”[16]。因此，针对现有的生态环境状况，我们不得不面临这样的选择：是维持生存？还是维持发展？
其三，破坏生态是文明还是愚昧？文明进化的初衷，总是希望人类一天比一天强。但是随着文明的不断升级和发展，人类并没有得到想要的真正幸福，反倒是人类生存的持续性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进步，工业化越来越深入人们的生活，物质上人们变得更富裕，精神上却变得更贫穷；为了获取更多的自然资源，人类不断发展科技，大肆掠夺自然，这不仅打破了生态系统的动态平衡，同时也给人类带来自身的生存危机。“科学技术和技术经济的飞速发展也的确是一把双刃剑，其积极作用是极大地造福整个人类社会，让人们尽情地享受现代文明的种种优越生活，其负面影响是终究有一天可能由此而毁灭整个人类社会”[16]。这种种情况在向我们提出质疑：“是人类创造了文明，还是文明异化了人类。在走过了漫长的进化征途后，人类对自然的征服仿佛在警告人类：自然异化的圆圈似乎使人类又走回了愚昧。”[9]46
其四，人类文明程度以什么为标志？物质财富，抑或其他？现今几乎所有人都把物质财富增长作为文明程度的标尺，却忽视了文明是一个统一体，这在资本主义制度下表现的更为明显。“于是，在个人信念和资本主义机制下，人们的生活方式就是拼命地工作和尽情地消费，专注于自我的利益和兴趣而缺乏对社会公共利益和他人利益和兴趣的关注。其现实结果是：物质生活充裕了，精神生活却空虚了，人的幸福感下降了，人对道德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超越追求成了被取笑的对象，人的物质生活确乎是富裕了，文明了，人性却被物质性主导而变得不那么道德、不那么文明了”[18]。
选择注定是艰难的，但这不影响我们反思：什么才是当代人类需要的文明？韩国学者赵永植指出：“在历史长河中，人类克服了无数的恶劣环境，摆脱了自然的奴役，征服了自然，并创造了能支配自然的现代文明。尽管如此，人类不是从中得到了期望的幸福和喜悦，而是反被自己创造的非人格性的各种势力所奴役。虽然他们的物质享受比过去任何时代都更为丰富，但在精神上，却受着紧张、焦躁、不安、孤独、恐怖和猜忌等精神衰弱症的摆布，生活于不幸和挫折的漩涡里，这就是现代人二律背反性的矛盾现象。”[19]人们产生两难选择的根源在于对工业文明的质疑，对工业文明时代文化裂变的不满。生态恶化，环境污染是现代工业危机的症结所在，它在本质上决定了工业文明的衰竭趋势。这种危机促使人们深思，必须变革现有的生产方式，转变现有的价值观念，以确保人类有一个安全的，能够持续发展的未来，即增强人们环境保护的人文意识，实现从工业文明向生态文明的飞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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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 文 格）
Human and Nature Relation Evolution in the Civilization Evolution
——Perspective to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Science and Humanity
HU Fan1，GAO Yue-hui2
(1.Departmemt of Ideology and Politics Education,Hunan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Zhuzhou 412008,Hunan,China;
2.Departmemt of Propaganda,Hunan Institute of Engineering,Xiangtan 411104,Hunan,China)
Abstract：Along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human civilization,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man and nature presents different state,from harmony of man and nature to pursuit of mutual abandont,then to the new harmony between man and nature.This expresses not only the changes in relationship between man and nature,but the implication of the rise of humanities consciousness as well as a cultural inevitibility of humane care towards nature.
Key words：civilization；human and nature；relation； cultur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