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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在预防内涝问题上花费了不少功夫，但是，在快速的城市化进程中，“人地争水”造成的人水不和谐，
是城市需要直面的问题
从大禹治水发端，中华文明的发展演变过程中，从来不缺少人水共生和人水抗争的历史。即使是现代化的都市，人与水的角力依然在进行。
2016年夏季，长江流域遭遇特大洪水，导致南方城市普遍出现严重内涝甚至全城瘫痪。作为全国唯一的副省级海绵城市试点，人称“百湖之市”的武汉，也成为此次抗洪中的焦点城市。
近些年，通过加大投入，铁腕治理，武汉在治水方面走在了全国前列;但另一方面，由于基础设施欠账多、城市的快速扩张，又引发了人与水的紧张关系不断加剧。
洪水“大考”之后，武汉也开始反思。随着其2030城市规划获批公布，一系列让地还湖、人水和谐的举措正在逐步施行。
水患
地处长江、汉江交汇之地，武汉因水而兴，又因水而困。
站在大型居民区连片的南湖边，冬日暖阳下，湖光水影、微风习习。而数月之前，数十个小区一度成为一片汪洋。紧邻湖岸的南湖雅园小区，场面犹如灾难电影一般，浑浊的黄水夹杂着垃圾和树叶，积水最深处达1.8米。数十辆汽车浸泡在水中，居民进出只能乘坐橡皮艇。
2016年7月，受长江汛情影响，连续多日创纪录的强降雨后，江河湖库水位暴涨，武汉全城告急。据事后统计，仅南湖地区出现严重内涝的社区就多达24个，渍水时间长达20多天，受灾群众近2.5万人，转移安置1.8万人。
高峰时，武汉城区共有206处路段因渍水车辆无法通过，地下通道几成瀑布，56条公交线路停运，过江汽轮、汽渡全部停航、地铁部分线路关闭，全城交通瘫痪。部分居民小区被大水围困，停电停水。
按照应急预案，武汉市防汛指挥部连夜启动城市排渍Ⅱ级应急预警响应，紧急调度铲车、卡车、大巴车作摆渡工具。一些地方，皮划艇、挖藕服成了民众出行的标准配置。
持续降雨量大是这次内涝首当其冲的原因。武汉市气象局副局长唐仁茂说，受超强厄尔尼诺现象影响，武汉暴雨频发。6月30日20时至7月6日10时，武汉强降雨已累计降下560.5毫米。这场降雨突破武汉自有气象记录以来周持续性降水量最大值。
武汉市水务局排水处处长项久华说，在经历了多轮大雨、暴雨、特大暴雨的侵袭和浸泡后，湖泊和港渠保持在高水位。数据显示，自6月30日以来，长江汉口段水位连续上涨了3米以上，无法形成错峰调蓄。
“前三轮的降雨后，武汉的湖泊堰塘都饱和了，7月5日晚那场连绵一夜的暴雨是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唐仁茂说。
“人水争地”
不过，除了自然因素之外，相关人士也在反思城市自身的问题。
湖泊是调节内涝的天然载体，“百湖之市”武汉发生如此严重内涝，引发社会强烈关注。
洪山区水务局排水科科长王晓静工作的洪山区，是过去二十年武汉变化最大的地方之一。突飞猛进的城市建设，大大改变了洪山区本来的面貌。自1996年起，房地产发展迅速，紧张的用地局面下，当地不断填湖建房。资料显示，1996～2006年十年间，洪山区所辖的南湖水域面积共减少了35%。
“水认得他们自己的家。”在抱怨洪水带来灾害的同时，一些人也在反思。长期的围湖运动，湖泊萎缩、土地硬化致吸纳能力降低，被认为是此次城市水患的重要原因之一。
“人水争地”并非洪山区一地的问题。
近些年，武汉实现跨越式发展。城市GDP从2001年的1348亿元增长至2015年的11000亿元，增长近10倍，正式成为中国城市“万亿俱乐部”的一员。
伴随城市经济高速发展、新兴产业及就业机会增加、城市基础设施日益完善，武汉市常住人口逐年攀升。1995年到2015年，武汉市常住人口数量从710万上升到1060.77万，增长近50%。与之相应的是，武汉城区面积由1982年的173平方公里，发展到目前的500多平方公里。
中国地质大学（武汉）地球科学院教授李长安说，历史上，武汉就是一块沼泽地，地势低，湖泊多。在几十年的城市建设中，武汉市湖泊面积从1987年的370.97平方公里萎缩至2013年的264.73平方公里。
半个多世纪来，近90个湖泊因造田、建城而消失。之前能够对雨水径流起到调节作用的河湖、坑塘、湿地、沟渠、低洼地已经变成了城市建设用地，过多的湖泊遭到填埋，导致了城市内涝灾害。
据武汉市水务局统计，2002年武汉市共有200多个湖泊，10年之后的今天，只剩下了166个。其中，消失最快的是中心城区，建国初的127个湖泊现在仅保留了38个，平均每3年消失4个湖。
沙湖，是武汉内环区域内最大的湖泊，不仅景色优美，且有蓄水功能，被称为“武汉市的肾脏”。近几年，伴随着武汉长江隧道和沙湖大桥的相继通车，便利的交通让沙湖成为众多房地产商眼中的“香饽饽”，沙湖周边的湖景房价格也是一路看涨。
巨大商业利益驱动下，开发商不断蚕食着湖泊岸线，水面也一点点缩小。目前，沙湖周围高楼林立，水域面积仅剩4000亩左右，较之前缩小近乎一半。
“补课”
事实上，对于城市发展过程中可能出现的“人水争地”的问题，以及由此带来的城市内涝问题，武汉市早已采取措施，甚至走在了全国前列。
行动首先从治湖开始。面对不断缩小的湖泊，武汉制定了很多有针对性的措施。 早在2001年，武汉市即制定了全国第一部地方性湖泊保护条例——《武汉市湖泊保护条例》，将全市范围内的湖泊全部列入保护名录，严厉打击、遏制围湖建设、填湖开发等行为。
其次，在制定湖泊水域保护“蓝线”（水域控制线）的基础上，武汉市规定绿化范围的“绿线”（绿化控制线）和建设控制线的“灰线”（建筑控制线）和环湖道路，锁定湖泊岸线。
此外，武汉在全市范围内实行民间湖长和官方湖长结合的“湖长制”。其中，官方湖长直接由各区区长担任。以汉阳区墨水湖为例，最多时配备了5位“湖长”。
武汉市还将湖泊治理纳入治庸问责体系。水务局在中心城区40个湖泊蓝线设置界桩，公示分界指示牌，并应用卫星遥感、视频监控等科技手段，加强湖泊形态动态监控;加强湖泊巡查执法，确保违法填湖案查处率达到100%;每年“电视问政”上，武汉几乎都会有一些干部因治理湖泊不力被问责。
管廊沟渠是城市的“血管”，武汉在这个方面也下了不少功夫。
位于武汉市江汉区王家墩商务区的管廊，是武汉首条建成并投入使用的地下管廊。这条长5.2公里、高2米多、总宽约4米的“里子工程”，布设的主要管线通过支线管道连接各个区域，承担周边约7平方公里的通信、供水、供电功能，不仅避免了城市建设过程中“拉链式”重复建设，还有效解决了区域的排水问题。
武汉还推进了城区水系的连通。目前已经完工的东沙连通工程，不仅能缓解城区的内涝情况，还有效地改善了水质。根据规划，到2020年，武汉江湖水系连通格局初步形成，四片生态水网的重点区域基本连通，届时全市将构建国内最大的城市湖泊生态湿地群。
此外，武汉也在积极推进海绵城市的建设。作为全国唯一的副省级海绵城市试点，在青山示范区和四新示范区38平方公里的地面上，武汉市已经建成了一系列示范工程。绿树成荫、芳草萋萋的海绵功能体，目前经过了数次降雨的考验。
业内人士估计，如果没有近些年的“补课”，此次前所未有的暴雨无疑会造成更大的损失和灾情。
为生态“让路”，给建设“留白”
不过，在严重内涝的事实面前，有舆论认为“补课”不足。
王晓静告诉本刊记者，湖泊萎缩是发生在城市快速扩张的背景下，满是心痛。很多项目虽然征求水务部门意见，但往往不起作用。
另外，由于一些现实原因，市政建设在预防内涝方面仍有不少“欠债”。
例如，武汉市的排水系统建设标准偏低，也是此次内涝的重要原因之一。专家表示，从排水条件看，过去国家经济不发达，过多强调经济性，在这种情况下，武汉市的排水系统建设标准偏低，为24小时降雨100毫米，小时降雨34.5毫米。只要其中一项指标超标，就会产生渍水。
此外，2013年武汉市水务局出台《武汉市中心城区排水设施建设三年攻坚行动计划》提出，准备通过三年努力，投资130亿元，系统完善武汉的排水体系，整体提高排水能力。但是，由于部分骨干项目投资多、规模大、拆迁缓慢等原因，目前仅投入其中一小部分。
这种情况下，2016年的洪水灾害，以严酷的现实给人们以警示。
对此，武汉市提出实施更加严格的湖泊保护措施，打造城市生态区，给生态“让路”，给城市建设“留白”。
2016年7月14日，在连续超保证水位7天后，湖北第二大湖梁子湖北部的牛山湖大堤被炸平，过去30多年一直是水产养殖基地的牛山湖重回自然状态。虽是应急之举，但湖北省和武汉市也从长计议，对牛山湖以及附近最高水位线22.5米以下的约20平方公里民垸实施永久退垸还湖，将居住在里面的1000余名群众永久性迁出安置。
在蔡甸区消泗乡，灾害过后，万亩油菜花海长势正旺。消泗乡党委书记周军民告诉本刊记者，在做好灾后重建的同时，消泗乡正在计划将辖区内寓居群众少、农田设施弱的民垸退还给湖泊湿地，利用油菜花观光业，探索一条分蓄洪区发展的新路径。
“破垸调蓄分洪，相当于让洪水回到了‘老家’，这是实施生态防洪的重要举措。”湖北省防汛抗旱办公室副总工程师江焱生认为。
针对民房侵占连通渠或河道的现象，武汉市进行了集中清理，并对狭窄淤塞河段进行了扩建疏通。
同时，武汉市日前出台了2030年城市总体规划，提出修复城市水生态，打造适度超前的市政设施规划建设体系，推进海绵城市、综合管廊等系统综合性工程，提高城市防洪、排涝等设施，增强城市防灾减灾能力。
打造郊野公园群是另一项重要举措。依托木兰山、梁子湖等山区、湖区特色，在南北两个方向重点打造数百平方公里的两大郊野公园群。在城市外环以内的近郊区建设“郊野公园 主题休闲游憩”，形成各具特色的主题生态功能区，防止城市建设区连绵成片，在为市民提供休闲游憩空间的同时构筑生态屏障。
在城市扩张中，房地产项目是风景优美湖泊的最大威胁。为避免房地产开发侵占湖泊岸线，在湖泊周边建设岸线绿道成为武汉普遍的做法，确保在城镇化进程中实现人湖和谐共处。
截至本刊记者发稿时，全长28.7公里的东湖绿道已全线贯通正式对外开放。这条国内首条城区内的5A级景区绿道，被群众称为“离市民最近、最生态、最美丽的一条绿道。”
是城市需要直面的问题
从大禹治水发端，中华文明的发展演变过程中，从来不缺少人水共生和人水抗争的历史。即使是现代化的都市，人与水的角力依然在进行。
2016年夏季，长江流域遭遇特大洪水，导致南方城市普遍出现严重内涝甚至全城瘫痪。作为全国唯一的副省级海绵城市试点，人称“百湖之市”的武汉，也成为此次抗洪中的焦点城市。
近些年，通过加大投入，铁腕治理，武汉在治水方面走在了全国前列;但另一方面，由于基础设施欠账多、城市的快速扩张，又引发了人与水的紧张关系不断加剧。
洪水“大考”之后，武汉也开始反思。随着其2030城市规划获批公布，一系列让地还湖、人水和谐的举措正在逐步施行。
水患
地处长江、汉江交汇之地，武汉因水而兴，又因水而困。
站在大型居民区连片的南湖边，冬日暖阳下，湖光水影、微风习习。而数月之前，数十个小区一度成为一片汪洋。紧邻湖岸的南湖雅园小区，场面犹如灾难电影一般，浑浊的黄水夹杂着垃圾和树叶，积水最深处达1.8米。数十辆汽车浸泡在水中，居民进出只能乘坐橡皮艇。
2016年7月，受长江汛情影响，连续多日创纪录的强降雨后，江河湖库水位暴涨，武汉全城告急。据事后统计，仅南湖地区出现严重内涝的社区就多达24个，渍水时间长达20多天，受灾群众近2.5万人，转移安置1.8万人。
高峰时，武汉城区共有206处路段因渍水车辆无法通过，地下通道几成瀑布，56条公交线路停运，过江汽轮、汽渡全部停航、地铁部分线路关闭，全城交通瘫痪。部分居民小区被大水围困，停电停水。
按照应急预案，武汉市防汛指挥部连夜启动城市排渍Ⅱ级应急预警响应，紧急调度铲车、卡车、大巴车作摆渡工具。一些地方，皮划艇、挖藕服成了民众出行的标准配置。
持续降雨量大是这次内涝首当其冲的原因。武汉市气象局副局长唐仁茂说，受超强厄尔尼诺现象影响，武汉暴雨频发。6月30日20时至7月6日10时，武汉强降雨已累计降下560.5毫米。这场降雨突破武汉自有气象记录以来周持续性降水量最大值。
武汉市水务局排水处处长项久华说，在经历了多轮大雨、暴雨、特大暴雨的侵袭和浸泡后，湖泊和港渠保持在高水位。数据显示，自6月30日以来，长江汉口段水位连续上涨了3米以上，无法形成错峰调蓄。
“前三轮的降雨后，武汉的湖泊堰塘都饱和了，7月5日晚那场连绵一夜的暴雨是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唐仁茂说。
“人水争地”
不过，除了自然因素之外，相关人士也在反思城市自身的问题。
湖泊是调节内涝的天然载体，“百湖之市”武汉发生如此严重内涝，引发社会强烈关注。
洪山区水务局排水科科长王晓静工作的洪山区，是过去二十年武汉变化最大的地方之一。突飞猛进的城市建设，大大改变了洪山区本来的面貌。自1996年起，房地产发展迅速，紧张的用地局面下，当地不断填湖建房。资料显示，1996～2006年十年间，洪山区所辖的南湖水域面积共减少了35%。
“水认得他们自己的家。”在抱怨洪水带来灾害的同时，一些人也在反思。长期的围湖运动，湖泊萎缩、土地硬化致吸纳能力降低，被认为是此次城市水患的重要原因之一。
“人水争地”并非洪山区一地的问题。
近些年，武汉实现跨越式发展。城市GDP从2001年的1348亿元增长至2015年的11000亿元，增长近10倍，正式成为中国城市“万亿俱乐部”的一员。
伴随城市经济高速发展、新兴产业及就业机会增加、城市基础设施日益完善，武汉市常住人口逐年攀升。1995年到2015年，武汉市常住人口数量从710万上升到1060.77万，增长近50%。与之相应的是，武汉城区面积由1982年的173平方公里，发展到目前的500多平方公里。
中国地质大学（武汉）地球科学院教授李长安说，历史上，武汉就是一块沼泽地，地势低，湖泊多。在几十年的城市建设中，武汉市湖泊面积从1987年的370.97平方公里萎缩至2013年的264.73平方公里。
半个多世纪来，近90个湖泊因造田、建城而消失。之前能够对雨水径流起到调节作用的河湖、坑塘、湿地、沟渠、低洼地已经变成了城市建设用地，过多的湖泊遭到填埋，导致了城市内涝灾害。
据武汉市水务局统计，2002年武汉市共有200多个湖泊，10年之后的今天，只剩下了166个。其中，消失最快的是中心城区，建国初的127个湖泊现在仅保留了38个，平均每3年消失4个湖。
沙湖，是武汉内环区域内最大的湖泊，不仅景色优美，且有蓄水功能，被称为“武汉市的肾脏”。近几年，伴随着武汉长江隧道和沙湖大桥的相继通车，便利的交通让沙湖成为众多房地产商眼中的“香饽饽”，沙湖周边的湖景房价格也是一路看涨。
巨大商业利益驱动下，开发商不断蚕食着湖泊岸线，水面也一点点缩小。目前，沙湖周围高楼林立，水域面积仅剩4000亩左右，较之前缩小近乎一半。
“补课”
事实上，对于城市发展过程中可能出现的“人水争地”的问题，以及由此带来的城市内涝问题，武汉市早已采取措施，甚至走在了全国前列。
行动首先从治湖开始。面对不断缩小的湖泊，武汉制定了很多有针对性的措施。 早在2001年，武汉市即制定了全国第一部地方性湖泊保护条例——《武汉市湖泊保护条例》，将全市范围内的湖泊全部列入保护名录，严厉打击、遏制围湖建设、填湖开发等行为。
其次，在制定湖泊水域保护“蓝线”（水域控制线）的基础上，武汉市规定绿化范围的“绿线”（绿化控制线）和建设控制线的“灰线”（建筑控制线）和环湖道路，锁定湖泊岸线。
此外，武汉在全市范围内实行民间湖长和官方湖长结合的“湖长制”。其中，官方湖长直接由各区区长担任。以汉阳区墨水湖为例，最多时配备了5位“湖长”。
武汉市还将湖泊治理纳入治庸问责体系。水务局在中心城区40个湖泊蓝线设置界桩，公示分界指示牌，并应用卫星遥感、视频监控等科技手段，加强湖泊形态动态监控;加强湖泊巡查执法，确保违法填湖案查处率达到100%;每年“电视问政”上，武汉几乎都会有一些干部因治理湖泊不力被问责。
管廊沟渠是城市的“血管”，武汉在这个方面也下了不少功夫。
位于武汉市江汉区王家墩商务区的管廊，是武汉首条建成并投入使用的地下管廊。这条长5.2公里、高2米多、总宽约4米的“里子工程”，布设的主要管线通过支线管道连接各个区域，承担周边约7平方公里的通信、供水、供电功能，不仅避免了城市建设过程中“拉链式”重复建设，还有效解决了区域的排水问题。
武汉还推进了城区水系的连通。目前已经完工的东沙连通工程，不仅能缓解城区的内涝情况，还有效地改善了水质。根据规划，到2020年，武汉江湖水系连通格局初步形成，四片生态水网的重点区域基本连通，届时全市将构建国内最大的城市湖泊生态湿地群。
此外，武汉也在积极推进海绵城市的建设。作为全国唯一的副省级海绵城市试点，在青山示范区和四新示范区38平方公里的地面上，武汉市已经建成了一系列示范工程。绿树成荫、芳草萋萋的海绵功能体，目前经过了数次降雨的考验。
业内人士估计，如果没有近些年的“补课”，此次前所未有的暴雨无疑会造成更大的损失和灾情。
为生态“让路”，给建设“留白”
不过，在严重内涝的事实面前，有舆论认为“补课”不足。
王晓静告诉本刊记者，湖泊萎缩是发生在城市快速扩张的背景下，满是心痛。很多项目虽然征求水务部门意见，但往往不起作用。
另外，由于一些现实原因，市政建设在预防内涝方面仍有不少“欠债”。
例如，武汉市的排水系统建设标准偏低，也是此次内涝的重要原因之一。专家表示，从排水条件看，过去国家经济不发达，过多强调经济性，在这种情况下，武汉市的排水系统建设标准偏低，为24小时降雨100毫米，小时降雨34.5毫米。只要其中一项指标超标，就会产生渍水。
此外，2013年武汉市水务局出台《武汉市中心城区排水设施建设三年攻坚行动计划》提出，准备通过三年努力，投资130亿元，系统完善武汉的排水体系，整体提高排水能力。但是，由于部分骨干项目投资多、规模大、拆迁缓慢等原因，目前仅投入其中一小部分。
这种情况下，2016年的洪水灾害，以严酷的现实给人们以警示。
对此，武汉市提出实施更加严格的湖泊保护措施，打造城市生态区，给生态“让路”，给城市建设“留白”。
2016年7月14日，在连续超保证水位7天后，湖北第二大湖梁子湖北部的牛山湖大堤被炸平，过去30多年一直是水产养殖基地的牛山湖重回自然状态。虽是应急之举，但湖北省和武汉市也从长计议，对牛山湖以及附近最高水位线22.5米以下的约20平方公里民垸实施永久退垸还湖，将居住在里面的1000余名群众永久性迁出安置。
在蔡甸区消泗乡，灾害过后，万亩油菜花海长势正旺。消泗乡党委书记周军民告诉本刊记者，在做好灾后重建的同时，消泗乡正在计划将辖区内寓居群众少、农田设施弱的民垸退还给湖泊湿地，利用油菜花观光业，探索一条分蓄洪区发展的新路径。
“破垸调蓄分洪，相当于让洪水回到了‘老家’，这是实施生态防洪的重要举措。”湖北省防汛抗旱办公室副总工程师江焱生认为。
针对民房侵占连通渠或河道的现象，武汉市进行了集中清理，并对狭窄淤塞河段进行了扩建疏通。
同时，武汉市日前出台了2030年城市总体规划，提出修复城市水生态，打造适度超前的市政设施规划建设体系，推进海绵城市、综合管廊等系统综合性工程，提高城市防洪、排涝等设施，增强城市防灾减灾能力。
打造郊野公园群是另一项重要举措。依托木兰山、梁子湖等山区、湖区特色，在南北两个方向重点打造数百平方公里的两大郊野公园群。在城市外环以内的近郊区建设“郊野公园 主题休闲游憩”，形成各具特色的主题生态功能区，防止城市建设区连绵成片，在为市民提供休闲游憩空间的同时构筑生态屏障。
在城市扩张中，房地产项目是风景优美湖泊的最大威胁。为避免房地产开发侵占湖泊岸线，在湖泊周边建设岸线绿道成为武汉普遍的做法，确保在城镇化进程中实现人湖和谐共处。
截至本刊记者发稿时，全长28.7公里的东湖绿道已全线贯通正式对外开放。这条国内首条城区内的5A级景区绿道，被群众称为“离市民最近、最生态、最美丽的一条绿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