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的初春，中国金融业被一个叫做余额宝的“金融怪胎”搞得乍暖还寒。
　　事实上，还可以用比这更加严厉的形容词，围绕着余额宝，中国金融业内外形成了对峙的两方。随之而来的，是互联网金融该不该监管，以及如何监管等更加严肃的话题。
　　阿里巴巴旗下的货币基金余额宝，是从2013年7月至2014年2月底，成为中国互联网金融的别名的。据统计，9个月时间里，余额宝投资者总人数已突破8100万。同期，股票交易活跃帐户只有7700万。如果套用股民的称谓，中国已经涌现宝民群体。因此，主张对余额宝“取缔”者，肯定忽视或无视了这样的事实。
　　更值得注意的是，与股民的投资亏损者众多的情况形成对照，逾8100万的投资者通过购买余额宝产品，获得了远高于银行存款利息的低风险收益。让如此之众受惠，不论从社会稳定角度，还是从投资收益角度，都应当给余额宝颁发奖状。至于余额宝的出现，刺激了整个互联网金融产品销售渠道的创新，也是其不小的间接贡献。
　　但是，有人受益，就会有人不爽。有不爽者指责余额宝是“金融寄生虫”，通过拉高全社会的经济成本从中渔利。在余额宝出现前，支付宝账户中沉淀了大量用户资金，支付宝完全可以利用这么一笔数目可观的资金赚取利差，但它却选择通过余额宝将部分利润让利给用户。从这个角度看，余额宝与“寄生虫”不沾边。如果一个给广大公众带来更高收益的产品定义为“寄生虫”，那我真希望身边到处是寄生虫，更希望不爽者更不爽。
　　一些不爽者主张对余额宝征收准备金和风险金，将货币基金协议存款改为一般存款。在协议存款下，目前各类非银行金融机构均存在“吃利差”的情况，如股民保证金存款就能让证券公司“吃利差”。比较而言，余额宝无非通过渠道创新壮大了“吃利差”的队伍而已。如果对余额宝征收准备金和风险金，意味着也要对各类非银行金融机构都加收准备金、风险金。此种风险，可能为草率提议的不爽者所未察。
　　9个月时间内，余额宝能够迅速崛起，是2013年银行宏观环境催生的。余额宝所募集的资金90%以上投到银行协议存款上，收益率会跟着货币市场资金价格、收益水平波动。在过去一年资金紧俏的环境下，银行间资金价格畸高，这使得操作余额宝的天弘货币基金可以很轻松地赚钱。所以，余额宝赚钱，其实是中国银行业阶段性落后，或者监管落后造成的。所有对余额宝的出现不爽者，一定要从中国银行业市场化不足这条根子上去寻找不快乐的原因，而不能对互联网金融无端仇恨。
　　马云曾经说，如果余额宝能够为中国金融改革做出贡献，即使牺牲也值得。“两会”期间，央行行长周小川表示，不会取缔余额宝，看来余额宝被牺牲的可能性并不大。
　　不过，周小川明确指出，利率市场化改革即将迈出最后一步。不会被牺牲的余额宝，中枪的可能性增加了。在利率市场化环境下，余额宝的套利空间将大幅减小，且规模增速放缓甚至可能会减速。不过，作为中国金融改革的备书者，余额宝不会消失。毕竟，支付宝用户不仅能满足网上购物、消费的需求，还能购买余额宝获取收益。用户的偏好，决定了余额宝将长期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