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赤峰，蒙古语“乌兰哈达”，汉译“红色山峰”，原本是赤峰市郊的山名。后被转称为该城市之名。赤峰市原名“昭乌达盟”，与相邻的“卓索图盟”在清朝末期隶属于“热河”省，1969年至1979年划归辽宁省管辖，时称“昭乌达盟”地区。 昭乌达盟文物工作站（1987年改为今名赤峰市博物馆）已故的考古学者苏赫先生，认证了翁牛特旗于1971年发现的碧玉龙，由此引发朝阳市牛河梁、喀左县、阜新市等著名“红山文化遗址”的考古发掘高潮。
“红山文化”因首次发现于赤峰红山后而得名，其中心区域的喀喇沁原是北元时期塞北兀良哈氏蒙古部落所在地，满清皇帝为了辖制蒙古就把该地划分为左中右三旗，分而治之。文中的喀喇沁多数是指“喀喇沁右翼旗”，亦即今赤峰市喀喇沁旗的“清朝蒙古王府博物馆。”而喀喇沁左翼旗，则是今辽宁省朝阳市的喀左县。从上述遗址出土的泛“红山文化”玉器来看，内蒙古赤峰出土的文物年代较早，其精美程度及其数量不如辽宁省朝阳牛河梁出土的典型。因为，牛河梁的年代较晚，属于“红山文化”晚期。牛河梁的玉神之器显示了父系社会的联邦制国家雏形状态，疑为华夏古国中的“华（夷）”集团之部落。
红山文化的发现者是日本鸟氏吗？
有关红山文化发现者的讨论，在史料中都提到一位名叫鸟居龙藏的日本人。这位被誉为日本考古学者的鸟居龙藏人等，于1906年至1908年曾经在今辽西和赤峰一带进行考察和大肆发掘，并根据其所带回国的文物研究后,在他的著述中曾提出过对这一带“疑似新石器时代遗址”的思考（可能指鸟居龙藏1914年发表的《东蒙的原始居民》一文）。因为，鸟居龙藏所发掘的主要地点集中于今赤峰市的红山后，所以，有人就把日本鸟氏顺理成章地理解为：“最初挖掘‘这种疑似新石器时代考古遗址’，建国以后被我国命名为‘红山文化’的该考古文化类型的发现者之一。”客观事实上，清末的时候随着各种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地签订，大批洋人横行中国。而在辽西、热河（主要指今赤峰市）一带考古文化遗址上围绕盘旋的外国人绝对不止日本鸟氏一伙。当然，他们的真正居心何在已经无从考察。
坦白地说，我国红山文化的命名与鸟居龙藏没有必然的因果联系。如果没有鸟氏的事先盗挖，我国也会发现并命名红山文化。这是学术问题的成熟期而导致上升的必然结果。这也是解放以后我国考古学家经过多年的研究得出结论，是在科学发掘的基础上，证明发现的这一类型史前文化的共性。比如，像红山文化遗址中的大量石块垒砌的积石冢、金字塔式的祭坛、木结构大屋顶式样的女神庙、各种各样的精美玉雕神器极其特殊的加工工艺和规范的造型艺术作品等。而对于考古文化的命名，则是沿袭国际惯例而约定俗成的命名方式，依据以某种文化最初发现地命名的原则，往往就把这一类同类合并的文化遗存统一称而呼之，各种文化遗址的命名方式均是如此。我国按照国际上考古学的习惯就把这一类的考古文化命名为“红山文化”，这是时机成熟之际自然而然地发展的必然结果，这就像目前我国探研红山文化尽管已经历时二十多年，但是还不能得出结论一样。究其原因很简单：红山文化特别是牛河梁遗址群的考古发掘远远没有结束，此时的研讨只是阶段性成果而不会是结论。这就是科研的培育与成果的成熟期的时间问题，是必然法则，不可以进度的快慢与否而评论价值高低。
实际上，自从清末签订一些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之后，来华的外国人逐渐增多，他们抱有不同的目的和想法来此“考古发掘”研究古老的东方文明。就连日本人也声称鸟居龙藏名义上是喀喇沁王府聘请的教师，但“心思和兴趣却放在了考古调查上”，可见其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直到民国时期，围绕着这块神奇土地而周转的除了日本人之外，还有法国、瑞典等外国人。当然，最多的还是我们中国人。譬如说1919年来自法国以神甫身份来华的自然科学博士桑志华（EmileLicent）就活跃在今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北部的林西县、巴林右旗以及辽宁省朝阳地区等红山文化重心区域，但据说他们是无果而返。1921年，在中国政府农商部担任矿政顾问的瑞典人安特生也来到了辽西地区，他对辽宁省锦西（今葫芦岛市）沙锅屯洞穴遗址进行了发掘（也是红山文化遗址所在地）。1922年，桑志华和另一位学者德日进（PierreTeilharddeChardin）来到西辽河流域，对热河北部这一带的古代遗址进行地面调查，并对“红山前”一带的遗址进行了发掘，也曾发现一些旧石器时代晚期的细石器，并采集了一些文化遗物。据有关资料记载，在1922年至1924年期间，桑志华多次到过赤峰，在这里他发现的新石器时代遗址多达22处。到了1935年，日本考古专家滨田耕作和水野清一来到此地进行过发掘，也是目的性明确地考古发掘。滨田耕作和水野清一后来撰写了《赤峰红山后——热河省赤峰红山后先史遗迹》一文，作为他们在赤峰英金河畔的红山前后考古发掘的报告。所有这些来自各国的不同人群，怀有不同的目的，但是，他们所活动的区域都是在红山文化的范围之内，是广泛的红山文化地面遗迹吸引了这些来自海外不同国家的不同的人。
真正从学术角度探索辽西及其热河地区远古文化的始自于红山文化的先辈学者梁思永先生。1930年冬季，获得哈佛大学硕士学位的梁启超的儿子、刚刚回国到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考古所工作的梁思永，这个面容消瘦的青年人，顶着刺骨的寒风，由内蒙古的通辽市起程，穿过今赤峰市阿鲁科尔沁旗的天山镇，直奔赤峰市巴林左旗的政府所在地林东镇，并从林东镇到达林西县。梁思永先生留学于美国哈佛大学，研习考古学和人类学。据说他是阅读了鸟居龙藏和桑志华关于赤峰考古调查研究的论述信息之后得到启发，开始关注这一地区的远古文化（红山文化）的。1930年8月梁思永回国，急于想否定“长城以北没有古文明史”的传说。因为有报告提示说，今内蒙古赤峰市林西县一带发现了新石器时代的文化遗存。于是，经过申请考古所马上决定派梁思永前往考察。梁思永因为受到兴安盟的通辽一带严重爆发的鼠疫影响，无法从巴林草原的北路进入当年隶属于热河管辖的昭乌达盟地区（今赤峰市），就在路口阻断进退两难之际，他得到消息北上黑龙江的昂昂溪去发掘新石器遗址。9月28日，梁思永前往齐齐哈尔到达发掘现场，工作3天之后因为天气变冷而被迫停工。梁思永仍然惦记着热河省管辖的昭乌达盟，又马上南下取道通辽直奔林西县。1930年10月下旬，梁思永到达今赤峰市的林西县。发掘的地点被当地百姓叫做“哈拉海”的一块沙窝子地，距离县城大约4公里。当时从林西到昭乌达盟（赤峰）的南北大道由遗址的中心穿过，位于西侧的锅撑子山高高耸立，是发掘遗址的最好标识。过去这里出土遗物种类和数量都较多，梁思永对此抱了很大希望。但是，天气不遂人愿，气温降到摄氏零度以下，遗址地表上的土层被冻坚硬。在这种情况下，梁思永只得将挖掘计划改成去昭乌达盟一带进行地面采集。就是这样，梁思永先生对今赤峰市中心的英金河北岸和红山嘴一带的新石器及较晚时代的遗址进行了调查，收获了新石器时期的石器和陶片等一批文物，对该区域古文化进行了初步分析研究。1930年11月27日，梁思永回到了北平。1931年日军发动了震惊中外的“九一八事变”，在4个月之内东北三省沦陷，辽西和热河地区也未能逃过一劫。就在日本人在辽西和昭乌达盟等地进行文化掠夺的时候，梁思永因为患肋膜炎病倒了。1934年的春天刚刚恢复健康的梁思永，立即整理在热河采集的材料。当年的秋天，梁思永的热河考古报告《热河查不干庙林西双井赤峰等处所采集之新石器时代石器与陶片》发表，这篇考古报告是中国考古学者自己撰写的第一篇专论热河新石器（红山文化）的专业文章。梁思永无限伤感地在报告里写道：“在不到4年的时间里，东北4省接连被日本军占领了，我国的考古工作者，不应忘记我们没有完成的工作。”拳拳报国之心略见一斑。1935年日本滨田耕作和水野清一更是目的明确地对此地进行考古，撰写具有进步意义的《赤峰红山后——热河省赤峰红山后先史遗迹》的发掘报告。1945年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后，在四川宜宾李庄的梁思永得以回到北平休养。1950年8月，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在北京成立，梁思永任副所长，有关红山文化的考古研究在此时才真正地步入了正轨，走向科学发掘和文化研究之路。
应该客观地说，鸟居龙藏是最初红山文化这类考古文化的发现者之一，但并非是红山文化的命名者和深入课题研究的专家。真正使红山文化上升到理论研究和考古科学层面的还是我们中国人。显而易见，有关红山文化的大量科研成果与当年盗墓笔记之类的记载有根本的本质上的区别，不可相提并论。如今，在日本东京大学等地收藏的所谓“红山文化”等文物，大多是当年盗掘的。岂不知，如今的美国华盛顿弗勒博物馆、美国哈佛大学福格博物馆、法国吉美美术馆、英国大英博物馆……都收藏有红山文化的大批玉器，这种情况让我们无言以对。倘若，从学术的角度来说，我们应该纪念这位红山文化的先驱者——鸟居龙藏；反之，从民族利益的角度来看，他们与趁火打劫的强盗没有本质的区别！因为，我们无法排除某些国家的所谓学者，从过去到目前都力图在中国特别是中国北方寻找所谓的民族之“根”及其所谓的发源证据。更有甚者大言不惭地声称中华民族的“四大发明”之类都是他们的祖先创造的……甚至公然去申报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所以说，真正客观地明确红山文化的发源始末及其来龙去脉，绝非视若儿戏可等闲视之。保卫文化遗产，保卫中华民族的荣誉，保卫老祖宗留给我们的精神和物质财富，是我们当代抗战者义不容辞的历史责任！
喀喇沁蒙古王府的功过是非！
日本的鸟氏来华与喀喇沁王府有关。这件事情的具体过程是这样的，清末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的某天，一个身材矮小名曰鸟居龙藏的日本人，应塞北高原蒙古部落兀良哈氏的喀喇沁第十二代亲王贡桑诺尔布的邀请，以教师身份走进了喀喇沁右翼旗的王府。提起这座王府，就是目前我国保存完好的唯一的“清朝蒙古王府博物馆”所在之地，亦即是始建于清代康熙十八年（1679年），选址并建造于今赤峰市南部的喀喇沁旗的所谓的“王爷府”建筑群。而“乌兰哈达”就是蒙古语的红山之意，亦即昭乌达盟北郊的红色山峰。
首先，应该说明的是：喀喇沁旗王府的建造在我国历史上非同寻常。之前，满清皇帝不允许蒙古贵族建造固定的房屋或者定居，尽管女真大汗能够入关做了满清皇帝，塞北高原的兀良哈氏蒙古部落，鞍前马后、无役不从。为了满清霸统天下成就帝业，也建立了不可磨灭的功勋。但是，蒙古贵族也好、草原牧民也罢，都得在自己的封地之内，必须接受满清皇帝强制“百里封王”的领地划归，而不得与汉族人接触、通婚，或者学习文化等愚民政策，甚至于不许建造房屋定居。就拿整个塞北的喀喇沁部族而言，原本一支血脉的亲叔侄两家就被皇帝分封为喀喇沁左旗和喀喇沁右旗，地域一东一西。东边的是今辽宁朝阳市喀喇沁左翼县；西边的是今内蒙古赤峰市喀喇沁旗。如今走进河北承德的避暑山庄，看到的那幅清代绘画《喀喇沁蒙古旗王府山水庄园图》，就是皇家恩准建造的喀喇沁旗为蒙古王府描绘的图画。
然而，到了康熙年间，塞北的兀良哈氏蒙古贵族，包括喀喇沁左翼旗（红山文化绿松石鸮和双龙首玉璜的出土地）的“大成裕”商号（被御封为清朝政府的官商号，专门为木兰秋狝而生产提供御膳贡品。后来乾隆皇帝亲笔御提大成裕官号金匾），联合翁牛特旗（中国第一条红山文化玉龙的出土地）和喀喇沁右翼旗（今赤峰喀喇沁旗）一起，读懂了康熙的闹心事，拿捏得皇帝恰到好处，于是顺水做了个人情，就把这块原属于额索图盟这三家蒙古王旗所共有的、塞上蒙古高原、塞下原始森林的“坝上”之地作为礼物，以“大成裕”商号给朝廷敬献牧场的名义送给康熙，供清王朝举办每年的“木兰秋狝”。实际上，满清皇帝每年秋天借此以秋狝之名检验他的八旗官兵，即杀鸡给猴子看，暗示给为满清政府把守北大门的蒙古王旗民们的颜色瞧瞧；同时，也在检验蒙古贵族对满清皇帝的衷心程度……当然，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落实满清政府的“家法”，每年以“木兰秋狝”之名，训练八旗子弟兵，为了保卫和防御需要而保持骁勇善战的战斗力，也为了能和塞北的蒙古贵族紧密联系，设宴筵宴、赏赐臣僚。因为，塞北的蒙古高原，是北部进京的唯一通道。历史上凡是游牧民族与中原战争，都是通过这一条战略要道进京的。这就是北京的喜峰口到今河北围场（木兰围场）再到赤峰市的喀喇沁旗的这条著名的不平凡之路。要知道，通过这条路，塞北的蒙古人骑兵进京只需要快马三天，就可以到达紫禁城！所以，满清皇帝为了自己家天下的稳固，为了能够高枕无忧，就必须拉拢塞北的蒙古贵族。好在兀良哈氏蒙古早在元朝时，就是成吉思汗的亲家——黄金家族，世代享受贵族待遇，所以，满清皇帝视乎也给了这一老牌贵族的面子，对兀良哈氏的蒙古贵族，也就是喀喇沁部落（整个喀喇沁部落最多时被清王朝划分为左中右三旗）的蒙古人格外关照。特别是清朝历代皇帝，都曾把自己的女儿下嫁给塞北兀良哈氏蒙古贵族，这种联姻的目的不言而喻。这在历史文献中留下了很多公主格格下嫁塞北草原的故事，以至于以此为题材的电视剧也很多。所以，清初喀喇沁的两个王爷府，无论是左旗还是右旗，都与皇帝有亲家关系。而左旗的对外一切事物均由御封的官商号“大成裕”负责。
简而言之，到了康熙年间，满清皇帝不得不允许喀喇沁右翼旗在“木兰围场”的北边，“木兰秋狝”的值守之地建造官邸，这就是今天的喀喇沁王府博物馆。而喀喇沁左翼旗的王府则在今朝阳市的喀左县南部。各王府的主人“世袭罔替”，每年春节必须进京与皇帝筵宴。而实际上，尽管满清皇帝把整个喀喇沁部落划分为左中右三旗，但客观上喀喇沁中旗就是存续时间很短、今天红山文化遗址群和女神庙所在地的牛河梁——建平县。不久，喀喇沁中旗就划归到喀喇沁左旗管辖。这样一来，现在的“清朝蒙古王府博物馆”所在地就是清朝的喀喇沁右旗；而喀喇沁中旗（朝阳市牛河梁）和喀喇沁左旗，就分别是今天的辽宁省朝阳市的建平县、喀左县，它们的共同特点是整个喀喇沁部族都处在红山文化的中心区域。至于喀喇沁王府，历史上共有两家，除了我们说到的位于内蒙赤峰市的喀喇沁右翼王府之外，还有就是位于辽宁朝阳市喀左县的喀喇沁左翼王府。喀左王府的商号“大成裕”负责“木兰秋狝”的贡品提供，所以被皇家御封为御膳官商号。与此同时，康熙皇帝为了巩固对北疆的统治，曾把女儿贤德固伦公主，下嫁到喀喇沁左翼王府。后来，乾隆皇帝不仅亲自题写“大成裕”金匾，而且还御赐“大成裕”贡坊官号东家掌柜正五品白鹇补服，水晶顶戴单眼花翎，配合黄马褂、腰牌使用，使入贡者方便自由出入“紫禁城”及其宫闱皇亲御膳之地。这些都是因为那条从蒙古高原进京的要道，必须经过的要隘峡口——喀喇沁至“木兰围场”到喜峰口之路。这条道路沿线，由喀喇沁左翼旗千余名骑兵警戒把守，史称“贡道”，亦即喀喇沁诸旗特别是“大成裕”商号给满清皇宫的进贡之路。由此可见，无论是喀喇沁左旗还是右旗，在满清政府那里都享有部分特权。因为，他们与满清皇帝均是政治的婚姻产物、牢不可破的儿女亲家关系。当然，特供的食品是由御用官商号“大成裕”进贡的。
喀喇沁右翼王府的两代主人，他们都与红山文化有着千丝万缕地联系。第一位，就是把日本人鸟居龙藏招引到中国北方远古文化遗址圈内的人，那位蒙古部落兀良哈氏的喀喇沁第十二代亲王贡桑诺尔布。这位贡桑诺尔布亲王是我国近代史上值得赞扬的教育家，特别是对于塞北地区蒙古族的教育实践，几乎可以说是由贡桑诺尔布亲王开辟了历史先河。贡桑诺尔布亲王接受国外的先进思想，勇于大胆引进并付诸实践，他不仅聘请汉族教师教授汉学，同时也聘请外教授课，包括语言文字、科学技术等。这位教育成果卓著的民族教育家的事迹感人，在王府博物馆中有专题展示。也正是他兴办教育才把日本鸟居龙藏引到草原来的。第二位，就是当代第一个认证红山文化碧玉龙的著名考古学家、时任昭乌达盟文物工作站站长，现已故的苏赫先生，他也是喀喇沁王府的兀良哈氏末代“王爷”。苏赫先生出身蒙古贵族，接受过良好的教育，精通汉满日等语言，懂得契丹、蒙古、藏文等少数民族文字，是位早年留洋海外的较为全才的文化学者和考古学家。建国以后，苏赫先生曾任全国政协委员、当地的政协主席。由于苏赫先生是喀喇沁第十二代亲王、蒙古族教育家贡桑诺尔布嫡侄，故而被好友圈内的朋友戏谑称之为“王爷”。
话又说回来，就是在贡桑诺尔布亲王聘请日本人鸟居龙藏来到喀喇沁王府传播文化、教授学生的同时，这位被誉为人类学家、考古学者的鸟氏，在业余之时盗挖了位于赤峰红山后的远古人类遗址。据日本学者回忆说：鸟居龙藏当年是从今巴林左旗的辽代上京城（可以理解为历史上契丹和辽国的国都）遗址等地，南下来到昭乌达盟的红山一带，并有案可稽地记录了鸟氏在赤峰红山后附近地面上发现了一些陶片。可能随后，鸟氏即在赤峰的西拉木伦河、英金河、老哈河以及辽西等地从事考古挖掘活动，而这一带恰恰就是后来证明的红山文化的重心区域。鸟居龙藏在赤峰市北郊英金河畔“红山后”等地总计发现了60余处新石器时代遗址，并言称见到了环绕着石头的古墓（积石冢）。其实，鸟氏看到的这些环绕石头的古墓，其中有的就是后来震惊世界、被专家们称为“积石冢”和“金字塔”式的祭坛，都是组成红山文化墓葬群的主要建造遗迹。有人曾表示惋惜，认为鸟氏没有进行深入调查，于1908年带着“对红山文化不甚理解的遗憾离开了”喀喇沁，似乎假如鸟氏继续挖掘下去，红山文化就可能提前发现。其实，我们有理由怀疑，鸟居龙藏1914年发表的《东蒙的原始居民》一文，并不是他在没有深入调研或因为时间仓促难以深入等客观因素而导致所谓的成果简单，并与后来所谓的红山文化这一震惊世界的考古文化探索研究浅尝辄止。而是，鸟氏此次的中国之行，其醉翁之意不在酒，在于调查和挖掘有关蒙古利亚人种先祖的遗物，或为日满同祖同宗寻找物据和文物。鸟居龙藏成果总结的情报价值，远远大于科研深入价值；其目的侧重点不同，又何必要为他人做嫁衣。试想，鸟氏逗留于该地区时间长达两三年之久（日本人秋山進午认为：鸟居龙藏是在日本明治40年（1903年）来中国的。如果此说成立，那么，鸟氏逗留此地时间就长达六年之久），而日后的日本军队侵略中国扑奔的第一个目标就是这块神奇的土地。为何侵略者的大队人马中都有所谓的考古学家带队？包括所谓的考古专家滨田耕作和水野清一，为何直奔当时荒无人烟的巴林草原的纵深腹地？又为何目标异常明确地直奔辽上京、辽祖陵——耶律阿保机隐藏于深山里的陵墓？甚至连巴林右旗北部草原深处高达49米索伯力嘎的辽代白塔也遭受盗掘（日本盗空白塔宝藏之后，感到罪孽深重，于是就在白塔的前面入口处，修建了一幢藏式小塔以示谢罪。这幢藏式小塔的壶门里都可以容纳蹲客休憩）。要知道日本侵略者都是大队武装的长驱直入，目标如此明确而不计劳工费用和给养开销之巨，如果没有事先详细的调查测绘，就不可能实行日后的盗掘辽祖陵、辽祖州、辽上京等大批文化遗址的抢劫盗挖行动！好在老天有眼，侵略者始终没有找到辽祖陵的入口才使得耶律阿保机得以幸免于难，否则，北方两河流域这一带的文化遗址岂能幸存于今日？要知道，这块神奇的土地上，流淌着中国北方的两河——西拉木伦河水系的老哈河等辽河上游流域；以及——大凌河水系等另一支母亲河流。这些河流孕育了中国北方的民族及其文化，包括红山文化在内的原始文化、东胡文化（东胡人发源于西拉木伦河流域）、契丹和辽金文化（辽代国都在巴林左旗），元代及其北元文化（塞北草原的蒙古族文化），满清文化（大清皇帝与塞北兀良哈氏蒙古贵族的文化交融）。直至今日，在赤峰市的旗县大部分范围之内都严禁私自动土。假如自家挖个菜窖，完全有可能会遇到古墓文物。即便是刮了大风、下了暴雨，都可能出土文物。因为，这一带文化遗址叠压、交融，从原始社会直至明清历时整个古代文明历程，各阶段的历史文化都有出土的案例和被保护的对象。
我们怎么就没有看出来鸟居龙藏对红山文化的贡献在哪呢？如果说，仔细寻找鸟氏对我们红山文化有何贡献的话，那么，就是鸟氏的文章引起了学者的注意力，使得更多的人关注中国北方这块神奇的土地，客观上对于后来的学者也起到了提示作用。把他们在中国非法盗挖的红山文化及其其他文物在日本大学研究展示，这对于中国的学术进步又有何益可言？然而，日本军队叮咬辽西和赤峰的真正目的，早在1932年日本内阁制定的所谓《大陆政策》就已经说明：“欲灭亡中国必首先灭亡满蒙。”因此，日本的史学界、考古学界，按照日本政府的这一政策，对中国东北地区特别是辽西及内蒙古东部地区进行了大量的历史考古研究和挖掘工作，这些都为炮制满蒙从来就不属于中国所属的滥调和制造“满蒙独立论，”而积极寻找所谓的历史和文化依据在忙碌。日本的学者们在华这些看似复杂的伪装表演，在中国老百姓看来不过是一句话概括：“黄鼠狼给鸡拜年——没安好心”。
初识红山阶段的文物地位
倘若从红山文化中心区的地图来看，赤峰市和红山文化的重要出土地的敖汉旗，正处在辽宁西部的包裹之内，或者换言之，辽西的红山文化重要出土地，包括震惊世界的朝阳市牛河梁的红山文化遗址群，如女神庙、祭坛、积石冢等文化遗址、古城遗址，都与赤峰市的敖汉旗界桩互为介入融合。早在建国以后，我国众多的考古工作者都对红山遗址及邻近地区、其他具有相同内涵的新石器时代遗址，进行了进一步的调查和试掘。最初研究的目标亦即是出土的文物只是红山文化的石器、印纹陶器、彩陶等，还包括少量的人体的遗骨。然而，正式的发掘报告中还没有发现并提到红山文化玉器。既是偶尔发现的红山文化玉器，大多是散失于民间或被野外捡拾的玉器雕刻小件，倘若探索断代的话，这些玉器多被认为商周时期的素面文物，或认为是战国要么就挂靠在汉代的素面装饰品玉饰范围之内。
到了上世纪五十年代，辽宁省义县万佛堂（北魏时期的摩崖石造像群及其石窟寺）附近对新石器时代遗址开始进行调查。1954年，汪宇平先生来到昭乌达盟对红山细石器遗址进行了调查。同年，著名历史学家、考古学家尹达先生将自己撰写并准备发表的部分学术论文《中国新石器时代》请梁思永作序。梁思永建议他把昭乌达盟红山新石器内容写进文稿。12月，尹达先生的《中国新石器时代》一文在权威的考古学杂志《考古学报》上发表。根据梁思永的意见，尹先生作为补充并以“关于赤峰红山后的新石器时代遗址”为题撰写了篇幅很短的论考，简洁地分析了“赤峰第一期文化”的陶器和石器。正如尹达先生的后记中所谓：正是由于校阅此书原稿的梁思永先生的提示他才动笔的，把本来应纳入论考中的内容另立一篇，作为论考的补说。尹达先生认为：“红山后新石器时代遗址，从陶器和石器的特点分析，这种文化遗存，很可能是新石器文化和仰韶文化相互影响之后所发生的新的文化遗存，也就是说，是含有新石器文化和仰韶文化两种因素的文化遗存，我们可以名之为中国新石器时代的‘红山文化’，它的分布范围，包括辽宁、内蒙古和河北交界的燕山南北及长城地带。”这是红山文化作为考古学的文化概念首次在学术论文中出现，也为红山文化的正式命名奠定了基础。而此时，尽管梁思永先生已经病逝一年有余，但是，我们应该承认：红山文化的这一考古文化概念的提出，是以尹达、梁思永为代表的中国考古学家多年探研的结果，时间是1954年12月，在《考古学报·中国新石器时代》一文中正式命名。
红山文化概念的明确并不意味着文物常识的普及。当年很多人甚至包括文博部门的专业人员，也无法把红山文化的概念性文物与其具体的文化内涵联系起来。简单地说，在辽西牛河梁红山文化遗址群出土大批精美玉器雕刻作品之前，人们普遍无法把散落在民间特别是牧民手里的烟荷包上的玉坠与红山文化相对照。牛河梁的红山文化玉器面世之后，应运而来的就是在位于沈阳市的辽宁省文物总店，以及辽西各地区征集到了几块玉雕猪首龙。内蒙也不甘落后，在赤峰市的巴林右旗那日斯台一带也出土、征集到了一批包括猪首龙在内的各式各样的玉雕文物，都是属于红山文化的玉器杰作。然后，辽宁省阜新地区，出土了石块堆砌的龙、泥塑，及其典型红山文化的玉龟，辽宁省喀喇沁左翼蒙古族自治县发现了东山嘴红山文化遗址，玉雕双龙首璜、绿松石鸮以及诸多的泥塑女神像残件等。就是在河北省探索黄帝陵的考古发掘中，也曾在墓里女主人的脖颈上摘下一个玉质玦型的小猪首龙。总的概算一下，红山文化所涵盖的地理范围，凡是发现遗址或者试掘的同种类型的文化现象，从内蒙古的北部到黑龙江起，南到河北省的北部；东到辽东的边境线，西到内蒙古的中部地区（内蒙古西部则为河套文化）。红山文化核心位于辽宁省朝阳市的东山嘴和牛河梁及近在咫尺的内蒙古敖汉旗，以此向外围辐射，四面八方均有重大遗址发现，如阜新查海和胡头沟；凌源三官甸子城子山；巴林右旗的那日斯台等，纵横交错多达数千。简单地说：红山诸文化的分布相当于热河全省，是以西辽河流域、大凌河流域及辽河上游最为密集。
红山文化第一条碧玉龙的发现始末
就目前而言，大凡提到红山文化恐怕首先想到的就是那些雕刻精美的素面玉器，造型憨态可掬、磨制工艺精美绝伦。无论是在国内还是国际范围内，空前绝后、绝无仅有，均达到了史前工艺美术玉雕神器的极佳水平。这些代表红山文化文物玉雕作品的最初发现，还是从一条富有传奇色彩的碧玉龙的曲折故事开始的。故事的来龙去脉经过近四十年口头传播而演绎成多种版本，但是，基本公认传播声高的赤峰版本的故事历程大抵如此：
1971年农历八月的一天下午，17岁的张凤祥和其他7位农民受生产队委派，去到原昭乌达盟（今赤峰）翁牛特旗三星他拉村村北的小北山上平整树坑。挨到傍晚感到疲劳的张凤祥就席地而坐，在林地边缘土坎边上休息。他百无聊赖毫无意识地随手翻着身边的浮土，发现尽是些像鸡蛋一样大小的石头，他觉得奇怪就一边翻看一边往外扒拉。突然，“哗”地一声漏下去好多土。再仔细一瞧，发现洞穴里面有一块儿光溜的1米多长的石板。掀开石板看到下面是一个用石头砌成的井字形石坑。在石坑里面张凤祥找到了一条像钩子似的一件东西，上面生满了厚厚的土锈包裹物，张凤祥把这东西拿在手里掂量一番，以为是块儿破旧的锈铁就没太在意，在收工回家的路上还把这东西拿给别人辨认，杨德成就用铁锹把儿用力敲了几下，想敲掉上面的土锈，却怎么也敲不掉。于是，随口说了句：“这么块儿破铁有啥用？”说完便随手扔到了路边，大伙儿继续往家走。进了村子快走到家的时候，张凤祥突然想：“那块儿铁咋说也有1斤重，能卖4分钱，可以买好几块儿糖呢！”于是，他又顺原路返回寻找，把那块儿东西捡了回来。回到家后，张凤祥将这锈铁钩子扔在了屋子角落。当时，张家五兄弟中的老大张凤祥，时常需要哄哄弟弟，其中老末儿年仅4岁。为了废物利用，张凤祥就把这锈铁钩子拴上绳当拉车的玩具给弟弟玩。小孩子整天拽着这锈铁钩子满世界地跑来跑去。十来天过去了，粘在上面的土锈逐渐被磨掉，露出了墨绿晶莹的本来颜色。在此期间，这件露出玉色的铁钩子被同村一位头脑灵活者花3元钱买走，后被张凤祥的父亲张金贵花5元钱赎回。张金贵受到启发仔细观察后，认为这东西有可能是一块玉，村里见过世面的人也认定像玉。从那一天起，张家再也不舍得拿它给孩子随便玩耍了，父亲张金贵还扯了红布，把这露出玉质的钩子包裹得严严实实锁在卧柜里。就是这样，张凤祥做梦也没有想到他无意中竟然成为了红山文化玉雕神器“中华第一龙”的第一位主人。
大概过了两个月后，张金贵想把这脱了锈的钩子交给生产队换点钱，可是大队党支部书记韩玉龙看了看说：“这东西没啥用，你还是拿回去吧，要不然就拿到文化馆去看看值不值钱？”于是，张氏父子就赶着毛驴车找到了旗文化馆。当时文化馆的人也认为这个东西没有什么用，就让他们把原物带了回来。有一天，张凤祥的舅舅来串门，看了这东西就说，能用它铣成几个烟嘴，一个玉烟嘴能换一头大犍牛，一头牛能值个百八。这个经济账还真让张家动心了，事后还特地跑到城里转了两圈打听行情。回来之后张金贵改变了主意说：“算了，这兴许是个宝物呢，就别损坏了。”又过了半年，支部书记建议张家再去旗文化馆去找馆长看看，于是，张家就带着这件宝贝又一次去了翁牛特旗文化馆。当时的旗文化馆副馆长王志富对张金贵说：“这是个玉的东西能值两个钱。但不知是啥玩艺儿……你不能损坏它。我这儿是鉴定不了，不行你就搁下吧，我拿到别处给你鉴定鉴定。”登记完入库手续之后，文化馆就把它当成一件普通的文物，锁在库房的箱子里，一放就是快一年。在这段日子里，张金贵几次去文化馆打听结果，一直没有个明确的说法，于是就以家里困难为由提出要几个钱。王志富见他不容易，说：“我把工资给你吧，你先接济接济。”于是，就把当月37块钱的工资抽出了30元钱给了张金贵，就这样张家以30元钱的价格等于变相出卖了碧玉龙。翁牛特旗文化馆文博副研究员贾鸿恩事后回忆说：“我拿起那个东西看时，认为不可能是原始社会的，原始社会好像雕刻不出那么好的工艺。只有到了金属时代才会有。没有金属哪能雕刻那么好的东西呢？原始社会没有金属东西，就是石头雕刻石头，工具也是石头的，所以没有证据，当时不敢说。”这就是说，当时旗文化馆也不相信碧玉龙就是远古文物。
1972年春，当时的昭乌达盟文物工作站苏赫站长带队，在旗所在地的乌丹镇和三星他拉村搞文化认为应该属于红山文化的东西。之后，这件玉龙被引起了重视，并把它擢升地位放进了旗文化馆的大厅里。1984年，红山文化的考古发现有了重大突破。在赤峰地界毗邻的辽宁省凌源县和建平县交界处的牛河梁一带，考古队员挖开了1943年佟柱臣发现的一座5000年以前陪葬有玉器的古墓，最令人振奋的是牛河梁红山文化遗址群开始了正式发掘。这里有女神庙、满山遍野的积石冢、金字塔式的祭坛，还有令人刮目相看的深深开凿于山顶石头中间的中心大墓，在古墓主人的胸部，有规律地摆放着诸多精美的玉器。由此，大批红山文化玉质神器——精美的史前素面玉雕工艺品，接踵而来，为我们展示了富饶发达的原始社会的精神风貌。考古人员经过仔细辨认和研究后，认为红山文化玉雕作品的典型代表应该属于那种玦型胎状物——玉质猪首龙。
无独有偶，牛河梁发现5000多年前的玉猪龙的消息传到翁牛特旗，文化馆负责人贾鸿恩突然想起在1971年征集的三星他拉出土玉器中就有一件这种东西。于是，他把与牛河梁玉猪龙一样珍贵的玉器装进挎包，立即坐火车赶到北京去请著名考古学家苏秉琦先生鉴定。苏秉琦先生用手轻轻地抚摸着这件玉器，仔细观察，并了解整个征集的细节和过程。苏秉琦先生的结论说：“这是一件珍贵的玉龙，是一件重要的红山文化遗物。”贾鸿恩得到了权威的肯定，于是就编发了一份简报又写了一篇文章，在文物刊物上发表。
1985年《人民画报》用整版的篇幅登载了碧玉龙的照片和苏秉琦先生的文章，其中肯定了红山文化及三星他拉碧玉龙的历史重要地位。1971年在三星他拉发现的这件碧玉龙，终于被世人所瞩目。因属于国内首次发现，故而被誉为“中华第一玉雕龙”。从此，C字龙的不规范称呼也被“红山碧玉龙”的命名取而代之。从此，红山碧玉龙一步登天，名扬华夏（华夏银行的标志图案源于此），成了举世瞩目的无价之宝，并且多次被借调，在国内外展览。那飘逸洒脱的造型，晶莹剔透的古朴质感，得到了国内外一片赞誉之声。就在赤峰人沉醉于幸福的满足感之际，1989年，文化部下发文件，指名要调走暂放在翁牛特旗文化馆的红山碧玉龙。赤峰市博物馆原馆长项春松犯了难，无力阻止又不甘心，于是，就向国家博物馆（原中国历史博物馆）提出2万元的维修经费申请，用于翁牛特旗文化馆的基础建设方面。未曾想，上方极其神速地批转了这笔小款。如今的红山碧玉龙出土之地，竖立一甬白色大理石贴面高达10米的碧玉龙首碑，成为了赤峰市翁牛特旗乌丹镇赛沁塔拉嘎查（村）口的标志性纪念物。
（未完待续）
“红山文化”因首次发现于赤峰红山后而得名，其中心区域的喀喇沁原是北元时期塞北兀良哈氏蒙古部落所在地，满清皇帝为了辖制蒙古就把该地划分为左中右三旗，分而治之。文中的喀喇沁多数是指“喀喇沁右翼旗”，亦即今赤峰市喀喇沁旗的“清朝蒙古王府博物馆。”而喀喇沁左翼旗，则是今辽宁省朝阳市的喀左县。从上述遗址出土的泛“红山文化”玉器来看，内蒙古赤峰出土的文物年代较早，其精美程度及其数量不如辽宁省朝阳牛河梁出土的典型。因为，牛河梁的年代较晚，属于“红山文化”晚期。牛河梁的玉神之器显示了父系社会的联邦制国家雏形状态，疑为华夏古国中的“华（夷）”集团之部落。
红山文化的发现者是日本鸟氏吗？
有关红山文化发现者的讨论，在史料中都提到一位名叫鸟居龙藏的日本人。这位被誉为日本考古学者的鸟居龙藏人等，于1906年至1908年曾经在今辽西和赤峰一带进行考察和大肆发掘，并根据其所带回国的文物研究后,在他的著述中曾提出过对这一带“疑似新石器时代遗址”的思考（可能指鸟居龙藏1914年发表的《东蒙的原始居民》一文）。因为，鸟居龙藏所发掘的主要地点集中于今赤峰市的红山后，所以，有人就把日本鸟氏顺理成章地理解为：“最初挖掘‘这种疑似新石器时代考古遗址’，建国以后被我国命名为‘红山文化’的该考古文化类型的发现者之一。”客观事实上，清末的时候随着各种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地签订，大批洋人横行中国。而在辽西、热河（主要指今赤峰市）一带考古文化遗址上围绕盘旋的外国人绝对不止日本鸟氏一伙。当然，他们的真正居心何在已经无从考察。
坦白地说，我国红山文化的命名与鸟居龙藏没有必然的因果联系。如果没有鸟氏的事先盗挖，我国也会发现并命名红山文化。这是学术问题的成熟期而导致上升的必然结果。这也是解放以后我国考古学家经过多年的研究得出结论，是在科学发掘的基础上，证明发现的这一类型史前文化的共性。比如，像红山文化遗址中的大量石块垒砌的积石冢、金字塔式的祭坛、木结构大屋顶式样的女神庙、各种各样的精美玉雕神器极其特殊的加工工艺和规范的造型艺术作品等。而对于考古文化的命名，则是沿袭国际惯例而约定俗成的命名方式，依据以某种文化最初发现地命名的原则，往往就把这一类同类合并的文化遗存统一称而呼之，各种文化遗址的命名方式均是如此。我国按照国际上考古学的习惯就把这一类的考古文化命名为“红山文化”，这是时机成熟之际自然而然地发展的必然结果，这就像目前我国探研红山文化尽管已经历时二十多年，但是还不能得出结论一样。究其原因很简单：红山文化特别是牛河梁遗址群的考古发掘远远没有结束，此时的研讨只是阶段性成果而不会是结论。这就是科研的培育与成果的成熟期的时间问题，是必然法则，不可以进度的快慢与否而评论价值高低。
实际上，自从清末签订一些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之后，来华的外国人逐渐增多，他们抱有不同的目的和想法来此“考古发掘”研究古老的东方文明。就连日本人也声称鸟居龙藏名义上是喀喇沁王府聘请的教师，但“心思和兴趣却放在了考古调查上”，可见其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直到民国时期，围绕着这块神奇土地而周转的除了日本人之外，还有法国、瑞典等外国人。当然，最多的还是我们中国人。譬如说1919年来自法国以神甫身份来华的自然科学博士桑志华（EmileLicent）就活跃在今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北部的林西县、巴林右旗以及辽宁省朝阳地区等红山文化重心区域，但据说他们是无果而返。1921年，在中国政府农商部担任矿政顾问的瑞典人安特生也来到了辽西地区，他对辽宁省锦西（今葫芦岛市）沙锅屯洞穴遗址进行了发掘（也是红山文化遗址所在地）。1922年，桑志华和另一位学者德日进（PierreTeilharddeChardin）来到西辽河流域，对热河北部这一带的古代遗址进行地面调查，并对“红山前”一带的遗址进行了发掘，也曾发现一些旧石器时代晚期的细石器，并采集了一些文化遗物。据有关资料记载，在1922年至1924年期间，桑志华多次到过赤峰，在这里他发现的新石器时代遗址多达22处。到了1935年，日本考古专家滨田耕作和水野清一来到此地进行过发掘，也是目的性明确地考古发掘。滨田耕作和水野清一后来撰写了《赤峰红山后——热河省赤峰红山后先史遗迹》一文，作为他们在赤峰英金河畔的红山前后考古发掘的报告。所有这些来自各国的不同人群，怀有不同的目的，但是，他们所活动的区域都是在红山文化的范围之内，是广泛的红山文化地面遗迹吸引了这些来自海外不同国家的不同的人。
真正从学术角度探索辽西及其热河地区远古文化的始自于红山文化的先辈学者梁思永先生。1930年冬季，获得哈佛大学硕士学位的梁启超的儿子、刚刚回国到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考古所工作的梁思永，这个面容消瘦的青年人，顶着刺骨的寒风，由内蒙古的通辽市起程，穿过今赤峰市阿鲁科尔沁旗的天山镇，直奔赤峰市巴林左旗的政府所在地林东镇，并从林东镇到达林西县。梁思永先生留学于美国哈佛大学，研习考古学和人类学。据说他是阅读了鸟居龙藏和桑志华关于赤峰考古调查研究的论述信息之后得到启发，开始关注这一地区的远古文化（红山文化）的。1930年8月梁思永回国，急于想否定“长城以北没有古文明史”的传说。因为有报告提示说，今内蒙古赤峰市林西县一带发现了新石器时代的文化遗存。于是，经过申请考古所马上决定派梁思永前往考察。梁思永因为受到兴安盟的通辽一带严重爆发的鼠疫影响，无法从巴林草原的北路进入当年隶属于热河管辖的昭乌达盟地区（今赤峰市），就在路口阻断进退两难之际，他得到消息北上黑龙江的昂昂溪去发掘新石器遗址。9月28日，梁思永前往齐齐哈尔到达发掘现场，工作3天之后因为天气变冷而被迫停工。梁思永仍然惦记着热河省管辖的昭乌达盟，又马上南下取道通辽直奔林西县。1930年10月下旬，梁思永到达今赤峰市的林西县。发掘的地点被当地百姓叫做“哈拉海”的一块沙窝子地，距离县城大约4公里。当时从林西到昭乌达盟（赤峰）的南北大道由遗址的中心穿过，位于西侧的锅撑子山高高耸立，是发掘遗址的最好标识。过去这里出土遗物种类和数量都较多，梁思永对此抱了很大希望。但是，天气不遂人愿，气温降到摄氏零度以下，遗址地表上的土层被冻坚硬。在这种情况下，梁思永只得将挖掘计划改成去昭乌达盟一带进行地面采集。就是这样，梁思永先生对今赤峰市中心的英金河北岸和红山嘴一带的新石器及较晚时代的遗址进行了调查，收获了新石器时期的石器和陶片等一批文物，对该区域古文化进行了初步分析研究。1930年11月27日，梁思永回到了北平。1931年日军发动了震惊中外的“九一八事变”，在4个月之内东北三省沦陷，辽西和热河地区也未能逃过一劫。就在日本人在辽西和昭乌达盟等地进行文化掠夺的时候，梁思永因为患肋膜炎病倒了。1934年的春天刚刚恢复健康的梁思永，立即整理在热河采集的材料。当年的秋天，梁思永的热河考古报告《热河查不干庙林西双井赤峰等处所采集之新石器时代石器与陶片》发表，这篇考古报告是中国考古学者自己撰写的第一篇专论热河新石器（红山文化）的专业文章。梁思永无限伤感地在报告里写道：“在不到4年的时间里，东北4省接连被日本军占领了，我国的考古工作者，不应忘记我们没有完成的工作。”拳拳报国之心略见一斑。1935年日本滨田耕作和水野清一更是目的明确地对此地进行考古，撰写具有进步意义的《赤峰红山后——热河省赤峰红山后先史遗迹》的发掘报告。1945年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后，在四川宜宾李庄的梁思永得以回到北平休养。1950年8月，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在北京成立，梁思永任副所长，有关红山文化的考古研究在此时才真正地步入了正轨，走向科学发掘和文化研究之路。
应该客观地说，鸟居龙藏是最初红山文化这类考古文化的发现者之一，但并非是红山文化的命名者和深入课题研究的专家。真正使红山文化上升到理论研究和考古科学层面的还是我们中国人。显而易见，有关红山文化的大量科研成果与当年盗墓笔记之类的记载有根本的本质上的区别，不可相提并论。如今，在日本东京大学等地收藏的所谓“红山文化”等文物，大多是当年盗掘的。岂不知，如今的美国华盛顿弗勒博物馆、美国哈佛大学福格博物馆、法国吉美美术馆、英国大英博物馆……都收藏有红山文化的大批玉器，这种情况让我们无言以对。倘若，从学术的角度来说，我们应该纪念这位红山文化的先驱者——鸟居龙藏；反之，从民族利益的角度来看，他们与趁火打劫的强盗没有本质的区别！因为，我们无法排除某些国家的所谓学者，从过去到目前都力图在中国特别是中国北方寻找所谓的民族之“根”及其所谓的发源证据。更有甚者大言不惭地声称中华民族的“四大发明”之类都是他们的祖先创造的……甚至公然去申报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所以说，真正客观地明确红山文化的发源始末及其来龙去脉，绝非视若儿戏可等闲视之。保卫文化遗产，保卫中华民族的荣誉，保卫老祖宗留给我们的精神和物质财富，是我们当代抗战者义不容辞的历史责任！
喀喇沁蒙古王府的功过是非！
日本的鸟氏来华与喀喇沁王府有关。这件事情的具体过程是这样的，清末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的某天，一个身材矮小名曰鸟居龙藏的日本人，应塞北高原蒙古部落兀良哈氏的喀喇沁第十二代亲王贡桑诺尔布的邀请，以教师身份走进了喀喇沁右翼旗的王府。提起这座王府，就是目前我国保存完好的唯一的“清朝蒙古王府博物馆”所在之地，亦即是始建于清代康熙十八年（1679年），选址并建造于今赤峰市南部的喀喇沁旗的所谓的“王爷府”建筑群。而“乌兰哈达”就是蒙古语的红山之意，亦即昭乌达盟北郊的红色山峰。
首先，应该说明的是：喀喇沁旗王府的建造在我国历史上非同寻常。之前，满清皇帝不允许蒙古贵族建造固定的房屋或者定居，尽管女真大汗能够入关做了满清皇帝，塞北高原的兀良哈氏蒙古部落，鞍前马后、无役不从。为了满清霸统天下成就帝业，也建立了不可磨灭的功勋。但是，蒙古贵族也好、草原牧民也罢，都得在自己的封地之内，必须接受满清皇帝强制“百里封王”的领地划归，而不得与汉族人接触、通婚，或者学习文化等愚民政策，甚至于不许建造房屋定居。就拿整个塞北的喀喇沁部族而言，原本一支血脉的亲叔侄两家就被皇帝分封为喀喇沁左旗和喀喇沁右旗，地域一东一西。东边的是今辽宁朝阳市喀喇沁左翼县；西边的是今内蒙古赤峰市喀喇沁旗。如今走进河北承德的避暑山庄，看到的那幅清代绘画《喀喇沁蒙古旗王府山水庄园图》，就是皇家恩准建造的喀喇沁旗为蒙古王府描绘的图画。
然而，到了康熙年间，塞北的兀良哈氏蒙古贵族，包括喀喇沁左翼旗（红山文化绿松石鸮和双龙首玉璜的出土地）的“大成裕”商号（被御封为清朝政府的官商号，专门为木兰秋狝而生产提供御膳贡品。后来乾隆皇帝亲笔御提大成裕官号金匾），联合翁牛特旗（中国第一条红山文化玉龙的出土地）和喀喇沁右翼旗（今赤峰喀喇沁旗）一起，读懂了康熙的闹心事，拿捏得皇帝恰到好处，于是顺水做了个人情，就把这块原属于额索图盟这三家蒙古王旗所共有的、塞上蒙古高原、塞下原始森林的“坝上”之地作为礼物，以“大成裕”商号给朝廷敬献牧场的名义送给康熙，供清王朝举办每年的“木兰秋狝”。实际上，满清皇帝每年秋天借此以秋狝之名检验他的八旗官兵，即杀鸡给猴子看，暗示给为满清政府把守北大门的蒙古王旗民们的颜色瞧瞧；同时，也在检验蒙古贵族对满清皇帝的衷心程度……当然，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落实满清政府的“家法”，每年以“木兰秋狝”之名，训练八旗子弟兵，为了保卫和防御需要而保持骁勇善战的战斗力，也为了能和塞北的蒙古贵族紧密联系，设宴筵宴、赏赐臣僚。因为，塞北的蒙古高原，是北部进京的唯一通道。历史上凡是游牧民族与中原战争，都是通过这一条战略要道进京的。这就是北京的喜峰口到今河北围场（木兰围场）再到赤峰市的喀喇沁旗的这条著名的不平凡之路。要知道，通过这条路，塞北的蒙古人骑兵进京只需要快马三天，就可以到达紫禁城！所以，满清皇帝为了自己家天下的稳固，为了能够高枕无忧，就必须拉拢塞北的蒙古贵族。好在兀良哈氏蒙古早在元朝时，就是成吉思汗的亲家——黄金家族，世代享受贵族待遇，所以，满清皇帝视乎也给了这一老牌贵族的面子，对兀良哈氏的蒙古贵族，也就是喀喇沁部落（整个喀喇沁部落最多时被清王朝划分为左中右三旗）的蒙古人格外关照。特别是清朝历代皇帝，都曾把自己的女儿下嫁给塞北兀良哈氏蒙古贵族，这种联姻的目的不言而喻。这在历史文献中留下了很多公主格格下嫁塞北草原的故事，以至于以此为题材的电视剧也很多。所以，清初喀喇沁的两个王爷府，无论是左旗还是右旗，都与皇帝有亲家关系。而左旗的对外一切事物均由御封的官商号“大成裕”负责。
简而言之，到了康熙年间，满清皇帝不得不允许喀喇沁右翼旗在“木兰围场”的北边，“木兰秋狝”的值守之地建造官邸，这就是今天的喀喇沁王府博物馆。而喀喇沁左翼旗的王府则在今朝阳市的喀左县南部。各王府的主人“世袭罔替”，每年春节必须进京与皇帝筵宴。而实际上，尽管满清皇帝把整个喀喇沁部落划分为左中右三旗，但客观上喀喇沁中旗就是存续时间很短、今天红山文化遗址群和女神庙所在地的牛河梁——建平县。不久，喀喇沁中旗就划归到喀喇沁左旗管辖。这样一来，现在的“清朝蒙古王府博物馆”所在地就是清朝的喀喇沁右旗；而喀喇沁中旗（朝阳市牛河梁）和喀喇沁左旗，就分别是今天的辽宁省朝阳市的建平县、喀左县，它们的共同特点是整个喀喇沁部族都处在红山文化的中心区域。至于喀喇沁王府，历史上共有两家，除了我们说到的位于内蒙赤峰市的喀喇沁右翼王府之外，还有就是位于辽宁朝阳市喀左县的喀喇沁左翼王府。喀左王府的商号“大成裕”负责“木兰秋狝”的贡品提供，所以被皇家御封为御膳官商号。与此同时，康熙皇帝为了巩固对北疆的统治，曾把女儿贤德固伦公主，下嫁到喀喇沁左翼王府。后来，乾隆皇帝不仅亲自题写“大成裕”金匾，而且还御赐“大成裕”贡坊官号东家掌柜正五品白鹇补服，水晶顶戴单眼花翎，配合黄马褂、腰牌使用，使入贡者方便自由出入“紫禁城”及其宫闱皇亲御膳之地。这些都是因为那条从蒙古高原进京的要道，必须经过的要隘峡口——喀喇沁至“木兰围场”到喜峰口之路。这条道路沿线，由喀喇沁左翼旗千余名骑兵警戒把守，史称“贡道”，亦即喀喇沁诸旗特别是“大成裕”商号给满清皇宫的进贡之路。由此可见，无论是喀喇沁左旗还是右旗，在满清政府那里都享有部分特权。因为，他们与满清皇帝均是政治的婚姻产物、牢不可破的儿女亲家关系。当然，特供的食品是由御用官商号“大成裕”进贡的。
喀喇沁右翼王府的两代主人，他们都与红山文化有着千丝万缕地联系。第一位，就是把日本人鸟居龙藏招引到中国北方远古文化遗址圈内的人，那位蒙古部落兀良哈氏的喀喇沁第十二代亲王贡桑诺尔布。这位贡桑诺尔布亲王是我国近代史上值得赞扬的教育家，特别是对于塞北地区蒙古族的教育实践，几乎可以说是由贡桑诺尔布亲王开辟了历史先河。贡桑诺尔布亲王接受国外的先进思想，勇于大胆引进并付诸实践，他不仅聘请汉族教师教授汉学，同时也聘请外教授课，包括语言文字、科学技术等。这位教育成果卓著的民族教育家的事迹感人，在王府博物馆中有专题展示。也正是他兴办教育才把日本鸟居龙藏引到草原来的。第二位，就是当代第一个认证红山文化碧玉龙的著名考古学家、时任昭乌达盟文物工作站站长，现已故的苏赫先生，他也是喀喇沁王府的兀良哈氏末代“王爷”。苏赫先生出身蒙古贵族，接受过良好的教育，精通汉满日等语言，懂得契丹、蒙古、藏文等少数民族文字，是位早年留洋海外的较为全才的文化学者和考古学家。建国以后，苏赫先生曾任全国政协委员、当地的政协主席。由于苏赫先生是喀喇沁第十二代亲王、蒙古族教育家贡桑诺尔布嫡侄，故而被好友圈内的朋友戏谑称之为“王爷”。
话又说回来，就是在贡桑诺尔布亲王聘请日本人鸟居龙藏来到喀喇沁王府传播文化、教授学生的同时，这位被誉为人类学家、考古学者的鸟氏，在业余之时盗挖了位于赤峰红山后的远古人类遗址。据日本学者回忆说：鸟居龙藏当年是从今巴林左旗的辽代上京城（可以理解为历史上契丹和辽国的国都）遗址等地，南下来到昭乌达盟的红山一带，并有案可稽地记录了鸟氏在赤峰红山后附近地面上发现了一些陶片。可能随后，鸟氏即在赤峰的西拉木伦河、英金河、老哈河以及辽西等地从事考古挖掘活动，而这一带恰恰就是后来证明的红山文化的重心区域。鸟居龙藏在赤峰市北郊英金河畔“红山后”等地总计发现了60余处新石器时代遗址，并言称见到了环绕着石头的古墓（积石冢）。其实，鸟氏看到的这些环绕石头的古墓，其中有的就是后来震惊世界、被专家们称为“积石冢”和“金字塔”式的祭坛，都是组成红山文化墓葬群的主要建造遗迹。有人曾表示惋惜，认为鸟氏没有进行深入调查，于1908年带着“对红山文化不甚理解的遗憾离开了”喀喇沁，似乎假如鸟氏继续挖掘下去，红山文化就可能提前发现。其实，我们有理由怀疑，鸟居龙藏1914年发表的《东蒙的原始居民》一文，并不是他在没有深入调研或因为时间仓促难以深入等客观因素而导致所谓的成果简单，并与后来所谓的红山文化这一震惊世界的考古文化探索研究浅尝辄止。而是，鸟氏此次的中国之行，其醉翁之意不在酒，在于调查和挖掘有关蒙古利亚人种先祖的遗物，或为日满同祖同宗寻找物据和文物。鸟居龙藏成果总结的情报价值，远远大于科研深入价值；其目的侧重点不同，又何必要为他人做嫁衣。试想，鸟氏逗留于该地区时间长达两三年之久（日本人秋山進午认为：鸟居龙藏是在日本明治40年（1903年）来中国的。如果此说成立，那么，鸟氏逗留此地时间就长达六年之久），而日后的日本军队侵略中国扑奔的第一个目标就是这块神奇的土地。为何侵略者的大队人马中都有所谓的考古学家带队？包括所谓的考古专家滨田耕作和水野清一，为何直奔当时荒无人烟的巴林草原的纵深腹地？又为何目标异常明确地直奔辽上京、辽祖陵——耶律阿保机隐藏于深山里的陵墓？甚至连巴林右旗北部草原深处高达49米索伯力嘎的辽代白塔也遭受盗掘（日本盗空白塔宝藏之后，感到罪孽深重，于是就在白塔的前面入口处，修建了一幢藏式小塔以示谢罪。这幢藏式小塔的壶门里都可以容纳蹲客休憩）。要知道日本侵略者都是大队武装的长驱直入，目标如此明确而不计劳工费用和给养开销之巨，如果没有事先详细的调查测绘，就不可能实行日后的盗掘辽祖陵、辽祖州、辽上京等大批文化遗址的抢劫盗挖行动！好在老天有眼，侵略者始终没有找到辽祖陵的入口才使得耶律阿保机得以幸免于难，否则，北方两河流域这一带的文化遗址岂能幸存于今日？要知道，这块神奇的土地上，流淌着中国北方的两河——西拉木伦河水系的老哈河等辽河上游流域；以及——大凌河水系等另一支母亲河流。这些河流孕育了中国北方的民族及其文化，包括红山文化在内的原始文化、东胡文化（东胡人发源于西拉木伦河流域）、契丹和辽金文化（辽代国都在巴林左旗），元代及其北元文化（塞北草原的蒙古族文化），满清文化（大清皇帝与塞北兀良哈氏蒙古贵族的文化交融）。直至今日，在赤峰市的旗县大部分范围之内都严禁私自动土。假如自家挖个菜窖，完全有可能会遇到古墓文物。即便是刮了大风、下了暴雨，都可能出土文物。因为，这一带文化遗址叠压、交融，从原始社会直至明清历时整个古代文明历程，各阶段的历史文化都有出土的案例和被保护的对象。
我们怎么就没有看出来鸟居龙藏对红山文化的贡献在哪呢？如果说，仔细寻找鸟氏对我们红山文化有何贡献的话，那么，就是鸟氏的文章引起了学者的注意力，使得更多的人关注中国北方这块神奇的土地，客观上对于后来的学者也起到了提示作用。把他们在中国非法盗挖的红山文化及其其他文物在日本大学研究展示，这对于中国的学术进步又有何益可言？然而，日本军队叮咬辽西和赤峰的真正目的，早在1932年日本内阁制定的所谓《大陆政策》就已经说明：“欲灭亡中国必首先灭亡满蒙。”因此，日本的史学界、考古学界，按照日本政府的这一政策，对中国东北地区特别是辽西及内蒙古东部地区进行了大量的历史考古研究和挖掘工作，这些都为炮制满蒙从来就不属于中国所属的滥调和制造“满蒙独立论，”而积极寻找所谓的历史和文化依据在忙碌。日本的学者们在华这些看似复杂的伪装表演，在中国老百姓看来不过是一句话概括：“黄鼠狼给鸡拜年——没安好心”。
初识红山阶段的文物地位
倘若从红山文化中心区的地图来看，赤峰市和红山文化的重要出土地的敖汉旗，正处在辽宁西部的包裹之内，或者换言之，辽西的红山文化重要出土地，包括震惊世界的朝阳市牛河梁的红山文化遗址群，如女神庙、祭坛、积石冢等文化遗址、古城遗址，都与赤峰市的敖汉旗界桩互为介入融合。早在建国以后，我国众多的考古工作者都对红山遗址及邻近地区、其他具有相同内涵的新石器时代遗址，进行了进一步的调查和试掘。最初研究的目标亦即是出土的文物只是红山文化的石器、印纹陶器、彩陶等，还包括少量的人体的遗骨。然而，正式的发掘报告中还没有发现并提到红山文化玉器。既是偶尔发现的红山文化玉器，大多是散失于民间或被野外捡拾的玉器雕刻小件，倘若探索断代的话，这些玉器多被认为商周时期的素面文物，或认为是战国要么就挂靠在汉代的素面装饰品玉饰范围之内。
到了上世纪五十年代，辽宁省义县万佛堂（北魏时期的摩崖石造像群及其石窟寺）附近对新石器时代遗址开始进行调查。1954年，汪宇平先生来到昭乌达盟对红山细石器遗址进行了调查。同年，著名历史学家、考古学家尹达先生将自己撰写并准备发表的部分学术论文《中国新石器时代》请梁思永作序。梁思永建议他把昭乌达盟红山新石器内容写进文稿。12月，尹达先生的《中国新石器时代》一文在权威的考古学杂志《考古学报》上发表。根据梁思永的意见，尹先生作为补充并以“关于赤峰红山后的新石器时代遗址”为题撰写了篇幅很短的论考，简洁地分析了“赤峰第一期文化”的陶器和石器。正如尹达先生的后记中所谓：正是由于校阅此书原稿的梁思永先生的提示他才动笔的，把本来应纳入论考中的内容另立一篇，作为论考的补说。尹达先生认为：“红山后新石器时代遗址，从陶器和石器的特点分析，这种文化遗存，很可能是新石器文化和仰韶文化相互影响之后所发生的新的文化遗存，也就是说，是含有新石器文化和仰韶文化两种因素的文化遗存，我们可以名之为中国新石器时代的‘红山文化’，它的分布范围，包括辽宁、内蒙古和河北交界的燕山南北及长城地带。”这是红山文化作为考古学的文化概念首次在学术论文中出现，也为红山文化的正式命名奠定了基础。而此时，尽管梁思永先生已经病逝一年有余，但是，我们应该承认：红山文化的这一考古文化概念的提出，是以尹达、梁思永为代表的中国考古学家多年探研的结果，时间是1954年12月，在《考古学报·中国新石器时代》一文中正式命名。
红山文化概念的明确并不意味着文物常识的普及。当年很多人甚至包括文博部门的专业人员，也无法把红山文化的概念性文物与其具体的文化内涵联系起来。简单地说，在辽西牛河梁红山文化遗址群出土大批精美玉器雕刻作品之前，人们普遍无法把散落在民间特别是牧民手里的烟荷包上的玉坠与红山文化相对照。牛河梁的红山文化玉器面世之后，应运而来的就是在位于沈阳市的辽宁省文物总店，以及辽西各地区征集到了几块玉雕猪首龙。内蒙也不甘落后，在赤峰市的巴林右旗那日斯台一带也出土、征集到了一批包括猪首龙在内的各式各样的玉雕文物，都是属于红山文化的玉器杰作。然后，辽宁省阜新地区，出土了石块堆砌的龙、泥塑，及其典型红山文化的玉龟，辽宁省喀喇沁左翼蒙古族自治县发现了东山嘴红山文化遗址，玉雕双龙首璜、绿松石鸮以及诸多的泥塑女神像残件等。就是在河北省探索黄帝陵的考古发掘中，也曾在墓里女主人的脖颈上摘下一个玉质玦型的小猪首龙。总的概算一下，红山文化所涵盖的地理范围，凡是发现遗址或者试掘的同种类型的文化现象，从内蒙古的北部到黑龙江起，南到河北省的北部；东到辽东的边境线，西到内蒙古的中部地区（内蒙古西部则为河套文化）。红山文化核心位于辽宁省朝阳市的东山嘴和牛河梁及近在咫尺的内蒙古敖汉旗，以此向外围辐射，四面八方均有重大遗址发现，如阜新查海和胡头沟；凌源三官甸子城子山；巴林右旗的那日斯台等，纵横交错多达数千。简单地说：红山诸文化的分布相当于热河全省，是以西辽河流域、大凌河流域及辽河上游最为密集。
红山文化第一条碧玉龙的发现始末
就目前而言，大凡提到红山文化恐怕首先想到的就是那些雕刻精美的素面玉器，造型憨态可掬、磨制工艺精美绝伦。无论是在国内还是国际范围内，空前绝后、绝无仅有，均达到了史前工艺美术玉雕神器的极佳水平。这些代表红山文化文物玉雕作品的最初发现，还是从一条富有传奇色彩的碧玉龙的曲折故事开始的。故事的来龙去脉经过近四十年口头传播而演绎成多种版本，但是，基本公认传播声高的赤峰版本的故事历程大抵如此：
1971年农历八月的一天下午，17岁的张凤祥和其他7位农民受生产队委派，去到原昭乌达盟（今赤峰）翁牛特旗三星他拉村村北的小北山上平整树坑。挨到傍晚感到疲劳的张凤祥就席地而坐，在林地边缘土坎边上休息。他百无聊赖毫无意识地随手翻着身边的浮土，发现尽是些像鸡蛋一样大小的石头，他觉得奇怪就一边翻看一边往外扒拉。突然，“哗”地一声漏下去好多土。再仔细一瞧，发现洞穴里面有一块儿光溜的1米多长的石板。掀开石板看到下面是一个用石头砌成的井字形石坑。在石坑里面张凤祥找到了一条像钩子似的一件东西，上面生满了厚厚的土锈包裹物，张凤祥把这东西拿在手里掂量一番，以为是块儿破旧的锈铁就没太在意，在收工回家的路上还把这东西拿给别人辨认，杨德成就用铁锹把儿用力敲了几下，想敲掉上面的土锈，却怎么也敲不掉。于是，随口说了句：“这么块儿破铁有啥用？”说完便随手扔到了路边，大伙儿继续往家走。进了村子快走到家的时候，张凤祥突然想：“那块儿铁咋说也有1斤重，能卖4分钱，可以买好几块儿糖呢！”于是，他又顺原路返回寻找，把那块儿东西捡了回来。回到家后，张凤祥将这锈铁钩子扔在了屋子角落。当时，张家五兄弟中的老大张凤祥，时常需要哄哄弟弟，其中老末儿年仅4岁。为了废物利用，张凤祥就把这锈铁钩子拴上绳当拉车的玩具给弟弟玩。小孩子整天拽着这锈铁钩子满世界地跑来跑去。十来天过去了，粘在上面的土锈逐渐被磨掉，露出了墨绿晶莹的本来颜色。在此期间，这件露出玉色的铁钩子被同村一位头脑灵活者花3元钱买走，后被张凤祥的父亲张金贵花5元钱赎回。张金贵受到启发仔细观察后，认为这东西有可能是一块玉，村里见过世面的人也认定像玉。从那一天起，张家再也不舍得拿它给孩子随便玩耍了，父亲张金贵还扯了红布，把这露出玉质的钩子包裹得严严实实锁在卧柜里。就是这样，张凤祥做梦也没有想到他无意中竟然成为了红山文化玉雕神器“中华第一龙”的第一位主人。
大概过了两个月后，张金贵想把这脱了锈的钩子交给生产队换点钱，可是大队党支部书记韩玉龙看了看说：“这东西没啥用，你还是拿回去吧，要不然就拿到文化馆去看看值不值钱？”于是，张氏父子就赶着毛驴车找到了旗文化馆。当时文化馆的人也认为这个东西没有什么用，就让他们把原物带了回来。有一天，张凤祥的舅舅来串门，看了这东西就说，能用它铣成几个烟嘴，一个玉烟嘴能换一头大犍牛，一头牛能值个百八。这个经济账还真让张家动心了，事后还特地跑到城里转了两圈打听行情。回来之后张金贵改变了主意说：“算了，这兴许是个宝物呢，就别损坏了。”又过了半年，支部书记建议张家再去旗文化馆去找馆长看看，于是，张家就带着这件宝贝又一次去了翁牛特旗文化馆。当时的旗文化馆副馆长王志富对张金贵说：“这是个玉的东西能值两个钱。但不知是啥玩艺儿……你不能损坏它。我这儿是鉴定不了，不行你就搁下吧，我拿到别处给你鉴定鉴定。”登记完入库手续之后，文化馆就把它当成一件普通的文物，锁在库房的箱子里，一放就是快一年。在这段日子里，张金贵几次去文化馆打听结果，一直没有个明确的说法，于是就以家里困难为由提出要几个钱。王志富见他不容易，说：“我把工资给你吧，你先接济接济。”于是，就把当月37块钱的工资抽出了30元钱给了张金贵，就这样张家以30元钱的价格等于变相出卖了碧玉龙。翁牛特旗文化馆文博副研究员贾鸿恩事后回忆说：“我拿起那个东西看时，认为不可能是原始社会的，原始社会好像雕刻不出那么好的工艺。只有到了金属时代才会有。没有金属哪能雕刻那么好的东西呢？原始社会没有金属东西，就是石头雕刻石头，工具也是石头的，所以没有证据，当时不敢说。”这就是说，当时旗文化馆也不相信碧玉龙就是远古文物。
1972年春，当时的昭乌达盟文物工作站苏赫站长带队，在旗所在地的乌丹镇和三星他拉村搞文化认为应该属于红山文化的东西。之后，这件玉龙被引起了重视，并把它擢升地位放进了旗文化馆的大厅里。1984年，红山文化的考古发现有了重大突破。在赤峰地界毗邻的辽宁省凌源县和建平县交界处的牛河梁一带，考古队员挖开了1943年佟柱臣发现的一座5000年以前陪葬有玉器的古墓，最令人振奋的是牛河梁红山文化遗址群开始了正式发掘。这里有女神庙、满山遍野的积石冢、金字塔式的祭坛，还有令人刮目相看的深深开凿于山顶石头中间的中心大墓，在古墓主人的胸部，有规律地摆放着诸多精美的玉器。由此，大批红山文化玉质神器——精美的史前素面玉雕工艺品，接踵而来，为我们展示了富饶发达的原始社会的精神风貌。考古人员经过仔细辨认和研究后，认为红山文化玉雕作品的典型代表应该属于那种玦型胎状物——玉质猪首龙。
无独有偶，牛河梁发现5000多年前的玉猪龙的消息传到翁牛特旗，文化馆负责人贾鸿恩突然想起在1971年征集的三星他拉出土玉器中就有一件这种东西。于是，他把与牛河梁玉猪龙一样珍贵的玉器装进挎包，立即坐火车赶到北京去请著名考古学家苏秉琦先生鉴定。苏秉琦先生用手轻轻地抚摸着这件玉器，仔细观察，并了解整个征集的细节和过程。苏秉琦先生的结论说：“这是一件珍贵的玉龙，是一件重要的红山文化遗物。”贾鸿恩得到了权威的肯定，于是就编发了一份简报又写了一篇文章，在文物刊物上发表。
1985年《人民画报》用整版的篇幅登载了碧玉龙的照片和苏秉琦先生的文章，其中肯定了红山文化及三星他拉碧玉龙的历史重要地位。1971年在三星他拉发现的这件碧玉龙，终于被世人所瞩目。因属于国内首次发现，故而被誉为“中华第一玉雕龙”。从此，C字龙的不规范称呼也被“红山碧玉龙”的命名取而代之。从此，红山碧玉龙一步登天，名扬华夏（华夏银行的标志图案源于此），成了举世瞩目的无价之宝，并且多次被借调，在国内外展览。那飘逸洒脱的造型，晶莹剔透的古朴质感，得到了国内外一片赞誉之声。就在赤峰人沉醉于幸福的满足感之际，1989年，文化部下发文件，指名要调走暂放在翁牛特旗文化馆的红山碧玉龙。赤峰市博物馆原馆长项春松犯了难，无力阻止又不甘心，于是，就向国家博物馆（原中国历史博物馆）提出2万元的维修经费申请，用于翁牛特旗文化馆的基础建设方面。未曾想，上方极其神速地批转了这笔小款。如今的红山碧玉龙出土之地，竖立一甬白色大理石贴面高达10米的碧玉龙首碑，成为了赤峰市翁牛特旗乌丹镇赛沁塔拉嘎查（村）口的标志性纪念物。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