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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走过了将近一个世纪的漫长道路之后，8月25日，96岁的刘复之老人，静静地走了。
刘复之是中共元老之一，历任公安部部长、文化部副部长、司法部长和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等职务，被称为“永远的政法老战士”。习近平、李克强、张德江等中央领导均参加了刘复之的遗体告别仪式。
原中国法学会会长、曾任刘复之助手的王仲方在听闻刘复之去世的消息时，表示自己“突然感到强烈的孤独感”。
力推首个反贪局
1985年暑期的一天，刘复之在北戴河海滨，时任中央书记处书记的习仲勋打电话给他说：“中央决定你不再担任公安部长，但还工作一段，再干两年吧。”刘复之接受组织安排，1985年10月卸任公安部部长，担任中央政法委员会常务副书记。
1988年4月9日，在第七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刘复之当选为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当选后的第三天，刘复之接受采访时表示：对于经济犯罪案件，特别是贪污、贿赂案件，检察机关要下大力气抓，在建设廉洁政府过程中，检察机关要担负起重要责任。
当年年底，最高检调整工作部署，突出地把反贪污贿赂作为检察工作的一个重点来抓。
最高检监所检察厅原厅长陈振东回忆，1989年7月中旬，最高检召开各省、市、自治区检察长座谈会，内蒙古一名副检察长发言说，“把反分裂放在第一位”，刘复之当场纠正，“是把反贪污贿赂作为工作的重点”。陈振东当时在最高检分管铁路，他说：“当时刘复之曾批评我们‘光抓小耗子’，‘要抓小老虎’”。
8月，最高检决定将经济检察厅改名为贪污贿赂检察厅，全国各级检察机关的经济检察部门的名称也都作了相应改变。肖扬在自己的《反贪报告》一书中披露，“刘复之在一次出国同机时对他表示，‘能否在广东先试验一下，在检察院内部设立一个反贪污贿赂的专门机构，加强侦查工作’。”
这就是后来广东省检察院成立的全国第一个反贪局。刘复之对肖扬的“方案”很认可，不过指出了一个问题，就是名称是否叫“广东省反贪污贿赂工作局”二级局。“他加重语气，坚决地说，‘这个机构如果不是设立在检察院内，那么和我国现行法律关于贪污贿赂等案件由人民检察院直接立案侦查的规定不相符。与其这样，还不如不设。’肖扬回忆道。
上缴的“大哥大”堆了几箩筐
1989年8月15日，最高检贯彻中央有关指示，会同最高法发布了《关于贪污、受贿、投机倒把等犯罪分子必须在期限内自首坦白的通告》。在贯彻通告期间，全国检察机关收到举报贪污贿赂线索13万多件，受理投案自首3万多人。
当时一名省检察长说，他们的工作方法就是查几个主要的犯罪分子。一些坦白自首的人到检察院都排不上号，来了检察院给他们作个登记，让他们回去“戴罪立功”。当时，上缴到检察院的BP机、“大哥大”都堆了几箩筐。
在“兩高”通告规定的限期还有6天时，刘复之向全国人大常委会作反贪报告，随后反贪工作声势越来越大，又查处了一批案子。
不过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太大的经济犯罪不算多。首任反贪总局局长罗辑回忆，他在1990年到最高检工作后，查出的中信实业银行深圳分行行长高森祥创全国纪录，法院最后认定，高收受他人贿赂现金及实物折款共计港币173 .3万元，人民币63 .03万元，美金5000元；青海的副省长韩福才受贿是几万元，铁道部副部长罗云光收受的钱物折合起来也就是几千元。
据统计，1988年至1992年，全国共立案查处万元以上的贪污贿赂大案49122件，其中10万元以上不满50万元的1782件，50万元以上不满100万元的122件，100万元以上的81件。
1993年4月，76岁的刘复之结束了检察长任期。
刘邓大军中的“刘秘书”
刘复之的一生，可以分为三个阶段：放弃安逸生活参加革命、新中国成立后任职公安部在文革中受迫害、改革开放后在政法领域做出许多个“第一”。
刘是广东梅县人，华侨家庭出身，在香港呆过，去过南洋。1937年入延安陕北公学学习，次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据刘复之回忆，1938年，中共六届六中全会还没有结束，有一天，中央党校干部部长找来刘复之谈话，要调动他的工作。
部长说：“给朱总司令找个秘书，确定让你去担任，跟朱总司令到前方去。”这完全出乎刘复之的意料，但因将要在“敬爱的朱总司令身边工作而非常兴奋，没有想过自己干不干得了”。刘复之回忆说。
当时八路军和阎锡山会谈，出发前，朱德特意找到刘复之：“挑你来当秘书，跟我工作，到前方去。”他笑着说：“你喝过海水的嘛。”
期间，阎锡山邀请朱德给晋绥军校尉级军官训练团作报告。朱总司令讲的题目是《抗日的战略战术与建立新军问题》，而这个讲话提纲就是刘复之起草的。
当年12月，朱德找刘复之谈话，“一二九师刘伯承师长要秘书，决定你去。”随后刘伯承宣布秘书一事，并要求其随部队马上出发东进冀南。从此以后，司令部来了个“刘秘书”，慢慢地被大伙熟悉。
1940年，刘复之再次被任命为邓小平的秘书，当时的同事还有卓琳、陈书涟等。身为3位共产党高级将领的秘书，这在刘复之的青年时期书写了辉煌的一页。
第一轮“严打”
新中国成立后，刘复之参与了中国公安部的筹备、成立和建设。
“刘复之实际上担负着（公安部）筹建工作的重任。当时华北公安部人员较少，他拉着我东奔西跑，费了不小力气，才在东堂子胡同附近找到一座小楼，作为罗部长（注：罗瑞卿，中国首任公安部部长）办公楼。现在除了复之和我，谁也不知道这个小楼的历史价值了。”王仲方回忆。
“文革”期间，因受公安部常务副部长李震自杀案牵连，刘复之受到迫害，虽被关押，但未妥协。
1977年12月，刚获平反的刘复之，出任文化部副部长等职。同时，刘复之还兼任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委员会副主任等职，并担任中央政法委秘书长。 让刘复之的老部下，原中央政法委副秘书长王景荣印象最深的是，刘在就任司法部长期间，贯彻中央关于破除领导职务终身制的决策，大刀阔斧地调整局处两级领导干部，凡年满六十岁的一律办理离退休手续，同时选拔一批比较年轻的同志充实到中层领导岗位上来。
“现在整个干部队伍年龄老化，我看一些同志的思想观念也都老化了。建国初期，中央机关的司局长和处长都是三四十岁的同志，那时谁说他们嫩了？本人三十多岁就当公安部办公厅主任。”刘复之选拔年轻干部时的力排众议让王景荣历历在目。很快，刘复之就重新出任公安部长。
根据《华商报》文章披露，1980年后，全国发生的恶性案件增多，社会治安环境差，老百姓没有安全感。
在此情形下，1983年7月17日，邓小平在北戴河听取了刘复之关于全国各地严重的治安状况汇报后，十分严肃地指出：对于当前各种严重的刑事犯罪要严厉打击，要从重从快。
紧接着，中央作出严厉打击严重危害社会治安的犯罪分子的决定，于是一场轰轰烈烈的“严打”斗争在全国范围迅速展开。
全国各地收容审查、拘留、劳动教养和逮捕了一大批各種刑事犯罪分子，许多干部子弟也因涉案成为“严打”目标。时任上海市委第二书记胡立教之子胡晓阳、时任上海市委宣传部副部长陈其五的儿子陈小蒙以强奸罪、流氓罪被判处死刑。在天津，朱德的孙子朱国华也因流氓罪被枪毙。
“严打”的成效极为显著，不过据王景荣回忆，少数地区出现乱抓人、擅自扩大打击面的现象。如有的地方把超计划生育也列入“严打”范围，甚至提出“抓大肚婆”的荒唐口号。刘复之觉察到这个苗头不对，于是从公安部选派几名年纪较轻的局级干部，分别带队赴广东、河南、辽宁等省的一些地方了解情况。
摸清情况后，刘复之立即协助时任中央政法委书记的陈丕显提出纠正对策。这时，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彭真写来一封信，指示在“严打”中贯彻依法“从重从快”的方针，还要再加一个“准”字，坚决纠正和避免打击面过宽的问题。刘复之立即对纠正前阶段少数地方抓人过多过滥的问题作出具体部署，对“严打”纠偏。即使如此，仍有一些风向直指“严打”的问题。在其中，邓小平给了刘复之很大支持。
刘复之在回忆录中写道，邓小平对他的鼓励和帮助让他一生受益匪浅，一是1983年7月这次谈话，二就是抗日时期的邓小平警醒他那句“你年轻，聪明，可要注意不搞自由主义”。
刘复之是中共元老之一，历任公安部部长、文化部副部长、司法部长和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等职务，被称为“永远的政法老战士”。习近平、李克强、张德江等中央领导均参加了刘复之的遗体告别仪式。
原中国法学会会长、曾任刘复之助手的王仲方在听闻刘复之去世的消息时，表示自己“突然感到强烈的孤独感”。
力推首个反贪局
1985年暑期的一天，刘复之在北戴河海滨，时任中央书记处书记的习仲勋打电话给他说：“中央决定你不再担任公安部长，但还工作一段，再干两年吧。”刘复之接受组织安排，1985年10月卸任公安部部长，担任中央政法委员会常务副书记。
1988年4月9日，在第七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刘复之当选为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当选后的第三天，刘复之接受采访时表示：对于经济犯罪案件，特别是贪污、贿赂案件，检察机关要下大力气抓，在建设廉洁政府过程中，检察机关要担负起重要责任。
当年年底，最高检调整工作部署，突出地把反贪污贿赂作为检察工作的一个重点来抓。
最高检监所检察厅原厅长陈振东回忆，1989年7月中旬，最高检召开各省、市、自治区检察长座谈会，内蒙古一名副检察长发言说，“把反分裂放在第一位”，刘复之当场纠正，“是把反贪污贿赂作为工作的重点”。陈振东当时在最高检分管铁路，他说：“当时刘复之曾批评我们‘光抓小耗子’，‘要抓小老虎’”。
8月，最高检决定将经济检察厅改名为贪污贿赂检察厅，全国各级检察机关的经济检察部门的名称也都作了相应改变。肖扬在自己的《反贪报告》一书中披露，“刘复之在一次出国同机时对他表示，‘能否在广东先试验一下，在检察院内部设立一个反贪污贿赂的专门机构，加强侦查工作’。”
这就是后来广东省检察院成立的全国第一个反贪局。刘复之对肖扬的“方案”很认可，不过指出了一个问题，就是名称是否叫“广东省反贪污贿赂工作局”二级局。“他加重语气，坚决地说，‘这个机构如果不是设立在检察院内，那么和我国现行法律关于贪污贿赂等案件由人民检察院直接立案侦查的规定不相符。与其这样，还不如不设。’肖扬回忆道。
上缴的“大哥大”堆了几箩筐
1989年8月15日，最高检贯彻中央有关指示，会同最高法发布了《关于贪污、受贿、投机倒把等犯罪分子必须在期限内自首坦白的通告》。在贯彻通告期间，全国检察机关收到举报贪污贿赂线索13万多件，受理投案自首3万多人。
当时一名省检察长说，他们的工作方法就是查几个主要的犯罪分子。一些坦白自首的人到检察院都排不上号，来了检察院给他们作个登记，让他们回去“戴罪立功”。当时，上缴到检察院的BP机、“大哥大”都堆了几箩筐。
在“兩高”通告规定的限期还有6天时，刘复之向全国人大常委会作反贪报告，随后反贪工作声势越来越大，又查处了一批案子。
不过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太大的经济犯罪不算多。首任反贪总局局长罗辑回忆，他在1990年到最高检工作后，查出的中信实业银行深圳分行行长高森祥创全国纪录，法院最后认定，高收受他人贿赂现金及实物折款共计港币173 .3万元，人民币63 .03万元，美金5000元；青海的副省长韩福才受贿是几万元，铁道部副部长罗云光收受的钱物折合起来也就是几千元。
据统计，1988年至1992年，全国共立案查处万元以上的贪污贿赂大案49122件，其中10万元以上不满50万元的1782件，50万元以上不满100万元的122件，100万元以上的81件。
1993年4月，76岁的刘复之结束了检察长任期。
刘邓大军中的“刘秘书”
刘复之的一生，可以分为三个阶段：放弃安逸生活参加革命、新中国成立后任职公安部在文革中受迫害、改革开放后在政法领域做出许多个“第一”。
刘是广东梅县人，华侨家庭出身，在香港呆过，去过南洋。1937年入延安陕北公学学习，次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据刘复之回忆，1938年，中共六届六中全会还没有结束，有一天，中央党校干部部长找来刘复之谈话，要调动他的工作。
部长说：“给朱总司令找个秘书，确定让你去担任，跟朱总司令到前方去。”这完全出乎刘复之的意料，但因将要在“敬爱的朱总司令身边工作而非常兴奋，没有想过自己干不干得了”。刘复之回忆说。
当时八路军和阎锡山会谈，出发前，朱德特意找到刘复之：“挑你来当秘书，跟我工作，到前方去。”他笑着说：“你喝过海水的嘛。”
期间，阎锡山邀请朱德给晋绥军校尉级军官训练团作报告。朱总司令讲的题目是《抗日的战略战术与建立新军问题》，而这个讲话提纲就是刘复之起草的。
当年12月，朱德找刘复之谈话，“一二九师刘伯承师长要秘书，决定你去。”随后刘伯承宣布秘书一事，并要求其随部队马上出发东进冀南。从此以后，司令部来了个“刘秘书”，慢慢地被大伙熟悉。
1940年，刘复之再次被任命为邓小平的秘书，当时的同事还有卓琳、陈书涟等。身为3位共产党高级将领的秘书，这在刘复之的青年时期书写了辉煌的一页。
第一轮“严打”
新中国成立后，刘复之参与了中国公安部的筹备、成立和建设。
“刘复之实际上担负着（公安部）筹建工作的重任。当时华北公安部人员较少，他拉着我东奔西跑，费了不小力气，才在东堂子胡同附近找到一座小楼，作为罗部长（注：罗瑞卿，中国首任公安部部长）办公楼。现在除了复之和我，谁也不知道这个小楼的历史价值了。”王仲方回忆。
“文革”期间，因受公安部常务副部长李震自杀案牵连，刘复之受到迫害，虽被关押，但未妥协。
1977年12月，刚获平反的刘复之，出任文化部副部长等职。同时，刘复之还兼任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委员会副主任等职，并担任中央政法委秘书长。 让刘复之的老部下，原中央政法委副秘书长王景荣印象最深的是，刘在就任司法部长期间，贯彻中央关于破除领导职务终身制的决策，大刀阔斧地调整局处两级领导干部，凡年满六十岁的一律办理离退休手续，同时选拔一批比较年轻的同志充实到中层领导岗位上来。
“现在整个干部队伍年龄老化，我看一些同志的思想观念也都老化了。建国初期，中央机关的司局长和处长都是三四十岁的同志，那时谁说他们嫩了？本人三十多岁就当公安部办公厅主任。”刘复之选拔年轻干部时的力排众议让王景荣历历在目。很快，刘复之就重新出任公安部长。
根据《华商报》文章披露，1980年后，全国发生的恶性案件增多，社会治安环境差，老百姓没有安全感。
在此情形下，1983年7月17日，邓小平在北戴河听取了刘复之关于全国各地严重的治安状况汇报后，十分严肃地指出：对于当前各种严重的刑事犯罪要严厉打击，要从重从快。
紧接着，中央作出严厉打击严重危害社会治安的犯罪分子的决定，于是一场轰轰烈烈的“严打”斗争在全国范围迅速展开。
全国各地收容审查、拘留、劳动教养和逮捕了一大批各種刑事犯罪分子，许多干部子弟也因涉案成为“严打”目标。时任上海市委第二书记胡立教之子胡晓阳、时任上海市委宣传部副部长陈其五的儿子陈小蒙以强奸罪、流氓罪被判处死刑。在天津，朱德的孙子朱国华也因流氓罪被枪毙。
“严打”的成效极为显著，不过据王景荣回忆，少数地区出现乱抓人、擅自扩大打击面的现象。如有的地方把超计划生育也列入“严打”范围，甚至提出“抓大肚婆”的荒唐口号。刘复之觉察到这个苗头不对，于是从公安部选派几名年纪较轻的局级干部，分别带队赴广东、河南、辽宁等省的一些地方了解情况。
摸清情况后，刘复之立即协助时任中央政法委书记的陈丕显提出纠正对策。这时，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彭真写来一封信，指示在“严打”中贯彻依法“从重从快”的方针，还要再加一个“准”字，坚决纠正和避免打击面过宽的问题。刘复之立即对纠正前阶段少数地方抓人过多过滥的问题作出具体部署，对“严打”纠偏。即使如此，仍有一些风向直指“严打”的问题。在其中，邓小平给了刘复之很大支持。
刘复之在回忆录中写道，邓小平对他的鼓励和帮助让他一生受益匪浅，一是1983年7月这次谈话，二就是抗日时期的邓小平警醒他那句“你年轻，聪明，可要注意不搞自由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