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7岁的残障人士文军，毫无征兆地倒在了路上。2019年7月7日晚，文军滑着轮椅经过云南省大理市宾川路的一家酒店时，离开了原本可直行的坡道，进了一个巷子。几秒钟后，他掉进了一个没有警示标识的地下车库，120赶到时，已无生命体征。
　　事发后，有朋友滑着轮椅，尝试还原文军最后的轨迹，并用手机拍下全程。当天拍摄的视频里，一辆白色轿车，堵住了下坡路的無障碍路口，当晚，文军本该从该路口通过，再进入街道，但因为路口被堵，轮椅无法通行，他只能另寻了其他道路。至于文军跌落的深坑，则是酒店地下停车场的出入口，离地面两米多高，周围没有任何警示标识。以坐在轮椅上的视角来看，很难发现深坑的存在。
　　文军是一名无障碍出行的推广者。谁也没有想到，这个推广者，会以这种方式离开人间。
　　据中国残疾人联合会统计，目前，中国有8500多万残障人士，大多要依靠盲道、坡道、无障碍厕所等无障碍设施出行。

无障碍设施没有充分发挥作用

　　在接受采访的多位残障人士看来，对于无障碍环境建设，2008年北京残奥会、2010年上海世博会等大型国际活动都是良好契机。2008年，时任住建部副部长的仇保兴曾公开表示：“2001年申奥成功后，北京共实施了1.4万多项无障碍改造项目，无障碍设施建设总量相当于申奥前20年的总和，许多无障碍设施已达到世界先进水平。”
　　肢体残障人士唐占鑫记得，2008年北京地铁10号线开通时，已经有了无障碍直梯、车厢和可供轮椅通过的宽闸机，如果有需要，还会有工作人员为她提供一对一服务。
　　当时，北京还多了许多无障碍公交车，车身配备了折叠的黄色轮椅踏板，可供轮椅上下，车内设置了专门的轮椅区域、轮椅扶手。以前经常出现的出租车拒载残障人士的情况，2008年后也有了很大改善。
　　但在残障人士蔡聪看来，“无障碍”并不只是坡道、盲道、无障碍卫生间等公共设施的修缮，而是一种能让残障人士、老年人等群体正常参与生活的理念，由此衍生出了无障碍环境、无障碍设施等多种概念。“我们现在的问题不是没有无障碍设施，而是一些已经建成的无障碍设施没有充分发挥作用。”
　　许多残障人士都经历过这样的场景：盲道被机动车占用；无障碍电梯被健全人占用；供轮椅使用的坡道修得过陡；无障碍卫生间内堆满了杂物……一次，很少乘坐公交出门的唐占鑫好不容易鼓起勇气想坐一次无障碍公交车，司机却告诉她，轮椅踏板太久没人用了，已经生锈卡住了，放不下来。
　　中国康复研究中心社会康复科医生孙知寒也是一名肢体残障人士，经常坐飞机出差。因为有些航空公司没有机舱轮椅，从乘机口到座位的一小段路，他只能把自己的轮椅折叠起来，坐在扶手上请人推过去，有时甚至需要有人把他抱过去。“他们不能满足我们的需求，这种体验真的很差。”孙知寒说，但这样的航空公司还算好的，有的航空公司嫌麻烦，会直接拒载。

放低视角，弯下身子

　　在医院，孙知寒的工作是帮助残障人士正确认识残障、回归社会生活。由于自身病耻感和无障碍设施不健全，很多残障人士都把残障视为自身的过错，不愿走出家门。“这就像一个死循环，社会的无障碍环境不好，残障人士就不出来。他们不出来，也不会知道无障碍设施建设到什么程度了，还有哪些需要改善的地方。”
　　唐占鑫就接触过一名60岁的强直性脊椎炎伤友。他常住北京，没有子女，除了偶尔让妻子推着自己下楼转转外，几乎不出门。一次聊天时，他偶然提到自己最大的梦想是去看看“鸟巢”。唐占鑫建议他坐地铁，他很惊讶，“地铁都能通到‘鸟巢’了？”
　　唐占鑫也很惊讶，地铁通了这么多年，居然有人不知道。刚出车祸时，文军也是闭门不出。他在床上一躺就是两年，幻想着有一天能痊愈，继续跳自己最爱的国标舞。有朋友劝他出去锻炼，他会生气，因为他无法接受坐轮椅出门的事实，不想成为别人眼中的“残疾人”。
　　1999年，文军到中国康复研究中心接受康复训练时，发现医院附近的无障碍设施比其他地方要好。他曾对媒体说，这是因为“残疾人多，大家见的也多，有需要才能做得到。”此后，文军最常做的事就是鼓励伤友出门，滑着轮椅在家附近转悠，甚至到外地去旅行。
　　中央美术学院设计学院毕业的刘翰松，曾设计过多个无障碍通道和设施。出门调研时，他会带一个装有量角器、卷尺和水平仪的工具包，测量无障碍设施的各项数据。他的手机里还下载了专用app，存着无障碍设施建设的各种规范。
　　刘翰松在调研中发现，有的居民楼楼道里，两侧有无障碍扶手，但转角处却没有；有的公交站台前没有无障碍坡道，残障人士只能在马路上等公交；有的地方虽然有坡道，但角度很陡，人走上去都费劲，更别说轮椅了。
　　为了最真实地体验残障人士的生活，刘翰松还坐上了轮椅，感受残障人士的出门需求。“以前我对无障碍设施只有模糊的概念，知道建筑必须有坡道、无障碍卫生间，但不知道坡道要修多少度、卫生间的扶手要修多高。”刘翰松说，那次调研后，当他骑着自行车经过路上的车桩时就会下意识地想，车桩的间距够不够宽？轮椅能不能经过？

“没有我们的参与，请不要做出与我们有关的决定”

　　2017年4月，有媒体报道过一个视障群体不满手机QQ、微信、支付宝等软件无障碍功能的案例。比如，有视障人士认为手机QQ的无障碍功能不好用，因为老是报出“您与某某某有0条未读信息”这样的冗余信息。他们认为这拖沓、浪费时间，甚至是看低视障者的智商。
　　这些手机软件虽然具有所谓的无障碍功能，但因为设计、研发之初缺乏视障人士的参与，所以并不是真的“无障碍”。“联合国《残疾人权利公约》的核心精神是，没有我们的参与，请不要做出与我们有关的决定。”蔡聪说，这个口号是要告诉相关机构，不能拍拍脑袋就做决定，“同时也是告诉我们自己，不能坐在家里等待社会的关爱和改变，一定要通过我们的参与去推动这种变化。”
　　2014年，唐占鑫和三位朋友成立了公益组织“中途之家”，致力于为脊髓损伤的伤友提供帮助。为了方便伤友们出行，她组建了一支30人的团队，包括残障人士和志愿者，计划通过实地调研，绘制一本北京地铁无障碍地图。那年夏天，唐占鑫每天顶着高温，穿着防晒衣、戴着方便摇轮椅的手套，跑遍了北京地铁2号线、4号线、10号线，总共81个地铁站。每到一个地铁站，她都要记录下无障碍设施的位置、使用方法和存在的问题。
　　在北京市残联的帮助下，2015年5月，唐占鑫等人和北京地铁运营有限公司开了一次座谈会。唐占鑫把他们收集的信息反馈给了地铁公司，不到一个月，大多数问题都解决了。
　　随后，他们又把北京地铁的全部17条线路、318个车站走了个遍，体验了3000多项无障碍设施，并把汇总到的信息做成手册，发给了伤友。“我们反映的所有问题，地铁公司都给了反馈，能改的也全都改了。”唐占鑫说，“那次经历让我意识到，如果伤友们能够参与到无障碍建设的环节里，那么建设不规范、不符合残障人士需求的问题就会少得多。”
　　事实上，唐占鑫等人能参与到地铁无障碍设施的改进中，一定程度是残联出面协调的结果。但不是所有问题都能通过残联来解决。
　　2017年，浙江省宁波市市民郑会水、陈福良等5人将宁波市海曙区人民政府告上法庭。他们诉称，宁波南站周围的无障碍路口设有石柱，影响了残障人士通行，要求政府拆除石柱。开庭时，海曙区政府的答辩理由是，政府成立了南站广场区域综合管理办公室，负责该区域内的综合执法管理工作。设置路障限制通行是综管办履行法定管理职能的行为，并非政府作为。另外，设置路障能避免车辆进出广场，维护行人安全，且南站南北广场还有多处无障碍通道，可供残障人士出行。
　　2017年底，中国消费者协会和中残联发布了《2017年百城无障碍设施调查体验报告》。报告显示，各行业无障碍设施普及率仅有40%，满意度70分。消除无障碍设施上的“障碍”，我们还有很长的路要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