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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崛起，一方面是社会进步、社会优化、社会协调、充满希望的表现，另一方面也是克服社会代价、社会弊病、社会失衡、社会痛苦的结果。中国的社会发展和转型，不仅要有效应对世界性的“人类困境”，而且必须有效处理各种特有的挑战
中国社会快速转型期的一个鲜明特点，是社会进步与社会代价共存、社会优化与社会弊病并生、社会协调与社会失衡同在、充满希望与饱含痛苦相伴。
这一鲜明特点，近年来表现得特别明显和突出。一方面是连续多年快迷发展的“中国奇迹”，吸引世界目光的“中国经验”，令全球炎黄子孙振奋的“中国崛起”，以及让人目不暇接的“中国面貌”等等；另一方面是牵动中国人民心弦的各类挑战，除2008年初的雨雪冰冻灾害、“5·12”汶川大地震、威胁全球的金融危机等之外，还有令人震撼至深的拉萨“3·14”打砸抢烧暴力事件，不久前发生的乌鲁木齐“7·5”打砸抢烧严重暴力犯罪事件。这两起事件的共同特点是都有着深刻的政治背景，是境内外各种敌对势力精心策划和组织的结果，它们都给各族群众生命财产安全造成重大损失，给当地正常秩序和社会稳定造成严重破坏。同时，这两起事件的迅速平息表明，分裂祖国、破坏民族团结不得人心，也使我们进一步认识到维护社会稳定这个大局的重大意义。
中国的崛起，一方面是社会进步、社会优化、社会协调、充满希望的表现，另一方面也是克服社会代价、社会弊病、社会失衡、社会痛苦的结果。这确实印证了中国古语“多难兴邦”!所以我们要有这样的思想准备：中国要崛起、要复兴，“多难”是不可避免的，只有克服“多难”才能崛起和复兴。
我国面临“人类共同困境”和中国社会发展与转型两类挑战
从社会学的角度看，我国社会面临的挑战可以分为两大类，一类是全球共同面临的“人类困境”的挑战，一类是中国社会发展和转型所面临的特有的挑战。
“人类困境”这个术语，出现在齐格蒙特·鲍曼《流动的现代性》一书中，主要指“当代到处存在的不稳定性”，也就是现代风险。当代社会和谐不同于传统和谐之处之一，就是与世界性的人类困境联系在一起。“人类困境”有多种表现形式，例如，SARS、甲型H1N1流感那样的新型疾病，不知何时到来的恐怖威胁，全球性的认同危机等。2008年底去世的美国学者塞缪尔·亨廷顿(Samuel Hunting—ton)于1996年出版的《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一书，实际上就是在探讨世界性的文明认同危机及其应对。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席卷全球的金融风暴，使我们又一次见证了这种人为造成的“人类困境”给人类自身社会生活带来的巨大威胁。乌鲁木齐“7·5”打砸抢烧严重暴力犯罪事件，在短短的时间内，造成192人死亡，1721人受伤(7月15日公布的数字)，充分暴露了这一恐怖犯罪事件的突发性、犯罪分子的残暴性、犯罪后果的严重性。今后，可能还会有人们如今尚难以想象的、形形色色的新“人类困境”出现。
中国的社会发展和转型，不仅要有效应对世界性的“人类困境”，而且必须有效处理种种特有的挑战。从社会学视角看，与社会建设、社会发展、社会转型紧密相连的特殊挑战主要有以下六个方面，简称“六大挑战”：第一，在市场经济陌生人的世界建立社会共同体的挑战；第二，在价值观开放多元的时代促进利益共同性的挑战；第三，在社会分化加剧的形势下落实公平正义的挑战；第四，在社会重心下移的情况下大力改善民生的挑战；第五，在发展主体总体布局上理顺三大部门关系的挑战；第六，在生态环境恶化情况下建设“两型社会”的挑战。这些挑战无疑是更经常、更具有基础意义的。所有这些挑战，归根到底都与社会资源——包括“硬”资源和“软”资源是否合理配置和分配有关。我们各种各样的社会矛盾、社会问题、社会风险，都这样那样地与上述六大挑战有关，或者说是某一或某几种挑战的表现。
这里值得我们警惕的是，境内外敌对势力为了阻止中国崛起，会培育、制造、转移某些“人类困境”。例如将恐怖活动加之于中国，也会抓住国内应对特殊挑战中某些他们认为有机可乘的东西，加以利用。这次境内外“三股势力”精心策划和组织的乌鲁木齐“7·5”事件，就有这样“恐怖培育”、“恐怖转移”、“恐怖制造”的特征，其中也有利用某种借口扩大事态、激化矛盾的不可告人的伎俩。这说明，上述两类挑战之间并不是没有联系的。今后，境内外敌对势力还会利用一切他们认为可利用的事件，挑拨离间，制造事端，甚至不惜利用恐怖手段破坏中国的社会稳定和发展。我们看到世界上有些国家，开始为了某种目的制造事端，后来却自食其果，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遭受了前所未有的恐怖袭击。该是他们认真反思的时候了。
中国应对挑战的能力在提高
迄今为止，在党中央的坚强领导下，我国各族人民、我们的政府组织、市场组织、社会组织，都能直面上述两类挑战，善于把握化“多难”为“兴邦”的机遇，善于把坏事转变为好事，通过正确处理改革、发展与稳定的关系，保持了社会稳定的大局，使我国社会享受多年社会稳定的“红利”，现在看来，这是我国奇迹般发展的首要的必要条件。
在应对像SARS、甲型H1N1流感、恐怖主义、民族认同问题、文化认同困难等这类由新型风险构成的“人类困境”中，中国的表现是下乘的。在应对发源于美国的金融危机中，与别的国家相比，我国也是很有特点和充满信心的。在应对去年拉萨“3·14”事件，今年乌鲁木齐“7·5”事件中，我们国家也是越来越成熟的。这些已经初步向世人展示_r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种新型社会主义的潜能、生命力和优越性，
同样，在应对上述六大特殊挑战中，中国正在通过制度创新、价值重塑，运用共建共享，推进以民生为重点的社会建设，抓住城市社区建设、新农村建设这两大基础，贯彻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科学发展观，把公平正义落实到宏观和微观制度的方方面面，落实到百姓的感受之中。正是中国社会上上下下的努力，积极应对面临的挑战，才能在推进改革发展事业的同时，保持了社会稳定，也使西方某些断言“中国崩溃”的预言家们不断地看走了眼。
在今后曲折的发展道路上，中国还必将面临与“人类困境”、与上述六大挑战相联系的种种风险的考验。这种种考验将促使现在还非常年轻的新型社会主义进一步成长，变得越来越成熟，将使中国的崛起、中华民族的复兴得以实现，
这些都表明，社会稳定也和发展改革一样，不会自动到来，不会自然而然实现，而是要靠我們艰苦努力加以争取、加以维护的。以理性的态度化“多难”为“兴邦”
要正确应对上述挑战，需要我们在认识问题上采取理性的态度，在解决问题上采取积极的态度。
所谓理性的态度，在当前主要表现在：首先，要有分析能力，即正确分析我们面对的两大类挑战、挑战的不可避免性、社会稳定对应对挑战的重要性，以及我国应对这些挑战的有利条件。这些有利条件，突出地表现在三个相互联系的基本要素上：一、有能够把全国人民凝聚在一起的、坚定不移的共同目标；二、有能够把社会资源集中到实现这一目标上的、无可比拟的社会动员能力；三、有全国人民信赖的、无可替代的社会领导核心力量。以这三个基本要素构成的极强的自我调适能力，是中国社会的优势，是战胜一切困难和挑战的保证，是社会沿着既定目标前进的强大推动力。其次，要有鉴别能力，即对境内外敌对势力歪曲事实真相、挑拨民族关系的阴谋，要加以鉴别，避免盲信、上当受骗。其三，要有识别能力，即对各种怀疑社会稳定重要性的言论，要加以识别，避免盲从、受其误导。
所谓积极的态度，主要就是要积极能动地直面挑战，善于化“多难”为“兴邦”的机遇，珍惜来之不易的良好环境，在推进改革发展事业的同时，保持社会稳定的大好局面，而不是采取回避、甚至畏难等消极态度。在当前，面对犯罪分子打砸抢烧严重暴力行为及滥杀无辜的残暴性，我们在义愤填膺地声讨他们罪行的同时，一定不要忘记多做民族团结的事情，多做促进民族和谐的事情，而不能反其道而行之，特别要避免做那种使“亲者痛、仇者快”的蠢事。在事关民族团结的原则问题上，任何情绪化、图一时痛快，都是无济于事的，都会“成事不足，败事有余”，(作者为中国社会学会名誉会长，中国人民大学一级教授)
中国社会快速转型期的一个鲜明特点，是社会进步与社会代价共存、社会优化与社会弊病并生、社会协调与社会失衡同在、充满希望与饱含痛苦相伴。
这一鲜明特点，近年来表现得特别明显和突出。一方面是连续多年快迷发展的“中国奇迹”，吸引世界目光的“中国经验”，令全球炎黄子孙振奋的“中国崛起”，以及让人目不暇接的“中国面貌”等等；另一方面是牵动中国人民心弦的各类挑战，除2008年初的雨雪冰冻灾害、“5·12”汶川大地震、威胁全球的金融危机等之外，还有令人震撼至深的拉萨“3·14”打砸抢烧暴力事件，不久前发生的乌鲁木齐“7·5”打砸抢烧严重暴力犯罪事件。这两起事件的共同特点是都有着深刻的政治背景，是境内外各种敌对势力精心策划和组织的结果，它们都给各族群众生命财产安全造成重大损失，给当地正常秩序和社会稳定造成严重破坏。同时，这两起事件的迅速平息表明，分裂祖国、破坏民族团结不得人心，也使我们进一步认识到维护社会稳定这个大局的重大意义。
中国的崛起，一方面是社会进步、社会优化、社会协调、充满希望的表现，另一方面也是克服社会代价、社会弊病、社会失衡、社会痛苦的结果。这确实印证了中国古语“多难兴邦”!所以我们要有这样的思想准备：中国要崛起、要复兴，“多难”是不可避免的，只有克服“多难”才能崛起和复兴。
我国面临“人类共同困境”和中国社会发展与转型两类挑战
从社会学的角度看，我国社会面临的挑战可以分为两大类，一类是全球共同面临的“人类困境”的挑战，一类是中国社会发展和转型所面临的特有的挑战。
“人类困境”这个术语，出现在齐格蒙特·鲍曼《流动的现代性》一书中，主要指“当代到处存在的不稳定性”，也就是现代风险。当代社会和谐不同于传统和谐之处之一，就是与世界性的人类困境联系在一起。“人类困境”有多种表现形式，例如，SARS、甲型H1N1流感那样的新型疾病，不知何时到来的恐怖威胁，全球性的认同危机等。2008年底去世的美国学者塞缪尔·亨廷顿(Samuel Hunting—ton)于1996年出版的《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一书，实际上就是在探讨世界性的文明认同危机及其应对。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席卷全球的金融风暴，使我们又一次见证了这种人为造成的“人类困境”给人类自身社会生活带来的巨大威胁。乌鲁木齐“7·5”打砸抢烧严重暴力犯罪事件，在短短的时间内，造成192人死亡，1721人受伤(7月15日公布的数字)，充分暴露了这一恐怖犯罪事件的突发性、犯罪分子的残暴性、犯罪后果的严重性。今后，可能还会有人们如今尚难以想象的、形形色色的新“人类困境”出现。
中国的社会发展和转型，不仅要有效应对世界性的“人类困境”，而且必须有效处理种种特有的挑战。从社会学视角看，与社会建设、社会发展、社会转型紧密相连的特殊挑战主要有以下六个方面，简称“六大挑战”：第一，在市场经济陌生人的世界建立社会共同体的挑战；第二，在价值观开放多元的时代促进利益共同性的挑战；第三，在社会分化加剧的形势下落实公平正义的挑战；第四，在社会重心下移的情况下大力改善民生的挑战；第五，在发展主体总体布局上理顺三大部门关系的挑战；第六，在生态环境恶化情况下建设“两型社会”的挑战。这些挑战无疑是更经常、更具有基础意义的。所有这些挑战，归根到底都与社会资源——包括“硬”资源和“软”资源是否合理配置和分配有关。我们各种各样的社会矛盾、社会问题、社会风险，都这样那样地与上述六大挑战有关，或者说是某一或某几种挑战的表现。
这里值得我们警惕的是，境内外敌对势力为了阻止中国崛起，会培育、制造、转移某些“人类困境”。例如将恐怖活动加之于中国，也会抓住国内应对特殊挑战中某些他们认为有机可乘的东西，加以利用。这次境内外“三股势力”精心策划和组织的乌鲁木齐“7·5”事件，就有这样“恐怖培育”、“恐怖转移”、“恐怖制造”的特征，其中也有利用某种借口扩大事态、激化矛盾的不可告人的伎俩。这说明，上述两类挑战之间并不是没有联系的。今后，境内外敌对势力还会利用一切他们认为可利用的事件，挑拨离间，制造事端，甚至不惜利用恐怖手段破坏中国的社会稳定和发展。我们看到世界上有些国家，开始为了某种目的制造事端，后来却自食其果，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遭受了前所未有的恐怖袭击。该是他们认真反思的时候了。
中国应对挑战的能力在提高
迄今为止，在党中央的坚强领导下，我国各族人民、我们的政府组织、市场组织、社会组织，都能直面上述两类挑战，善于把握化“多难”为“兴邦”的机遇，善于把坏事转变为好事，通过正确处理改革、发展与稳定的关系，保持了社会稳定的大局，使我国社会享受多年社会稳定的“红利”，现在看来，这是我国奇迹般发展的首要的必要条件。
在应对像SARS、甲型H1N1流感、恐怖主义、民族认同问题、文化认同困难等这类由新型风险构成的“人类困境”中，中国的表现是下乘的。在应对发源于美国的金融危机中，与别的国家相比，我国也是很有特点和充满信心的。在应对去年拉萨“3·14”事件，今年乌鲁木齐“7·5”事件中，我们国家也是越来越成熟的。这些已经初步向世人展示_r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种新型社会主义的潜能、生命力和优越性，
同样，在应对上述六大特殊挑战中，中国正在通过制度创新、价值重塑，运用共建共享，推进以民生为重点的社会建设，抓住城市社区建设、新农村建设这两大基础，贯彻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科学发展观，把公平正义落实到宏观和微观制度的方方面面，落实到百姓的感受之中。正是中国社会上上下下的努力，积极应对面临的挑战，才能在推进改革发展事业的同时，保持了社会稳定，也使西方某些断言“中国崩溃”的预言家们不断地看走了眼。
在今后曲折的发展道路上，中国还必将面临与“人类困境”、与上述六大挑战相联系的种种风险的考验。这种种考验将促使现在还非常年轻的新型社会主义进一步成长，变得越来越成熟，将使中国的崛起、中华民族的复兴得以实现，
这些都表明，社会稳定也和发展改革一样，不会自动到来，不会自然而然实现，而是要靠我們艰苦努力加以争取、加以维护的。以理性的态度化“多难”为“兴邦”
要正确应对上述挑战，需要我们在认识问题上采取理性的态度，在解决问题上采取积极的态度。
所谓理性的态度，在当前主要表现在：首先，要有分析能力，即正确分析我们面对的两大类挑战、挑战的不可避免性、社会稳定对应对挑战的重要性，以及我国应对这些挑战的有利条件。这些有利条件，突出地表现在三个相互联系的基本要素上：一、有能够把全国人民凝聚在一起的、坚定不移的共同目标；二、有能够把社会资源集中到实现这一目标上的、无可比拟的社会动员能力；三、有全国人民信赖的、无可替代的社会领导核心力量。以这三个基本要素构成的极强的自我调适能力，是中国社会的优势，是战胜一切困难和挑战的保证，是社会沿着既定目标前进的强大推动力。其次，要有鉴别能力，即对境内外敌对势力歪曲事实真相、挑拨民族关系的阴谋，要加以鉴别，避免盲信、上当受骗。其三，要有识别能力，即对各种怀疑社会稳定重要性的言论，要加以识别，避免盲从、受其误导。
所谓积极的态度，主要就是要积极能动地直面挑战，善于化“多难”为“兴邦”的机遇，珍惜来之不易的良好环境，在推进改革发展事业的同时，保持社会稳定的大好局面，而不是采取回避、甚至畏难等消极态度。在当前，面对犯罪分子打砸抢烧严重暴力行为及滥杀无辜的残暴性，我们在义愤填膺地声讨他们罪行的同时，一定不要忘记多做民族团结的事情，多做促进民族和谐的事情，而不能反其道而行之，特别要避免做那种使“亲者痛、仇者快”的蠢事。在事关民族团结的原则问题上，任何情绪化、图一时痛快，都是无济于事的，都会“成事不足，败事有余”，(作者为中国社会学会名誉会长，中国人民大学一级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