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个小时到了，尹洁和儿子一起下课。孩子上多久课，她就陪多久，已经是个习惯。课外班里还有别的家长，和她一样在等待。
　　3月18日的晚上，世纪金源购物中心。
　　这里曾经是亚洲最大的购物中心，但如今是北京最大的课外机构聚集地之一。六楼，从西往东走，一共有500米，依次有着数十家课外机构，几百间教室。有的明亮，有的狭小，彼此没有空隙，一间连着一间。
　　一个孩子可以不必去公立学校，只在这一层楼里完成从幼儿园到高三的所有课程，甚至包括艺术培养和留学申请。这里好似一个另外的“世界”，最多的就是孩子，其次是陪着孩子上补习班的妈妈。
　　走出教室，儿子遇见更多的孩子，尹洁遇见更多的家长，但彼此不相识，大家沉默着排队，等同一辆电梯下楼。
　　“天黑了，快点回家。”有人催促道。
　　20：30，是教育部等四部门规定的课外机构最晚结束时间。
　　每晚此时，有不计其数的家长像尹洁一样，陪着孩子从补习班里走出来。他们不仅在北京，还在上海，在广州，在河南，在山东，在明里，在暗里，在中国的很多个角落。

妈妈“游击队”

　　基本上，每个陪着孩子上补习班的妈妈，心里都有一张复杂的课表。她们靠着这张课表的指引，带着孩子在城市各处的课外班里打“游击”。
　　比如尹洁和她的儿子帅帅。周一到周五的下午5点半到8点半，周六周日全天，帅帅都有不重复的课外班要上。周一在世纪金源购物中心的六楼，周二在亚运村，周三在海淀黄庄……一直到周日的晚上。上完一次课换一个地方，再来就是下周同一时间。
　　这张课表，还常常会“洗牌”。
　　“洗牌”的原因很多，可能有的课太难，或者太容易，有的课遭到了孩子的喜欢或者抗拒，或者简单粗暴，“没有时间了”。准确地说，不是孩子“没有时间”，而是妈妈们觉得孩子没有那么多时间去玩了。随着孩子的成长，升学的压力逐渐增大，妈妈们不断修改孩子的“作战计划”。
　　帅帅今年三年级，但已经在尹洁的安排下开始了“小升初”的准备，今年不再继续上西班牙语课和钢琴课，而是新增了数学和剑桥英语第三级FCE。尹洁直言，跟升学无关的课外班会逐渐被砍掉，奥数、英语和语文，这些“有用的”课程，则永远在择课的前排顺位上。
　　尹洁说，基本上每个学期，甚至每三个月，儿子的课表都会有一次调整。她们母子的“游击”课表时常刷新，但在尹洁心里一路“门儿清”。
　　5天的时间里，《南风窗》记者采访了北京海淀区、东城区、西城区几个热门学区11位不同状态的陪读妈妈，其中7位妈妈表示，记住课表并不难。但一个有趣的现象出现了，妈妈们大多展现出了超强的记忆力，是相似的“游击队长”，爸爸们却“各有千秋”。
　　“爸爸是记不住的。”
　　“爸爸连家长群里的消息都不记得看，需要我提醒。”
　　“爸爸上完班回来很累，看到孩子还在学习，就觉得孩子比自己更累。补什么课啊，不如送去大山里快乐地活着。”
　　“应该也有爸爸记得。尤其是一些奥数班里，爸爸陪着的最多，越难的班，前面占座的爸爸越多。”
　　“我们家是谁支持，谁陪读。爸爸支持钢琴，就陪孩子去学钢琴，我支持孩子游泳，就送孩子去游泳。”
　　嘉贻是东城区的一位妈妈，她给《南风窗》记者讲了一个故事。

她清楚地知道，在这一场课外班的“游击战”里，她扮演着主导者的角色，爸爸和孩子，暂时都是配合者。

　　自从有2个孩子以后，她不敢轻易离开家，每次离开最多两三天，要给家里的保姆阿姨、2个孩子还有孩子的爸爸每个人写一张密密麻麻的A4纸，叮嘱他们该做什么。但还是会出岔子。有一次她写清楚了地址，拜托先生送孩子去一个家门口的课外班，因为先生从未去过，带着孩子走了不一样的路，爷俩同时迷路了。两个人在同一栋楼附近转了45分钟，期间不停地打电话，着急，跟补习班的老师接视频，等到下一节课别人家的孩子都来了，他们才找到教室。
　　“不光是爸爸，有时候孩子自己也记不住。好多次他们在车上睡着了，醒来迷迷糊糊问我，妈妈，这是哪里？我把课本塞给他，他才知道接下来要上什么课。”嘉贻说。
　　她清楚地知道，在这一场课外班的“游击战”里，她扮演着主导者的角色，爸爸和孩子，暂时都是配合者。

“不可能不上课外班”

　　“这么厚！”尹洁伸手，向《南风窗》记者比划出一个厚度，大约2厘米，她说自己每个月送儿子上课外班，停车票得有这么一沓。
　　其中停车最贵的地方是海淀黄庄，“一小时10元，跟王府井一个价！”
　　但每到傍晚和周末，海淀黄庄这一片儿的私家车，仍旧是“停了三层”。大家已经习惯了，没有地方停，家长们就会把车停到自行车道，甚至外侧车道上去。
　　黄庄。
　　在北京谈论课外班，没有人绕得开黄庄。“北京教育看海淀，海淀教育看黄庄。”但如今，北京的父母对于黄庄的态度多少有点暧昧。
　　此次采访初期，《南风窗》记者连接遭遇拒绝。
　　“你为什么要问黄庄？”
　　“你们记者能不能做一些正能量的报道？”
　　“这个话题太敏感，不愿意谈。”
　　“可以匿名吗？”
　　2018年底，一篇《疯狂的黄庄》刷屏之后，迎来了海淀区对于课外补习机构的“大整改”，一些课外班被关停，另外一些進行了规范性的调整，包括“不晚于20：30下课”，“一次性收费不超过3个月”，“不布置作业”等等。
　　有家长告诉《南风窗》记者，不是不愿意接受采访，而是怕自己“害”了课外机构。“把自己家门口的弄关了，然后孩子再去别的地方上吗？” 　　《疯狂的黄庄》事件之后，海淀区的一些学校陆续向家长发放表单，试图了解学生课外补习的情况。
　　“不填，瞎填。”
　　“一个学习，为什么要像扫黄似的管。”
　　“不可能不上课外班。”
　　为什么孩子“不可能不上课外班”呢？
　　目前，北京市大多数小学的放学时间在下午3点半，有的学校更早，15：10就会结束一天的课程。早早放学，一些家长还未下班，托管班和课外班，成了大多数的选择。
　　低年级的时候，课外兴趣班是普遍的，几乎所有的家长都希望孩子快乐，也愿意让他们享用放学后的游戏时光。但慢慢地，只上兴趣班的孩子开始变得“不合时宜”。
　　“孩子每考一次试，我就会怀疑一次—我的孩子是不是太快乐了？”
　　嘉贻的孩子常常考的分数是93分，老师告诉她，要进入95分才算是进入班级的中游。孩子偶尔也会带回一些消息，“妈妈，我的同学报了奥数班。”
　　并不需要太久，嘉贻就坐不住了。
　　随着孩子升到更高的年级，她的“游击”课表，也加速变得更有“战斗力”。
　　王阳是北京市海淀区某小学一年级到六年级家长群的群主，他告诉《南风窗》记者，不给孩子报课外班的家长，他们群里几乎没有。
　　在他看来，北京市海淀区部分小学虽然正在推行“快乐教育”，提倡给孩子减负，但是升学择校的入学考试题目，和各初中的升学分班考试仍旧很难，是在“掐尖儿”。如果学校教育和选拔考试之间是脱节的，那其中的缺失，家长必须要找途径补充起来。
　　王阳同意保留课外班。
　　但他又觉得病态。“上了补习班之后，我的时间都是孩子的，一点儿自己的时间都不能有。” 他的孩子今年六年级，每个月补习花费近7000元，超过两口子工资收入的一半。“费爹，费妈，费时间，费钱。”
　　王阳还得这么干。他目前找不到更合适的办法。

齿轮中的“疯妈妈”

　　“带着孩子来黄庄需要勇气。”和陈芳一起从西城区来的很多妈妈，都被吓了回去。她们受不了黄庄的气氛。下课，孩子仰头喝口水，有妈妈催她，“喝快一点，写作业。”
　　陌生的妈妈们在教室里相互打量，心里偷偷地叫对方“疯妈妈”。
　　陈芳能坚持下来，是因为心态不错。
　　课外班中的比拼是赤裸的。她的孩子今年六年级，和三年级的帅帅在同一个班学习剑桥英语第三级FCE的课程。那个班里也有初中生。

在他看来，北京市海淀区部分小学虽然正在推行“快乐教育”，提倡给孩子减负，但是升学择校的入学考试题目，和各初中的升学分班考试仍旧很难，是在“掐尖儿”。

　　但事实上，“通过FCE的考试，高考英语基本是没问题的。”
　　她早就看透了，在海淀区比的就是一个“更”字，或许原本只有一个小的愿望，希望自己的孩子比别人多学一点点，但是当所有的妈妈都有了这种想法时，大家就都开始狂奔了。
　　没有人敢对自己的孩子说，“你够好了，歇一会。”
　　陈芳和尹洁是朋友，她问尹洁，“现在还去教室听课吗，做不做笔记了？”
　　“做不动了，有时候也出来转转。”尹洁说。
　　陪读妈妈的身份，让她们除了照料日常的生活起居，带着孩子到处“打游击”外，还得去熟悉孩子每一门功课的知识体系、考点难点，到课外班默默坐在后排听课、记笔记，和孩子一起刷题，考前带孩子一起复习。
　　孩子的年级变高之后，妈妈们的学习变得力不从心，便慢慢退役，变成另一种“陪读妈妈”，不进教室陪着做笔记，只在外面转转。但焦虑并不会变少一点。
　　陈芳和尹洁坐在教室外面聊天，相互鼓励对方。
　　“你敢放手吗？放手试一试？”
　　“六年级，我没有放手的可能了。”
　　不敢放手的妈妈不止她们两个，她们的焦虑太普遍了。
　　海淀区“疯妈妈”的传闻一直萦绕在课外班的上空。谁偷偷向学校请假，在校外同时报了9个奥数班；谁花了高价，和孩子一起住在黄庄的筒子楼；谁辞掉几十万年薪的工作，專门陪着孩子上课外班。“疯妈妈”们一边将普通的妈妈们赶到更大的焦虑中去，一边又散发出更大的诱惑，吸引妈妈们力所能及地去效仿。
　　还有随时会发生变动的招生政策，时刻牵动着妈妈们的神经。
　　20天前，北京市委下发2019年工作要点，明确今年取消特长生招生。3天前，“龙校”网页发出声明，停止办学，提前进入清华附中的“占坑班”可能将成为历史。
　　但在优质教育资源仍不均衡的时候，哪个妈妈不想自己的孩子上好学校？一通“取消”并不能减少，甚至继续强化着家长的焦虑—轮到自己孩子的时候会怎样？
　　尹洁说，自己仿佛被卡在一个巨大的齿轮中，卡住自己的是别的妈妈、学校和政府、补习机构、孩子，以及那个焦虑的自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