身处香港，对于身份认同的问题，许多来自大陆的游客会有很多不解。如果他们来到尖沙咀的重庆大厦，或许他们心里会感到疑惑：“这里也是中国人的地方，然而大部份都是来自南亚和非洲的人。”用比较浅显的语言来说，重庆大厦背负着殖民地的过去，而殖民地的特性就是夹杂不同殖民地的文化。然而在九龙的深水埗也有南亚商移民小区，甚至在广州市内也可以找到尼日利亚人的聚居点。那么，重庆大厦究竟有什么魅力，可与华南其它外来移民区域相比而脱颖而出？
　　导演王家卫在电影《重庆森林》里借一个比喻“没有脚的鸟”，不单指称那些住在重庆大厦的外来移民，也曲笔描述了香港人的生活处境，然而这比喻毕竟稍嫌浪漫化，真实的重庆大厦究竟在多大程度上体现了殖民地及移民流散的文化特质？从更实际的角度说，重庆大厦之所以有今日的光景，全因几十年华南地区的开放改革，造就了一道低端产品的跨国生产贸易链。南亚、非洲各国的商人，透过华南厂商购买手机等山寨货品，然后大批转运到母国或其它国家，而这些外国商人则促成了这种以重庆大厦为交易中心的“低端全球化”（low-end globalisation）现象。这是作者的其中一个研究方向，也是重庆大厦令他产生兴趣的原因之一。
　　身处华人社会的海洋里，还有国际都市的学术氛围下，作者比任何华裔学者更明白重庆大厦这幢建筑物所代表的“不在场”意义：那些生活在重庆大厦或在里面打工的人们，大部是基于各种原因从南亚及非洲各国逗留在此，除了工作赚钱、经营生意，或与国际难民公署进行冗长的交涉外，香港并没有给他们任何社会的意义。在这里，大家都因为环境而接受了香港人那套经济价值观，他们都知道一切只为了赚钱，因此印度教徒和回教徒各自做着生意而不会针对对方，即使印度人和非洲人在升降机里吵架，他们离开升降机时可以成为朋友。然而，这才是香港社会的特性，一旦经济挂帅，则本来的价值观矛盾皆可放在一边。另外，香港深水埗等旧区也是廉价商品市场，但外来商人往往甫一抵埗后就联络深水埗的批发商，再由后者联络华南厂商，并从大厦商铺知道手机、手表等商品的价格，观摩行情。
　　的确，香港大部份地区都有贩卖廉价商品、仿制品、A货甚至冒牌货的商店，但像重庆大厦的外来商人一般，以其母国作为贸易对象，或以他们自己的同胞作为目标顾客的，并不多见。在主流印象中，全球化一般泛指跨国际的商品生产甚至消费过程，涉及各国政府、各大跨国企业及广大民众之间的经济关系，而这种“低端全球化”却是仿制、冒牌名牌商品，大多透过走私方式运输到外来商人的母国，颇有负面的意涵。除此以外，重庆大厦还匿藏了很多被母国军政府迫害、因政治原因成为难民者，或因不明原因逃亡到香港的人，也有染上毒瘾者和大量黑市工人，亦可谓成分驳杂。在某种程度上，这里可算是一座难民营。
　　可是重庆大厦也有其浪漫的昔日形象，虽然未必如王家卫所展示的。它在多年前落成，本是供外国游客下榻的廉价旅馆，本来可以展示其殖民地情调的，却因为其旧式设计而屡屡失火，最终让政府不得不干预。关于重庆大厦的早期面貌、最初业权等历史背景，早已给遗忘。在六十年代，由于嬉皮士运动引起背包客热潮，加上《寂寞星球》的宣传，大量欧美背包客到此朝圣，到了七十年代则开始涌现大批日本背包客，而在二十一世纪则以大陆背包客为主。至于外来商人和打工者的国籍，则最初以大陆和印巴等地为主，自九十年代起增加了不少非洲人（尤其是尼日利亚人）。如此复杂的国族来源，恐怕即使将重庆大厦称为“小联合国”亦不会夸张。
　　作为人类学教授，作者在这里度过不少时光，认识不同的人物，静观这里的变化，这既与作者的志业有关，也从中独立出来，因为重庆大厦已经深入了他的生活经验，其意义超越了普通的学术研究。对于政治难民来说，香港政府近几年来收紧了筛选资格，从哪个角度来看都不是好事，而因为一些意外及案件，警察也一改过往“三不管”的态度，开始尝试“规管”大厦里面品流复杂的定居者和打工者。说回头来，重庆大厦这种特质源自殖民地时代微妙的行政管治，由于大厦内大多人员为非华人，而且三教九流都有，所以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以华人为主的主流社会也甚少接触大厦里面的世界。身为西方人，作者对此等现象无比惊奇，也希望这种微妙的居住空间能够保持并不受干扰。对于不熟悉香港的游客来说，重庆大厦似乎与香港分离，却又是游客区内最有香港大众特色的异质空间。因此，这本书向读者展示那一座大厦内的世界，无论走到世界的哪里都鲜能比拟，惟有放在香港的环境中去阅读，才能明白其微妙之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