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一向以为，学好哲学，除了得啃经典名著而外，还须得读几本出自大家手笔的哲学史著作。读这类书所能获得的益处是读通常我们见到的那些哲学史教科书难以替代的。在教科书中，思想常常已经形容枯搞或支离破碎了，剩下的只是对观点和史料豆腐干式的拼排。而在前者那里，你却能把摸到思想鲜活活的脉动。贺麟先生的《五十年来的中国哲学》，当之无愧地是应算在大家手笔之列的。
　　贺先生的这些文字写于也已差不多五十年前了，主要论及的是自一八八四年孙中山创立兴中会起到四十年代中国哲学历经的变迁。书中提到的许多哲学家如张颐、金岳霖、冯友兰、梁漱溟、郑昕等都曾是贺先生的师友同事，所以对他的思想的叙述在客观中肯之外，还让人读出几分亲近贴切的感受来。对于我们这些在解放后才成为贺先生的学生、或学生的学生的后辈来说，贺先生在书中讲到的那一段哲学，已经是属于“历史”、属于“传统”的了，已经是“间距化”了的文本了，尽管从根上说来，我们就正是与这历史、这传统融为一体的。在这里，我们虽然可以将贺先生书中提到的哲学家称作那一代哲学家了，不过在他们那里，能找到我们的影子；从他们的如彼，在一定程度上能说明我们的如此。
　　贺先生在书中论及的那一时期，无论就当时的整个文化氛围来说还是单就哲学界来说，都称得上是一个危机与希望并存的时期。各种社会、政治、文化、思想、信仰力量的牾交锋，使得“许多激烈趋新之人，转瞬便变成迂庸守旧的人；使许多今日之我，不断与昨日之我作战的人，但犹嫌赶不上时代的潮流”。(第1页)在文化领域，传统儒家思想的失去生气和西方思潮的大规模涌入是两大主要特征。随着“五四”“打倒孔家店”口号的呼出，中国许多的文化人都觉得应该换换脑子了。毋需否认，对传统的全面反省和批评总是以现实为着眼点的。老黑格尔曾经说过，凡是现实的就是合理的。这理通常便是从传统之中引申出来的。问题在于，历史和传统并不是一个凝固的过去，它们还包含着现实及将来“发生”的开放性。无怪乎海德格尔从词源学上来考察，认为德语中的Geschichte(历史)一词源自geschehen(发生)。即使是对历史和传统深恶痛绝的人，仔细追究起来，他们在许多方面仍难于斩断缠绕在自己身上的那些先人思想滋润起来的藤藤蔓蔓。甚至他们用以表示与传统决绝的语言或行动方式，也必然地带有传统与历史赋与的痕迹。当然也无可否认，在当时，西方文化思潮的涌入是一个“事实”，因此和它发生关系也是必然的。中国哲学之进入“现代”这个门槛也如同整个中国历史一样，是以西方的进入为标志的，无论是抵死守护国粹的人，还是竭力主张全盘西化的人，他们之有别于孔孟程朱陆王之处，正在于他们必须采取某种态度面对近现代的西方思想。这样，中西哲学思想的相互碰撞、震荡、融通、契合便成了现代中国哲学的一个富有特色的主题。
　　正是在这样的特定情景中，胡适、梁漱溟、熊十力、张东荪、汤用彤、冯友兰、金岳霖、贺麟、沈有鼎、谢幼伟、施友忠、唐君毅、牟宗三这一代哲学家登场了。如贺先生所说，在他们那里，“哲学的知识或思想，不是空疏虚幻的玄想，不是太平盛世的点缀，不是博取科第的工具，不是个人智巧的卖弄，而是应付和调整个人以及民族生活上、文化上、精神上的危机和矛盾的利器”。(第2页)他们中有不少人是喝过洋墨水、啃过洋面包的，即使是专治中国哲学而并没有受过西方哲学训练的学者，也不会不感受到那些泊洋过来的学问对自己的领域带来的冲击。贺麟先生早年曾留学美欧，在他看来，对中国哲学的调整是和对西方文化吸收、转化、利用、陶熔分不开的。所以他在书中将绍述的主要线索确定在西洋各派哲学流入对中国传统哲学形成的冲击和各位哲人在中西哲学的这种交汇中所起的作用上面。特定的文化背景和文化使命，不仅规约了这一代哲学家思想体系的构成，还影响到了他们的心态结构、治学方式、处世之道、政治信仰等等许多方面，它们截然不同，又似有某种暗通之处。下面只是从贺先生书中提到过的哲学家中择出几个自以为有些典型意义的人来，作一点狗尾续貂式的发挥。除思想的分析之外，我还想多说几句的，是由思想而及人方面的话。
　　在中国现代思想家中，胡适称得上是一位鼎足人物。他的“暴得大名”与他以传统文化的否定者身份出现是分不开的。尽管有人将他视作“全盘西化”论的始作俑者，其实并不确，但自一九二三年以后他的确屡屡发表主张“西化”的言论，并且当后来无争议的“全盘西化”派主要干将陈序经教授在经过“甄别”之后，声称胡适的思想“不能列为全盘西化派，而乃折衷派之一支流”时，他竟如蒙受不白之冤，断然出来剖白自己是“完全赞同全盘西化的”。不过，认真追究起来，在他身上更鲜明体现出来的，倒毋宁说是两种文化的不协调乃至尖锐冲突。他虽被认为是“西化”论者，但肚子里的“国货”绝不比“洋货”少。意味深长的是，他之所以后来要公开鼓吹“全面西化”，乃是因为他信奉中国古代先人们说过的一个道理：“取法乎上，仅得其中；取法乎中，风斯下矣。”他明明白白地意识到，中国文化传统的本位是“化”不掉的。因此为了达到期望的以西方文化的朝气和锐气来打掉一点老文化的惰性与暮气之目的，他以为“我们不妨拚命走极端，文化的惰性自然会把我们拖到折衷调和上去”。(《独立评论》第一四二期“编辑后记”)而这样将纲领与真正欲达到的目标截然分开来，也许只有奉信实用主义哲学原则的胡适先生才会做得这样坦然自得和了无滞碍。意味深长的是，从哲学角度来看，他最富有成效的工作恐怕还得数《中国哲学史大纲》。他尝试着引入西方哲学、历史学、逻辑学等新的方法来改造以清代考据学为代表的传统治学方法，并且提倡非儒家的诸子哲学，以减轻儒家定于一尊所带来的束缚与禁锢。单单这种研究本身，就表明他绝不竟至于做到如口头上不惮于说出的那样，将传统的价值统统归于虚无。不过有一点很明显，他对中国传统文化进行重估、整理或再造所取的尺度是从西方文化中引伸出来的，这一外来文化只是“施于人”，而没有受到应有的质疑、批评和调整，这样一种文化哲学观上的偏差也就导致了胡适诸种主张中蕴涵着的另外一个文化哲学观方面的偏差，即传统只是消极的受动者，失去了积极创生的功能。由此，文化的批评及替代更新与文化的继承及发扬光大这两方面就被完全割裂乃至完全对立起来了。
　　作为一个哲学家，涉猎极广、到处开风气之先的胡适先生算不得深刻和思辨，实用主义的态度也成就不了严谨庞大的哲学体系。胡适之先生在实际生活中的许多作为也和他做的学问一样，证明了他在中西两种文化氛围中分别受到的熏染并未能天然浑成地成为一色。譬如他曾想离政治远一些，只一心钻到故纸堆里去，但又按捺不住时时过问政治，甚至还去当官做了大使。他在很多方面都接受了西方观念，却又声称：“吾于家庭之争，则从东方人。”一个洋博士终生维持着一场典型的旧式婚姻。这恐怕并不仅止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软弱性、妥协性一类的缘故，似乎还应该从那一代知识分子更深层的文化心理结构中去寻找原因。
　　另一位哲学家梁漱溟先生选择的是另一条道路。胡适一到北大便成了炙手可热的新派人物，而与他差不多同时进北大任教的漱溟先生开始还只是与新潮流不甚相干的讲授印度哲学的一位讲师。后来他出版了《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一书，从此声名大噪。梁任公将此书与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相提并论，称学术界的这两部著作真算得国民的一种荣誉(《评胡适之<中国哲学史大纲>》)。贺麟先生亦谓该书“自成一家言，代表儒家、代表东方文化说话的”。(第9页)梁先生是坚决反对“全盘西化”这类口号的，但做学问也已不尽是旧式儒生的路数。他对西方的功利主义、唯意志主义，还有印度的佛学、中国的儒家思想等都曾先后发生过兴趣。梁先生在比较东西文化的异同时，并不执著于孰犹孰劣的意气之见，而是主张，中国现在需要西方的“德莫克拉西”(民主)和“赛因斯”(科学)，但世界未来最终会走上中国之路，“隐约地暗示着东方的人生态度比西方人向前争逐的态度要深刻要完善”。(第11页)考察一下梁先生哲学思想体系的构成也是很有趣的，他的视野依陆王心学而展开，其间又染上了西方生命哲学家柏格森的直觉主义颜色，更出乎人意料的是，他又在佛教唯识宗中找到了与西方唯意志主义理论和儒家之良知说的相契合之处。自始至终，生命、“心”的世界在梁先生的哲学中居于中心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