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个国家在其自身的发展路途中或多或少的都会形成对某类群体的歧视,如性别歧视、种族歧视等。与其他国家相比,中国特有的户籍歧视既有歧视的共性也有其自身的特殊性,而且中国的户籍歧视范围之广,影响之深,原因之复杂实属罕见,户籍歧视不仅严重阻碍农民工群体顺利进入劳动力市场,使农民工群体的薪资待遇方面也面临着严重的不平等,同时也影响劳动市场有效的资源配置。然而,无论是在研究方法还是在研究内容等方面,国内与国际都还存在着一定的差距。因此,本文希望能够在这个方面有一定的深入研究,填补户籍歧视导致的工资差异进而影响人们对幸福感的评价。本文基于2010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hina Family Panel Studies,CFPS)的数据,主要为中国东部城镇居民正在工作部分的数据,城镇劳动力市场中农业户口个体与非农业户口个体之间的户籍歧视导致的工资差异和幸福感差异;据国家统计局抽样调查显示,在东部务工的农民工占全国农民工人数的六成以上,因此选取具有代表性的东部城镇居民部分的数据。本文首先应用Oaxaca-Blinder分解方法对农民工与城镇职工的工资差距进行了分解,确定了工资差距中的歧视程度,其次,估计了农民工的幸福感方程,确定了工资对幸福感的影响,最后,通过反事实模拟方法确定了无歧视下农民工工资的增加所带来的幸福感提升程度以及收入分配状况的改变,从而对户籍歧视的社会福利成本进行了测算。反事实分析也是本文最主要的创新点,把工资方程分解与幸福方程相结合,将农业户口居民按非农业户口居民的各种技能回报率获得报酬,计算农业户口居民的工资分布,并将此工资分布带入幸福方程,计算此时的幸福感。通过反事实分析,直观的展现在城镇劳动力市场中,农民工由于户籍歧视导致的工资差异和幸福感缺失。研究结果表明:随着我国劳动力市场中的人口红利的逐步消失,劳动供给拐点的来临以及劳动力市场的发展,农民工与城镇职工工资差距中的歧视成分已明显下降,歧视解释了户籍工资差距的16.14%,人力资本的差距是户籍工资差距的主要原因;工资对幸福感具有显著正效应,工资增长1%,农民工非常幸福的概率增加0.0003002,非常不幸福的概率下降0.0001107,除工资外,年龄、教育、婚姻、性别及人缘关系等对幸福感的影响也非常明显;如果不存在户籍工资歧视,农民工的幸福感会出现增加,其中整体幸福感将上升0.33%,非常幸福的概率上升0.00165,不平等状况得到改善,基尼系数由0.5491下降至0.5163。本文基于理论和实证结果,提出进一步推进户籍改革、提高农民工人力资本、调整政府支出结构、增加公共文化服务供给和为农民工营造平等就业环境等消除歧视、缩小差距的政策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