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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中一的形象——光脑门、一头乱发——相当符合关于他身份的想象：天文物理学教授。
这位生长在台北、旅居波士顿八年的海归博士，原本是活在象牙塔中的标准都市人。在台湾东吴大学教书，出席学术会议，闲来为报章撰写文章。现在却把工作辞掉，与十多位教授合资，带着妻儿迁居合肥农村，过上了“农夫、山泉、有点田”的新生活。他的农场叫做“小团山香草农庄”，位置在距离合肥市区40公里的肥西县铭传乡，紫蓬山国家森林公园隔壁，邻近合肥新桥国际机场。顾名思义，主要种植品类是香草，有薰衣草、天竺葵、薄荷、迷迭香等10多个品种。以之为原料加工、销售衍生产品，更主要的是发展观光、培训，以及与之相配套的住宿、餐饮。
资本涉农虽已大热，但集中在加工、流通环节，不碰三产。类似农庄在农业“三产化”成熟、芳香疗法普及的台湾却随处可见，但大陆罕有。将之嫁接过来的小团山，在近来北京、上海的有机农业投资路演会上大受追捧，吸引到了学术界“投资一哥”——复旦大学经济学院新政治经济学研究中心主任、上海同华投资董事长史正富登门，是否红得有理？
难以归类的台湾模式
从合肥汽车西站乘坐去往井王方向的小巴，与扛着大包小包的返乡农民工一起穿行错车困难的“村村通”小路，一小时后就可以到达小团山脚下。
这是目前去到农庄的惟一的公共交通途径，显然，离发展旅游的必要条件还差得很远。但沿途不时可见的广告和指路牌又显出其与众不同之处，司机和邻村、邻乡的农民对其都十分熟悉：“台湾人做的。”“电视台经常报道。”“我上去看过，漂亮，跟村里不一样。”
小团山无法归类。首先，与无论“工厂型”、“小农型”普遍想着卖高价肉菜的思路不同，农产品包括加工制成品销售只占小团山盈利结构的20%，而且不求量，有多少卖多少。郭中一解释：直接销售的附加值远不及在农林牧渔营造出来的自然和生活形态基础上开展服务业，比如餐饮、会议接待、面向中小学生设计生态教育课程和亲子活动等。
这些项目有些在小团山上已经开展，有些则受制于周边大环境或接待设施尚未建完暂时还无法实现。但不妨借助其参考的台湾经验展望未来：往往规模很小，但30亩地能做出上亿人民币的营收。单位面积高利润，诀窍在于几乎每一座农场都有教室教游客做奶酪、擂茶、陶艺等，自己动手做比买制成品贵10倍不止。而且，这也是农场营销品牌和产品的途径。消费者会在体验的过程中建立对农场的信任，知道确为有机种植、没有添加化学物质，就会延续购买。在有机农业领域，这种“参与式认证”比QS、广告更可信。
近几个月来，郭中一差不多每周都要接待个把登门的投资人。他对财务无甚概念，认为对方不关心本业，只问逐年收益、几年上市，显得缺乏诚意。直到生态农业资讯网站“爱生态网”的创始人推荐了自己的老师、同样有农业情结的史正富。史是安徽人，做研究的同时做PE，投过中轩生化、奇瑞汽车、南大光电等项目，在“胡润百富榜”榜上有名，被封为“学术界最有钱的人”。他的梦想是创办一个数万亩的大农场，接触小团山前从未想过300亩地能做这么多事，看过现场后初步提议投资8000万。目前双方尚在商谈。
“他是学界出身，有耐心听我讲理念、模式，也听得懂。”郭中一身上还是有些人文气息，对简单粗暴的利益谈判不太适应。也正因为如此，与他接触过的大陆同行提及小团山时大多持保留意见：两岸消费文化毕竟不同，土地政策、农村风土人情更是千差万别，台湾模式移植过来是否行得通，学者半路出家搞农业能否“hold得住”，还都要打一个问号。
落叶归根的难题
安徽全省台商寥寥无几。郭中一之所以不做他选，而且一下子扎到村里，是因为那里是他父亲的宗族祖籍。
小团山所在地原先属南分路乡，后因乡镇合并，加之发展旅游，改以地方名人——清代台湾首任巡抚刘铭传的姓名为名，谓之铭传乡。刘铭传在台湾享有很高声誉，其故居、墓园对台湾游客颇有吸引力，小团山距其不过一、两公里。郭家祖上曾是刘家的私塾先生，郭中一曾祖父的旧屋便在今日农庄的鱼塘旁。这样说来，选址小团山似是有意寻根。实则纯出偶然，甚至是不得已而为之的。
虽然父亲生长在肥西，至今保留着一口乡音。郭中一则从小填写籍贯时都要写下安徽合肥，后来还做了台北合肥同乡会会长，却直到2004年才第一次回到故乡。当时，他还没有萌生留下来的念头。上海朋友给到他的建议是，千万不能到农村去，农民会想方设法占你便宜。然而他和台湾一群外省籍学者朋友想要做农场的念头却由来已久了。在台湾，农地已然很难取得。他是圈子里惟一与大陆祖籍有联系的人，而且肥西有地，县政府抛出的橄榄枝很有吸引力。
“他们甚至说以人名为地名不合规定，改名铭传乡就是特别为我们破的例。”郭中一当时规划的总投资额在4000万元左右，如果落户肥西，便是乡里惟一的外商，也是合肥市最早和最大的台资农业项目，从上到下都十分重视。
这终于令郭中一动了心。2005年，他在合肥注册了智上农业开发有限公司，带着几位合伙人一起回老家为农场选点。他们一共选了4个地方，相距不远，打算各有分工，同时发展。
由于在台湾还有教职，签立投资意向书后他就匆匆离开。次年夏天，他的妻子、留美教育学硕士庄蕙英把台湾的工作辞掉，带着两个儿子搬来合肥打前站，这才发现4个点中的3个都已经转手给了乡长的亲友，只剩下小团山没人要，因为那根本是一座从未有人耕作过的荒山。股东们对这种地方官的背信之举反应很大，但庄蕙英说服了其他人，坚持把地租了下来。她的逻辑是，良田必有化肥、农药，要将之尽数分解掉达到有机标准需要3年～7年，时间成本很高；荒地的好处是零污染，而且不会与农民争地。
农场的位置原本是一座废弃的采石场，表层土壤最厚的地方仅有25公分，而且是富含氧化铁的红土，肥力非常之薄。为了夯出一个农业的基础来，不得不从山脚下取土向上填埋，卡车来来回回跑了100多趟。为了养地，早期先种上了绿肥植物，并试种少量香草。村里人对何为香草见所未见，有机农业养地的概念更是闻所未闻，传起笑话“台湾来的那群傻子在荒山上种野草”来却乐此不疲，甚至对“外人”在自己家门口大兴土木怀有“敌意”，半夜偷偷把农庄铁门卸走、指路牌摘掉一类的事情时有发生。甚至检举过农庄在山上建导弹发射台，实际那只是供水用的水塔而已。 2009年，郭中一把台湾教职辞掉，倾注全副心力经营小团山。“他就是一个特别讲原则的人，道不同不相为谋。”徐纯一与郭中一上大学时住一个宿舍，脾气也相近。但安徽农民不吃这套。
“他就是‘关门主义’。”小团山所在村之一（处在三个村的分界处）启明村的冯书记说自己好几次想与郭中一交交心，但郭颇为敷衍，“他们饭店里的菜全是台湾口味，价格特别高，我们吃不惯也吃不起。既然到我们这里来了，就应该增加一点本地风味才对。”冯书记对郭没主动请他吃过饭十分上心，想起乡政府曾经在小团山上吃饭没给钱，后来郭着人上门去要，让自己大丢面子的旧事更是觉得不可理喻。
郭中一的出发点是希望教化农民彼此以诚信交往，哪怕进展慢，也好过沆瀣一气。但他的不肯入乡随俗，后患无穷。
小团山上200多亩农地签的是50年租约。租给本地人的山头都以荒地计算，小团山比哪里都荒却被划入了旱地、林地乃至良田，每亩租金给了400块，全乡最高，村里人还是抱怨台湾人占了地，因为他们只拿到手了45块钱。
盖上房子的土地，县里建议办理出让，主动划拨了30亩指标。“后来才知道当年整个合肥市只有100亩指标，我们一家就占了1/3，可见市里、台办的确重视。”但郭中一没想到的是，正是这张天上掉的“馅饼”叫他充分领教了地方官僚体系的威力。按照他的说法，刚开始谈时，一亩地只要500块，后来涨到1000、3000、1万，签约当天忽然就跳到了3万。当时周边没人买地，其实就是坐地起价，没有任何参考。他们夫妇总想着不要留话柄，便签了约。去办土地出让手续时，相关部门总是一拖再拖，省人大、政协来人视察，悄悄告诉他，县政府把地拿去在中心镇炒地皮，一亩600万，这才办不了手续。
直到最近，郭中一接到通知说地价已经涨到了一亩22万，补足差价就能办手续。他气愤莫名，跑去与官员理论，口径放宽为先缴钱，待手续办完后再将差价部分返还。但这“返还”只是口头承诺，没有任何人愿意出具书面担保。郭中一拒绝接受，双方僵持至今。
严格来说，三年未办妥转让手续的协议已经失效，小团山上的房子都是违章建筑。但换一个角度，小团山又是县旅游局的一块金字招牌，被授予了“合肥市五星级农家乐”、“国家AAA级旅游景点”、“全国海峡两岸交流基地”等许多名头，中央电视台、《中国新闻周刊》、《南方窗》等全国性媒体都有报道。所以，郭中一倒是不担心被强拆，可总是在金钱问题上处于“被宰”地位，令他颇感寒心。
为了化解与当地的隔阂，庄蕙英主动提出免费教村民小孩学英语、照顾村里患病的独居老人。起初受惠一方非常警惕：非亲非故为什么要做好事？是不是别有目的？“落叶归根”成了是最方便有效的解释。村民慢慢对庄蕙英建立起了信任和尊重，甚至比之郭中一更把她当作同乡看待。可是因此而当选“安徽十大经济人物”、“历史上影响合肥最重要的100位女性”、“合肥十大母亲”又令她颇感“尴尬”。在与地方各界斡旋的6年里，挥之不去的挫败感令她甚至做好了最坏准备：回台湾。毕竟，此前她从未想过有一天会如此深入了解合肥这座在台湾很少被提及的城市，更何况影响历史。
“长大”了的生意
赢得鲜花掌声的同时被盘剥，受推崇与被孤立并存，便是小团山的现实。
经此一役，郭中一对大陆政策与市场的理解发生了很大变化。有些体会是负面的，比如小团山被招商时地方政府言必提及却一直完不了工的刘铭传故居和墓园。“现在根本是我们在带动人流，而不是刘铭传。”郭中一苦笑摇头。
但抛开感性因素，正面经验似乎更多。最明显的，原本只计划投入4000多万的小生意扩大到了1个多亿，从就在小团山周边做几个农场发展出了连锁构想，从只做直营放宽到了加盟合作。皆因大陆市场比之台湾大了太多，有机农业热度升温亦比他预想的要快得多。在大学做惯了实验的他更愿意把第一步踏在小团山上视作一场实验：以较低的成本、从容的时间试错、建立模板。
近来，他正在北京、上海、广州周边物色土地和合作伙伴，对在短时间内再复制一个小团山信心满满。起码今天，他已然学会了在别人试图给自己贴“××公司模式”、“公司+农户”、“合作社”、“NGO”标签时不急于撇清，而是会心一笑，借用来讲自己的故事。
合肥智上农业开发公司部分股东
郭中一
美国塔夫茨大学天文物理博士，台湾东吴大学物理系副教授。著有《物理好好吃》、《科学，从好奇开始》等科普书籍。
庄蕙英
郭中一的妻子。美国密歇根州立大学教育学硕士，台湾中国科学大学英文系讲师。
徐纯一
美国科罗拉多大学丹佛分校建筑学硕士，台湾大叶大学空间设计系专任讲师、i2建筑研究室主持人。
倪维斗
加州理工学院物理及数学博士，台湾新竹国立清华大学物理系退休荣誉讲座教授。
李河清
美国纽约州立大学政治学博士，台湾中原大学通识教育中心教授。长期投入环境政治、环境外交、环境安全等新兴研究领域。
这位生长在台北、旅居波士顿八年的海归博士，原本是活在象牙塔中的标准都市人。在台湾东吴大学教书，出席学术会议，闲来为报章撰写文章。现在却把工作辞掉，与十多位教授合资，带着妻儿迁居合肥农村，过上了“农夫、山泉、有点田”的新生活。他的农场叫做“小团山香草农庄”，位置在距离合肥市区40公里的肥西县铭传乡，紫蓬山国家森林公园隔壁，邻近合肥新桥国际机场。顾名思义，主要种植品类是香草，有薰衣草、天竺葵、薄荷、迷迭香等10多个品种。以之为原料加工、销售衍生产品，更主要的是发展观光、培训，以及与之相配套的住宿、餐饮。
资本涉农虽已大热，但集中在加工、流通环节，不碰三产。类似农庄在农业“三产化”成熟、芳香疗法普及的台湾却随处可见，但大陆罕有。将之嫁接过来的小团山，在近来北京、上海的有机农业投资路演会上大受追捧，吸引到了学术界“投资一哥”——复旦大学经济学院新政治经济学研究中心主任、上海同华投资董事长史正富登门，是否红得有理？
难以归类的台湾模式
从合肥汽车西站乘坐去往井王方向的小巴，与扛着大包小包的返乡农民工一起穿行错车困难的“村村通”小路，一小时后就可以到达小团山脚下。
这是目前去到农庄的惟一的公共交通途径，显然，离发展旅游的必要条件还差得很远。但沿途不时可见的广告和指路牌又显出其与众不同之处，司机和邻村、邻乡的农民对其都十分熟悉：“台湾人做的。”“电视台经常报道。”“我上去看过，漂亮，跟村里不一样。”
小团山无法归类。首先，与无论“工厂型”、“小农型”普遍想着卖高价肉菜的思路不同，农产品包括加工制成品销售只占小团山盈利结构的20%，而且不求量，有多少卖多少。郭中一解释：直接销售的附加值远不及在农林牧渔营造出来的自然和生活形态基础上开展服务业，比如餐饮、会议接待、面向中小学生设计生态教育课程和亲子活动等。
这些项目有些在小团山上已经开展，有些则受制于周边大环境或接待设施尚未建完暂时还无法实现。但不妨借助其参考的台湾经验展望未来：往往规模很小，但30亩地能做出上亿人民币的营收。单位面积高利润，诀窍在于几乎每一座农场都有教室教游客做奶酪、擂茶、陶艺等，自己动手做比买制成品贵10倍不止。而且，这也是农场营销品牌和产品的途径。消费者会在体验的过程中建立对农场的信任，知道确为有机种植、没有添加化学物质，就会延续购买。在有机农业领域，这种“参与式认证”比QS、广告更可信。
近几个月来，郭中一差不多每周都要接待个把登门的投资人。他对财务无甚概念，认为对方不关心本业，只问逐年收益、几年上市，显得缺乏诚意。直到生态农业资讯网站“爱生态网”的创始人推荐了自己的老师、同样有农业情结的史正富。史是安徽人，做研究的同时做PE，投过中轩生化、奇瑞汽车、南大光电等项目，在“胡润百富榜”榜上有名，被封为“学术界最有钱的人”。他的梦想是创办一个数万亩的大农场，接触小团山前从未想过300亩地能做这么多事，看过现场后初步提议投资8000万。目前双方尚在商谈。
“他是学界出身，有耐心听我讲理念、模式，也听得懂。”郭中一身上还是有些人文气息，对简单粗暴的利益谈判不太适应。也正因为如此，与他接触过的大陆同行提及小团山时大多持保留意见：两岸消费文化毕竟不同，土地政策、农村风土人情更是千差万别，台湾模式移植过来是否行得通，学者半路出家搞农业能否“hold得住”，还都要打一个问号。
落叶归根的难题
安徽全省台商寥寥无几。郭中一之所以不做他选，而且一下子扎到村里，是因为那里是他父亲的宗族祖籍。
小团山所在地原先属南分路乡，后因乡镇合并，加之发展旅游，改以地方名人——清代台湾首任巡抚刘铭传的姓名为名，谓之铭传乡。刘铭传在台湾享有很高声誉，其故居、墓园对台湾游客颇有吸引力，小团山距其不过一、两公里。郭家祖上曾是刘家的私塾先生，郭中一曾祖父的旧屋便在今日农庄的鱼塘旁。这样说来，选址小团山似是有意寻根。实则纯出偶然，甚至是不得已而为之的。
虽然父亲生长在肥西，至今保留着一口乡音。郭中一则从小填写籍贯时都要写下安徽合肥，后来还做了台北合肥同乡会会长，却直到2004年才第一次回到故乡。当时，他还没有萌生留下来的念头。上海朋友给到他的建议是，千万不能到农村去，农民会想方设法占你便宜。然而他和台湾一群外省籍学者朋友想要做农场的念头却由来已久了。在台湾，农地已然很难取得。他是圈子里惟一与大陆祖籍有联系的人，而且肥西有地，县政府抛出的橄榄枝很有吸引力。
“他们甚至说以人名为地名不合规定，改名铭传乡就是特别为我们破的例。”郭中一当时规划的总投资额在4000万元左右，如果落户肥西，便是乡里惟一的外商，也是合肥市最早和最大的台资农业项目，从上到下都十分重视。
这终于令郭中一动了心。2005年，他在合肥注册了智上农业开发有限公司，带着几位合伙人一起回老家为农场选点。他们一共选了4个地方，相距不远，打算各有分工，同时发展。
由于在台湾还有教职，签立投资意向书后他就匆匆离开。次年夏天，他的妻子、留美教育学硕士庄蕙英把台湾的工作辞掉，带着两个儿子搬来合肥打前站，这才发现4个点中的3个都已经转手给了乡长的亲友，只剩下小团山没人要，因为那根本是一座从未有人耕作过的荒山。股东们对这种地方官的背信之举反应很大，但庄蕙英说服了其他人，坚持把地租了下来。她的逻辑是，良田必有化肥、农药，要将之尽数分解掉达到有机标准需要3年～7年，时间成本很高；荒地的好处是零污染，而且不会与农民争地。
农场的位置原本是一座废弃的采石场，表层土壤最厚的地方仅有25公分，而且是富含氧化铁的红土，肥力非常之薄。为了夯出一个农业的基础来，不得不从山脚下取土向上填埋，卡车来来回回跑了100多趟。为了养地，早期先种上了绿肥植物，并试种少量香草。村里人对何为香草见所未见，有机农业养地的概念更是闻所未闻，传起笑话“台湾来的那群傻子在荒山上种野草”来却乐此不疲，甚至对“外人”在自己家门口大兴土木怀有“敌意”，半夜偷偷把农庄铁门卸走、指路牌摘掉一类的事情时有发生。甚至检举过农庄在山上建导弹发射台，实际那只是供水用的水塔而已。 2009年，郭中一把台湾教职辞掉，倾注全副心力经营小团山。“他就是一个特别讲原则的人，道不同不相为谋。”徐纯一与郭中一上大学时住一个宿舍，脾气也相近。但安徽农民不吃这套。
“他就是‘关门主义’。”小团山所在村之一（处在三个村的分界处）启明村的冯书记说自己好几次想与郭中一交交心，但郭颇为敷衍，“他们饭店里的菜全是台湾口味，价格特别高，我们吃不惯也吃不起。既然到我们这里来了，就应该增加一点本地风味才对。”冯书记对郭没主动请他吃过饭十分上心，想起乡政府曾经在小团山上吃饭没给钱，后来郭着人上门去要，让自己大丢面子的旧事更是觉得不可理喻。
郭中一的出发点是希望教化农民彼此以诚信交往，哪怕进展慢，也好过沆瀣一气。但他的不肯入乡随俗，后患无穷。
小团山上200多亩农地签的是50年租约。租给本地人的山头都以荒地计算，小团山比哪里都荒却被划入了旱地、林地乃至良田，每亩租金给了400块，全乡最高，村里人还是抱怨台湾人占了地，因为他们只拿到手了45块钱。
盖上房子的土地，县里建议办理出让，主动划拨了30亩指标。“后来才知道当年整个合肥市只有100亩指标，我们一家就占了1/3，可见市里、台办的确重视。”但郭中一没想到的是，正是这张天上掉的“馅饼”叫他充分领教了地方官僚体系的威力。按照他的说法，刚开始谈时，一亩地只要500块，后来涨到1000、3000、1万，签约当天忽然就跳到了3万。当时周边没人买地，其实就是坐地起价，没有任何参考。他们夫妇总想着不要留话柄，便签了约。去办土地出让手续时，相关部门总是一拖再拖，省人大、政协来人视察，悄悄告诉他，县政府把地拿去在中心镇炒地皮，一亩600万，这才办不了手续。
直到最近，郭中一接到通知说地价已经涨到了一亩22万，补足差价就能办手续。他气愤莫名，跑去与官员理论，口径放宽为先缴钱，待手续办完后再将差价部分返还。但这“返还”只是口头承诺，没有任何人愿意出具书面担保。郭中一拒绝接受，双方僵持至今。
严格来说，三年未办妥转让手续的协议已经失效，小团山上的房子都是违章建筑。但换一个角度，小团山又是县旅游局的一块金字招牌，被授予了“合肥市五星级农家乐”、“国家AAA级旅游景点”、“全国海峡两岸交流基地”等许多名头，中央电视台、《中国新闻周刊》、《南方窗》等全国性媒体都有报道。所以，郭中一倒是不担心被强拆，可总是在金钱问题上处于“被宰”地位，令他颇感寒心。
为了化解与当地的隔阂，庄蕙英主动提出免费教村民小孩学英语、照顾村里患病的独居老人。起初受惠一方非常警惕：非亲非故为什么要做好事？是不是别有目的？“落叶归根”成了是最方便有效的解释。村民慢慢对庄蕙英建立起了信任和尊重，甚至比之郭中一更把她当作同乡看待。可是因此而当选“安徽十大经济人物”、“历史上影响合肥最重要的100位女性”、“合肥十大母亲”又令她颇感“尴尬”。在与地方各界斡旋的6年里，挥之不去的挫败感令她甚至做好了最坏准备：回台湾。毕竟，此前她从未想过有一天会如此深入了解合肥这座在台湾很少被提及的城市，更何况影响历史。
“长大”了的生意
赢得鲜花掌声的同时被盘剥，受推崇与被孤立并存，便是小团山的现实。
经此一役，郭中一对大陆政策与市场的理解发生了很大变化。有些体会是负面的，比如小团山被招商时地方政府言必提及却一直完不了工的刘铭传故居和墓园。“现在根本是我们在带动人流，而不是刘铭传。”郭中一苦笑摇头。
但抛开感性因素，正面经验似乎更多。最明显的，原本只计划投入4000多万的小生意扩大到了1个多亿，从就在小团山周边做几个农场发展出了连锁构想，从只做直营放宽到了加盟合作。皆因大陆市场比之台湾大了太多，有机农业热度升温亦比他预想的要快得多。在大学做惯了实验的他更愿意把第一步踏在小团山上视作一场实验：以较低的成本、从容的时间试错、建立模板。
近来，他正在北京、上海、广州周边物色土地和合作伙伴，对在短时间内再复制一个小团山信心满满。起码今天，他已然学会了在别人试图给自己贴“××公司模式”、“公司+农户”、“合作社”、“NGO”标签时不急于撇清，而是会心一笑，借用来讲自己的故事。
合肥智上农业开发公司部分股东
郭中一
美国塔夫茨大学天文物理博士，台湾东吴大学物理系副教授。著有《物理好好吃》、《科学，从好奇开始》等科普书籍。
庄蕙英
郭中一的妻子。美国密歇根州立大学教育学硕士，台湾中国科学大学英文系讲师。
徐纯一
美国科罗拉多大学丹佛分校建筑学硕士，台湾大叶大学空间设计系专任讲师、i2建筑研究室主持人。
倪维斗
加州理工学院物理及数学博士，台湾新竹国立清华大学物理系退休荣誉讲座教授。
李河清
美国纽约州立大学政治学博士，台湾中原大学通识教育中心教授。长期投入环境政治、环境外交、环境安全等新兴研究领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