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祖母去世，算来已有二十四年。在这胡笳低鸣、苍苔暗生的二十四年里，我居然很少梦见她。某一个寻常雨夜，却很突兀地梦到她了，背景是一片混沌的、乌纱色的乡间小路。她依旧盘着青髻，穿着斜襟月白布衫，拄着拐杖，又瘦又高，在那条村路上，以粽子样的小脚，犹疑彷徨着，像一具轻飘飘的剪纸木偶。记得那乌纱色中，还有鸟雀声，稀疏冷清，满是旧时泛黄的腔调。我几步迎上前去，径直将母亲萎落谢世的消息告诉她。她脸上现出超然与了然之色，是上一世，或下一世的无喜无悲，唯独没有这一世的彻骨悲鸣。梦中醒来，小灯如豆，檐雨敲窗，暗处仿佛有一双暖暖素手，执意要将我拉回那些漫漶难辨的碎玉般的往昔。
　　是的，在那突兀而至的乌纱色的旧梦里，在外祖母茕茕孑立的身边，隐隐约约，似乎还有一个淡若无痕的身影，无声无息地陪伴着她。那淡淡的身影，也是瘦而高的，他一定就是外祖母唯一的儿子，母亲唯一的弟弟，我唯一的舅舅。
　　舅舅因急性心梗，死于母亲居所的门前，先于母亲，去了世界的那一头。彼时彼刻，母亲却远在千里之外的海边，独自听海风呜咽。命运让我的亲人们，错开了彼此面对生离死别时，那痛楚奇妙的瞬间，将死神带来的不便与剧痛，焚烧成灰，随风飘扬，生生将一座陡峭凶险的山峰，化作一霎细雨，一抹云烟，甚或一轮天涯明月。
　　不知怎的，想起外祖母，自然会想起舅舅，想起舅舅，自然就会记起那个又瘦又高、叫作连山的傻子来。在我落叶纷飞、黄金颜色的回忆中，他们三个人，是用一根细绳挽成的梅花结，缺少其中任何一环，梅花结这个图形与意象，便要土崩瓦解了。
　　连山是村里唯一的一个傻子，大约与舅舅同岁。他的真实属相、年龄，并无人知晓。他不单傻，还穷，过了不惑之年，仍打着光棍，成为村里人的笑柄。那时我们尚且年少，只知追风捕蝶、摸鱼斗鸟，并不关注他的来处与去处，只知他住在村尾那间低矮的黄泥小屋里，寂寂然度着他荒芜的日子。
　　舅舅是十里八乡中最早富裕起来的包工头，大约在1985年左右，就在村里盖起来一座两层小楼，引得过往村民驻足观赏，风光一时。舅舅的小楼是砖混结构，近四百平米，外加一个宽敞的院落，种了蔬菜，也种了譬如步步高和一丈红之类的花。按那个年代有钱人的风习，舅舅差使工匠们在红砖墙外面，又贴了一层奶白色的瓷砖，在阳光下，发着刺眼的白光，在村里那些低矮的土房子中间，就像一座白色的宫殿。每年寒暑假，我们都会到乡下的小白楼里住一些日子，陪体弱多病的外祖母度过一些散碎时光。大约从那时起，甚或更早些时候，其实我们就很少能见到舅舅的面，除了清明、中秋、春节这样一些特殊的日子以外。舅舅这个词语，像糠了心的青萝卜，已经变得很没有味道了。舅舅这个具体而微的人，则像野外那些废弃的砖窑，只剩了一具僵硬空洞的外壳。也就是说，舅舅在我的印象中是很模糊不清的，像毛玻璃背面的一脉远山。
　　在那座白色小楼里，常常可以见到的人，却是与我们没有任何关联的傻子连山。据我观察，连山其实并不完全傻，他只是反应迟钝、不善言语罢了。无论别人跟他说什么，他都呵呵几声，笑而不语，好像并不会说话，半个哑巴似的。他走路时微微跛着一条腿，让人总是担心一不小心他就会摔个跟头，弄得灰头土脸、鼻青脸肿。他破衣烂衫，人还没到，那一身的汗酸味儿就先到了，邋遢得叫村里人都嫌弃着。至于连山的模样，真真是水漫金山，没有什么印象了。唯一记得他的眼神，像极了一头牛、一匹马或一只羊的眼神，于平庸浊黄的面色中，泛着湖水般的一层光晕。倘若连山站着不动，或者坐在一楼客厅，我则常常会把他又瘦又高的背影误当作远方的舅舅。及至后来，发了横财的舅舅跟很多暴发户一样，像一尊铁塔，变得浮肿虚胖以后，我就不会轻易将细瘦如竹的连山与肥硕的舅舅混淆在一起了。
　　年事渐高的外祖母，患了动脉硬化，常常要吃一种叫作正天丸的中成药，来做一番补救。不幸的是，她还是两度中风，变得半身不遂了。偏瘫后，外祖母曾在我家和姨妈家各住过一段时间治疗恢复。但多半时间，她还是待在乡下那座小白楼里，日日与矮小的舅妈为伍。这对于心高气傲的外祖母来说，是多么不得已的事。她们婆媳间的关系，颇不融洽。多半时候都是外祖母占了上风，即便她半身不遂时，也是如此。骨子里，矮小的舅妈是怕着外祖母的。一则，舅妈不易受孕，只生了鱼表妹一个女孩儿，在梁家显然是底气不足;二则，外祖母的骨子里，自带着一种高高在上的刚劲与气势，绝对能够震慑住舅妈;再则，外祖母毕竟是婆婆，舅妈虽然是个文盲，却通晓种种礼数，不敢僭越半步。也许，舅妈最为惧怕的，是担心外祖母死后化作厉鬼，不肯饶过她——这，大概才是舅妈面对外祖母的跋扈，终究不敢造次的原因吧。因此，作为这对不甚和睦的婆媳的旁观者，我们虽然觉得拄着拐杖、行动不便的外祖母的病体令人同情，但矮小勤快的舅妈日常所受的指摘与委屈，同样让人心生怜悯。记得外祖母骂舅妈是只不会下蛋的鸡，骂她与村里那个叫建银的男人眉来眼去地骚情，为此曾经还扇了舅妈一记耳光……因了这些兰因絮果，舅妈对生活只能半自理的外祖母，当然不是尽心尽力照顾的。冻不着，饿不着，能穿个干净衣裳，头梳得体面光滑，也就行了。草草应付的意思，实在很多。特别是外祖母偏瘫后，这对婆媳，一个楼上，一个楼下，各有自己的天地，互不干扰，倒也各安其分，相安無事。比起村里一溜溜土房子里的那些同龄老太太，外祖母的日子，已经很是叫人生羡了。其实，舅妈也颇不容易，除了要像个男人那样在农田里劳作，多半时间她都独守空房，形影相吊。今日想来，在她心里也有很多不便言说的苦楚吧。因了藏在兰因絮果背后那些盘根错节、闪闪发光的细小链条，舅妈对我和妹妹，一度也是不怎样待见的，只是那时，我们年少无知，浑然不觉。在二楼阔大的露台上，我们与鱼表妹踢毽子、打沙包，帮外祖母洗头梳头、洗衣裳、陪她说话。看着楼下的一丈红开得如火如荼，看着西天渐渐变得绯红一片，白色的炊烟，弥漫着人间烟火的香味，从四面八方缓缓升起……而连山的影子，时不时地就会出现在那条乌纱色的村路上，出现在绯红的晚霞与袅袅炊烟中，一步一挨，趔趔趄趄，朝着我们的白色小楼走来。 　　连山来了……连山来了……不满十岁的鱼表妹将这个消息告诉给半聋的外祖母时，外祖母空洞的嘴巴便会显出笑的样子来，好像来的不是连山，而是她的儿子，我们唯一的舅舅。外祖母尽管已经到了风烛残年，脸上全是细密的皱纹，但在我看来，她依然有着一种时光都拿不走的、雕刻后凝固起来的美。她的眼睛大而深陷，笔挺的鹰钩鼻子，鲶鱼般扁扁的嘴——外祖母的牙，很久以前就掉光了，因此，她有一张鱼的嘴巴。在她的面貌上，有一种贵族般的美，让我想起电视连续剧《大卫·科波菲尔》中的那个戴着花边凉帽的西洋姨婆。有时候，我想象着她年轻时的样子，看着她现在的样子，被黄昏的光影笼罩起来，像一张即将完成的人物素描，就忍不住说，外奶，你咋这么美啊！我老了也变成您这种样子，该有多好啊！每当这时，外祖母便会举起那根褐色的拐杖，佯装嗔怒，骂我一声，你这不会说话的小婊子。听得出来，外祖母骂我的声调是柔软的、弯曲的，与骂舅妈有本质的不同。在我们祖孙说笑间，连山已经一步一挨，窸窸窣窣地上楼了。
　　更多时候，傻子连山却更像外祖母的儿子呢。外祖母常常对旁人笑说，连山就是她的干儿子。像冬天往楼上送砸碎的煤炭、提水、倒垃圾、倒煤灰等脏活儿，不觉间都由连山欢欢喜喜地承担了。有了时常来串门的、白白使唤的连山，像那样一些脏活儿，外祖母就不舍得让我们这些小女子来做了。连山究竟是个外人，外祖母的心当然是偏向我、妹妹以及鱼表妹的。连山呢，当然看不穿外祖母的那份偏离，似乎很是欢喜外祖母将他视作干儿子这一虚空的事实。每當外祖母吩咐他做一些杂事的时候，他很是情愿和欢喜，像是得了某种奖赏与好处似的。一想起连山孑然一身、无亲无故，就觉得他对外祖母的垂顾，自有他深深浅浅的道理了。我们也都觉得，像连山那样一个无人理会的光棍，与其独自待在他的黄泥小屋里，青灯孤影，听秋风扫落叶的声音，倒真不如像个仆人，流连在外祖母身边好些。时不时地，有连山在白色小楼里上上下下，幽灵似的游逛着，外祖母颜面好看，舅妈也乐得清闲，两下俱欢。一度，连山居然成了小白楼里最受欢迎的来客。
　　在此之前，外祖母与舅妈都住在二楼，外祖母住东屋，舅妈住西屋，就算如何不情愿，每天必然少不了要面对面。自外祖母偏瘫后，舅妈就与鱼表妹搬到楼下去住了，分明有着几分嫌弃她的意思。舅妈说，东屋的气味不好闻。舅妈还说，其实住楼下更方便一点儿。一度，舅妈长达十天半月，都不会到楼上去一次，只要有连山时不时来打打杂，有鱼表妹将一日三餐送到楼上，或者还有我们给外祖母带来的蛋糕、黄桃罐头、饼干、麦乳精等，舅妈全然是不屑于到楼上去了。
　　农闲时节，或下雨天气，楼下总是欢声一片，令人上瘾的麻将，就那样恰到好处地耍起来了。倘若是冬天，总有干炒瓜子的香味儿，顺着楼梯，顺着窗户缝儿，与轻盈的雪花一起，飘到二楼平台，飘到外祖母的东屋里来，令人生涎。“瓜子香儿，改心慌儿。”但是刚刚时兴起来的麻将，不知要比瓜子令人着迷多少倍呢。经常来打牌的，都是前后左右的邻居：兴国、建银、翠红、王老三、小道士……都是些一等一的聪明人物。麻将桌子就摆在一楼宽敞的客厅里，隔三差五便会有一场牌局。除了打牌，舅妈别无所好，仿佛打一场麻将，就能治愈舅舅久不还家留给她的隐隐痛楚、消减她积攒在肉身中不可名状的种种疲惫。舅妈捉牌时的声音，是溪水般汩汩作响的，和牌时的笑声，更是飞瀑般百无禁忌，刻意要叫楼上那个老女人听到似的。除了打牌的固定搭档，还有看牌的流水闲人，五六个、七八个，将平素空荡荡的客厅盛得满满的。小白楼里，人气渐旺，夜如白昼，分明是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乡村俱乐部的那层味道。每当楼下响起稀里哗啦的声音时，外祖母都会拿拐杖使劲敲着地板，从她扁扁的嘴里吐出“烂婊子”三个既难听又解恨的字眼儿，一点儿都不避讳已渐渐长大的鱼表妹。
　　没有一颗牙齿的外祖母，依然能够用耐心和信心，慢慢咽下那些美好无比的食物，孜孜不倦地延续着她比纸还薄的余生，也依然能够发音准确地骂出那句堪称血腥和恶毒的话，给她自己和旁人听。舅妈身材矮小，相貌也不佳，外祖母偏偏就能骂到舅妈的七寸上，如此稳当和精准，像一个训练有素的弓箭手屡屡射中靶心，令人惊讶和意外。每当耳边响起那三个尖利刺耳的字眼儿，我就像一个感染了伤寒症的病人，无奈喝下一碗黑乎乎的汤药，心里泛起一阵又苦又腥的味道。
　　傻子连山，就夹杂在这些各色人等中间，楼上楼下，幽灵般兀自存在着，对于外祖母与舅妈间炉灰般四处飞扬的龃龉，全然不懂。他蹲坐在稍稍显高的门槛上，看着一楼打牌的人们，不管玩家赢了还是输了，他都是一脸痴笑、一脸满足，好像那些花花绿绿的毛毛票票，最终都会进入他自己的腰包似的。他也吧嗒吧嗒地嗑着瓜子，露出发黄的牙齿，对眼前的热闹和凌乱，有着鱼对水的那种迷恋和欢喜。有时候，舅妈手气旺，心情大好时，也会随手赏给他一两件舅舅穿过的衣裳。连山呢，他当即就脱下旧衣，换上新衣，左看看，右看看，情不自禁四处找镜子照看，兴奋得像个孩子……真真是傻人一个啊。
　　连山……连山……时不时地，楼上就会传来外祖母那苍老又执着的呼唤。那声音夹杂在乱纷纷的牌局里，别人听不见，只有连山能听见，好像他有一双兔子或狼狗的耳朵，好像他的那双耳朵一直支楞着，于纷乱嘈杂中，耐心等着外祖母的呼唤。很多时候，外祖母叫连山上楼，并没有什么体力活儿和脏活儿叫他做，而是悄悄给他留了各种好吃的东西——苹果、橘子、花生、蛋糕、花生糖什么的。这些四季不断桩的零食，都是母亲和姨妈，还有里里外外的亲戚们来看她时买给她的。除了舍得给我们和鱼表妹吃，就舍得留给连山，连舅妈都没有份儿。外祖母待连山，真真是不薄的。记得有一回，外祖母的姐姐——我们的大姨奶奶，专程从很远的村子搭车来看她。听到楼下大姨奶奶与舅妈不冷不热的寒暄声，外祖母便赶紧差使我，将小茶几上的糖果收起来，藏进屋角的六斗橱里。等大姨奶奶小心翼翼上到二楼东屋时，茶几上只有一杯冒着热气的茉莉花茶等着她喝。在这两个历经沧桑的老女人中间，除了有淡茶的味道，隐隐约约还贼一般飘逸着糖果的香味儿。我的脸红了起来，给头发花白的大姨奶奶续茶水时，我像私藏了赃物似的，浑身上下不自在。我看着外祖母那张精致的老脸，坦然、自若、镇定、冷静……从那时候起，我就知道，一个老女人的脸上，再也不会染上羞红的颜色了。因此我也可以猜得出，外祖母与这个大姨奶奶之间，成年累月，也是积攒了一层厚厚的垢物的，其间的龃龉，也许并不亚于她与舅妈之间的。在她们那些漫长的时光深处，究竟隐藏着什么秘密？她们不肯说，我们也不便问，她们将带着彼此之间起起落落的秘密，变成两只候鸟，在某个乌纱色的混沌时刻，拍拍翅膀，远走高飞。 　　连山之于外祖母，外祖母之于连山，让我想起观音娘娘手中的玉净瓶和玉净瓶中的柳枝净水，有着低到尘埃深处、不可捉摸和轻如鸿毛的慈悲，还让我想起缺席于外祖母晚年的舅舅，也缺席于连山童年时他早逝的母亲。生命中所有的破绽与漏洞，都有神一般微妙的力量，在暗中悄悄支配着和干预着，给一颗颗尘埃似的生命，涂上清油般微弱的光泽，讓他们在薄凉入骨的生涯里，能够看见彼此，支撑彼此，将隐蔽在流年深处那些繁星般的失意，驱赶到人迹罕至的沙漠上空。
　　外祖母的生命力，委实有着细水长流的那种不懈与坚忍。两度中风，都没有将她虚弱的肉躯带走，而很多人都以为，她的寿禄已经够了，就要死了。可外祖母总是出乎意料地活了下来。她不单活着，花开花落，春去秋来，她居然可以拄着拐杖，拖着一条无知无觉的腿颤颤巍巍地走路了。她还能用一只灵便和一只不灵便的手，打荞麦搅团，调绿豆凉粉，包小小的水晶饺子给我们吃，给连山吃，与盼着她发生不测的舅妈，做着坚持不懈的“阶级”斗争。天气渐渐转暖时，连山依照外祖母的吩咐，将西屋的旧沙发搬出来，掸去灰尘，放在露台中央。外祖母常常无需旁人辅助，便可将自己轻飘飘的身体，自行挪移到那张血红色的条纹沙发上，一只手握着拐杖，另一只手搭在那只手上。身穿蓝色大襟衣衫的小脚外祖母，仿佛就坐在一摊猩红的血里，让我时时嗅到死亡的味道。外祖母的手，精瘦到可以看见骨头的样子，那样一双有皮无肉、骨节毕现的手，紧紧抓扶着褐色的拐杖，就像紧紧抓着她的余生，不肯放手。她斜斜地坐在那里，眯着眼睛，看着那条通向远方的乌纱色的村路，很久都不说一句话。春天的天空，很高，很蓝，一丝丝银纱般的云彩，有形无魂，懒懒地泊在天际。春风吹过，吹动她额头的几缕白发，在澹荡的春风里，她眯着眼睛，就像睡着了一般。
　　是的，春风轻轻地告诉她，她的儿子，已经很久没有回家了。在外祖母东屋的窗户下，有一张舅舅的照片，背景是红墙碧瓦的北京天安门。远方的舅舅，看上去高大壮实，穿着中长的黑色呢子大衣，两手插在大衣兜里。真的，外祖母唯一的儿子，我们唯一的舅舅，是一个多么英俊的男人啊！我俨然忘记了我们的舅舅，居然还是十里八乡为数不多的美男子。我还记得，每当舅舅拎着黑色皮包和礼品，风尘仆仆地走进小白楼时，刚强自尊的外祖母，都会像孩子似的抹几把老泪，然后拿拐杖使劲敲打舅舅厚实的脊背。而后，英俊的舅舅就会跪在地上，任由那个年迈的老女人，无力地敲打他的脊背，然后给她赔上一张漂亮的笑脸，使她转怒为笑，化悲为喜。然后……然后是依然的离别，依然是他渐行渐远的模糊背影。
　　倘若不是外祖母提起，我已经快要忘了舅舅的名字叫玉亭。但外祖母使唤最多的一个名字，却是连山。抛开年龄，即便按照礼节，我们也应该在连山那两个字后面，加上叔叔或舅舅这样的字眼，但事实上却没有。村子里男女老少，连穿开裆裤的小孩儿都叫他连山，甚至还要在连山前面，有意无意地缀上“傻子”这个字眼儿。他像麦场上高高麦垛里的一根麦草，存在于那个小村庄，存在于波澜不惊的流年碎影中。傻子连山这根麦草，却是外祖母晚年生活的救命稻草。她白白地使唤着他，他也喜欢白白地被外祖母使唤着;她悄悄怜惜着他，他也欢喜被外祖母悄悄怜惜着。尽管连山随时随地都会被村里人像牲口似的白白使唤来、使唤去，但我猜，村里唯一怜惜连山的人，就是我的外祖母了。
　　一场冷冷的秋雨过后，连山居然有好几天没来小白楼闲转了。开始，外祖母还在絮絮叨叨地骂连山偷懒耍滑，是一只白眼狼和没良心的狗，养不乖，也不来看她。外祖母这样骂连山的时候，我分明觉得，她不是在骂连山，而是在骂远在他乡的舅舅呢。骂着骂着，外祖母忽然断电似的噤了声。她像一个女巫，用那只灵便的右手，拍着她骨瘦如柴的大腿说，连山，他八成是走了！
　　我和妹妹、鱼表妹便大笑起来，觉得外祖母真是昏聩到家了。像连山那样一个无亲无故的人，他能走到哪里呢？哪里又是他的走处呢？就算有走处，像他那样一个穷得快要露腚的人，怎样走、又能走多远呢？就算他那样走了，终究又有谁会待见他、收留他呢……那时候我们年少无知，不知道外祖母说的那个走，就是一去不归，就是死的意思。
　　连山死了，死在他被人遗忘的黄泥小屋里。连山死了，一句多么不令人悲伤的话。村里没有人为他哭。一根麦草被大风吹走了而已，一只流浪的笨狗失踪了而已，一只麻雀疲倦了，告别天空，再也不想飞翔了而已……从乌纱色的村路上，似乎飘起几片白蝴蝶般的纸钱，打着旋儿，在秋风与薄雾中，没有方向地东飘西荡。间或，响起几声撕心裂肺的唢呐，像一把锋利的剪刀，瞬间劈开了一丈长的白色绫罗。
　　据说，在连山的破被子下面，居然还藏着八九百块钱，全是皱皱巴巴的两块、五块的票面。听说那些钱都是外祖母和舅舅陆陆续续打赏给他的，而他居然也没舍得花，去买些便宜的老酒喝，到城里去看一场老戏，或者在僻静的巷子里，斗胆调戏一个风尘女子……也许，他是没来得及花掉那些钱吧。幸好有那笔钱，送他起身上路，应该勉强够了。
　　连山就这么轻轻地走了。一句多么浪漫的话，简直就像藏在绿袖中的一句诗，弥漫着夏枯草的清香，没有一点儿悲伤。他被安然之所永久收留了，化作那个世界的分分秒秒，随着那神秘的球体，轻轻旋转不休。
　　那一年，外祖母已经很老了。她失去了欢喜和悲伤的能力，她生命之树很多鲜活的特征，都像大海落潮般汹涌退去。对于连山的猝死，外祖母已经老得没有眼泪可以流了。她面朝西方，双手合十，像一尊雕刻人像。这尊雕刻人像，幽幽念了一句“阿弥陀佛”，就像给傻子连山，送上了一朵白莲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