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诗讲究气象。诗之有气象如山峦之有云烟，江海之有波涛，夺魂摄魄或在于此。气象以雄浑飘逸为上，如“气蒸云梦泽，波撼岳阳城”“落日照大旗，马鸣风萧萧”“俱怀逸兴壮思飞，欲上青天揽明月”，皆以其超凡的气象而传诵千古。
　　做学问也讲究气象。学问的气象，如释迦之说法，霁月之在天，庄严恢宏，清远雅正。不强服人而人自服，无庸标榜而下自成蹊。
　　仅以中国近现代的学者为例，其中即不乏具有大家气象的人物。归纳他们的特点大概有以下这些：
　　学术的格局和视野开阔，左右逢源，游刃有馀，处处显示出总揽全局的能力。这倒不在研究题目的大小，题目大的如梁启超先生的《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题目小的如陈寅恪先生的《柳如是别传》，气象都不凡。在他们的手里，资料的采用和组织灵活而有规矩，出神而又入化，犹如魔方的组合，而不像积木的堆垛。他们治学的道路平正通达，思维的逻辑清通简畅，如书法之笔笔中锋、万毫齐发、力透纸背。写到这里不禁想起宋代词人张孝祥的《念奴娇·过洞庭》，其下阙有曰：“尽挹西江，细斟北斗，万象为宾客。”这气象何等恢宏！如果借用来形容学问，“尽挹西江”可以说是把有关的资料全部搜集起来；“细斟北斗”可以说是把有关的材料细细地加以辨析；“万象为宾客”可以说是把相关学科都用来为自己的研究服务。学问能到这一步，也就不是常人所能及的了。
　　有气象的学问必有开山之功，开拓新领域，建立新学科，发凡起例，为后人树立典范。陈寅恪先生所撰《王静安先生遗书序》中说：“自昔大师钜子，其关系于民族盛衰、学术兴废者，不仅在能承续先哲将坠之业，为其托命之人，而尤在能开拓学术之区宇，补前修所未逮。故其著作可以转移一时之风气，而示来者以轨则也。”对王国维先生的开创之功，陈寅恪先生讲了三点：取地下之实物与纸上之遗文互相释证；取异族之故书与吾国之旧籍互相补正；取外来之观念与故有之材料互相参证。王国维先生的这三点已经被治文史的学者奉为圭臬了。此外，如陈垣先生的《元典章校补释例》、王力先生的《汉语史稿》，其发凡起例之功也都是学界公认的。
　　中国历来是道德学问并重，学问的气象实有赖于道德的高尚。为人正直、诚实、刚强，方能不随波逐流，而勇于坚持真理。如果又能虚怀若谷，富有宽容精神，气象就更加不同了。偶读《中华书局收藏现代名人书信手迹》，收有蔡元培先生手迹六件，其中四件是介绍别人出版著作的，而且有三件讲到版税问题。其措辞如：某君“寒士，版税实缓不济急”“如贵书局能与预订发行”。使某君“不必再分心于经济问题，则深为感荷”“寒士打算，殊为可悯”，等等。我一边看他的手迹一边想像他的心肠，感动之馀更增加了几分钦佩。
　　平时读书有感，多少窥见一点学问的气象，心向往之，聊作这篇札记，藉以自勉。
　　（原载于《群言》1996年第8期，有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