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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可可西里》成名后，有人控告陆川抄袭，官司至今已经打了有两三年，最终法院判定原告败诉，第二天判决书就要发下——但就在当天，原告表示撤诉。这一天，他的不白之冤宣告洗雪，陆川带着愤怒和兴奋对我们诉说着这一切。
“永远不要靠一张脸去判断一个人，那是很危险的。我表面上温情脉脉，其实很粗暴很急，所以我喜欢有些强制性的艺术。”陆川曾如此对媒体说。他虽世家子弟，文笔功夫了得，却不愿承继父业。“我觉得文学像是你对一个人喃喃细语，要依赖于听众的耐心、素养，但电影是站在那儿，‘啪’一个嘴巴，强迫你听它说话。电影更直接更有动物性，直接作用在你的肾上腺。”
这是陆川对文字与电影的理解，带着他内心的暴力与决绝。但他说自己与父亲对世界的天真不同，他本质上是“悲观主义的”，但还是想“为社会做点事”。
陆川说“做点事”的时候，请一定相信他在此刻的谦虚。他的那“点事”，绝非那么简单。
电影在我心里面流成了一条河
陆川，1971年2月8日生于新疆，6岁时跟随父母回到北京。他的家世十足书香门第，父亲陆天明、姑姑陆星儿，均是建国后赫赫有名的作家。陆川少时，得益于家中丰富的藏书与“往来无白丁”的氛围，较同龄人更具人文素养与情怀。圈内人说，陆川的剧本写得非常好。“你基本是从头看到尾不愿意放下。”他偶尔写几篇影评，文字之下奔涌的力量足以令人惊动。
文如其人，陆川一张白皙清秀的脸，在大多数时间掩盖了其力量充沛的内心，却被父亲早早看出了究竟：“父母觉得我是个太危险的人物，送到军队才保险。这样就替我报了军校，学英语，没想到我考上了。”陆川说。
从1989到1993，陆川在军校每星期看三天电影。渐渐“感觉电影就是你的梦想，但被生活冲得越来越远，跟电影一点儿关系都没有，那种感觉挺难受的。就像我喜欢一个女孩子，但是眼见着她越走越远，最后和别的男孩儿好了，嫁人了，看着她亲昵地挽着别人的手，那种感觉。”
然而野心勃勃如陆川，绝对不会一直看着自己喜欢的姑娘与别人一起走远。1994年，陆川偶尔进了一次电影学院，看到他们的招生简章，一条条读下去，忽然觉得仿佛是给自己量身打造。他骑车去了新华书店，把参考书全买了回来。“有一天，我把几十本书都看完了，突然觉得电影在我心里边流成了一条河。”
“我在那一年的复习中突然明白了，电影就跟你每天说话一样，是一种真正自己的表达。这么多年来我一直喜欢电影，其实是想利用这种最强有力的手段去说自己的话，我是想做一个能有自己独立声音的电影人，而且这种声音不是温柔的，不是偏颇的，是强有力的。”
那年北影的导演系有一两百人去考，陆川在三试之后进入前四。与许多人的猜测不同，在陆川为考“北影”奔波劳苦的时候，其父陆天明不发一言，没有给陆川任何帮助。甚至在陆川1998年毕业分到北影厂之后，陆天明也没有通过自己的影响给陆川提供任何额外的机会。对此，陆川对父亲充满了敬重：“我很感谢父亲。因为只有这样我才知道自己是真正喜欢电影，而不是喜欢电影带给我的一些浮华与功名。”
“绝大部分这个圈子里的人都不知道爱电影，电影对他们来说只是谋生或者获取功名的手段。”陆川又说。他的语气里，有“微斯人，吾谁与归”的无奈。
《寻枪》：用生命去寻找
《寻枪》拍摄时，离陆川从“北影”毕业，已经三年。那可能是任何一个年轻导演都要经历的空档期，没有人给他机会导戏。终于有一天有人让陆川出任副导演，但思索了很久之后他拒绝了，因为那无法体现他的意志。于是写剧本，纯粹为商业“写起来完全不累”的活他干过，也写过自己想写的东西，直到遇到了《寻枪记》。
他看上了《寻枪记》结构上的“小”与内蕴中的“大”。为了能争取将这部小说改编成电影，陆川与《寻枪记》作者凡一平多次通话。他出言不凡：“凡老师，我是一个年轻导演，没有什么资历。可是我非常喜欢《寻枪记》，它里面有意义。如果你相信请把小说给我，我一定会让所有的人知道这部小说的意义。”
陆川花一万元钱获得了《寻枪记》的版权，但做了相当大的改动，这部两万余字的小说本来风格平淡写实，但在陆川的电影语言下，《寻枪》是一个充满悬疑、幻影重重的故事。
主演姜文谈到《寻枪》的意义说：“其实生活中有很多人内心的枪都丢了，但是有的人没有去找，有的人去找了，而且用生命去寻找。”陆川基本同意姜文的诠释：“这恰恰是我要做的东西。我觉得一个人用生命去找一个东西没有错，但是我跟姜文的分歧在于，他想做一个类似《秋菊打官司》似的东西，一个人很‘轴’地去找枪；而我觉得《寻枪》说的是一个生活底层的变形虫，在社会和体制的压力下，连变形的能力都放弃了，他必须要付出生命去完成。这其实我对很多英雄行为的动机的解释。”
据说在拍摄现场，年轻的导演陆川与资深的演员姜文之间有诸多较量。陆川说自己是拿直觉跟姜文拼：“这种较量其实是没有人知道最终结果的，只有我们俩彼此内心知道这种较量的过程。”他觉得跟姜文合作有如战时，每天都需要消耗大量的能量。
“和姜文合作，你说强迫也好、自愿也好、被动也好，我感受了一回什么是真正的电影制作……姜文特别强调制作精良，这是现代电影的概念，而学院强调的是观念，对制作并不讲究。”这是拍完《寻枪》后，陆川对那段工作的评价。
2001年6月，《寻枪》剧本在台湾获得年度优良剧本大奖；2001年7月，电影《寻枪》以100万美元以上的保底分账价格，被美国索尼哥伦比亚电影公司购得全球发行权；2002年在美国主流院线上映。
“《寻枪》是写一个男人如何步入生命的黑暗，在黑暗中挣扎，最终依靠自己的力量让自己的灵魂获得救赎的过程。这恰恰是过去两年我心灵最真切的写照，和所有苦苦等待机遇的年轻导演一样，我并不知道从我笔端倾泻而出的热血是否真的可以打动他人！但我必须去写。电影之路，是人追寻失落梦想与精神的道路，是寻枪之路。《寻枪》已经成为历史，而我站在梦想的起点。”这是最后陆川对《寻枪》的总结。他说得对，在众口不一的评价之外，陆川关于电影的梦想，正在启航。
《可可西里》：青春句号
如果说《寻枪》是陆川漂亮的出手，那么新人的成功离不了前辈的提携，姜文的影子在《寻枪》中时时闪现。到2004年，在《可可西里》中，陆川以一种低调却有力的姿态，树立起“陆川制造”的鲜明个人风格。以其对生命的深刻关怀和简洁深厚的电影语言，《可可西里》广受好评。
拍摄《可可西里》的时候，青藏铁路建设正如火如荼。那是一个艰苦的戏。陆川跟着巡山队，一起攀爬上海拔几千米的高原，做了大量调研。“高原缺氧，冬天寒冷，食物匮乏，营养跟不上，那地方让每个人都呆得很痛苦。”陆川说。由于高原反应，摄制组成员常常工作一会就累得坐在地上直喘粗气，搬运大型设备上山成为不可能，只能扛一架摄影机，以最简单的设备拍摄。他曾担心电影的效果，“但后来剪出来发现效果非常好。简洁大气。与我们希望表达的东西结合得非常好。”
《可可西里》的成功，看似一个年轻导演的一石三鸟之策：一方面，它的题材关于藏羚羊保护，符合主旋律需要；另一方面，高原绝地的场景，有死亡阴影的故事，符合电影院观众的猎奇心理；此外，电影中凸显出来的人与自然的问题、人与人之间的问题，亦使得学院派对这部影片颇有赞誉。
这是对陆川的功利化考虑，而陆川用他的方式表达了对那片土地的担心与热爱：“我觉得可可西里应该永远不去开发，因为那个地方很脆弱，它未必像你想象得那么浪漫，它是一个荒漠，单调、贫瘠，还是原汁原味的放在那里比较好，如果开放了，到处都是脚印，到处都是车印，那是很可怕的事情。”
“当时我们一直在置疑当地人为什么猎杀藏羚羊，觉得他们特别残忍，后来我发现其实猎杀都是当地很普通的农民甚至当地个别村干部组织实施的。是什么在驱使他们做这些？当然是高额的利润，还有另外一个原因就是贫穷，极度贫穷，赤贫，没有别的生计。其实当地修铁路、公路的那段时间，盗猎的行为减少了，因为那时候他们有了工作。”
“所以我很希望青藏铁路能带动当地的经济，让那个地方也富起来，包括它的周边都富起来。这样，我相信猎杀活动会继续减少。《可可西里》大概不会使政府加强藏羚羊保护，但可能这部电影让普通老百姓和受众都知道这么一个事，算是对野生动物保护有一点贡献吧。”
2004年9月，《可可西里》公映，陆川买了五张票，请家人一起看他的影片。电影散场，一走出影院，父亲陆天明就对他说：“不论别人怎么看，你这部电影肯定是部好片子！你完美地完成了应该完成的任务。”陆川则说：“一部真正有内容的电影不需要太多花哨的东西。你可以结结巴巴说一个真理，也可以很流畅地说一个谎言，但是结结巴巴更接近真理的本质。”
有人在西祠胡同BBS上写道：“《可可西里》是陆川的青春句号。”
电影界的西西弗斯
“生活是顺坡而下的，而电影就像灯塔，一直戳在那里，通体冒着金光。我一直努着，力图推开生活靠近它，有不少次，我几乎绝望了，远远站在山脚下喘着粗气，心里满是西西弗斯式的绝望和悲哀。”陆川说。
已经有人在网上声讨他了，“陆川是电影界最新最大的一个走狗”，“投机”成了他身上最显眼的标签；也很少有人相信，在这样一个关系大于能力的时代，陆川的成功没有沾父亲陆天明一点光。“我压力也很大，当时姜文跟我说，陆川你做这事儿的时候很多人已经站起来等着给你喝倒彩，他们等着看你失败。”
“从一个电影爱好者到现在能拍上电影，我只是逮着机会了，在十五六年中，我慢慢积累每一个能靠近电影的机会，终于做上了自己的事情。你说我幸运吗？”他不是不委屈的。
但他仍然自信。“没有人可以在我的前进道路上去阻拦我，因为我特别知道我想做什么。”他试图对整个电影界有所变革：“几乎在所有的行业，30岁的人占据生产力的主导地位，只有在电影行业，30岁你什么都不是。我觉得这是很恐怖的一个事情。我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能对这些现象有一些改观。”
临近不惑，陆川起飞。他的身后，有扬有抑，而陆川依然行色匆匆，仿佛那些都与己无关。“生命中其实没有太多可以让你激动的事情。没有了这发自内心的表述欲，我不知道我还有什么。所以我会不惜一切的去得到我想要的东西。这是没有选择的。”
“永远不要靠一张脸去判断一个人，那是很危险的。我表面上温情脉脉，其实很粗暴很急，所以我喜欢有些强制性的艺术。”陆川曾如此对媒体说。他虽世家子弟，文笔功夫了得，却不愿承继父业。“我觉得文学像是你对一个人喃喃细语，要依赖于听众的耐心、素养，但电影是站在那儿，‘啪’一个嘴巴，强迫你听它说话。电影更直接更有动物性，直接作用在你的肾上腺。”
这是陆川对文字与电影的理解，带着他内心的暴力与决绝。但他说自己与父亲对世界的天真不同，他本质上是“悲观主义的”，但还是想“为社会做点事”。
陆川说“做点事”的时候，请一定相信他在此刻的谦虚。他的那“点事”，绝非那么简单。
电影在我心里面流成了一条河
陆川，1971年2月8日生于新疆，6岁时跟随父母回到北京。他的家世十足书香门第，父亲陆天明、姑姑陆星儿，均是建国后赫赫有名的作家。陆川少时，得益于家中丰富的藏书与“往来无白丁”的氛围，较同龄人更具人文素养与情怀。圈内人说，陆川的剧本写得非常好。“你基本是从头看到尾不愿意放下。”他偶尔写几篇影评，文字之下奔涌的力量足以令人惊动。
文如其人，陆川一张白皙清秀的脸，在大多数时间掩盖了其力量充沛的内心，却被父亲早早看出了究竟：“父母觉得我是个太危险的人物，送到军队才保险。这样就替我报了军校，学英语，没想到我考上了。”陆川说。
从1989到1993，陆川在军校每星期看三天电影。渐渐“感觉电影就是你的梦想，但被生活冲得越来越远，跟电影一点儿关系都没有，那种感觉挺难受的。就像我喜欢一个女孩子，但是眼见着她越走越远，最后和别的男孩儿好了，嫁人了，看着她亲昵地挽着别人的手，那种感觉。”
然而野心勃勃如陆川，绝对不会一直看着自己喜欢的姑娘与别人一起走远。1994年，陆川偶尔进了一次电影学院，看到他们的招生简章，一条条读下去，忽然觉得仿佛是给自己量身打造。他骑车去了新华书店，把参考书全买了回来。“有一天，我把几十本书都看完了，突然觉得电影在我心里边流成了一条河。”
“我在那一年的复习中突然明白了，电影就跟你每天说话一样，是一种真正自己的表达。这么多年来我一直喜欢电影，其实是想利用这种最强有力的手段去说自己的话，我是想做一个能有自己独立声音的电影人，而且这种声音不是温柔的，不是偏颇的，是强有力的。”
那年北影的导演系有一两百人去考，陆川在三试之后进入前四。与许多人的猜测不同，在陆川为考“北影”奔波劳苦的时候，其父陆天明不发一言，没有给陆川任何帮助。甚至在陆川1998年毕业分到北影厂之后，陆天明也没有通过自己的影响给陆川提供任何额外的机会。对此，陆川对父亲充满了敬重：“我很感谢父亲。因为只有这样我才知道自己是真正喜欢电影，而不是喜欢电影带给我的一些浮华与功名。”
“绝大部分这个圈子里的人都不知道爱电影，电影对他们来说只是谋生或者获取功名的手段。”陆川又说。他的语气里，有“微斯人，吾谁与归”的无奈。
《寻枪》：用生命去寻找
《寻枪》拍摄时，离陆川从“北影”毕业，已经三年。那可能是任何一个年轻导演都要经历的空档期，没有人给他机会导戏。终于有一天有人让陆川出任副导演，但思索了很久之后他拒绝了，因为那无法体现他的意志。于是写剧本，纯粹为商业“写起来完全不累”的活他干过，也写过自己想写的东西，直到遇到了《寻枪记》。
他看上了《寻枪记》结构上的“小”与内蕴中的“大”。为了能争取将这部小说改编成电影，陆川与《寻枪记》作者凡一平多次通话。他出言不凡：“凡老师，我是一个年轻导演，没有什么资历。可是我非常喜欢《寻枪记》，它里面有意义。如果你相信请把小说给我，我一定会让所有的人知道这部小说的意义。”
陆川花一万元钱获得了《寻枪记》的版权，但做了相当大的改动，这部两万余字的小说本来风格平淡写实，但在陆川的电影语言下，《寻枪》是一个充满悬疑、幻影重重的故事。
主演姜文谈到《寻枪》的意义说：“其实生活中有很多人内心的枪都丢了，但是有的人没有去找，有的人去找了，而且用生命去寻找。”陆川基本同意姜文的诠释：“这恰恰是我要做的东西。我觉得一个人用生命去找一个东西没有错，但是我跟姜文的分歧在于，他想做一个类似《秋菊打官司》似的东西，一个人很‘轴’地去找枪；而我觉得《寻枪》说的是一个生活底层的变形虫，在社会和体制的压力下，连变形的能力都放弃了，他必须要付出生命去完成。这其实我对很多英雄行为的动机的解释。”
据说在拍摄现场，年轻的导演陆川与资深的演员姜文之间有诸多较量。陆川说自己是拿直觉跟姜文拼：“这种较量其实是没有人知道最终结果的，只有我们俩彼此内心知道这种较量的过程。”他觉得跟姜文合作有如战时，每天都需要消耗大量的能量。
“和姜文合作，你说强迫也好、自愿也好、被动也好，我感受了一回什么是真正的电影制作……姜文特别强调制作精良，这是现代电影的概念，而学院强调的是观念，对制作并不讲究。”这是拍完《寻枪》后，陆川对那段工作的评价。
2001年6月，《寻枪》剧本在台湾获得年度优良剧本大奖；2001年7月，电影《寻枪》以100万美元以上的保底分账价格，被美国索尼哥伦比亚电影公司购得全球发行权；2002年在美国主流院线上映。
“《寻枪》是写一个男人如何步入生命的黑暗，在黑暗中挣扎，最终依靠自己的力量让自己的灵魂获得救赎的过程。这恰恰是过去两年我心灵最真切的写照，和所有苦苦等待机遇的年轻导演一样，我并不知道从我笔端倾泻而出的热血是否真的可以打动他人！但我必须去写。电影之路，是人追寻失落梦想与精神的道路，是寻枪之路。《寻枪》已经成为历史，而我站在梦想的起点。”这是最后陆川对《寻枪》的总结。他说得对，在众口不一的评价之外，陆川关于电影的梦想，正在启航。
《可可西里》：青春句号
如果说《寻枪》是陆川漂亮的出手，那么新人的成功离不了前辈的提携，姜文的影子在《寻枪》中时时闪现。到2004年，在《可可西里》中，陆川以一种低调却有力的姿态，树立起“陆川制造”的鲜明个人风格。以其对生命的深刻关怀和简洁深厚的电影语言，《可可西里》广受好评。
拍摄《可可西里》的时候，青藏铁路建设正如火如荼。那是一个艰苦的戏。陆川跟着巡山队，一起攀爬上海拔几千米的高原，做了大量调研。“高原缺氧，冬天寒冷，食物匮乏，营养跟不上，那地方让每个人都呆得很痛苦。”陆川说。由于高原反应，摄制组成员常常工作一会就累得坐在地上直喘粗气，搬运大型设备上山成为不可能，只能扛一架摄影机，以最简单的设备拍摄。他曾担心电影的效果，“但后来剪出来发现效果非常好。简洁大气。与我们希望表达的东西结合得非常好。”
《可可西里》的成功，看似一个年轻导演的一石三鸟之策：一方面，它的题材关于藏羚羊保护，符合主旋律需要；另一方面，高原绝地的场景，有死亡阴影的故事，符合电影院观众的猎奇心理；此外，电影中凸显出来的人与自然的问题、人与人之间的问题，亦使得学院派对这部影片颇有赞誉。
这是对陆川的功利化考虑，而陆川用他的方式表达了对那片土地的担心与热爱：“我觉得可可西里应该永远不去开发，因为那个地方很脆弱，它未必像你想象得那么浪漫，它是一个荒漠，单调、贫瘠，还是原汁原味的放在那里比较好，如果开放了，到处都是脚印，到处都是车印，那是很可怕的事情。”
“当时我们一直在置疑当地人为什么猎杀藏羚羊，觉得他们特别残忍，后来我发现其实猎杀都是当地很普通的农民甚至当地个别村干部组织实施的。是什么在驱使他们做这些？当然是高额的利润，还有另外一个原因就是贫穷，极度贫穷，赤贫，没有别的生计。其实当地修铁路、公路的那段时间，盗猎的行为减少了，因为那时候他们有了工作。”
“所以我很希望青藏铁路能带动当地的经济，让那个地方也富起来，包括它的周边都富起来。这样，我相信猎杀活动会继续减少。《可可西里》大概不会使政府加强藏羚羊保护，但可能这部电影让普通老百姓和受众都知道这么一个事，算是对野生动物保护有一点贡献吧。”
2004年9月，《可可西里》公映，陆川买了五张票，请家人一起看他的影片。电影散场，一走出影院，父亲陆天明就对他说：“不论别人怎么看，你这部电影肯定是部好片子！你完美地完成了应该完成的任务。”陆川则说：“一部真正有内容的电影不需要太多花哨的东西。你可以结结巴巴说一个真理，也可以很流畅地说一个谎言，但是结结巴巴更接近真理的本质。”
有人在西祠胡同BBS上写道：“《可可西里》是陆川的青春句号。”
电影界的西西弗斯
“生活是顺坡而下的，而电影就像灯塔，一直戳在那里，通体冒着金光。我一直努着，力图推开生活靠近它，有不少次，我几乎绝望了，远远站在山脚下喘着粗气，心里满是西西弗斯式的绝望和悲哀。”陆川说。
已经有人在网上声讨他了，“陆川是电影界最新最大的一个走狗”，“投机”成了他身上最显眼的标签；也很少有人相信，在这样一个关系大于能力的时代，陆川的成功没有沾父亲陆天明一点光。“我压力也很大，当时姜文跟我说，陆川你做这事儿的时候很多人已经站起来等着给你喝倒彩，他们等着看你失败。”
“从一个电影爱好者到现在能拍上电影，我只是逮着机会了，在十五六年中，我慢慢积累每一个能靠近电影的机会，终于做上了自己的事情。你说我幸运吗？”他不是不委屈的。
但他仍然自信。“没有人可以在我的前进道路上去阻拦我，因为我特别知道我想做什么。”他试图对整个电影界有所变革：“几乎在所有的行业，30岁的人占据生产力的主导地位，只有在电影行业，30岁你什么都不是。我觉得这是很恐怖的一个事情。我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能对这些现象有一些改观。”
临近不惑，陆川起飞。他的身后，有扬有抑，而陆川依然行色匆匆，仿佛那些都与己无关。“生命中其实没有太多可以让你激动的事情。没有了这发自内心的表述欲，我不知道我还有什么。所以我会不惜一切的去得到我想要的东西。这是没有选择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