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古，是对古人留下的遗迹、遗物来研究的一门学科，所以很多时候，考古工作都在野外开展。对于公众而言，考古是个熟悉而又陌生的领域。
　　郑嘉励，玉环人，浙江省考古研究所研究员，长期从事田野考古工作。有人说，这行当，不就是挖古墓、和死人打交道吗？也有人问，考古和盗墓有什么区别？今天，让我们听一听郑嘉励对这些问题是如何解答的。（以下为郑嘉励讲述，吴世渊记录）

“古不考三代以下”

　　我所在的单位——浙江省考古研究所，便是对浙江省陆域和水域范围内的古代遗迹、遗物进行发掘和调查。
　　人类起源于非洲，至今已有200多万年历史，最早的古埃及象形文字诞生，也不过6000年，因此，99%人类的历史，都需要通过考古来了解。文字诞生前的考古，称为史前考古，此后的考古称为历史时期考古。
　　浙江省考古研究所有百来号人，其中一半是做史前考古的，例如良渚、河姆渡遗址的考古。商周时期，史料非常少，对古越国的研究，也基本是史前考古的模式。汉唐时期史料渐丰，历史研究“两条腿走路”，即通过史料和考古发掘。
　　有句行话叫“古不考三代以下”，三代就是夏、商、周，因为史料少，只能依靠田野发掘。年代越晚，史料就愈丰富，考古的作用也就越来越小。我在厦门大学考古系上学时，没有上到明清时期的考古课程，老师觉得那是文献史学的范畴。当然，现在明清时期的考古又重要起来。
　　田野考古，又分两种。一种是主动性考古，一般是带有学术目的、有规划的考古，耗时较长。如对良渚古城的考古，我单位的所长刘斌，在那里一住就是20年。良渚要申报世界文化遗产，背后是考古学家们几十年的付出。
　　另一种是抢救性考古，一般是配合基础建设，不得不对遗迹进行清理。某地要修建高速公路、铁路，或开发房地产，施工单位进场前，考古工作者会对该地进行前置性考古，探查地下有没有文物，如果有，就抢救性发掘。我的主业，是做宋元时期的考古，大部分都是抢救性考古。
　　相比于主动性考古，在一地一住20年，我的活动范围就大很多，路修到哪儿，我就跑到哪儿。我1995年参加工作，那时，一群考古干部一年只参加一个考古工地的发掘。2000年前后，随着基础建设增多，抢救性考古发掘也多了起来，一个考古干部要负责一个工地。没过几年，一个考古干部要同时负责好几个工地。
　　这么多年的田野考古经历，很锻炼人，我也因此得到了许多积累。我每到一个地方，都会读当地的方志，如今，我几乎读遍了浙江所有县级的地方志，这是知识方面的积累。考古工作不同于书斋里的学者，是真正贴着土地生活。田野考古中，我们既要扮演半个街道干部的角色，与老百姓谈判征地与青苗补偿，又要住在房东家，与农民工朝夕相处，这让我有了人情世故方面的积累。
　　考古过程中，我们最常见的就是古人的墓葬。
　　2006年起，我从事宋墓考古。有很长一段时间，我在金华武义明招山，系统地考察南宋大儒吕祖谦的家族墓地，每天都在调查墓葬。我写了一篇文章，当中有一句话是“我是一名考古工作者，上班也就等于上坟”。后来这句话在网络上火了，成了段子。但其实，这句话是对我工作的客观描述。

盗墓破坏法理人伦

　　很多人对考古工作有所误解，认为考古和盗墓没什么区别。我这就用两个例子，来回应公众的这一误会。
　　2005年春，武义熟溪街道胡处村龙王山，一处古墓被盗。墓主人为南宋六品官员徐谓礼，一位名不见经传的中下层官员。
　　一群盗墓者用电钻在墓室上开了个口子，让一小个子钻进去，盗出了17卷文书，顺便把墓主人的衣服搅得支离破碎。
　　17长卷文书，是徐谓礼自己抄写的，共5万字，分三部分：告身、敕黄、印纸。告身，即任命状;敕黄，即差遣委任状;印纸，即考核表。纸张出土时，完好如新。
　　这些文书流入“黑市”，被一个北京的藏家以70万元的价格买走。但没过多久，北京藏家又把文书退了回来，称，找专家鉴定了一下，这批文物是假的，他要求退货。
　　盗墓者们已把70万元分了，一下子凑不足这么多钱，北京藏家便扣了4卷，退回13卷。盗墓者又将这13卷放网上兜售，却无人问津。
　　2011年，这批文书的照片，被武义博物馆馆长看到了，他把照片给我看，我说，这肯定是真的。原因有三：一、围绕一个人这么系统的告身、敕黄、印纸，前所未见，把全世界所有研究宋史的人集中起来，都造不了这个假;二、学书法的人都知道，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精气神，徐谓礼的书法，算不上好，但符合南宋文人的书法特征，当代人很难模仿;三、造假者犯不着造一个籍籍无名的徐谓礼的假。
　　于是，我建议立刻报警。没过多久，案子就破了，盗墓者们被抓捕归案。17卷文书全部追回，经文物专家鉴定，为国家一级文物。
　　2012年，当我们去徐谓礼墓发掘时，里面的衣服只剩下碎片了，一些陪葬品也不知所终，这是多么大的损失啊。盗墓者为了一己私欲，对文化、对人伦，都造成了极大的破坏。

　　再舉一个例子，就是2016年黄岩南宋赵伯澐墓的发掘。当时情况是，黄岩屿头乡一个村民在扩建宅基地的时候，发现了古墓，就立刻打电话给黄岩博物馆。黄岩博物馆上报给浙江省文物局，省文物局通知浙江省考古研究所的分管副所长，副所长再通知我，叫我去黄岩处理一下。我来到古墓现场时，发现是个宋墓，便上报给国家文物局，让他们给我一个合法的发掘手续。与此同时，发掘工作也在进行。 　　我之所以要啰嗦一下流程，是因为这些流程，构成了一个合法的考古发掘行为。
　　在发掘现场，我坚持要把赵伯澐的棺木打洞，因为江南多雨、地下水位较高，即使墓室固若金汤，也难免有地下水渗入。搬运途中，内部若有水，稍有震荡，里面的有机质文物恐怕就化为乌有了。这不是没有过教训，之前安吉出土了一批墓葬，就因为棺木里有水，让文物遭遇毁坏。
　　我们拿电钻，往棺木上钻了个孔，果然，水汩汩流出。
　　棺木被运回黄岩城区后，由中国丝绸博物馆的团队，将棺木打开。经过科学的手段，所有文物都被完好地保存下来，其中的丝绸服饰堪称“宋服之冠”。
　　赵伯澐墓出土的文物，给纺织科技史、艺术史提供了完整的实物案例，还对南宋的经济史、对外交流史有着重要的研究价值，这是学术上的价值。G20峰会期间，彭丽媛带着参会的各国第一夫人，参观了赵伯澐的两件服饰，以此展示我国古代的丝绸文化，这是考古发掘对国家的贡献。
　　我们假设一下，假如赵伯澐墓是被盗墓者挖了，那恐怕以上的价值都将不存在。过几年，兴许会有一块来历不明的玉璧出现在市面上，我们无从得知它包含着什么信息，也没法挖掘它的学术意义。
　　考古和盗墓，是两码事。一个遵循着“保护为主，抢救第一”的原则，一个只为满足个人的欲望;一个重视文化，一个破坏法理人伦。

　　2012年，当我们去徐谓礼墓发掘时， 里面的衣服只剩下碎片了，一些陪葬品也不知所终， 这是多么大的损失啊。盗墓者为了一己私欲， 对文化、对人伦， 都造成了极大的破坏。

文物需要赋予它价值

　　公众之所以把考古与盗墓混为一谈，我认为，与考古界长期的恶俗宣传有关。譬如，将马王堆的尸体拿出来展览，并以此为卖点。如此行为，也难怪公众会产生误会了。
　　考古工作者从本质上讲，属于人文工作者。人文工作者应给社会提供优质的文化产品，这是我们的尊严所在。
　　长期以来，考古工作者只写三种文章：考古报考、学术论文和科普文。这些当然很重要，但对于大众而言，有多少人会真正静下心来阅读呢？人们会想，几百年前甚至几千年前的人或事，与我何干？
　　写文章怎样才能打动人，我想，光有知识是不够的，必须要赋予它更多的人文内涵，这样才会吸引更多的关注。而这些人文内涵，往往来源于我们对生活的感受，可惜的是，以前的考古工作者都把这份感受给屏蔽了。
　　《傅雷家书》中，傅雷曾对艺术有这样一番表述，我深以为然：“感性认识固然是初步印象，是大概的认识;理性认识是深入一步，了解到本质。但是艺术的领会，还不能以此为限。必须再深入进去，把理性所认识的，用心灵去体会……”
　　写文章亦是如此，光有感性认识，会流于廉价的抒情;光有理性认识，未免过于刻板;从感性到理性，再到感性，才会写出好文章。
　　学者也需要受到社会更广泛的认同，也希望自己的文字被更多人看到，自己的情绪能得到更多人的共鸣，这本就是一个人成就感的来源。另一方面，学者也要通过文字，传播自己的价值观。
　　一名考古工作者所要传播的价值观，正是文物保护的理念。在巨大的经济利益和生存压力下，有人认为，文物应该给现实让道。但很多时候，文物的价值是隐性的，需要我们赋予它价值。
　　以一个故事收尾：
　　厦河塔，位于瓯江之滨。从丽水沿江坐船去温州，必经塔下。有位老人，少小离家，长居海外。他是坐船离开的，故乡在他的记忆中，就是一座渐行渐远、影影绰绰的古塔，多少年来，一直如此。四十年后，他踏上返鄉路，自温州坐车上来，沿途万物皆非。莫非这一程又将去向另一个陌生的地方？他正想着，车子终于抵达厦河塔下。
　　还是记忆中的历经风霜的古塔。哦，我回家了。
　　◎ 来源|《考古的另一面·文峰塔》（节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