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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校研究作为高等教育理论研究的一个重要研究方向及大学管理的实践领域,在我国高等教育界已经逐步得到了认可与发展。北京作为全国教育文化中心,拥有众多知名的高校,更拥有其他地区无可比拟的地域、人力和文化资源优势。因此,在大学院校研究的发展上,更具有自身所独有的基础、资源及特色,正在形成较为集中的院校研究氛围,引领全国院校研究的发展。
北京高校院校研究实践的组织基础
我国院校研究的研究方向是在高等教育学科发展到一定阶段之后,由西方高等教育问题研究的介绍、引入而发展起来的,正如刘献君教授所指出,我国院校研究是由“高等教育学科建设的探索开始,进而提出院校研究”的。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我国高等教育的发展一直缺乏这种对于学校管理与发展的“校本研究”。事实上,从上个世纪七十年代末起,一些大学纷纷成立高等教育研究机构,就是我国朴素的院校研究的探索与实践。随着高等教育管理科学化的不断发展和逐渐成熟,我国高校高等教育研究的学术倾向与发展规划的行政趋向逐渐分化,形成了院校研究专门化、行政化、科学化等新的特点。
1.早期一统化的高等教育研究机构
由于北京是我国高等教育较为集中和发展较快的区域,因此在高校中建立了全国最早的高等教育研究机构。如北京大学于1980年4月建立了高等教育研究室,清华大学于1979年成立了教育研究室,北京航空航天大学于1982年在教务处下设了高等教育研究室等。这些机构一开始主要定位于为本校的发展与建设服务,同时开展部分的高等教育理论研究和高等教育教学研究,为本校的发展提供服务与咨询。
2.学术研究与行政规划机构的分化
随着我国高等教育事业改革与发展向纵深推进,院校研究的状况也发生了很大改观。这源于两个背景:一是高等教育学的学科建设呈现了繁荣景象,高等教育学作为教育学独特分支的学术倾向得到了大大的强化;二是大众化高等教育时代的到来,使大学“管理文化”迅猛发展起来,高等教育管理的科学化、专门化成为大学发展的迫切需要,作为行政管理咨询机构的大学发展规划部门随之应运而生。因此,在一些著名的大学里,原先的高等教育研究机构率先进行了分化,高等教育的学术研究与行政管理的院校研究成为这些高校并行发展的两条道路,极大地促进了学校的发展。例如,北京大学由原来的高等教育研究室于1984年2月发展成为由教育部批准成立的北京大学高等教育科学研究所,2000年发展成为教育学院,拥有高等教育学、高等教育经济学的博士、硕士点;同时,学校成立了发展规划部。清华大学于1985年由原高等教育研究室扩大为高等教育研究所,2009年成立教育研究院,拥有高等教育学、高等教育管理的博士、硕士学位点;同时,学校成立了学科建设办公室、政策研究室等部门,负责学校的发展规划。北京航空航天大学高等教育研究室在1986年发展成为高等教育研究所,1997年成为学校人文社会科学学院下设的高等教育研究所,拥有高等教育学的博士、硕士学位点,同时学校成立了发展规划处。
3.战略规划部门的专门发展
我国高校设立发展规划与政策研究机构大致始于20世纪90年代末与21世纪初。新世纪初,随着高等教育的快速发展以及高校自主办学权的逐渐扩大,战略发展日益成为高校发展的核心问题,发展规划研究、战略研究、政策研究越来越受到学校的重视。在这样的背景下,高校的发展规划部门作为一个独立运行的行政部门向专门化发展成为一个共同趋势。北京地区的许多高校都适时成立了发展规划部门,在学校的战略发展以及顶层设计中发挥着重要作用。除了以上所述由高等教育研究机构分化出来的行政机构以外,一些没有高等教育学学科建制的学校,如北京邮电大学、北京交通大学、北京林业大学等高校都专门设立了发展规划处,其职能基本上是“务实”与“务虚”相结合,跟踪与研究国内外高等教育的运行规律与发展趋势,开展学校的发展战略研究等。
至此,院校研究的实践开始走上了专门化、科学化的道路,而且与我国的管理体制相关,院校研究行政驱使的特点很明显。
北京高校院校研究机构的现实样态与资源分析
从北京高校院校研究的组织状态来看,目前大致分为3种类型(如下表)。
1.“学术主导机构”与“院校研究机构”并行发展,特点是学术研究与院校研究已经实施了高水平的专业分化
以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等国家著名“985工程”重点建设高校为代表。这类高校的高等教育研究机构往往拥有良好的学科基础,具有高等教育学或相应学科的博士点和硕士点,经过多年的发展,已经逐渐发展成了高等教育学专业的学术研究机构和专门人才培养机构,成为以学术研究为主导的人才培养基地,如北京大学教育学院、清华大学教育科学研究院、北京航空航天大学高等教育研究所等。这些机构作为高等教育学学术研究的教学研究部门,形成了稳定的研究方向,成为引领全国高等教育研究的学术中心,就其职能而言,基本上不再专门担当为学校发展作政策研究和咨询的角色。
与之相适应,这些高校树立了世界一流大学的发展目标,院校研究发展的步伐也与之相承,往往以教育科学研究为依托,建立了专门的院校研究机构,如发展规划部(处)、学科建设办公室等机构,专门从事本校教育发展规划、政策研究分析等院校研究的任务。在人力资源配置上,一般为5人～10人,且均具有博士学位。这样,学术研究与院校研究互相推动,已进入良性循环的发展状态。
2.“学术—行政混合型机构”,特点是学术研究与院校研究兼而行之
以中国传媒大学、北京科技大学、北京工业大学等国家“211工程”重点建设高校为代表。这类高校的高等教育研究机构往往拥有高等教育学或相应学科的硕士学位,同时从事高等教育学学科建设、培养高等教育研究专业人才及为学校领导决策进行规划与咨询服务的双重职能。在组织机构上,这类机构有的是高等教育研究与发展战略规划两个机构一个牌子,也有的是高等教育研究所与发展规划部门单独设置。因此,在运行机制上,这类高校的院校研究或高等教育研究往往具有行政与学术的双重性质,高等教育研究与发展规划的职能区分不是十分明显,高等教育研究部门经常与发展规划部门分工协作,联合为学校发展做某些政策研究工作,在学校发展中具有重要地位。在资源配置上,这类高校专门投入院校研究的人力资源一般不大,在学校行政组织中属于较小系列编制,但人员素质以经过专业训练的高素质专门人才居多,在学校行政管理的咨询或规划中起着重要作用。
3.“纯行政机构”,特点是机构性质模糊,主要从事临时性的院校规划与咨询的职能,缺乏常态性院校研究运行机制的建构
以北京邮电大学、华北电力大学、北京信息科技大学等高校为代表,这类高校在全国高校中占很大比例,其中有部分“211工程”重点建设院校,更多的是地方一般院校。这些院校缺乏教育学或高等教育学的学科建设基础,在机构职能上为高等教育研究和学校发展规划与咨询兼而有之,定位不大明确。在机构建设上,近年来也有分化的趋势:一种是明确的行政机构定位,职能是为学校的发展规划及管理咨询服务的,这类学校在建制上往往以发展规划处居多。另外,还有相当一部分院校在机构设置上主要冠以高等教育研究所(室)的名称,但在职能上没有明确的定位,主要从事部分高等教育研究工作及临时性的发展规划咨询职能,研究工作水平也普遍不高,专业人员缺乏。
从以上北京高校院校研究的机构配置与资源样态来看,北京高校院校研究的氛围已经逐渐成熟,院校研究的组织化、常态化、专业化的机制正在形成。
北京高校院校研究的形成特色及发展趋势
高校行政管理文化开始兴起之后,院校研究成为推动高校管理科学化的有效途径,这是一个全球化的共性趋势。但在院校研究的发展路径上,我国与院校研究的发源地美国不同。北京作为我国高等教育当之无愧的中心城市,集中了我国高等教育各分层类型的高校群,而且有相当部分的顶尖级知名高校,这样一个高等教育类群在院校研究方面呈现的本土特色,在很大程度上代表了我国高校院校研究的态势。
1.院校研究整体的态势以战略规划为主,但工作研究正悄然兴起
美国高校院校研究集中了学校发展规划、学生事务、教师资源、学校预算等多个方面的管理事务,由不同专业领域组成的院校研究(IR)专业人员进行综合研究,然后形成专门报告提交决策层参考。与之相比,我国院校研究以战略规划为主,这是我国高校面向社会自主办学的阶段使然。因为我国是在改革开放后高等教育进入大发展时期才开始引入院校研究的。这个阶段,高校在面临体制转轨、办学自主权逐步放开的形势下,定位与发展成为学校首要的问题。因而,我国的院校研究基本上都是从研究学校的战略规划开始并以此作为主要方向的。也正是如此,我国的院校研究机构更多地冠以“发展规划处(部)”的名称。但是,随着高等教育管理文化的逐渐发展,高校的管理工作研究也开始悄然兴起,这是院校研究走向深入的重要标志。近年来一个突出的变化是,在科研项目的立项研究方面,不再是学术文化一统天下的局面,大学管理工作的各个方面,如教育管理、教师管理、学生工作、辅导员队伍建设等方面的研究项目不断增多,行政管理层从领导到职员,开始形成“工作研究”的意识和行为,这是一个令人欣喜的变化,也是我国高校院校研究发展阶段中一个令人关注的事实。
应该说,院校研究从学校整体战略规划向院校管理工作研究转化或发展,正是我国高校的院校研究从自醒、自觉转入自主阶段的重要标志,也是有组织、有规划、有方略地实施院校研究的必要步骤。
2.院校研究的主体机构以行政驱动为主,兼具研究与决策的“耦合”角色
我国高校院校研究部门由高等教育研究部门向发展规划部门转化,表明了一个很鲜明的趋势,即在组织结构上行政驱动的作用在高校具有明显优势,这也体现了我国高校体制的特点,在机构运作上符合我国“行政主导”的模式。由于发展规划部门的定位属于学校担当顶层设计职能的行政机构,在获取资料、调动资源、行使职能等方面拥有独特的“权利”与职责,特别是直接与学校的管理层和决策层发生密切联系,在担当院校研究的角色、执行院校研究的职能、实现院校研究的目的等方面都具有独特的优势,这些优势是单纯的高等教育研究部门所不能比拟的。
但是,从制度安排来讲,在科层制的组织结构中,突出了权力与层级等要素的作用,“纳入行政管理程序便会产生评价问题”,不免会产生层级之间相互制约的问题,获得信息的真实性会受到影响。因此,在实际运作过程中,院校研究应该兼具学术与行政双重研究的“耦合”角色,成为实现学术与决策对话机制的核心点。目前,从北京高校院校研究的机制来看,执行院校研究的高标准资源配置已为研究的专业性和高效率的行政执行力奠定了良好的运行基础。而且在院校研究机构的名称冠盖方面也表达了良好的“双重”合力的意义,如北京邮电大学的战略研究发展中心、中央财经大学的高等教育研究中心、中国传媒大学的高等教育研究暨战略研究发展中心等,都体现了高水平的院校研究及为管理决策服务的良好愿景。
3.院校研究的发展与高校的学术水平具有较大的相关性
对于我国整体的高等教育发展来说,北京高校的发展态势既有代表性又有特殊性。代表性是因为北京地区高校群的层次类型较为齐全,其整体发展道路与发展方向浓缩了我国高等教育整体发展的历程与轨迹。而特殊性在于,北京作为首都和国家的政治、文化及对外交往中心城市,在聚集人才方面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北京高校在教学、科研、管理等方面的人才“准入制”都较其他地区要高,特别是管理人员专业化程度较高,这就使得高等教育发展的速度、水平都呈现出一个整体优势。尽管如此,从北京地区不同高校院校研究发展的情况来看,依然显示出较大的差异,一个共性特征是:学校院校研究的发展水平与学校整体的学术水平有较大相关。这里,一个基本的解释点是,一所高校的学术文化与管理文化的发展是相辅相承的,而管理文化的深层次基础是用研究推动管理、以研究服务决策。从北京高校的组织资源分析,特别是一些教育学科建设基础良好的高校,对院校研究的发展具有深刻的影响。虽然这样的高校其院校研究机构与学术文化机构本身能够严格分化,但院校研究仍需建立在学术研究的基础之上,保持一个较高水平的层面。
以清华大学教育研究院为例,多年的研究传统与发展形成了它的研究重点与特色:基于问题(真),有院校实践基础(实),有学科普遍意义(深)和宏观影响价值(广)的政策与理论研究。这样的特色使它在研究路径上,始终坚持“将重大教育理论问题研究与现实教育问题研究结合在一起,将宏观教育政策研究与微观院校改革实践研究结合在一起,将高等教育研究者的专业研究与群众性教育教学实践探索结合在一起”,其研究成果紧密地结合学校创建国际一流大学的实践,极大地推动了学校的发展进程。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的院校研究也有很高的水平,对学校的改革与发展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同时,也有一些院校,由于院校研究或高等教育研究机构的定位仍不明确,在学校管理方面仍处于随意或摸索的状态,没有形成院校管理科学化的常态机制,院校管理文化仍然处于孕育之中,需要随着学术文化的发展而进一步发展成熟。
参考文献:
1.刘献君《论院校研究中的若干关系》,高等教育研究,2008年第2期。
2.王洪才《院校研究:困境、出路与突围》,清华大学教育研究,2007年第2期。
注:本文系北京市教育科学“十一五”规划2007年度重点课题《北京地区大学“院校研究”的运行机制与发展策略研究》的部分研究成果。
(作者单位:华北电力大学高等教育研究所)
[责任编辑:蔡桂兰]
北京高校院校研究实践的组织基础
我国院校研究的研究方向是在高等教育学科发展到一定阶段之后,由西方高等教育问题研究的介绍、引入而发展起来的,正如刘献君教授所指出,我国院校研究是由“高等教育学科建设的探索开始,进而提出院校研究”的。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我国高等教育的发展一直缺乏这种对于学校管理与发展的“校本研究”。事实上,从上个世纪七十年代末起,一些大学纷纷成立高等教育研究机构,就是我国朴素的院校研究的探索与实践。随着高等教育管理科学化的不断发展和逐渐成熟,我国高校高等教育研究的学术倾向与发展规划的行政趋向逐渐分化,形成了院校研究专门化、行政化、科学化等新的特点。
1.早期一统化的高等教育研究机构
由于北京是我国高等教育较为集中和发展较快的区域,因此在高校中建立了全国最早的高等教育研究机构。如北京大学于1980年4月建立了高等教育研究室,清华大学于1979年成立了教育研究室,北京航空航天大学于1982年在教务处下设了高等教育研究室等。这些机构一开始主要定位于为本校的发展与建设服务,同时开展部分的高等教育理论研究和高等教育教学研究,为本校的发展提供服务与咨询。
2.学术研究与行政规划机构的分化
随着我国高等教育事业改革与发展向纵深推进,院校研究的状况也发生了很大改观。这源于两个背景:一是高等教育学的学科建设呈现了繁荣景象,高等教育学作为教育学独特分支的学术倾向得到了大大的强化;二是大众化高等教育时代的到来,使大学“管理文化”迅猛发展起来,高等教育管理的科学化、专门化成为大学发展的迫切需要,作为行政管理咨询机构的大学发展规划部门随之应运而生。因此,在一些著名的大学里,原先的高等教育研究机构率先进行了分化,高等教育的学术研究与行政管理的院校研究成为这些高校并行发展的两条道路,极大地促进了学校的发展。例如,北京大学由原来的高等教育研究室于1984年2月发展成为由教育部批准成立的北京大学高等教育科学研究所,2000年发展成为教育学院,拥有高等教育学、高等教育经济学的博士、硕士点;同时,学校成立了发展规划部。清华大学于1985年由原高等教育研究室扩大为高等教育研究所,2009年成立教育研究院,拥有高等教育学、高等教育管理的博士、硕士学位点;同时,学校成立了学科建设办公室、政策研究室等部门,负责学校的发展规划。北京航空航天大学高等教育研究室在1986年发展成为高等教育研究所,1997年成为学校人文社会科学学院下设的高等教育研究所,拥有高等教育学的博士、硕士学位点,同时学校成立了发展规划处。
3.战略规划部门的专门发展
我国高校设立发展规划与政策研究机构大致始于20世纪90年代末与21世纪初。新世纪初,随着高等教育的快速发展以及高校自主办学权的逐渐扩大,战略发展日益成为高校发展的核心问题,发展规划研究、战略研究、政策研究越来越受到学校的重视。在这样的背景下,高校的发展规划部门作为一个独立运行的行政部门向专门化发展成为一个共同趋势。北京地区的许多高校都适时成立了发展规划部门,在学校的战略发展以及顶层设计中发挥着重要作用。除了以上所述由高等教育研究机构分化出来的行政机构以外,一些没有高等教育学学科建制的学校,如北京邮电大学、北京交通大学、北京林业大学等高校都专门设立了发展规划处,其职能基本上是“务实”与“务虚”相结合,跟踪与研究国内外高等教育的运行规律与发展趋势,开展学校的发展战略研究等。
至此,院校研究的实践开始走上了专门化、科学化的道路,而且与我国的管理体制相关,院校研究行政驱使的特点很明显。
北京高校院校研究机构的现实样态与资源分析
从北京高校院校研究的组织状态来看,目前大致分为3种类型(如下表)。
1.“学术主导机构”与“院校研究机构”并行发展,特点是学术研究与院校研究已经实施了高水平的专业分化
以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等国家著名“985工程”重点建设高校为代表。这类高校的高等教育研究机构往往拥有良好的学科基础,具有高等教育学或相应学科的博士点和硕士点,经过多年的发展,已经逐渐发展成了高等教育学专业的学术研究机构和专门人才培养机构,成为以学术研究为主导的人才培养基地,如北京大学教育学院、清华大学教育科学研究院、北京航空航天大学高等教育研究所等。这些机构作为高等教育学学术研究的教学研究部门,形成了稳定的研究方向,成为引领全国高等教育研究的学术中心,就其职能而言,基本上不再专门担当为学校发展作政策研究和咨询的角色。
与之相适应,这些高校树立了世界一流大学的发展目标,院校研究发展的步伐也与之相承,往往以教育科学研究为依托,建立了专门的院校研究机构,如发展规划部(处)、学科建设办公室等机构,专门从事本校教育发展规划、政策研究分析等院校研究的任务。在人力资源配置上,一般为5人～10人,且均具有博士学位。这样,学术研究与院校研究互相推动,已进入良性循环的发展状态。
2.“学术—行政混合型机构”,特点是学术研究与院校研究兼而行之
以中国传媒大学、北京科技大学、北京工业大学等国家“211工程”重点建设高校为代表。这类高校的高等教育研究机构往往拥有高等教育学或相应学科的硕士学位,同时从事高等教育学学科建设、培养高等教育研究专业人才及为学校领导决策进行规划与咨询服务的双重职能。在组织机构上,这类机构有的是高等教育研究与发展战略规划两个机构一个牌子,也有的是高等教育研究所与发展规划部门单独设置。因此,在运行机制上,这类高校的院校研究或高等教育研究往往具有行政与学术的双重性质,高等教育研究与发展规划的职能区分不是十分明显,高等教育研究部门经常与发展规划部门分工协作,联合为学校发展做某些政策研究工作,在学校发展中具有重要地位。在资源配置上,这类高校专门投入院校研究的人力资源一般不大,在学校行政组织中属于较小系列编制,但人员素质以经过专业训练的高素质专门人才居多,在学校行政管理的咨询或规划中起着重要作用。
3.“纯行政机构”,特点是机构性质模糊,主要从事临时性的院校规划与咨询的职能,缺乏常态性院校研究运行机制的建构
以北京邮电大学、华北电力大学、北京信息科技大学等高校为代表,这类高校在全国高校中占很大比例,其中有部分“211工程”重点建设院校,更多的是地方一般院校。这些院校缺乏教育学或高等教育学的学科建设基础,在机构职能上为高等教育研究和学校发展规划与咨询兼而有之,定位不大明确。在机构建设上,近年来也有分化的趋势:一种是明确的行政机构定位,职能是为学校的发展规划及管理咨询服务的,这类学校在建制上往往以发展规划处居多。另外,还有相当一部分院校在机构设置上主要冠以高等教育研究所(室)的名称,但在职能上没有明确的定位,主要从事部分高等教育研究工作及临时性的发展规划咨询职能,研究工作水平也普遍不高,专业人员缺乏。
从以上北京高校院校研究的机构配置与资源样态来看,北京高校院校研究的氛围已经逐渐成熟,院校研究的组织化、常态化、专业化的机制正在形成。
北京高校院校研究的形成特色及发展趋势
高校行政管理文化开始兴起之后,院校研究成为推动高校管理科学化的有效途径,这是一个全球化的共性趋势。但在院校研究的发展路径上,我国与院校研究的发源地美国不同。北京作为我国高等教育当之无愧的中心城市,集中了我国高等教育各分层类型的高校群,而且有相当部分的顶尖级知名高校,这样一个高等教育类群在院校研究方面呈现的本土特色,在很大程度上代表了我国高校院校研究的态势。
1.院校研究整体的态势以战略规划为主,但工作研究正悄然兴起
美国高校院校研究集中了学校发展规划、学生事务、教师资源、学校预算等多个方面的管理事务,由不同专业领域组成的院校研究(IR)专业人员进行综合研究,然后形成专门报告提交决策层参考。与之相比,我国院校研究以战略规划为主,这是我国高校面向社会自主办学的阶段使然。因为我国是在改革开放后高等教育进入大发展时期才开始引入院校研究的。这个阶段,高校在面临体制转轨、办学自主权逐步放开的形势下,定位与发展成为学校首要的问题。因而,我国的院校研究基本上都是从研究学校的战略规划开始并以此作为主要方向的。也正是如此,我国的院校研究机构更多地冠以“发展规划处(部)”的名称。但是,随着高等教育管理文化的逐渐发展,高校的管理工作研究也开始悄然兴起,这是院校研究走向深入的重要标志。近年来一个突出的变化是,在科研项目的立项研究方面,不再是学术文化一统天下的局面,大学管理工作的各个方面,如教育管理、教师管理、学生工作、辅导员队伍建设等方面的研究项目不断增多,行政管理层从领导到职员,开始形成“工作研究”的意识和行为,这是一个令人欣喜的变化,也是我国高校院校研究发展阶段中一个令人关注的事实。
应该说,院校研究从学校整体战略规划向院校管理工作研究转化或发展,正是我国高校的院校研究从自醒、自觉转入自主阶段的重要标志,也是有组织、有规划、有方略地实施院校研究的必要步骤。
2.院校研究的主体机构以行政驱动为主,兼具研究与决策的“耦合”角色
我国高校院校研究部门由高等教育研究部门向发展规划部门转化,表明了一个很鲜明的趋势,即在组织结构上行政驱动的作用在高校具有明显优势,这也体现了我国高校体制的特点,在机构运作上符合我国“行政主导”的模式。由于发展规划部门的定位属于学校担当顶层设计职能的行政机构,在获取资料、调动资源、行使职能等方面拥有独特的“权利”与职责,特别是直接与学校的管理层和决策层发生密切联系,在担当院校研究的角色、执行院校研究的职能、实现院校研究的目的等方面都具有独特的优势,这些优势是单纯的高等教育研究部门所不能比拟的。
但是,从制度安排来讲,在科层制的组织结构中,突出了权力与层级等要素的作用,“纳入行政管理程序便会产生评价问题”,不免会产生层级之间相互制约的问题,获得信息的真实性会受到影响。因此,在实际运作过程中,院校研究应该兼具学术与行政双重研究的“耦合”角色,成为实现学术与决策对话机制的核心点。目前,从北京高校院校研究的机制来看,执行院校研究的高标准资源配置已为研究的专业性和高效率的行政执行力奠定了良好的运行基础。而且在院校研究机构的名称冠盖方面也表达了良好的“双重”合力的意义,如北京邮电大学的战略研究发展中心、中央财经大学的高等教育研究中心、中国传媒大学的高等教育研究暨战略研究发展中心等,都体现了高水平的院校研究及为管理决策服务的良好愿景。
3.院校研究的发展与高校的学术水平具有较大的相关性
对于我国整体的高等教育发展来说,北京高校的发展态势既有代表性又有特殊性。代表性是因为北京地区高校群的层次类型较为齐全,其整体发展道路与发展方向浓缩了我国高等教育整体发展的历程与轨迹。而特殊性在于,北京作为首都和国家的政治、文化及对外交往中心城市,在聚集人才方面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北京高校在教学、科研、管理等方面的人才“准入制”都较其他地区要高,特别是管理人员专业化程度较高,这就使得高等教育发展的速度、水平都呈现出一个整体优势。尽管如此,从北京地区不同高校院校研究发展的情况来看,依然显示出较大的差异,一个共性特征是:学校院校研究的发展水平与学校整体的学术水平有较大相关。这里,一个基本的解释点是,一所高校的学术文化与管理文化的发展是相辅相承的,而管理文化的深层次基础是用研究推动管理、以研究服务决策。从北京高校的组织资源分析,特别是一些教育学科建设基础良好的高校,对院校研究的发展具有深刻的影响。虽然这样的高校其院校研究机构与学术文化机构本身能够严格分化,但院校研究仍需建立在学术研究的基础之上,保持一个较高水平的层面。
以清华大学教育研究院为例,多年的研究传统与发展形成了它的研究重点与特色:基于问题(真),有院校实践基础(实),有学科普遍意义(深)和宏观影响价值(广)的政策与理论研究。这样的特色使它在研究路径上,始终坚持“将重大教育理论问题研究与现实教育问题研究结合在一起,将宏观教育政策研究与微观院校改革实践研究结合在一起,将高等教育研究者的专业研究与群众性教育教学实践探索结合在一起”,其研究成果紧密地结合学校创建国际一流大学的实践,极大地推动了学校的发展进程。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的院校研究也有很高的水平,对学校的改革与发展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同时,也有一些院校,由于院校研究或高等教育研究机构的定位仍不明确,在学校管理方面仍处于随意或摸索的状态,没有形成院校管理科学化的常态机制,院校管理文化仍然处于孕育之中,需要随着学术文化的发展而进一步发展成熟。
参考文献:
1.刘献君《论院校研究中的若干关系》,高等教育研究,2008年第2期。
2.王洪才《院校研究:困境、出路与突围》,清华大学教育研究,2007年第2期。
注:本文系北京市教育科学“十一五”规划2007年度重点课题《北京地区大学“院校研究”的运行机制与发展策略研究》的部分研究成果。
(作者单位:华北电力大学高等教育研究所)
[责任编辑:蔡桂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