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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清水江文书的全息性、完整性、民间性、归户性、民族性等特点,从微观层面展示了清水江流域苗族侗族的家族史与村寨史,对于认知近代中国社会变迁提供了一种自下而上的视角,因而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
关键词:清水江文书;《黎平文书》;清水江流域
中图分类号:G27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621X(2018)02-0041-08
一、资料整理工作的辛劳与重要
凯里学院出版了清水江流域黎平县煌煌22册8000多件民间契约文书,我认为是学术界近年来非常重要的基础资料整理成果。整理民间文书是一项艰难的学术工作,仅仅是根据内容提炼标题就会碰到很多困难,因为必须通读所有文字,完全透晓内容后,才能审慎下笔。缺少了如实解读的环节,是无从做好整理工作的。而一旦成果出版之后,就意味着基础资料的积累范围不断扩大,研究工作的空间不断拓宽。资料的搜集、整理、编纂和出版需要花费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只有甘于寂寞和勇于奉献的学者才愿意从事这项基础性的学术工作。这既是有功于文化事业的基础性工作,也是造福学术界的重要工程,值得更多的学者参与其中,当然应该表示诚挚的祝贺!
回顾一下历史,我们就不难发现,新资料的发现和利用,乃是推动学术事业发展的一个重要刺激因素。例如,因为甲骨文的发现而有了甲骨学,因为敦煌文书的发现而有了敦煌学,因为徽州文书的发现而有了徽学。这固然反映了百年来中国学术转型的一些具体面相,但也说明了新资料的发现对学术研究工作的重要。现在由于清水江文书的大量刊布,研究的空间逐步扩大,积累的成果渐趋增多,相关人才群体的地域分布越来越广,清水江学作为一门地缘性的专门学问是不是也应时应机地得以产生了?我想答案是不言而喻的。资料的整理刊布乃是学术界应该认真对待和严肃从事的一项学术工作,凯里学院的最新成果说明民间文献资源的开发与利用又步入了新的阶段,是一系列标志性的大型文献资料编纂成果的再丰富和再扩大,必然能够吸引更多的学者参与相关研究,从而推动清水江学的深入发展和繁荣。
资料的整理刊布工作推动了学术事业的健康发展,当然并不限于民间契约文书研究个别领域。比如《宋会要辑稿》《苏轼全集校注》《王安石全集》的整理出版,就是宋史研究工作获得突破的重要标志。《阳明后学文献丛书》的出版,也扩大了阳明心学学派研究的空间。戊戌变法失败后,康有为流落到海外,现在整理出版的《康有为全集》,刊布了不少他在海外撰写的文献,也有他长期密不示人的早期撰述,不仅有裨于研究康氏本人始终坚持“保国” “保种” “保教”的思想发展变化情况,而且亦可从中了解从戊戌变法以迄“五四”运动知识界谋求社会变革的一些具体面相,当然就引发了相应的研究热潮,有人甚至将其称为“康学”。至于明清内阁大库档案、巴县档案、南部县档案、河北获鹿档案的开发与利用,显然也推动了相关研究领域成果的大量产生。而大、小传统文献兼顾,传世典籍与民间文书并重,顯然也代表了现代学术发展的一个新方向,吸引了越来越多的学者参与。足证无论任何一个研究领域,资料的搜集整理都是非常重要的基础性工作。而清水江流域作为一个多民族聚居区域,长期积累了大量原生性或融变型的特殊文化资源,显然是人类学、社会学及其他交叉人文学科开展研究的理想基地,我们只有将数量庞大的民间文书提前分期分批地公开整理出版,才能积极有效地推动清水江学的繁荣发展。
清水江文书的地域分布形态与学术研究价值特点,或许可以全息性、完整性、民间性、归户性、民族性来加以总结或归纳,当然需要逐层加以解释或说明,是否妥当则有赖大家的补充和讨论。
二、透过数量规模呈现的全息性特征
清水江文书所表现出来的全息性特征,乃是指它提供了完整的乡村社会生活的信息。为什么这么讲呢?2011年我曾一个县一个县地调查,了解现存清水江文书收藏的总量,当时统计入藏各县档案馆的文书总量就达10万件了。这显然是一个很大的数字,但现在入藏总量又翻了1倍——进入档案馆有了档案编号的,数量已超过20万份。如果加上散落在民间自然村落,或者说分布在广大地域,由乡民自动自发世代庋藏保管的形式多样的文书,数字是不是可以扩大到50万以上呢?这当然是一个极为惊人的数字,即使置于全国范围观察,也是一笔令人称羡的巨大文化财富!何况它在地域分布上是集中而非分散的——都集中在清水江流域,极少流失或散落到其他地区。倘若与徽州文书相较,后者的数量显然也相当可观,只是经由市场或其他渠道流失出去,无法集中归类的当也不少。譬如北京、上海、广州的相关学术机构都有一定数量的收藏,私人收藏者人数也很多,未必都能集中在一地供人查阅,当然就会减损它的研究利用价值。与之相较,清水江文书几乎全是就地保管,即使入藏各县档案部门者也无例外,当然就构成了完整的文书系统,形成一个具有明显的民间性特征的文本世界,乃是人的存在及其生活愿望的真实表达和历史见证,携带了大量丰富而完整的社会生活信息与地方知识信息,反映了当地百姓——苗、侗、汉——生活世界的方方面面,蕴藏着他们多方面的利益诉求和幸福向往,全息性地展示了地方社会日常生活及交往方式的完整图景。例如,家庭(族)结构的大小、生活开支的多寡、经济收入的盈缩,资源配置的优劣以及村寨组织的形式,婚姻交往的范围、物权转移的速度、经济贸易的方式,公益活动的成效、宗法关系的形成、化解纠纷的机制,伦理关系的特点、信用机制的运作、宗教信仰的内容、仪式活动的程序。诸如此类,无论巨细,只要属于实践知识的范畴,为生活世界的交往行为所必需,都可在文书中找到相应的材料。而任何一份民间文书,即使只是日常生活世界文本化的某个局部,实际也以局部的方式反映了完整世界的信息,而局部与局部之间的连结,亦即文书与文书之间的关联,更构成了一个与乡民生活直接对应的全息世界。透过文书系统所构成的全息世界,我们完全可以进入乡民交流、表达、活动的历史性场域,理解他们情感、理性、利益、信仰的精神文化天地,全面还原他们日常生活交往与实践方式的完整原貌。 清水江文书提供的各种认知全息,尽管都是当事人在特定时间和地点作出的行为决定,只能是未经组织加工的分散性知识,但却是最符合当事人利益取向的行为选择,体现的仍然是最能代表利益效果的交往行为知识,因而由各种文书汇聚起来的庞大文本系统,其所表征也只能是各种分散的个体或个案的知识构成的全息世界。这就要求在研究方法上,必须善于做出多方面的综合性分析,同时广参其他各种传世典籍文献,力求揭示当事人行为方式的基本模型,还原乡民生活的整体性原貌。透过清水江文书的全息性特征,全面了解或还原乡村生活的各种实践性知识,显然是一项十分有意义的文书学术工作,也是当地社区越来越受到学界关注的重要原因。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中国五千年的文明本质上就是农耕文明,农耕方式就是中国人最重要的生活方式。中国文化的根从来都在乡村而不在城市,认识乡村其实就是认识传统中国的一种方式。但是,建构农耕文明或乡村生活的普通百姓,当然也包括活跃在政府与乡民之间的一大批士绅阶层,他们每天的日常生活是如何度过的,他们是怎样与周围的世界打交道的,他们的宗族祭祀活动究竟来自外面的世界还是完全属于乡土的自发行为,他们的祖先记忆与精神信仰世界究竟有何关联,日常生活世界与精神信仰世界是怎样互动互构的,各种各样的个案研究都共同指向那个本来完整的乡村社会。而乡村社会中的乡民与世界打交道,他们凭借的正是实践性的知识。而实践性知识是有用的生活知识,为每一具体的个人所熟悉或掌握,必然在乡村生活得以广泛运用,能够因应变化了的环境做出调适或取舍,不仅有助个人的生存与发展,而且代表了共同的利益优化诉求。因此,根据文书提供的多种多样的历史信息,提炼出各种分散而有用的实践知识,又将这些分散而有用的实践知识整合为完整的乡村生活图景,显然是文书研究最具学术吸引力的一项重要工作。也就是说,了解乡土实践知识乃是了解乡村社会生活的重要方法,而只有了解了乡村社会才能更好地认知传统中国。或许是由于资料的匮乏及其所提供的信息的零散,严格说我们以前对乡村生活整体图景的了解是不够的。按照西方现象学的分析方法,乡民社会本质上就是日常生活的世界,不仅体现了最具本源性的生命存在方式,而且也展示了最具原初自明性的领域,是人的存在不可或缺的基础,永远都不能以加括号的方式来任意搁置或解构。因为任何人都必须首先是生活者,是生活世界的存在者,然后才有可能成为文学家、政治家、科学家、哲学家、宗教家。而文书文本的语言与日常生活的语言一样,乃是与乡民的日常生活世界而非科学或哲学领域密契一体的,始终都以自明的方式表达着各种日常生活行为的现象化存在。正是在这一意义脉络下,我们今天重新认识乡村社会与乡土中国,当然即是重新认识文明发展必不可少的生活载体,认识庞大帝国长期存在的社会基础。生活世界当然也是文化的世界,以大全的人的完整需要为根本出发点,形成了完整的全息的交往世界,透过数量庞大的清水江文书都有所反映,提供了乡村生活千姿百态的完整图景,不能不说是文化记忆的丰富宝藏。作为一种前人较少利用的文化资源,无论整理刊布或分析研究,只要不破坏其原有的生态秩序结构,其在学术史上的意义都是极为巨大的。
三、与生活交往行为一致的完整性特征
清水江文書所独具的完整性特征,是与其生态秩序格局相对应的。我们通过田野调查深刻地了解到,清水江文书尽管分散在各个自然村落,归属数量颇多的农户分散保管,但即使是一家一户庋藏的文书,大多都获得了完整妥善的保存,没有受到人为的破坏或割裂。也就是说,一个家庭或家族,少则几十份,多则数百上千份,只要涉及他们重大的社会经济文化活动,特别是与权力义务有关的协议行为,诸如土地买卖契约、典当契约、借贷契约、抵押契约、租佃契约,以及过继、分产、继承、纳税等形式多样的文书,大体都有完整而系统的遗存,加上当地盛行修谱风气,散见于各个自然村落的家谱数量也很多,正好可以综合多方面的材料,撰写传统史学较少注意的家庭生活史或宗族社会变迁史。每一家族或宗族都有其内部自然形成的结构,与之相关的土地、劳力、财产或资本等生产要素都可以自由流动,因而从某种意义上讲就是一个微型社会,从中正好可以了解其经济运作模式及自治状况,获取一些传统史学叙事结构较少注意的新颖学术研究结论。
当然,清水江文书的完整性并非仅限于家庭或家族,由于各个自然村落都有大量遗存,原有的自然生态文化格局依然保存完好,所谓完整性即意味着原生性的自然生态秩序性,是以原有的自然生态秩序性为依托产生的完整性,因而家族与家族之间或村寨与村寨之间的交往活动,譬如婚姻圈的地理分布范围、地权转移的周期性波动、诸子分家及继承制度对土地分配的影响等等,都可以其他地区为参序,考察其升降起伏的整体变迁过程,了解社会分层的整体结构状况。而“物”的转移运动与“人”的地位命运变化总是联系在一起的,每一份土地买卖契约文书都说明了“物”的流动,也暗示了人与“物”或分或合的命运变化,我们完全可以根据文书追踪“物”的流转全程,同时不妨考察“人”的或顺或逆的命运转化,开展一种既见“物”也见“人”的活态历史研究,写出一部具有活态生命气息的中国乡村史,并透过乡村史来更好地认知、解释或把握传统与现代的中国。
为了不破坏构成完整性要素的文书知识链条及相关细节,我始终认为整理工作必须坚持不遗不漏的全面性原则,即任何一份文书,无论成册的或单页的,字多的或字少的,完好的或残缺的,都是完整性构成不可或缺的要素,代表了知识链中的重要一环,抽掉了即意味着完整性的缺损,知识链的中断,都应该按照其原有的秩序生成形态,以保持原貌的方式一一编入书中。个别单位所谓精选的想法,我曾在多个场合讲过是不妥当的。因为无论任何一份契约文书,都不可能是“物”的流动的定格,也不可能是“人”的命运的终结,而只能是产生了变故的日常生活的重要一环,人的命运符号的一个中介。而史学家的历史还原工作,如同老吏断狱一样,乃是以一个点与另一个点联结起来的方法,一步一步地展开其推论或归纳工作的,任何一个微细的线索,都有可能是关涉全局的要素条件建构,构成了家族或村落生活变迁史重要的一环,一旦抽掉即有可能轧断既知其然又知其所以然的复杂中间线索,看不到“人”与“物”社会化因果变动的全程,造成客观史实的误判,影响整体结论的可靠。因此,完整不仅反映了清水江文书遗存的一个固有形态特征,而且更应该成为编纂整理工作的一条基本原则,破坏了这个基本原则不仅会丢失其所携带的大量历史信息,而且也减损了因系统性而呈显出来的巨大研究意义和学术价值。 四、信用体系保障下的民间性特征
清水江文书的民间性特征,刚才郑振满教授已讲到了。当地文书的产生,或可溯至明代,只是仍以清代为大宗,民国时期的数量也不少。不断地层累堆积,配合着乡村生活的变迁,不仅数量随着时间跨度的拉长越到后期就越多,而且涵盖的地缘范围也越到后期就越广,完全可说是一种逐渐趋于程式化的活态原始档案。这样说的根据何在呢?如果认真加以观察,就不难发现,当地雍(正)乾(隆)以前显然是白契多而红契少,雍(正)乾(隆)以后则红契渐多而白契渐少,但白契的总体数量仍超过了红契。不过,红契的增多仍说明契约秩序越来越朝着规范化或制度化的方向发展,不仅显示了国家力量的不断渗透和深入,而且反映了行政管理体系已有了实质性的介入,因而体现在契约文书的书写方式上就是明显的程式化发展趋势。但是,乡村社会毕竟仍是高度自治的社会,市场秩序也是自动自发逐渐形成的自由经济秩序,契约的签订及执行仍属于民间私法范畴,当事者既是自然人也是法人,无论权利或义务都有明确的规定,即使加盖了官府契税印信的红契也不例外,只是后者尽管仍是民间性的私人协议,却多了一层官方认可的权利保障,依然是民间契约意识与协商机制的产物,严格讲仍为私文书而非公文书。所以,大量的契约文书表征的仍是民间协议行为的活跃,既体现了经济生活行为必有的信用与规范,也表征了秩序原则遵守的必要和重要,显然民间性也构成了当地文书的一大历史特征。
契约文书的签订需要先问亲邻,再礼请中人,最后画押签字,有一套民间习惯法认可的严格程序,必然蕴藏着一套透过民风习俗即能观察到的信用体系,否则很难设想民间习惯法的执行效力——违约不仅在民法与官法即法律层面上会受到惩罚而造成损失,即在道德层面上亦会受到种种谴责而难以抬头。这就决定了任何违约行为都必须付出极高的成本,当然反过来也强化了民间社会人际交往信用体系的建构。
由此可见,民间文书所表现出来的契约意识,乃是以信用体系的存在及其承诺和遵守为依托的,缺少了人与人之间信任机制的关联与运作,便很难设想有如此多的契约行为的产生。这当然也是乡村自治秩序能够长期存在的重要前提,透过文书亦可看到隐藏在其中的知识经验与价值观念,说明传统中国民间社会尽管充满了各种利益博弈的复杂诡谲现象,但同时也是一个依靠信用原则来维系的稳定性自治社会。由于国家力量进入清水江流域的时间相对较晚,地方社会长期均靠“议榔” “侗款”等民间制度体系来加以组织和建构,信用作为其中不可或缺的伦理原则,显然也表征了乡村生活人与人交往的客观实际,也可说是熟人型人际交往关系的润滑剂,发挥了维系或支撑社会机制运作的重要作用。
当然,红契的增多不仅反映了国家力量的进入,同时也显示了民间社会的变迁。更直截地说,当地世居族群本来固有的原生型社会形态,随着国家力量与外来文化的进入,也受到了各种外来力量的有效改塑。这种改塑显然也是多种因素——包括国家力量与地方社会的互动——长期整合融变的结果,反映在契约文书上就是书写方式越来越与汉人社区趋于一致,说明地方社会也是在各种内外因素交织互动的过程中逐渐发展和成熟起来的,完全不与其他任何族群或社区交往的孤立社会都是不可能存在的。清水江流域大量契约文书的产生和遗存,本身就是本土社会与外来文化因子长期复杂互动并不断融变的结果。如同讲地方性未必就意味着忽视了国家性一样,强调民间性也未必就意味着遗忘了外来性。只不过这里所说的外来性,主要是指以儒家文化为代表的大传统的渗透和影响,大、小传统的长期交融互动也是传统社会不可忽视的重要现象,因而儒、道、释三家均在当地各有程度不同的传播,并形成了有着明显差异性的民间形态。其中儒家思想与民间社会信用体系及伦理原则结合后,显然也逐渐成为不少地区的重要精神背景,发挥了强化地方秩序建构的作用,满足了维系契约信用机制运作的需要。
五、多重信息互摄互涵的归户性特征
与其他地区遗存的大宗民间文书相较,清水江文书的归户性特征早已引起了学界的高度重视。为什么归户性问题如此重要呢?因为不少徽州文书由市场流出后,经过多重中介环节,加上有意无意的人为破坏,已从文书原初拥有者及其家族中剥离出来,不仅文书持有、保存、传承的主体已发生了变故性的转换,即本来固有的连续性历史信息也遭到了毁损。我们不知道文书的原初来源地究竟在何处,“活”材料已变成了“死”材料,當然就难免不会造成空间判断上的错位,同时也有可能影响研究结论的可靠。大家知道,历史研究是以经验性的客观史实为考证分析的对象的,任何经验性的史实都必有其产生的时空场域,因而历史研究工作中的时空定位就显得十分重要,否则难免不造成认知上的模糊或混乱。例如,彝族文献大多缺少年代学的准确记载,只能依靠父子连名世系来加以推论,但兄终弟及和夫死妻代的情况时有发生,必然就会造成大量难以彻底解决的历史悬案。而清水江流域世世代代相互传承的大量归户文书,可说始终在家庭或家族内部流传,具有突出的连续性或在地性特征,即使存在房派分支的情况,其保管也显得相对集中,因而不仅可以清楚地知道其原初的持有人,能够据此准确判断其与当事人(事主)的关系,显然具有原始家庭档案的意义,而且也能准确地定位其来源村落,可以据此清晰了解其庋藏的原始姓氏或宗族,看到当事人(事主)背后的家族或宗姓关系。正是由于有了持有人与来源地的准确定位,譬如与之相关的田土或山场买卖文书,显然就可以根据文书所提供的完整性信息,找到田土或山场的具体位置,了解研究工作必需的各种细节资料,展开多方面的精准分析,避免归户性丢失可能造成的学术遗憾。至于年代学的问题,文书一般都有清楚的标识,但如遭遇改朝换代或其他重大政治变故,也时有以“天运”纪年的情况产生,则有必要周纳各种材料,反复辨析考证,作出年代学的准确判断,避免时间错位可能导致的认知错误。
清水江流域数量繁多的归户文书,由于其保存者即是原初持有人而非转手者,而持有人往往即为事主的物权继承者,与之相关的来源地亦为事主的生活地,归户性可以落实到事主生活的具体村寨及传承农户,无论地缘或血缘都有着密契一体的关系。因而整理著录或编纂出版时,大多可以准确了解持有人与当事者(事主)的前后渊源关系,清晰辨识来源地与家族(宗族)活动区的地理空间区位。当然,以上所说反过来也应成为整理工作必须遵循的著录原则,目的在于为研究者提供多方面的优化信息,从而确保研究工作资料取用上的准确与可靠。如果以此为根据,进一步展开多方面的田野调查,同时广采碑刻、谱牒、志乘、文集等各种官修私撰文献,则不仅清水江文书本身的学术研究价值将会获得最大的彰显,即未来的学术研究成果亦会源源滚滚不断涌现。 清水江流域遗存的大量归户文书,显然也可用“在地性”来加以表征。“在地性”既可统括当事者、持有人和收藏单位,也能涵摄家庭、宗族及来源地,做到多重信息的互摄与互涵。或者说户主、家庭、宗族三者统一的归属性,也可以具体的自然村落及生活于其中的农户的在地性来加以表达,无论自然形态的“户”或因“户”而成的自然村落,即从县到乡(镇)到村再到户,层层信息都应该有相应的方式来加以揭示,力求保存其原有的完整性或连续性,同时也贮存更多的乡土交往生活信息。这当然也应成为文书著录的一大重要原则。与其他地区的文书或多或少总有某一方面的信息缺项相较。从目前清水江文书的分布庋藏特征及整理出版情况看,它的“在地性”特征所涵摄的历史信息无疑是最全面和最丰富的。
因此,根据归户性文书提供的准确历史信息,同时辅以其他各种大、小传统传世文献,摸清不同家族或房派之间的交往、联结、组织的社会性特征,了解其升降起伏的命运变迁全程,总结地方基层社会经济、政治、文化运作的具体情况,必然能够弥补传统史学长期遗留下来的认知空白,开拓出地域学术发展的新方向。其中最为有利的一项资料利用条件,便是凭借归户性信息提供的空间定位,开展精准可靠的田野调查,亦即文书解读与田野调查相互结合——譬如家谱世系与文书事主往往就可互证,见诸文书的不动产转移也可与遗存至今的实物比对——通过文书、典籍、田野、实物多重证据互考互构的方法论路途,相信未来的清水江学研究空间必将是极为广阔的。
六、开放融变的民族性特征
清水江流域与今黔东南地区相互重叠,乃是苗、侗、汉多民族聚居区。当地文书则为乡民生活、劳作、交往的实物性见证,因而必然也携带了民族性的信息和特征。但所谓民族性乃是在变异中不断延续和发展的地域族群特征,决不可能是封闭、单一、不变的排他性民族特征。因此,透过文书所表征的地缘形态来研究多种文化因子互渗互構形成的地方族群文化特征,而非以单一民族为考察对象来展开孤立性的研究,显然前者更能揭示族群与族群之间或地方与地方之间复杂互动的真实图景,获取更多的以地域为分析框架的人类学研究成果。所以,一旦谈到清水江文书的民族性,则只能说是多元交融的民族性,而非排他性的民族性,表现在文书文本上就是一律使用汉字,但也有用汉字记苗音、侗音或汉译苗语、侗语并相互混杂的情况,即使表面看来同样的汉字,其所表征的具体内容,也有可能与汉人社区存在差异,不能不引起解读者的特别注意。
我们看到,正是由于文书文本所体现出来的民族差异性,导致了不少整理或考释工作上的困难。也就是说,任何人都不能想当然地以为其他地区的解读成果可以随意地套用到清水江文书上。实际上,地方族群的生存环境、风俗礼规、社会结构、宗教信仰等,透过生活世界活生生的交往语言,最终都有可能以文字的形式凝固在文书文本之中。如同生活总是活生生的人的生活一样,语言也是活生生的人的语言,因而人与语言的不可分离,本质上就是人跟生活的不可分离。所以,以清水江文书为窗口观察乡民世俗性的日常生活,正好可以从中观察其在长期历史过程中形成的地缘性特点与民族性特征,感受他们的喜怒哀乐,了解他们的离合聚散,尊重他们的内心情感,维护他们的生存发展权利。至于透过语言积淀下来的地方性知识,也在文书层累堆积的过程中得以大量保留,以致凝同为一套文化符号, 体现了族群集体的生存智慧,蕴含着极为丰富的意义内涵,需要做大量的挖掘、分析、还原、重构的工作。
清水江流域固然是多民族聚居区,表现出来的文化也具有多元性的特征,但由于长期的交流互动,实际也在朝着综合融变的方向发展,族群与族群之间并没有绝对的边界,相互通婚的情况也相当普遍,加上王朝国家长期性的经略开发,从更广袤的整体战略考虑,实际已形成了最稳定的边疆体系。这里的“边疆”显然是指“内边疆”,即传统中国“汉”“夷”区分界划意义上的政治、文化 “边地”,大一统秩序结构之中的境内民族边区,帝国政治的边界,而非“外边疆”,即现代国家领土主权意义上的“边疆”,大一统秩序结构之中不可让度的边境领土,帝国疆域的边界。毫无疑问,无论较诸西北还是东北,经过国家与地方社会长时段的互动性整合,西南地区已成为稳定的多民族文化区域,当然也发挥了强化边疆体系的作用。而所谓边疆体系,按照民国年间通行的说法,当然也可称作边政体系,可见“边”的地缘政治学涵义始终长期存在。
七、拓宽“苗疆”研究的空间
由于清水江文书的数量规模较为庞大,现在应该思考的一个问题,就是如何继续做好征集整理及刊布出版的工作。如果文书征集到档案馆后,不及时加以整理和刊布,必然就会丧失征集工作的价值意义,既是公共文化资源的浪费,也是地方开放发展机遇的损失。只有系统刊布出版之后,引起海内外学者的研究热情,产生大量质量一流的学术成果,才有可能提高地方文化资源的品质,强化地方文化的自我认知,使其具有全国乃至世界性的意义,必然有利于自身社会和文化的建设发展。因此,我们有必要呼吁政府与学界合作,将封闭在档案馆的“死”材料及时转化为公共性的“活”材料,不断扩大文书整理编纂的速度和规模,最大化地实现公共文化资源的成果效应。
文书刊布之后,当然就要展开多方面的研究。但研究不是将别人的理论照搬过来,材料尽管是新的,结论却是旧的,新酒装了旧瓶,依然谈不上学术价值。因此,必须从文书的具体解读出发,真正深入地方历史文化经验的实际,当然也有必要从中总结抽绎出一套理论,但理论必须与地方的实际经验相符,能够在理论与经验两个方面都令人叹服,从而产生一大批有力度、有厚度、有广度的研究成果,则未来的学术成绩必然难以限量。
为什么要强调多出有力度、有厚度、有广度的研究成果呢?因为有力度就是具有一定的理论说服力,有厚度就是要以扎实的经验材料为工作基础,有广度则为有广阔的观察视野和分析能力。即使逐个村寨或逐个个案地进行研究,也必须凸显应有的重大意义,能够更好地解读传统乡村生活的实际,要写出活的村寨史,活的区域史,活的清水江文明史。活态的历史中有活生生的人,是活生生的人在那里生活、劳作、交往——无论土地买卖或土地租佃,都是活生生的人的行为。大历史未必就排斥小细节,小细节则是为了说明大历史。大问题需要立足于小事件,小事件也蕴涵着大问题。研究工作之所以有价值,并非取决于题域的大小,而在于呈现了什么样的意义,小问题一样可以发现大世界。 清水江流域乃是明清两代经略开发的重点,绝大部分地区与清代文献所谓“苗疆”重叠。清代雍正年间大规模开辟“苗疆”,乃是与平定准噶尔叛乱、收复台湾同样重要的政治大事。而“苗疆”开辟之后一系列的政治措施或制度实践,最终则使当地从“化外”之地变成了“化内”之地,不仅“生苗”从此变成了“熟苗”,即“新疆”也因此变成了“旧疆”。尽管国家行政管理体制已有了实质性的进入,但政府仍有意识地为地方社会保留了足够的表达自我的空间。大量产生于这一时期的民间私契即是直接性的明证,说明地方社会的国家化与自治化并非决然冲突,“大一统”政治格局在“苗疆”的落实也决不意味着消弭了乡村生活的自治空间。只是“苗疆”既已纳入了新的行政体系,必然也经历了一系列的秩序改塑或社会重建的过程,尽管“苗乱”事件仍不时发生,但毕竟逐渐强化了对国家的认同,红契的渐趋增多与白契的渐趋减少,显然也是勿庸置疑的重要证明。清水江文书不断制作、产生、发展和增多的过程,或许也可看成是民间与国家双重话语表达逐渐交叉渗透、积累、发展和扩大的过程。
稍有必要指出的是,西方不少学者将开辟“苗疆”比附成与他们同样的殖民扩张,我们只要参照一下黑人贩卖到美洲的殖民扩张史,就不难发现二者仍有天壤之别。虽然我们并不否认开辟“苗疆”的确也使用了血腥的暴力,暴力的滥用长期妨碍了地方社会的整合,记忆的伤痛深刻地影响了地方族群的心理认同,但无论如何非汉族人群仍是在保持自身傳统的前提下纳入了大一统秩序,他们表达自我或依照习惯法进行自治的空间并未完全萎缩。这些现象决非一味滥用暴刀所能清楚解释,更不能以西方跨国跨海进行殖民扩张的做法来随意比附。传统中国的治理智慧或政治策略,从来都以为必须施以“王道”而非滥用“霸道”,才能确保社会秩序的长久稳定,尽管“王”“霸”道杂用仍是常见的历史现象,但武力征服最终仍会让位和平安抚。“教化”的推行乃是地方官员不遗余力的工作,“内地化”发展的趋势越到后期就越明显,虽然以清水江为水运要道向四周推扩,仍存在着突出的地缘发展不平衡差距。当然,“苗疆”地区众多的族群,他们在王朝力量不断介入的过程中,如何主动调适自己的生活、生产及社会交往关系?国家或国族的想象及认同,怎样植入了他们长久而共同的集体心灵?在与汉文化交流融变的漫长过程中,他们身处其中的社会结构如何一点一滴积累并最终发生了重大变革?面对新的不断变动着的政治、经济、文化语境,他们如何重新建构自己的生活秩序与族群秩序?诸如此类的问题,都有待深入开展各种专题研究。而大量遗存至今的地方文书,恰好天公作美式地为我们作了资料贮存的准备。尽管严格说我们现在的研究成果并不多,与国际社会族群共同体研究的潮流相较也极不相应,但凯里学院及其他学界同仁所做的文书整理工作已经有了很好的起步,未来在学术话语权上的“预流”必定指日可待。
清水江-沅江在屈原的笔下就有了描写,几千年来始终流淌不息,既连结了不同的区域和族群,也养育了两岸世世代代生活着的人民,是一条涌动着生命活力的川流。如何通过清水江来认识西南,又通过西南来认知中国,清水江文书作为携带着大量乡土气息的原始资料,显然能极大地开拓我们认知和探索的视野。而以清水江文书的整理编纂为突破口,整合清水江-沅江上下游的各种有用资源,重新评估其在中华文明整体结构中应有的历史地位,我以为是完全可以申报联合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这项工作我们已呼吁了多年,政府应主动联合学界立即启动相关工作,千万不要留下错失机遇的历史骂名。而文书整理工作之所以重要,即在于它不仅是学术文化的工程,同时也是地方建设的大事。借此机会再次呼吁,希望能达致政学两界的共识。
[责任编辑:龙泽江]
Abstract: The holography, integrity, folklore, household character, nationality and other characteristics of Qingshuijiang Documents show the family history and village history of the Miao and Dong ethnic groups in the Qingshui River Basin from the micro level, which provide a bottom-up perspective for the cognition of modern Chinese social changes; thus, it has an important academic value.
Key words: Qingshuijiang Documents; Liping Documents; Qingshui River Basin
关键词:清水江文书;《黎平文书》;清水江流域
中图分类号:G27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621X(2018)02-0041-08
一、资料整理工作的辛劳与重要
凯里学院出版了清水江流域黎平县煌煌22册8000多件民间契约文书,我认为是学术界近年来非常重要的基础资料整理成果。整理民间文书是一项艰难的学术工作,仅仅是根据内容提炼标题就会碰到很多困难,因为必须通读所有文字,完全透晓内容后,才能审慎下笔。缺少了如实解读的环节,是无从做好整理工作的。而一旦成果出版之后,就意味着基础资料的积累范围不断扩大,研究工作的空间不断拓宽。资料的搜集、整理、编纂和出版需要花费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只有甘于寂寞和勇于奉献的学者才愿意从事这项基础性的学术工作。这既是有功于文化事业的基础性工作,也是造福学术界的重要工程,值得更多的学者参与其中,当然应该表示诚挚的祝贺!
回顾一下历史,我们就不难发现,新资料的发现和利用,乃是推动学术事业发展的一个重要刺激因素。例如,因为甲骨文的发现而有了甲骨学,因为敦煌文书的发现而有了敦煌学,因为徽州文书的发现而有了徽学。这固然反映了百年来中国学术转型的一些具体面相,但也说明了新资料的发现对学术研究工作的重要。现在由于清水江文书的大量刊布,研究的空间逐步扩大,积累的成果渐趋增多,相关人才群体的地域分布越来越广,清水江学作为一门地缘性的专门学问是不是也应时应机地得以产生了?我想答案是不言而喻的。资料的整理刊布乃是学术界应该认真对待和严肃从事的一项学术工作,凯里学院的最新成果说明民间文献资源的开发与利用又步入了新的阶段,是一系列标志性的大型文献资料编纂成果的再丰富和再扩大,必然能够吸引更多的学者参与相关研究,从而推动清水江学的深入发展和繁荣。
资料的整理刊布工作推动了学术事业的健康发展,当然并不限于民间契约文书研究个别领域。比如《宋会要辑稿》《苏轼全集校注》《王安石全集》的整理出版,就是宋史研究工作获得突破的重要标志。《阳明后学文献丛书》的出版,也扩大了阳明心学学派研究的空间。戊戌变法失败后,康有为流落到海外,现在整理出版的《康有为全集》,刊布了不少他在海外撰写的文献,也有他长期密不示人的早期撰述,不仅有裨于研究康氏本人始终坚持“保国” “保种” “保教”的思想发展变化情况,而且亦可从中了解从戊戌变法以迄“五四”运动知识界谋求社会变革的一些具体面相,当然就引发了相应的研究热潮,有人甚至将其称为“康学”。至于明清内阁大库档案、巴县档案、南部县档案、河北获鹿档案的开发与利用,显然也推动了相关研究领域成果的大量产生。而大、小传统文献兼顾,传世典籍与民间文书并重,顯然也代表了现代学术发展的一个新方向,吸引了越来越多的学者参与。足证无论任何一个研究领域,资料的搜集整理都是非常重要的基础性工作。而清水江流域作为一个多民族聚居区域,长期积累了大量原生性或融变型的特殊文化资源,显然是人类学、社会学及其他交叉人文学科开展研究的理想基地,我们只有将数量庞大的民间文书提前分期分批地公开整理出版,才能积极有效地推动清水江学的繁荣发展。
清水江文书的地域分布形态与学术研究价值特点,或许可以全息性、完整性、民间性、归户性、民族性来加以总结或归纳,当然需要逐层加以解释或说明,是否妥当则有赖大家的补充和讨论。
二、透过数量规模呈现的全息性特征
清水江文书所表现出来的全息性特征,乃是指它提供了完整的乡村社会生活的信息。为什么这么讲呢?2011年我曾一个县一个县地调查,了解现存清水江文书收藏的总量,当时统计入藏各县档案馆的文书总量就达10万件了。这显然是一个很大的数字,但现在入藏总量又翻了1倍——进入档案馆有了档案编号的,数量已超过20万份。如果加上散落在民间自然村落,或者说分布在广大地域,由乡民自动自发世代庋藏保管的形式多样的文书,数字是不是可以扩大到50万以上呢?这当然是一个极为惊人的数字,即使置于全国范围观察,也是一笔令人称羡的巨大文化财富!何况它在地域分布上是集中而非分散的——都集中在清水江流域,极少流失或散落到其他地区。倘若与徽州文书相较,后者的数量显然也相当可观,只是经由市场或其他渠道流失出去,无法集中归类的当也不少。譬如北京、上海、广州的相关学术机构都有一定数量的收藏,私人收藏者人数也很多,未必都能集中在一地供人查阅,当然就会减损它的研究利用价值。与之相较,清水江文书几乎全是就地保管,即使入藏各县档案部门者也无例外,当然就构成了完整的文书系统,形成一个具有明显的民间性特征的文本世界,乃是人的存在及其生活愿望的真实表达和历史见证,携带了大量丰富而完整的社会生活信息与地方知识信息,反映了当地百姓——苗、侗、汉——生活世界的方方面面,蕴藏着他们多方面的利益诉求和幸福向往,全息性地展示了地方社会日常生活及交往方式的完整图景。例如,家庭(族)结构的大小、生活开支的多寡、经济收入的盈缩,资源配置的优劣以及村寨组织的形式,婚姻交往的范围、物权转移的速度、经济贸易的方式,公益活动的成效、宗法关系的形成、化解纠纷的机制,伦理关系的特点、信用机制的运作、宗教信仰的内容、仪式活动的程序。诸如此类,无论巨细,只要属于实践知识的范畴,为生活世界的交往行为所必需,都可在文书中找到相应的材料。而任何一份民间文书,即使只是日常生活世界文本化的某个局部,实际也以局部的方式反映了完整世界的信息,而局部与局部之间的连结,亦即文书与文书之间的关联,更构成了一个与乡民生活直接对应的全息世界。透过文书系统所构成的全息世界,我们完全可以进入乡民交流、表达、活动的历史性场域,理解他们情感、理性、利益、信仰的精神文化天地,全面还原他们日常生活交往与实践方式的完整原貌。 清水江文书提供的各种认知全息,尽管都是当事人在特定时间和地点作出的行为决定,只能是未经组织加工的分散性知识,但却是最符合当事人利益取向的行为选择,体现的仍然是最能代表利益效果的交往行为知识,因而由各种文书汇聚起来的庞大文本系统,其所表征也只能是各种分散的个体或个案的知识构成的全息世界。这就要求在研究方法上,必须善于做出多方面的综合性分析,同时广参其他各种传世典籍文献,力求揭示当事人行为方式的基本模型,还原乡民生活的整体性原貌。透过清水江文书的全息性特征,全面了解或还原乡村生活的各种实践性知识,显然是一项十分有意义的文书学术工作,也是当地社区越来越受到学界关注的重要原因。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中国五千年的文明本质上就是农耕文明,农耕方式就是中国人最重要的生活方式。中国文化的根从来都在乡村而不在城市,认识乡村其实就是认识传统中国的一种方式。但是,建构农耕文明或乡村生活的普通百姓,当然也包括活跃在政府与乡民之间的一大批士绅阶层,他们每天的日常生活是如何度过的,他们是怎样与周围的世界打交道的,他们的宗族祭祀活动究竟来自外面的世界还是完全属于乡土的自发行为,他们的祖先记忆与精神信仰世界究竟有何关联,日常生活世界与精神信仰世界是怎样互动互构的,各种各样的个案研究都共同指向那个本来完整的乡村社会。而乡村社会中的乡民与世界打交道,他们凭借的正是实践性的知识。而实践性知识是有用的生活知识,为每一具体的个人所熟悉或掌握,必然在乡村生活得以广泛运用,能够因应变化了的环境做出调适或取舍,不仅有助个人的生存与发展,而且代表了共同的利益优化诉求。因此,根据文书提供的多种多样的历史信息,提炼出各种分散而有用的实践知识,又将这些分散而有用的实践知识整合为完整的乡村生活图景,显然是文书研究最具学术吸引力的一项重要工作。也就是说,了解乡土实践知识乃是了解乡村社会生活的重要方法,而只有了解了乡村社会才能更好地认知传统中国。或许是由于资料的匮乏及其所提供的信息的零散,严格说我们以前对乡村生活整体图景的了解是不够的。按照西方现象学的分析方法,乡民社会本质上就是日常生活的世界,不仅体现了最具本源性的生命存在方式,而且也展示了最具原初自明性的领域,是人的存在不可或缺的基础,永远都不能以加括号的方式来任意搁置或解构。因为任何人都必须首先是生活者,是生活世界的存在者,然后才有可能成为文学家、政治家、科学家、哲学家、宗教家。而文书文本的语言与日常生活的语言一样,乃是与乡民的日常生活世界而非科学或哲学领域密契一体的,始终都以自明的方式表达着各种日常生活行为的现象化存在。正是在这一意义脉络下,我们今天重新认识乡村社会与乡土中国,当然即是重新认识文明发展必不可少的生活载体,认识庞大帝国长期存在的社会基础。生活世界当然也是文化的世界,以大全的人的完整需要为根本出发点,形成了完整的全息的交往世界,透过数量庞大的清水江文书都有所反映,提供了乡村生活千姿百态的完整图景,不能不说是文化记忆的丰富宝藏。作为一种前人较少利用的文化资源,无论整理刊布或分析研究,只要不破坏其原有的生态秩序结构,其在学术史上的意义都是极为巨大的。
三、与生活交往行为一致的完整性特征
清水江文書所独具的完整性特征,是与其生态秩序格局相对应的。我们通过田野调查深刻地了解到,清水江文书尽管分散在各个自然村落,归属数量颇多的农户分散保管,但即使是一家一户庋藏的文书,大多都获得了完整妥善的保存,没有受到人为的破坏或割裂。也就是说,一个家庭或家族,少则几十份,多则数百上千份,只要涉及他们重大的社会经济文化活动,特别是与权力义务有关的协议行为,诸如土地买卖契约、典当契约、借贷契约、抵押契约、租佃契约,以及过继、分产、继承、纳税等形式多样的文书,大体都有完整而系统的遗存,加上当地盛行修谱风气,散见于各个自然村落的家谱数量也很多,正好可以综合多方面的材料,撰写传统史学较少注意的家庭生活史或宗族社会变迁史。每一家族或宗族都有其内部自然形成的结构,与之相关的土地、劳力、财产或资本等生产要素都可以自由流动,因而从某种意义上讲就是一个微型社会,从中正好可以了解其经济运作模式及自治状况,获取一些传统史学叙事结构较少注意的新颖学术研究结论。
当然,清水江文书的完整性并非仅限于家庭或家族,由于各个自然村落都有大量遗存,原有的自然生态文化格局依然保存完好,所谓完整性即意味着原生性的自然生态秩序性,是以原有的自然生态秩序性为依托产生的完整性,因而家族与家族之间或村寨与村寨之间的交往活动,譬如婚姻圈的地理分布范围、地权转移的周期性波动、诸子分家及继承制度对土地分配的影响等等,都可以其他地区为参序,考察其升降起伏的整体变迁过程,了解社会分层的整体结构状况。而“物”的转移运动与“人”的地位命运变化总是联系在一起的,每一份土地买卖契约文书都说明了“物”的流动,也暗示了人与“物”或分或合的命运变化,我们完全可以根据文书追踪“物”的流转全程,同时不妨考察“人”的或顺或逆的命运转化,开展一种既见“物”也见“人”的活态历史研究,写出一部具有活态生命气息的中国乡村史,并透过乡村史来更好地认知、解释或把握传统与现代的中国。
为了不破坏构成完整性要素的文书知识链条及相关细节,我始终认为整理工作必须坚持不遗不漏的全面性原则,即任何一份文书,无论成册的或单页的,字多的或字少的,完好的或残缺的,都是完整性构成不可或缺的要素,代表了知识链中的重要一环,抽掉了即意味着完整性的缺损,知识链的中断,都应该按照其原有的秩序生成形态,以保持原貌的方式一一编入书中。个别单位所谓精选的想法,我曾在多个场合讲过是不妥当的。因为无论任何一份契约文书,都不可能是“物”的流动的定格,也不可能是“人”的命运的终结,而只能是产生了变故的日常生活的重要一环,人的命运符号的一个中介。而史学家的历史还原工作,如同老吏断狱一样,乃是以一个点与另一个点联结起来的方法,一步一步地展开其推论或归纳工作的,任何一个微细的线索,都有可能是关涉全局的要素条件建构,构成了家族或村落生活变迁史重要的一环,一旦抽掉即有可能轧断既知其然又知其所以然的复杂中间线索,看不到“人”与“物”社会化因果变动的全程,造成客观史实的误判,影响整体结论的可靠。因此,完整不仅反映了清水江文书遗存的一个固有形态特征,而且更应该成为编纂整理工作的一条基本原则,破坏了这个基本原则不仅会丢失其所携带的大量历史信息,而且也减损了因系统性而呈显出来的巨大研究意义和学术价值。 四、信用体系保障下的民间性特征
清水江文书的民间性特征,刚才郑振满教授已讲到了。当地文书的产生,或可溯至明代,只是仍以清代为大宗,民国时期的数量也不少。不断地层累堆积,配合着乡村生活的变迁,不仅数量随着时间跨度的拉长越到后期就越多,而且涵盖的地缘范围也越到后期就越广,完全可说是一种逐渐趋于程式化的活态原始档案。这样说的根据何在呢?如果认真加以观察,就不难发现,当地雍(正)乾(隆)以前显然是白契多而红契少,雍(正)乾(隆)以后则红契渐多而白契渐少,但白契的总体数量仍超过了红契。不过,红契的增多仍说明契约秩序越来越朝着规范化或制度化的方向发展,不仅显示了国家力量的不断渗透和深入,而且反映了行政管理体系已有了实质性的介入,因而体现在契约文书的书写方式上就是明显的程式化发展趋势。但是,乡村社会毕竟仍是高度自治的社会,市场秩序也是自动自发逐渐形成的自由经济秩序,契约的签订及执行仍属于民间私法范畴,当事者既是自然人也是法人,无论权利或义务都有明确的规定,即使加盖了官府契税印信的红契也不例外,只是后者尽管仍是民间性的私人协议,却多了一层官方认可的权利保障,依然是民间契约意识与协商机制的产物,严格讲仍为私文书而非公文书。所以,大量的契约文书表征的仍是民间协议行为的活跃,既体现了经济生活行为必有的信用与规范,也表征了秩序原则遵守的必要和重要,显然民间性也构成了当地文书的一大历史特征。
契约文书的签订需要先问亲邻,再礼请中人,最后画押签字,有一套民间习惯法认可的严格程序,必然蕴藏着一套透过民风习俗即能观察到的信用体系,否则很难设想民间习惯法的执行效力——违约不仅在民法与官法即法律层面上会受到惩罚而造成损失,即在道德层面上亦会受到种种谴责而难以抬头。这就决定了任何违约行为都必须付出极高的成本,当然反过来也强化了民间社会人际交往信用体系的建构。
由此可见,民间文书所表现出来的契约意识,乃是以信用体系的存在及其承诺和遵守为依托的,缺少了人与人之间信任机制的关联与运作,便很难设想有如此多的契约行为的产生。这当然也是乡村自治秩序能够长期存在的重要前提,透过文书亦可看到隐藏在其中的知识经验与价值观念,说明传统中国民间社会尽管充满了各种利益博弈的复杂诡谲现象,但同时也是一个依靠信用原则来维系的稳定性自治社会。由于国家力量进入清水江流域的时间相对较晚,地方社会长期均靠“议榔” “侗款”等民间制度体系来加以组织和建构,信用作为其中不可或缺的伦理原则,显然也表征了乡村生活人与人交往的客观实际,也可说是熟人型人际交往关系的润滑剂,发挥了维系或支撑社会机制运作的重要作用。
当然,红契的增多不仅反映了国家力量的进入,同时也显示了民间社会的变迁。更直截地说,当地世居族群本来固有的原生型社会形态,随着国家力量与外来文化的进入,也受到了各种外来力量的有效改塑。这种改塑显然也是多种因素——包括国家力量与地方社会的互动——长期整合融变的结果,反映在契约文书上就是书写方式越来越与汉人社区趋于一致,说明地方社会也是在各种内外因素交织互动的过程中逐渐发展和成熟起来的,完全不与其他任何族群或社区交往的孤立社会都是不可能存在的。清水江流域大量契约文书的产生和遗存,本身就是本土社会与外来文化因子长期复杂互动并不断融变的结果。如同讲地方性未必就意味着忽视了国家性一样,强调民间性也未必就意味着遗忘了外来性。只不过这里所说的外来性,主要是指以儒家文化为代表的大传统的渗透和影响,大、小传统的长期交融互动也是传统社会不可忽视的重要现象,因而儒、道、释三家均在当地各有程度不同的传播,并形成了有着明显差异性的民间形态。其中儒家思想与民间社会信用体系及伦理原则结合后,显然也逐渐成为不少地区的重要精神背景,发挥了强化地方秩序建构的作用,满足了维系契约信用机制运作的需要。
五、多重信息互摄互涵的归户性特征
与其他地区遗存的大宗民间文书相较,清水江文书的归户性特征早已引起了学界的高度重视。为什么归户性问题如此重要呢?因为不少徽州文书由市场流出后,经过多重中介环节,加上有意无意的人为破坏,已从文书原初拥有者及其家族中剥离出来,不仅文书持有、保存、传承的主体已发生了变故性的转换,即本来固有的连续性历史信息也遭到了毁损。我们不知道文书的原初来源地究竟在何处,“活”材料已变成了“死”材料,當然就难免不会造成空间判断上的错位,同时也有可能影响研究结论的可靠。大家知道,历史研究是以经验性的客观史实为考证分析的对象的,任何经验性的史实都必有其产生的时空场域,因而历史研究工作中的时空定位就显得十分重要,否则难免不造成认知上的模糊或混乱。例如,彝族文献大多缺少年代学的准确记载,只能依靠父子连名世系来加以推论,但兄终弟及和夫死妻代的情况时有发生,必然就会造成大量难以彻底解决的历史悬案。而清水江流域世世代代相互传承的大量归户文书,可说始终在家庭或家族内部流传,具有突出的连续性或在地性特征,即使存在房派分支的情况,其保管也显得相对集中,因而不仅可以清楚地知道其原初的持有人,能够据此准确判断其与当事人(事主)的关系,显然具有原始家庭档案的意义,而且也能准确地定位其来源村落,可以据此清晰了解其庋藏的原始姓氏或宗族,看到当事人(事主)背后的家族或宗姓关系。正是由于有了持有人与来源地的准确定位,譬如与之相关的田土或山场买卖文书,显然就可以根据文书所提供的完整性信息,找到田土或山场的具体位置,了解研究工作必需的各种细节资料,展开多方面的精准分析,避免归户性丢失可能造成的学术遗憾。至于年代学的问题,文书一般都有清楚的标识,但如遭遇改朝换代或其他重大政治变故,也时有以“天运”纪年的情况产生,则有必要周纳各种材料,反复辨析考证,作出年代学的准确判断,避免时间错位可能导致的认知错误。
清水江流域数量繁多的归户文书,由于其保存者即是原初持有人而非转手者,而持有人往往即为事主的物权继承者,与之相关的来源地亦为事主的生活地,归户性可以落实到事主生活的具体村寨及传承农户,无论地缘或血缘都有着密契一体的关系。因而整理著录或编纂出版时,大多可以准确了解持有人与当事者(事主)的前后渊源关系,清晰辨识来源地与家族(宗族)活动区的地理空间区位。当然,以上所说反过来也应成为整理工作必须遵循的著录原则,目的在于为研究者提供多方面的优化信息,从而确保研究工作资料取用上的准确与可靠。如果以此为根据,进一步展开多方面的田野调查,同时广采碑刻、谱牒、志乘、文集等各种官修私撰文献,则不仅清水江文书本身的学术研究价值将会获得最大的彰显,即未来的学术研究成果亦会源源滚滚不断涌现。 清水江流域遗存的大量归户文书,显然也可用“在地性”来加以表征。“在地性”既可统括当事者、持有人和收藏单位,也能涵摄家庭、宗族及来源地,做到多重信息的互摄与互涵。或者说户主、家庭、宗族三者统一的归属性,也可以具体的自然村落及生活于其中的农户的在地性来加以表达,无论自然形态的“户”或因“户”而成的自然村落,即从县到乡(镇)到村再到户,层层信息都应该有相应的方式来加以揭示,力求保存其原有的完整性或连续性,同时也贮存更多的乡土交往生活信息。这当然也应成为文书著录的一大重要原则。与其他地区的文书或多或少总有某一方面的信息缺项相较。从目前清水江文书的分布庋藏特征及整理出版情况看,它的“在地性”特征所涵摄的历史信息无疑是最全面和最丰富的。
因此,根据归户性文书提供的准确历史信息,同时辅以其他各种大、小传统传世文献,摸清不同家族或房派之间的交往、联结、组织的社会性特征,了解其升降起伏的命运变迁全程,总结地方基层社会经济、政治、文化运作的具体情况,必然能够弥补传统史学长期遗留下来的认知空白,开拓出地域学术发展的新方向。其中最为有利的一项资料利用条件,便是凭借归户性信息提供的空间定位,开展精准可靠的田野调查,亦即文书解读与田野调查相互结合——譬如家谱世系与文书事主往往就可互证,见诸文书的不动产转移也可与遗存至今的实物比对——通过文书、典籍、田野、实物多重证据互考互构的方法论路途,相信未来的清水江学研究空间必将是极为广阔的。
六、开放融变的民族性特征
清水江流域与今黔东南地区相互重叠,乃是苗、侗、汉多民族聚居区。当地文书则为乡民生活、劳作、交往的实物性见证,因而必然也携带了民族性的信息和特征。但所谓民族性乃是在变异中不断延续和发展的地域族群特征,决不可能是封闭、单一、不变的排他性民族特征。因此,透过文书所表征的地缘形态来研究多种文化因子互渗互構形成的地方族群文化特征,而非以单一民族为考察对象来展开孤立性的研究,显然前者更能揭示族群与族群之间或地方与地方之间复杂互动的真实图景,获取更多的以地域为分析框架的人类学研究成果。所以,一旦谈到清水江文书的民族性,则只能说是多元交融的民族性,而非排他性的民族性,表现在文书文本上就是一律使用汉字,但也有用汉字记苗音、侗音或汉译苗语、侗语并相互混杂的情况,即使表面看来同样的汉字,其所表征的具体内容,也有可能与汉人社区存在差异,不能不引起解读者的特别注意。
我们看到,正是由于文书文本所体现出来的民族差异性,导致了不少整理或考释工作上的困难。也就是说,任何人都不能想当然地以为其他地区的解读成果可以随意地套用到清水江文书上。实际上,地方族群的生存环境、风俗礼规、社会结构、宗教信仰等,透过生活世界活生生的交往语言,最终都有可能以文字的形式凝固在文书文本之中。如同生活总是活生生的人的生活一样,语言也是活生生的人的语言,因而人与语言的不可分离,本质上就是人跟生活的不可分离。所以,以清水江文书为窗口观察乡民世俗性的日常生活,正好可以从中观察其在长期历史过程中形成的地缘性特点与民族性特征,感受他们的喜怒哀乐,了解他们的离合聚散,尊重他们的内心情感,维护他们的生存发展权利。至于透过语言积淀下来的地方性知识,也在文书层累堆积的过程中得以大量保留,以致凝同为一套文化符号, 体现了族群集体的生存智慧,蕴含着极为丰富的意义内涵,需要做大量的挖掘、分析、还原、重构的工作。
清水江流域固然是多民族聚居区,表现出来的文化也具有多元性的特征,但由于长期的交流互动,实际也在朝着综合融变的方向发展,族群与族群之间并没有绝对的边界,相互通婚的情况也相当普遍,加上王朝国家长期性的经略开发,从更广袤的整体战略考虑,实际已形成了最稳定的边疆体系。这里的“边疆”显然是指“内边疆”,即传统中国“汉”“夷”区分界划意义上的政治、文化 “边地”,大一统秩序结构之中的境内民族边区,帝国政治的边界,而非“外边疆”,即现代国家领土主权意义上的“边疆”,大一统秩序结构之中不可让度的边境领土,帝国疆域的边界。毫无疑问,无论较诸西北还是东北,经过国家与地方社会长时段的互动性整合,西南地区已成为稳定的多民族文化区域,当然也发挥了强化边疆体系的作用。而所谓边疆体系,按照民国年间通行的说法,当然也可称作边政体系,可见“边”的地缘政治学涵义始终长期存在。
七、拓宽“苗疆”研究的空间
由于清水江文书的数量规模较为庞大,现在应该思考的一个问题,就是如何继续做好征集整理及刊布出版的工作。如果文书征集到档案馆后,不及时加以整理和刊布,必然就会丧失征集工作的价值意义,既是公共文化资源的浪费,也是地方开放发展机遇的损失。只有系统刊布出版之后,引起海内外学者的研究热情,产生大量质量一流的学术成果,才有可能提高地方文化资源的品质,强化地方文化的自我认知,使其具有全国乃至世界性的意义,必然有利于自身社会和文化的建设发展。因此,我们有必要呼吁政府与学界合作,将封闭在档案馆的“死”材料及时转化为公共性的“活”材料,不断扩大文书整理编纂的速度和规模,最大化地实现公共文化资源的成果效应。
文书刊布之后,当然就要展开多方面的研究。但研究不是将别人的理论照搬过来,材料尽管是新的,结论却是旧的,新酒装了旧瓶,依然谈不上学术价值。因此,必须从文书的具体解读出发,真正深入地方历史文化经验的实际,当然也有必要从中总结抽绎出一套理论,但理论必须与地方的实际经验相符,能够在理论与经验两个方面都令人叹服,从而产生一大批有力度、有厚度、有广度的研究成果,则未来的学术成绩必然难以限量。
为什么要强调多出有力度、有厚度、有广度的研究成果呢?因为有力度就是具有一定的理论说服力,有厚度就是要以扎实的经验材料为工作基础,有广度则为有广阔的观察视野和分析能力。即使逐个村寨或逐个个案地进行研究,也必须凸显应有的重大意义,能够更好地解读传统乡村生活的实际,要写出活的村寨史,活的区域史,活的清水江文明史。活态的历史中有活生生的人,是活生生的人在那里生活、劳作、交往——无论土地买卖或土地租佃,都是活生生的人的行为。大历史未必就排斥小细节,小细节则是为了说明大历史。大问题需要立足于小事件,小事件也蕴涵着大问题。研究工作之所以有价值,并非取决于题域的大小,而在于呈现了什么样的意义,小问题一样可以发现大世界。 清水江流域乃是明清两代经略开发的重点,绝大部分地区与清代文献所谓“苗疆”重叠。清代雍正年间大规模开辟“苗疆”,乃是与平定准噶尔叛乱、收复台湾同样重要的政治大事。而“苗疆”开辟之后一系列的政治措施或制度实践,最终则使当地从“化外”之地变成了“化内”之地,不仅“生苗”从此变成了“熟苗”,即“新疆”也因此变成了“旧疆”。尽管国家行政管理体制已有了实质性的进入,但政府仍有意识地为地方社会保留了足够的表达自我的空间。大量产生于这一时期的民间私契即是直接性的明证,说明地方社会的国家化与自治化并非决然冲突,“大一统”政治格局在“苗疆”的落实也决不意味着消弭了乡村生活的自治空间。只是“苗疆”既已纳入了新的行政体系,必然也经历了一系列的秩序改塑或社会重建的过程,尽管“苗乱”事件仍不时发生,但毕竟逐渐强化了对国家的认同,红契的渐趋增多与白契的渐趋减少,显然也是勿庸置疑的重要证明。清水江文书不断制作、产生、发展和增多的过程,或许也可看成是民间与国家双重话语表达逐渐交叉渗透、积累、发展和扩大的过程。
稍有必要指出的是,西方不少学者将开辟“苗疆”比附成与他们同样的殖民扩张,我们只要参照一下黑人贩卖到美洲的殖民扩张史,就不难发现二者仍有天壤之别。虽然我们并不否认开辟“苗疆”的确也使用了血腥的暴力,暴力的滥用长期妨碍了地方社会的整合,记忆的伤痛深刻地影响了地方族群的心理认同,但无论如何非汉族人群仍是在保持自身傳统的前提下纳入了大一统秩序,他们表达自我或依照习惯法进行自治的空间并未完全萎缩。这些现象决非一味滥用暴刀所能清楚解释,更不能以西方跨国跨海进行殖民扩张的做法来随意比附。传统中国的治理智慧或政治策略,从来都以为必须施以“王道”而非滥用“霸道”,才能确保社会秩序的长久稳定,尽管“王”“霸”道杂用仍是常见的历史现象,但武力征服最终仍会让位和平安抚。“教化”的推行乃是地方官员不遗余力的工作,“内地化”发展的趋势越到后期就越明显,虽然以清水江为水运要道向四周推扩,仍存在着突出的地缘发展不平衡差距。当然,“苗疆”地区众多的族群,他们在王朝力量不断介入的过程中,如何主动调适自己的生活、生产及社会交往关系?国家或国族的想象及认同,怎样植入了他们长久而共同的集体心灵?在与汉文化交流融变的漫长过程中,他们身处其中的社会结构如何一点一滴积累并最终发生了重大变革?面对新的不断变动着的政治、经济、文化语境,他们如何重新建构自己的生活秩序与族群秩序?诸如此类的问题,都有待深入开展各种专题研究。而大量遗存至今的地方文书,恰好天公作美式地为我们作了资料贮存的准备。尽管严格说我们现在的研究成果并不多,与国际社会族群共同体研究的潮流相较也极不相应,但凯里学院及其他学界同仁所做的文书整理工作已经有了很好的起步,未来在学术话语权上的“预流”必定指日可待。
清水江-沅江在屈原的笔下就有了描写,几千年来始终流淌不息,既连结了不同的区域和族群,也养育了两岸世世代代生活着的人民,是一条涌动着生命活力的川流。如何通过清水江来认识西南,又通过西南来认知中国,清水江文书作为携带着大量乡土气息的原始资料,显然能极大地开拓我们认知和探索的视野。而以清水江文书的整理编纂为突破口,整合清水江-沅江上下游的各种有用资源,重新评估其在中华文明整体结构中应有的历史地位,我以为是完全可以申报联合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这项工作我们已呼吁了多年,政府应主动联合学界立即启动相关工作,千万不要留下错失机遇的历史骂名。而文书整理工作之所以重要,即在于它不仅是学术文化的工程,同时也是地方建设的大事。借此机会再次呼吁,希望能达致政学两界的共识。
[责任编辑:龙泽江]
Abstract: The holography, integrity, folklore, household character, nationality and other characteristics of Qingshuijiang Documents show the family history and village history of the Miao and Dong ethnic groups in the Qingshui River Basin from the micro level, which provide a bottom-up perspective for the cognition of modern Chinese social changes; thus, it has an important academic value.
Key words: Qingshuijiang Documents; Liping Documents; Qingshui River Basi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