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中国社会为什么没有发展出欧洲式的资本主义？美国学者彭慕兰（Kenneth Pomeranz）对这一问题的阐发在近二十年颇具影响力，他的核心观点是：18世纪以前，东西方的经济水平大体持平，西方并不占据明显而独特的内生优势;19世纪初，历史开始出现分流，东西方经济发展的差距逐渐拉大。而造成这一现象的主要原因，一是美洲新大陆的开发，二是英国煤矿优越的地理位置。
　　此论一出便引起极大争议。在中国近代经济社会发展问题上持“内卷化”、“过密化”一说的黄宗智教授，认为彭慕兰的研究存在很多经验性错误，且过于依赖二手文献，对西方学术成就的认识不足。不过，包括批评者在内，学术界总体认为彭慕兰的研究在方法论上做出了杰出贡献，尤其是他跳出了生产水平、消费水平等指标的限制，通过检验政府干预、特权垄断等指标来衡量市场的自由竞争程度，进而比较东西方的经济发展态势——哪个更符合斯密型增长模式，哪个更易于在边际成本和边际收益上取得平衡。这一思路对后来的研究者启发很大，经济史学界逐渐抛弃了那些会因为文化、习俗、价值观差异而失效的规则，同时开始发掘那些更能够反映经济发展动态过程的指标。
　　美国国民经济研究局（NBER）近日发布的一篇题为《18、19世纪中英资本市场比较：以小麦价格为证》的工作论文，可以视作对这一研究路径的继续探索。
　　基于对19世纪欧洲、北美和日本金融市场的研究，文章从资本市场的角度重新剖析了东西方的“大分流”，没有金融市场，剩余收入就无法通过市场被投入到更有效率的生产项目上去。换言之，金融市场整合资本的程度高低直接影响了资本主义的发育。或许因为这一关系太过基本，它在现代经济增长中发挥的作用反而没有得到学术上的足够重视。英国经济在18世纪快速发展，资本市场在这一过程中扮演了极为关键的角色。在考察资本市场表现的过程中，研究者需要选取恰当的标准来为资本定价。资本价格即利率，利率越低，经济发展受到的资本限制就越少，资本交易的风险成本也就相应得更低。但是利率总是随着借贷项目的不同而有所差异，因此很难进行直接比较。彭慕兰也曾指出利率非常易变，这会给经济研究带来很大麻烦。但是该文独辟蹊径，采用了相对稳定且变量可控的粮食价格——主要是东西方均作为主要粮食作物的小麦价格——来推导利率的变化。作者搜集了18世纪后期到19世纪中期中英两国的粮食价格，发现英国同期利率水平比中国至少要低20%。
　　此外，文章选取了国内不同区域的市场整合程度作为考察资本市场表现的另一条标准。市场整合程度低，意味着劳动和投资的区域门槛较高，资本市场的风险就会相应加大，而高水平的市场整合则能确保资本便捷地流向生产效率较高的地区。英国在此方面的表现远优于中国。江浙一带是当时中国经济相对发达的地区。在长江三角洲200公里的范围内，区域资本整合水平与同距离内英国的水平不相伯仲。但是一旦超出江浙地区，英国则超过了中国二到三倍，甚至更多。而且有充分的证据显示，英国市场一体化方面的优势早在18世纪末就已经存在了。
　　总而言之，文章表明英国不但在资本市场发展上超过了中国的大部分地区，而且早在工业革命之前就已经完成了这个超越。这就意味着资本市场的发展水平可能是解释“大分流”时非常重要的一个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