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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藏传佛教，也称喇嘛教、黄教，在经过宗喀巴大师改革后，对蒙古民间习俗较为宽容，很适合在蒙古大草原上滋长，很快便取代了蒙古族原教之萨满教，而在整个蒙古族地区大行其道。1571年，格鲁派高僧阿兴喇嘛到河套地区传教，机缘相会笃信佛教的蒙郭勒津部落可汗阿拉坦；1578年，阿拉坦汗与黃教格鲁派首领索南嘉措相会于青海湖畔的仰华寺，召开法会，举行了阿拉坦汗隆重的入教仪式。这次法会的历史意义深远，阿拉坦汗作为蒙古族最大的可汗赐封索南嘉措为“圣识一切瓦齐尔达赖喇嘛”，即“佛法无边如大海”的意思。自此，“达赖喇嘛”这一封号，便成了历代由中原王朝册封的专属。索南嘉措，历史上的三世达赖，因阿拉坦汗册封而名声大噪。
这之后，阿拉坦汗借助黄教的权威，加强了他在全蒙古诸部落中的大汗地位；藏传佛教之黄教，也在阿拉坦汗支持下，传遍整个蒙古草原。
明末清初，活跃在辽西地区的成吉思汗谪系子孙——察哈尔林丹汗被崛起于白山黑水间的后金王朝赶至遥远的青海大草滩，从此一蹶不振。而早与后金王朝结盟的阿拉坦汗之子僧格汗，便率蒙郭勒津部众从宣府边外迁牧至辽西阜新地区。与蒙郭勒津部落一同迁来的，还有藏传佛教。
但阿拉坦汗不会料到，一百多年后，他所笃信并推崇的这一宗教，几乎给他的后世子孙带来了灭顶之灾……
二
三百多年前的1633年，阜新蒙郭勒津地区一个十八岁的蒙古族青年桑丹桑布，突然离家出走，远足科尔沁大草原一个叫阿波希格的地方，出家当了喇嘛。越四年，在一位大德高僧的点拨之下，桑丹桑布又移身深山隐居，静心修度，广法佛缘十六年，成为藏传佛教一代声名远播的禅师。1667年，桑丹桑布返回家乡蒙郭勒津，在一座叫“额尔敦图格山”的山洞里继续修行，颇受民众拥戴与崇拜。
1669年，即康熙八年，在额尔敦图格山北麓山脚下的佛寺峪，桑丹桑布主持兴建三间庙房的葛根苏木，招徒纳弟，施舍众生。葛根苏木，俗称佛喇嘛寺，汉译瑞应寺。桑丹桑布被尊为堪布喇嘛，即住持喇嘛。
后来，由于瑞应寺自康熙以降，各代清朝皇帝恩赐有加，寺庙规模一度达到三百六多座，号称藏传佛教八大国庙之一，与青海塔尔寺、甘肃拉卜楞寺并称为西藏以外的三大寺院，从而形成了东蒙地区的藏传佛教中心，便被民间誉为“东藏”。一时间，这条藏在辽西大山里最普通不过的小山沟，就成了香火辐奏、佛光盈谷的繁华小镇。
与瑞应寺一道声名鹊起的，还有一世活佛桑丹桑布。
有民间传说附会说，瑞应寺之所以取得如此高的地位，是因为一世活佛桑丹桑布在隐居山中时，巧遇微服私访之康熙皇帝。两位高人因佛缘而惺惺相惜，皇权泽被佛法，蒙部勒津地区不想成为东蒙黄教中心都难。
其实，稍懂一点儿历史常识的人都知道，一世活佛桑丹桑布隐居山中是康熙八年之前的事，那时的玄烨还是个少年天子，尚未亲政，何来微服私访？史实是，活佛之所以受到康熙的青睐，与一起科尔沁蒙古的未遂叛乱息息相关。
1671年，孝庄太皇太后的娘家侄孙子——少年达尔罕王进京走亲戚，在皇宫大内与少年天子玩耍，一时玩得兴起，心血来潮，非要坐一坐皇帝的金銮宝座过过瘾，却被康熙小皇帝断然拒绝，遂惹得达尔罕小爷很是不爽：咱俩年龄般般大，表兄表弟实在亲戚，坐一下你的座位天也塌不下来，何必如此不给面子！表兄弟为此闹翻。返回科尔沁大草原后，火爆率性的达尔罕小爷还是转不过来面子，心想你康熙不给我面子，我得自己找回面子，也是仗着他姑奶奶孝庄太皇太后的威势，闹着起兵要讨伐他的这位高高在上的表弟康熙。消息立刻传到京城大内康熙小皇帝的耳朵。碍于太皇太后的情面，康熙小皇帝并未兴师动众，也是知道表兄弟达尔罕在问他要面子找台阶下。于是，康熙想起了两年前在出巡古北口时接见的瑞应寺始祖活佛桑丹桑布，便下诏令桑丹桑布前往科尔沁蒙古谒见达尔罕亲王，斡旋此事。达尔罕小爷虽然嚷着起兵叛乱，实则是只闻雷声响却未见雨飘落，做做样子罢了。瑞应寺始祖活佛桑丹桑布当然不辱使命。史料说，达尔罕亲王感激涕零，马上决定修建“立誓庙”和“兵马寺”，以谢活佛为了江山社稷的一片佛心，实则是在给他表兄弟康熙小皇帝往回找补面子。两厢一找，岂不皆大欢喜。
活佛桑丹桑布往京复命，康熙皇帝高兴，遂决定拿出自己的私房银子在瑞应寺里另建一座大昭寺，俗称“佛祖殿”。之后，意犹未尽，又力劝朝中肱骨重臣捐资再筑一座祈愿殿，俗称“九大臣祈愿殿”。
从此，佛寺峪里的佛寺镇越发兴盛了。
但是，就像我们在酷暑中常常感念清凉一样，有谁可注意到了那份清凉的背后不是藏着严寒呢？
三
大清，崛起于辽东苏子河畔的赫图阿拉，初时定国号“后金”，与宋朝时女真人所建“金国”相对，都是女真人所建之国。不同的是，宋时的完颜氏是熟女真，已是半农半猎的民族了。完颜氏得汉人半壁江山，熟女真悉数从龙入关，只留下了在长白山原始森林中依然以狩猎为生的生女真。生女真发展到努尔哈赤建立后金国时，人口也不过几十万众，而能够驰骋疆场为后金国逐鹿中原的人口也就十几万，即后来所谓的满八旗。明末，李自成率领的农民起义军推翻了大明王朝，让后金女真人捡了个大便宜，兵不血刃地一举夺取了中原王朝。满清入关后，统治者突然发现，千百年来善于内讧的汉人并不足惧，唯一令他们寝食难安的，只有凶悍尚武的成吉思汗的后世子孙们，有清一代的历任皇帝们，对此都不敢掉以轻心。倘使蒙古人某一天再度高唱成吉思汗的伟大史诗，统一了四分五裂的蒙古，那么，区区几十万人口的女真大清国，或将重蹈他们同宗的祖先完颜氏大金国覆辙，被蒙古大军排山倒海般的铁蹄碾成齑粉。
藏传佛教与汉传佛教最大的不同是，一个不吃斋诵经，一个吃斋念佛。蒙古人的饮食习惯是自小以牛羊肉为主膳。所以，既能酒肉穿肠过佛祖心中留，又能往生轮回，黄教取代蒙古原教之萨满教，那也就成了历史的必然了。清朝统治者在这种历史的必然中注意到了一个细节：藏传佛教与汉传佛教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戒色戒淫”。改革后的黄教教义是不娶妻、不繁育后代。让强悍的蒙古人不娶妻不繁育后代，不消多长时间，蒙古人口就会锐减。于是，清朝统治者专为黄教在蒙古草原的传播下了一道诏令：凡蒙古人家男丁两个以上者，只允许留一男丁延续香火，余者皆入教当喇嘛。为了此项国策得以顺利实施，统治者不遗余力地划拨国帑大肆兴建寺庙。 早在前清崇德帝皇太极时期，皇太极亲征蒙古喀尔喀，驻跸刚干（今库伦），但见山谷中寺庙香火旺盛，喇嘛诵经之声不绝于耳……只是，当时黄教在蒙古地区传播之初，也仅在蒙古贵族阶层流行。但是，这也给年轻而又卓尔不群的皇太极以极大的启发。一个“以黄教柔驯蒙古”之策在他内心悄然生成。后来，皇太极诏道：兴黄教即所以安抚众蒙古，所系非小。他的承继者们牢记这一祖训，甚至发扬光大，用黄教驾驭蒙古，而且，是以整个蒙古民族为目标，几乎使蒙古民族堕入了毁灭性的灾难深渊。
法国著名蒙古史学者勒内·格鲁塞在其《草原帝国史》一书中准确地描述道：蒙古诸贝子自弃蒙古之语，名号俱学喇嘛，卒到国运衰微……
康熙皇帝在其亲政后，为了利用黄教进一步控制蒙古地区，首先就是利用喇嘛团结了喀尔喀蒙古、厄鲁特蒙古以及青海等地的诸部落蒙古，来共同对抗噶尔丹蒙古的。后来，康熙皇帝为进一步收揽蒙古民心，于多伦诺兴建了汇宗寺，命内外蒙古各旗各送喇嘛到汇宗寺修行。特请著名的章嘉呼图克大喇嘛常驻汇宗寺，封为清朝大国师，掌管内外蒙古黃教。东蒙之蒙郭勒津地区，乃整个蒙古最富庶最发达之地区，也是离大清王朝肇兴之地最近最敏感的地区，康熙皇帝看重瑞应寺、并对桑丹桑布青睐有加，则更是历史的必然了。
显而易见，瑞应寺得以香火日盛，穷乡僻壤之佛寺峪得以隆兴成繁华佛寺小镇，虽与始祖活佛桑丹桑布不无关系，但关系并不大。
国策。
瑞应寺素有“小布达拉宫”之美誉，其建筑风格完全承袭藏式风格。由于受康熙皇帝格外恩宠，不消多久，其建筑规模即展露一发而不可收之势。至道光年间，已成为阜新蒙郭勒津地区最大最负盛名的喇嘛庙了。庙宇所占房间也由最初的三间发展到三千多间，占地已达十八平方公里，世传“有名的喇嘛三千六，无名的喇嘛数不清”，盛极一时。清代中晚期后，阜新蒙郭勒津地区以佛寺峪之瑞应寺为中心，向外扩散成了十里一寺、五里一庙的紧凑格局，普安寺、德惠寺、吉庆寺、广法寺、普善寺、圣经寺、寿宁寺、同善寺、广化寺、经伦寺、龙凤寺、香烟寺等等，像星星一样撒满了阜新蒙郭勒津地区六千多亩土地。据地名调查，阜新蒙古族自治县上上个世纪末有蒙古村屯五百二个，如果按三百六座喇嘛庙计算，一个半村屯就要供养一座庙。到清末，有学者统计，黄教在阜新蒙郭勒津地区已整整统治了三个世纪，少繁育人口至少在八十七万之众，整个地区只有十万人口，而出家当喇嘛的就有二万人，占男性人口五分之二，是成年男性的一半。就是说，只有五分之二的劳动力参加社会生产劳动，却要养活五分之二的喇嘛和全社会的人，社会生产力已遭到了严重的破坏，民生已难以为继。
阿拉坦汗皈依黄教，但他有巾帼英雄、他的外甥孙女兼爱妃——三娘子可以仰仗，为他与大明王朝签订历史上著名的“隆庆和议”，一保蒙古吉祥安康；可是他的子孙后代还要仰仗什么呢？
天苍苍，野茫茫。
真是“建筑一座庙，胜养十万兵”啊……
四
唐朝著名诗人杜牧有一首《江南春》七绝诗：
千里莺啼绿映红，
水村山郭酒旗风。
南朝四百八十寺，
多少楼台烟雨中。
南朝，即江南梁武帝的梁朝。梁武帝笃信佛教，在位时不爱江山爱寺院，几次欲出家当和尚却未能如愿，于是，他便在梁朝的国土上大兴土木、广建佛寺、滥觞佛法，以致劳民伤财而使民不聊生。翻开历史地图册，梁朝的国土面积是阜新蒙郭勒津地区的几十倍大，而佛寺数量仅比阜新蒙郭勒津地区多出一百二十座，却使诗人杜牧发出“多少楼台烟雨中”的感叹了，那么，如果诗人面对的是清统治者在阜新蒙郭勒津地区的滥觞佛法，他又会如何感叹呢？
佛寺峪，辽西大山里一条见证一个民族灾难历史的小山沟，如今，它已远离了那几百年的繁盛史，重归寂寞。当一拨又一拨慕名而至的游客匆匆赶来时，他们在惊叹雄伟的藏式风格的建筑如此金碧辉煌时，很少有人知道一个民族的伤口正汩汩有声地滴着殷红的鲜血。
藏传佛教，也称喇嘛教、黄教，在经过宗喀巴大师改革后，对蒙古民间习俗较为宽容，很适合在蒙古大草原上滋长，很快便取代了蒙古族原教之萨满教，而在整个蒙古族地区大行其道。1571年，格鲁派高僧阿兴喇嘛到河套地区传教，机缘相会笃信佛教的蒙郭勒津部落可汗阿拉坦；1578年，阿拉坦汗与黃教格鲁派首领索南嘉措相会于青海湖畔的仰华寺，召开法会，举行了阿拉坦汗隆重的入教仪式。这次法会的历史意义深远，阿拉坦汗作为蒙古族最大的可汗赐封索南嘉措为“圣识一切瓦齐尔达赖喇嘛”，即“佛法无边如大海”的意思。自此，“达赖喇嘛”这一封号，便成了历代由中原王朝册封的专属。索南嘉措，历史上的三世达赖，因阿拉坦汗册封而名声大噪。
这之后，阿拉坦汗借助黄教的权威，加强了他在全蒙古诸部落中的大汗地位；藏传佛教之黄教，也在阿拉坦汗支持下，传遍整个蒙古草原。
明末清初，活跃在辽西地区的成吉思汗谪系子孙——察哈尔林丹汗被崛起于白山黑水间的后金王朝赶至遥远的青海大草滩，从此一蹶不振。而早与后金王朝结盟的阿拉坦汗之子僧格汗，便率蒙郭勒津部众从宣府边外迁牧至辽西阜新地区。与蒙郭勒津部落一同迁来的，还有藏传佛教。
但阿拉坦汗不会料到，一百多年后，他所笃信并推崇的这一宗教，几乎给他的后世子孙带来了灭顶之灾……
二
三百多年前的1633年，阜新蒙郭勒津地区一个十八岁的蒙古族青年桑丹桑布，突然离家出走，远足科尔沁大草原一个叫阿波希格的地方，出家当了喇嘛。越四年，在一位大德高僧的点拨之下，桑丹桑布又移身深山隐居，静心修度，广法佛缘十六年，成为藏传佛教一代声名远播的禅师。1667年，桑丹桑布返回家乡蒙郭勒津，在一座叫“额尔敦图格山”的山洞里继续修行，颇受民众拥戴与崇拜。
1669年，即康熙八年，在额尔敦图格山北麓山脚下的佛寺峪，桑丹桑布主持兴建三间庙房的葛根苏木，招徒纳弟，施舍众生。葛根苏木，俗称佛喇嘛寺，汉译瑞应寺。桑丹桑布被尊为堪布喇嘛，即住持喇嘛。
后来，由于瑞应寺自康熙以降，各代清朝皇帝恩赐有加，寺庙规模一度达到三百六多座，号称藏传佛教八大国庙之一，与青海塔尔寺、甘肃拉卜楞寺并称为西藏以外的三大寺院，从而形成了东蒙地区的藏传佛教中心，便被民间誉为“东藏”。一时间，这条藏在辽西大山里最普通不过的小山沟，就成了香火辐奏、佛光盈谷的繁华小镇。
与瑞应寺一道声名鹊起的，还有一世活佛桑丹桑布。
有民间传说附会说，瑞应寺之所以取得如此高的地位，是因为一世活佛桑丹桑布在隐居山中时，巧遇微服私访之康熙皇帝。两位高人因佛缘而惺惺相惜，皇权泽被佛法，蒙部勒津地区不想成为东蒙黄教中心都难。
其实，稍懂一点儿历史常识的人都知道，一世活佛桑丹桑布隐居山中是康熙八年之前的事，那时的玄烨还是个少年天子，尚未亲政，何来微服私访？史实是，活佛之所以受到康熙的青睐，与一起科尔沁蒙古的未遂叛乱息息相关。
1671年，孝庄太皇太后的娘家侄孙子——少年达尔罕王进京走亲戚，在皇宫大内与少年天子玩耍，一时玩得兴起，心血来潮，非要坐一坐皇帝的金銮宝座过过瘾，却被康熙小皇帝断然拒绝，遂惹得达尔罕小爷很是不爽：咱俩年龄般般大，表兄表弟实在亲戚，坐一下你的座位天也塌不下来，何必如此不给面子！表兄弟为此闹翻。返回科尔沁大草原后，火爆率性的达尔罕小爷还是转不过来面子，心想你康熙不给我面子，我得自己找回面子，也是仗着他姑奶奶孝庄太皇太后的威势，闹着起兵要讨伐他的这位高高在上的表弟康熙。消息立刻传到京城大内康熙小皇帝的耳朵。碍于太皇太后的情面，康熙小皇帝并未兴师动众，也是知道表兄弟达尔罕在问他要面子找台阶下。于是，康熙想起了两年前在出巡古北口时接见的瑞应寺始祖活佛桑丹桑布，便下诏令桑丹桑布前往科尔沁蒙古谒见达尔罕亲王，斡旋此事。达尔罕小爷虽然嚷着起兵叛乱，实则是只闻雷声响却未见雨飘落，做做样子罢了。瑞应寺始祖活佛桑丹桑布当然不辱使命。史料说，达尔罕亲王感激涕零，马上决定修建“立誓庙”和“兵马寺”，以谢活佛为了江山社稷的一片佛心，实则是在给他表兄弟康熙小皇帝往回找补面子。两厢一找，岂不皆大欢喜。
活佛桑丹桑布往京复命，康熙皇帝高兴，遂决定拿出自己的私房银子在瑞应寺里另建一座大昭寺，俗称“佛祖殿”。之后，意犹未尽，又力劝朝中肱骨重臣捐资再筑一座祈愿殿，俗称“九大臣祈愿殿”。
从此，佛寺峪里的佛寺镇越发兴盛了。
但是，就像我们在酷暑中常常感念清凉一样，有谁可注意到了那份清凉的背后不是藏着严寒呢？
三
大清，崛起于辽东苏子河畔的赫图阿拉，初时定国号“后金”，与宋朝时女真人所建“金国”相对，都是女真人所建之国。不同的是，宋时的完颜氏是熟女真，已是半农半猎的民族了。完颜氏得汉人半壁江山，熟女真悉数从龙入关，只留下了在长白山原始森林中依然以狩猎为生的生女真。生女真发展到努尔哈赤建立后金国时，人口也不过几十万众，而能够驰骋疆场为后金国逐鹿中原的人口也就十几万，即后来所谓的满八旗。明末，李自成率领的农民起义军推翻了大明王朝，让后金女真人捡了个大便宜，兵不血刃地一举夺取了中原王朝。满清入关后，统治者突然发现，千百年来善于内讧的汉人并不足惧，唯一令他们寝食难安的，只有凶悍尚武的成吉思汗的后世子孙们，有清一代的历任皇帝们，对此都不敢掉以轻心。倘使蒙古人某一天再度高唱成吉思汗的伟大史诗，统一了四分五裂的蒙古，那么，区区几十万人口的女真大清国，或将重蹈他们同宗的祖先完颜氏大金国覆辙，被蒙古大军排山倒海般的铁蹄碾成齑粉。
藏传佛教与汉传佛教最大的不同是，一个不吃斋诵经，一个吃斋念佛。蒙古人的饮食习惯是自小以牛羊肉为主膳。所以，既能酒肉穿肠过佛祖心中留，又能往生轮回，黄教取代蒙古原教之萨满教，那也就成了历史的必然了。清朝统治者在这种历史的必然中注意到了一个细节：藏传佛教与汉传佛教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戒色戒淫”。改革后的黄教教义是不娶妻、不繁育后代。让强悍的蒙古人不娶妻不繁育后代，不消多长时间，蒙古人口就会锐减。于是，清朝统治者专为黄教在蒙古草原的传播下了一道诏令：凡蒙古人家男丁两个以上者，只允许留一男丁延续香火，余者皆入教当喇嘛。为了此项国策得以顺利实施，统治者不遗余力地划拨国帑大肆兴建寺庙。 早在前清崇德帝皇太极时期，皇太极亲征蒙古喀尔喀，驻跸刚干（今库伦），但见山谷中寺庙香火旺盛，喇嘛诵经之声不绝于耳……只是，当时黄教在蒙古地区传播之初，也仅在蒙古贵族阶层流行。但是，这也给年轻而又卓尔不群的皇太极以极大的启发。一个“以黄教柔驯蒙古”之策在他内心悄然生成。后来，皇太极诏道：兴黄教即所以安抚众蒙古，所系非小。他的承继者们牢记这一祖训，甚至发扬光大，用黄教驾驭蒙古，而且，是以整个蒙古民族为目标，几乎使蒙古民族堕入了毁灭性的灾难深渊。
法国著名蒙古史学者勒内·格鲁塞在其《草原帝国史》一书中准确地描述道：蒙古诸贝子自弃蒙古之语，名号俱学喇嘛，卒到国运衰微……
康熙皇帝在其亲政后，为了利用黄教进一步控制蒙古地区，首先就是利用喇嘛团结了喀尔喀蒙古、厄鲁特蒙古以及青海等地的诸部落蒙古，来共同对抗噶尔丹蒙古的。后来，康熙皇帝为进一步收揽蒙古民心，于多伦诺兴建了汇宗寺，命内外蒙古各旗各送喇嘛到汇宗寺修行。特请著名的章嘉呼图克大喇嘛常驻汇宗寺，封为清朝大国师，掌管内外蒙古黃教。东蒙之蒙郭勒津地区，乃整个蒙古最富庶最发达之地区，也是离大清王朝肇兴之地最近最敏感的地区，康熙皇帝看重瑞应寺、并对桑丹桑布青睐有加，则更是历史的必然了。
显而易见，瑞应寺得以香火日盛，穷乡僻壤之佛寺峪得以隆兴成繁华佛寺小镇，虽与始祖活佛桑丹桑布不无关系，但关系并不大。
国策。
瑞应寺素有“小布达拉宫”之美誉，其建筑风格完全承袭藏式风格。由于受康熙皇帝格外恩宠，不消多久，其建筑规模即展露一发而不可收之势。至道光年间，已成为阜新蒙郭勒津地区最大最负盛名的喇嘛庙了。庙宇所占房间也由最初的三间发展到三千多间，占地已达十八平方公里，世传“有名的喇嘛三千六，无名的喇嘛数不清”，盛极一时。清代中晚期后，阜新蒙郭勒津地区以佛寺峪之瑞应寺为中心，向外扩散成了十里一寺、五里一庙的紧凑格局，普安寺、德惠寺、吉庆寺、广法寺、普善寺、圣经寺、寿宁寺、同善寺、广化寺、经伦寺、龙凤寺、香烟寺等等，像星星一样撒满了阜新蒙郭勒津地区六千多亩土地。据地名调查，阜新蒙古族自治县上上个世纪末有蒙古村屯五百二个，如果按三百六座喇嘛庙计算，一个半村屯就要供养一座庙。到清末，有学者统计，黄教在阜新蒙郭勒津地区已整整统治了三个世纪，少繁育人口至少在八十七万之众，整个地区只有十万人口，而出家当喇嘛的就有二万人，占男性人口五分之二，是成年男性的一半。就是说，只有五分之二的劳动力参加社会生产劳动，却要养活五分之二的喇嘛和全社会的人，社会生产力已遭到了严重的破坏，民生已难以为继。
阿拉坦汗皈依黄教，但他有巾帼英雄、他的外甥孙女兼爱妃——三娘子可以仰仗，为他与大明王朝签订历史上著名的“隆庆和议”，一保蒙古吉祥安康；可是他的子孙后代还要仰仗什么呢？
天苍苍，野茫茫。
真是“建筑一座庙，胜养十万兵”啊……
四
唐朝著名诗人杜牧有一首《江南春》七绝诗：
千里莺啼绿映红，
水村山郭酒旗风。
南朝四百八十寺，
多少楼台烟雨中。
南朝，即江南梁武帝的梁朝。梁武帝笃信佛教，在位时不爱江山爱寺院，几次欲出家当和尚却未能如愿，于是，他便在梁朝的国土上大兴土木、广建佛寺、滥觞佛法，以致劳民伤财而使民不聊生。翻开历史地图册，梁朝的国土面积是阜新蒙郭勒津地区的几十倍大，而佛寺数量仅比阜新蒙郭勒津地区多出一百二十座，却使诗人杜牧发出“多少楼台烟雨中”的感叹了，那么，如果诗人面对的是清统治者在阜新蒙郭勒津地区的滥觞佛法，他又会如何感叹呢？
佛寺峪，辽西大山里一条见证一个民族灾难历史的小山沟，如今，它已远离了那几百年的繁盛史，重归寂寞。当一拨又一拨慕名而至的游客匆匆赶来时，他们在惊叹雄伟的藏式风格的建筑如此金碧辉煌时，很少有人知道一个民族的伤口正汩汩有声地滴着殷红的鲜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