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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轨的核心是摈弃原社会主义制度
人们普遍认为，中东欧国家后社会主义转轨始于1989年，首先出现在波兰。随后“现实社会主义的衰落”，或者有些人认为是“共产主义的垮台”遍及整个地区。随之而来的问题便由此产生。在欧洲及亚洲广大地区上运转了几十年的体制是因为自身运转不利而轻而易举地衰落，还是被外力推翻?如果是被推翻，是谁一手造成的，是内因，还是迫于外界压力?
波兰国内普遍认为，共产主义是在人们的头脑中建立起来的，也是在人们的头脑中衰败的。当人们不再信仰、畏惧它的时候，共产主义自然便走到了生命的尽头。而其垮台的真正原因正是经济发展缺乏活力。中央集权制度下单一的国有制经济形式难以实现与市场经济同生共存。我们越发清晰地看到，社会主义经济，抑或所谓共产主义经济在满足基本社会需求方面，远不及市场经济来得游刃有余，在同资本主义经济的较量中不得不败下阵来。很明显，在经历过深重灾难和战后重建后所选择的高度集权的经济发展模式，面对经济全球化浪潮，必败无疑。
应该说，“圆桌会议”在波兰成功举行是诸多因素促成的结果，而“圆桌会议”的形式是执政当局与反对派能够达成和解的唯一选择。根据“圆桌会议”协议，波兰共产主义制度并非被推翻，而是“协议解体”，从而引发了一场“无流血”的革命，导致彻底改变了波兰及中东欧国家的命运。
事实上，始于1989年的声势浩大的转型浪潮有其深刻的根源。早在此前，中东欧各国尤其是波兰、匈牙利和前南斯拉夫所推行的一系列改革就已经埋下了伏笔。当时的改革并不是系统的转轨，而是力图通过提高经济效益和竞争能力维持现有秩序。但上述努力并没有最终形成开放和搞活的经济成果。假设当时允许部分国有企业倒闭，假设当时形成了一种可以祛除经济弊端的有效机制，那么作为拥有庞大国有企业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也许就不会垮台，原制度的寿命或许可以更长久些。遗憾的是，有效机制并未出现。
转轨二十年来，后社会主义国家历经功过荣辱。在拥有超过4亿人口的中东欧国家及前苏联，2004年的生产和消费水平仍低于15年前。国际统计结果证实，后社会主义转轨国家中社会边缘化人口数量按照不同的比例明显增加几乎，所有国家都不同程度地存在收入分配不均的现象，有的差别相当严重。当然，各国国情千差万别，地区情况也不尽相同，出现上述现象也是可以理解的。像波兰这样单一的民族国家，其富裕地区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也要高出贫困地区的近六倍。在世界范围内，后社会主义国家中的收入差别就更大了。这其中既有历史遗留问题，也有制度转型带来的新问题，面对新情况，部分国家善于应对，部分国家乏善可陈。人们普遍认为，波兰无疑属于前者。事实也是如此。转轨20年后，波兰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增长了近45％，是所有转轨国家中经济增长幅度最大的。从这个意义上说，同比本地区其他国家，波兰取得的成绩最大，无疑是转型成功的国家：当前金融危机对波兰经济的冲击相对缓和，再次印证了上述结论的正确性。
1989年后，中东欧国家的改革与该地区以往任何一次改革有着本质的区别，它打破了传统意义上国有经济占绝对主体的社会主义观念一统天下的政治体制，该地区各国为建立资本主义市场化经济体制和议会民主体制而进行的前所未有的转制具有重大意义。中东欧国家政治经济转轨的实质就是对基础结构进行法律和组织上的变革，改变传统意义上的政治、经济体制的划分标准。政治转轨意味着摈弃一党垄断体制，实行政治多元化体制，各政党以公开竞争选民选票作为夺取并维系政权的方式。经济转型则意味着摈弃非市场经济体制，转而实行私有经济成分大幅增加的市场经济。
在经济具有非资本主义特点，且非市场化的指令分配机制特征突出的情况下，上述国家内部的自由化倾向必然涵盖改革的各个层面。经济自由化所涉及的范围与二战后西欧战时经济体制解体的范围有诸多相似之处除体制转轨必须涉及的领域外，改革要求(在诸如市场营销、财政金融等领域)迅速提高自身的管理能力和水平。幸运的是，这种吸收新知识，学习新本领的潜力是存在的。社会主义遗产中留给我们的积极因素之一就是高水平的全民整体素质。
长期以来，由于中东欧地区各国推行限制进口、中央集中管理投资项目等政策，加上对苏联经济的严重依赖(即苏联始终是重要的出口产品销售市场和原油进口国)，导致经济严重扭曲。该地区部分国家早期的经济发展条件是千差万别的，比如波兰就曾是私营农业经济成分占主体和手工业较发达的国家。部分国家公开或压低后公布的通货膨胀指数仍显示出宏观经济的严重失衡，如波兰、前苏联和阿尔巴尼亚。而捷克斯洛伐克和匈牙利的情况要好于上述国家，保加利亚和罗马尼亚则介于二者之间。此外，波兰、保加利亚和匈牙利债台高筑，而捷克斯洛伐克和罗马尼亚几乎没有任何外债。宏观经济严重失衡的国家面临双重挑战，即必须同时进行稳定经济和实施经济转轨。对于稳定问题并不棘手的国家来说，在推动价格自由化，深入开展一系列体制改革的同时，应保持和巩固宏观经济的稳定。
中东欧国家政治经济转轨进程的特点
第一，改革范围空前广泛。不仅涉及政治、经济体制，而且在社会结构上进行深刻的变革。多数社会主义阵营国家和前苏联加盟共和国还面临重新划界和搭建国家新的组织结构的问题。
第二，政治、经济体制变革非同时同速进行。对曾经占国民经济主导地位的大多数经济部门进行私有化需要用比组织自由选举和筹建政党更长的时间来完成。尽管政治、经济变革起步时间相差无几，但进展的不对称性决定了政治多元化先于市场经济提前建立。结果导致以优先发展市场为目标的改革却在民主和政治多元化的框架内进行，这势必对改革的进展和特性产生影响。
第三，政治经济体制和平过渡。虽然在南斯拉夫、高加索和前苏中亚地区曾经发生过流血事件，但事件主要是因长久以来的民族冲突而起。总体说来，变革具有和平的性质。一方面因在前制度下尚未形成一支既有能力又愿意通过暴力手段推翻前制度的力量。另一方面在90年代初更没有任何一支现实力量愿意使用暴力捍卫旧秩序。戈尔巴乔夫的政策避免了苏联可能进行干涉的威胁。转轨唯一的出路就是通过当权派和反对者达成的协议实现和平过渡。在中东欧地区，罗马尼亚因谈判和政权交接相脱节而导致出现较大震动是一个特例。
波兰经历了千年史上最不平凡的时期。在过去20年里，波兰人在未经历任何严重的社会动荡和流血事件后实现了1989年制度转轨时所提出的全部战略目标。今天的波兰已经成为自由、主权独立、议会民主和市场经济发达的国家，已经成为北约和欧盟的正式成员国。在决定国家和子孙后代命运的五项根本战略目标中，至关重要的目标是，缩小并在可以预见的未来彻底消除波兰与欧洲发达国家的差距。这种差距非常显著，截至目前，波兰人均国民收入只有欧洲发达国家的50％。
中东欧国家社会主义制度垮台的主要原因
历史上，人们曾经多次尝试对体制民主化和中央计划经济运转模式进行改革。波兰从50年代中期就开始进行探索。当时的改革者力图在不脱离其框架，致力于完善旧体制的前提下，探索所谓市场社会主义的第三条发展道路，但改革缺少社会广泛和持久的支持及适宜的外部条件。为什么在1989年以前被认为是不现实的东西，后来却成为可能?主要原因是在1989年同时出现了过去没有出现过的三大要素，最终导致旧体制的瓦解和新体制的诞生。
第一个要素，权力层内部发生深刻变化。改革派占据上风，他们坚持同反对派保持对话，协商求共存，直至达成召开“圆桌会议”。这是早在1956年就提出的“通往社会主义的波兰道路”发展进程的结果。“通往社会主义的波兰道路”的基本特征是推行市场社会主义、彻底取消农业集体化、部分下放企业管理权、建立工人委员会、扩大地方人民委员会权限、减少中央行政干预和推行单位内部法律保护机制。自由化倾向涵盖了文化、教育、科学、传媒等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波兰主权意识范围被无限扩大。当时出现的力图摆脱斯大林主义控制的波兰社会就社会主义体制改革问题进行了一场大讨论，讨论的结果是形成了一股以知识分子为代表的活跃的流派，该派别提出了国家指令性计划，统一管理经济的模式缺乏合理性，并要求对体制进行民主化改革。这一流派的活动对波兰统一工人党内改革倾向的发展产生重要影响，加快了“波兰社会主义模式”思维的形成，即将政治多元化元素融入到市场经济建设，融入到70年代形成的世界经济体系一体化的快速发展之中。然而，潜在机遇未加以充分利用，主要原因是内部条件不成熟以及国际局势错综复杂。
1980年夏，波兰爆发了罢工和抗议浪潮，其导火索是当局对部分肉制品市场价格进行尝试性调整。面对激烈的社会冲突，罢工工人向政府施加压力，当局面临武力解决还是社会协商两大抉择。当局做出果断答复，即政治解决是唯一出路。谈判围绕协商的条件展开。独立的工会一政治运动“团结工会”应运而生。它的出现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超越了在社会主义体制下一直被认为无法超越的界限。工会和政治多元化以及反对派组织在原制度下的存在成为不争的事实。遗憾的是，接下来的一系列事件带来悲剧性结果。当时社会出现剧烈震动，经济形势急剧恶化。商店货架空空如也，寒冬将至而能源安全面临严重威胁。加上“团结工会”许多分会的对立态度和华约组织军事干预的威胁最终导致“八月协议”签署16个月后实施了战时状态。战时状态的策划者称之的“小恶”，并没有中断继续变革现有体制，八年后“圆桌会议”的召开开辟了制度根本变革的道路。
第二个要素，反对派。他们组织有力，收效显著，能够给予人们对美好生活无限向往。战时状态在一定时间内确实削弱了“团结工会”的活动能力，迫使其最初转为地下，但后来逐渐走向公开，尽管仍未取得合法地位。当时“团结工会”所从事的活动已经远远超越工会组织任务的范畴，在建设性纲领和人事安排上逐渐成为当局最强大的竞争对手，并在1989年大选中得以充分展现。教皇保罗二世的训诫对于绝大多数波兰人来说理所当然地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教皇主张的价值观毋庸置疑地得到广泛认同。与波兰国内普遍推测的结果相反，“团结工会”既没有推翻现实社会主义，也没有削弱苏联帝国的影响。苏联社会主义在“团结工会”成立12年后的垮台，原因是极其复杂的，“团结工会”的出现只是其垮台原因中的特殊表象。“团结工会”的贡献仅在于，地缘政治局势出现新变化的时候，该组织找到了最适合自己的位置，使波兰制度的更迭不仅可以和平地，而且更为重要的是，自然地、自主地进行。
“团结工会”纲领中保留至今的东西已经为数不多。其提出的建立职工自治政府的方案和不要对社会主义的歪曲寄予的希望后来被证明是不现实的。1980年，格但斯克船厂罢工委员会提出了著名的“二十一条”，其中7条具有强烈的政治色彩，即建立自由工会组织、保障罢工权利、遵守言论自由的宪法准则、取消信仰限制、采取措施摆脱危机局面、确保各个阶层参与讨论改革方案等。其余的14条则更具有提要求、讲条件的性质，如为每位平均收入不足6000兹罗提的普通员工立刻提高工资2000兹罗提；为弥补物价增长带来的损失，保证员工收入自动增加；取消议价、恢复平价；实行肉类及加工品凭票供应；降低退休年龄，实行女子50岁、男子55岁退休制度；实行双休日及三年带薪产假制度；保障国内市场食品充分供应；限制过剩产品以外的出口；缩短分房周期等。
1989年的变革是在没有任何理论支持下完成的。除专家外，工会领导层中没有任何一人进入第一届非共产主义政府，追随总统瓦文萨的也寥寥无几。这表明“团结工会”并不具备任何明确的治国理政、发展经济的根本性纲领，政治改革思路亦缺乏新意。在这样的背景下，转轨必须采用欧洲模式，不可能有自己的独到见解。然而，“团结工会”在道义上的输出以及对波兰人在极端形势下具备完成关键和正确选择能力的自信依然存在，并延续至今。如果说“团结工会”开创了一条通往独立和民主的波兰道路，那么它同样也是一条破坏整个社会团结的私人资本主义道路。
第三个要素，外部环境及戈尔巴乔夫政策。显而易见，由于国际局势发生了深刻变化，加之国内改革困难重重，当时的苏联和华约组织不会像历史上入侵匈牙利和捷克斯洛伐克一样，对波兰再次进行武装干涉。戈尔巴乔夫在前苏联倡导推行的“改革与公开化”政策在中东欧各国产生共鸣。在波兰及捷克斯洛伐克先后举行第一次民主选举后，非共产主义政党很快就夺取政权。“人民之秋”的浪潮冲垮了该地区的现实社会主义制度，亲西方成为这些国家的政策取向。所有曾受制于前苏联的国家都把重建政治制度、快速推行经济市场化、改变对外政策作为主导方向。在对外政策的改变上，主要表现是华约、经互会迅速解体，谋求加入如欧洲经济共同体和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等西欧组织体系，
戈尔巴乔夫的例子是耐人寻味和值得借鉴的，他本人清楚“改革与公开化”之间的关系，懂得失去公众的舆论支持和广泛拥护，必要的改革就无法向前推进。然而，他在振兴经济的尝试中遭受了一连串的打击。除他外，其他试图改善经济状况，但仍然坚持中央集权管理的领导者也遭受到同样的命运。此外，令戈尔巴乔夫猝不及防的是，公共生活的进一步公开化加剧了危机向纵深发展。这一切导致了随之而来的制度瓦解在失控的状态下进行。
经济发展是通过“休克疗法”得以实现的，为此，社会付出了巨大代价。“休克疗法”在很短的时间内实现了对政治、经济、社会生活等各个层面体制的彻底转型 当然，利弊得失兼而有之。优点是在短时间内可以迅速吸引大量境外资本和援助，最大限度地缩短过渡期。缺点是失业率骤增，社会付出高昂代价，人民生活水平下降，社会不满情绪上升，
毋庸置疑，制度转轨给波兰带来的主要问题是失业问题、 有关统计资料显示，1990年波兰失业人口为27万，至2003年1月，这一数字竟猛增至332万，失业问题已成为国家改革中最棘手的问题。波兰人盟后，失业率逐年大幅下降。究其原因，与部分西欧国家开放本国劳动力市场，吸引新成员国年轻人大规模“西进求职”不无关系 在失业大军中，我们痛心地看到，曾经积极倡导并参与社会转型的工人阶层却成为劳动力市场转型后负面影响的牺牲者。
中东欧国家制度转轨后存在的问题
政治家和观察家普遍认为，2005年议会选举结果，特别是法律与公正党的获胜，是背离1989年改革方向的因为法律与公正党向来以反对波兰自由化著称这种看法或许有些言过其实，但多数民众期待制度更迭所带来的和他们实际感受到的存在较大落差，这种失落感不容小觑他们曾经满怀着对未来目标和人生价值的梦想支持民主化转型，并希望借助转型实现自己的梦想。但面对实际发生的一切，他们有理由相信，结果与期待相去甚远。
首先是自由。这已经成为变革中必然触及的现实而不虚浮的准则。改革解除了束缚公民自由的各种限制，撤销了各种为限制公民自由而设立的机构，废除了曾经允许国家长期干预公民生活、限制公民积极从事政治经济活动的法律。大多数公民认识到，诸多领域内的自由程度已经达到很高的水平，和其他国家相比，在波兰感觉更加明显尽管如此，很多人逐渐发现，贫穷和落后也许已经成为自由发展的最大制约，这是之前没有意识到的。因为受到诸如限制境外旅游等政治决策的影响，曾经封闭的地区如今依旧封闭，但原因却不相同，主要是缺乏资金。在那里对基本物质生活的需求不再因定量供应而受到限制，而是因为钱包里空空如也。
有人认为，和政治限制相比，经济发展受到限制对社会而言是一种较健康的选择。因为通过发挥主观能动性，经济限制是可以克服和战胜的，而为消除政治限制所采取的努力(如缔结政治效忠声明等)不会产生任何社会效益和经济价值。这一理论对很多人来说只有部分是正确的。在市场机制运行的体制下有相当数量的人只顾钻营，不顾社会利益，对他们来说，可以通过灰色区域、犯罪、腐败等诸多“捷径”实现个人目的。此外，实现良好的主观愿望需要以物质、社会和心理资源为基础，但上述资源正是很多人所不具备的。
其次是政治主观性。民主政治体制是实现自由的必要条件，它能够调动公民的主观能动性并确保对政权的社会监督。设立有关民主机构和建立公民普遍权利的宪法保障有助于实现选举制度、地方自治和舆论自由等价值观念。可以肯定的是。在波兰，民主机构设置进展顺利，尽管尚存不足和有待改进之处，但整体运转正常，符合民主国家的主要标准。然而，民主机构的存在并没有确保形成社会的普遍认同感，即权力代表民意。前制度垮台后不久曾经高涨一时的政治积极性很快退去，取而代之则是对政治的疏远。人们认为，政府对百姓的需求关注不够。20年来，人们对6届议会、11届政府没能妥善解决这一问题给予消极的评价。
第三，法治国家。由于种种原因，建设法治国家的理想迄今没有得到实现。新民主政权为保障司法独立，完善司法监督体制，保障公民权益，防止出现滥用职权现象确实做出了巨大努力。然而，已建立起来的机制运转情况不尽如人意。首先司法体制的权限、任务迅速扩大，而干部队伍建设、管理能力和水平并没有随之加强，导致司法机器严重超负荷运转，普通百姓很难得到公正合理的对待。显而易见的是，独立的司法机构已经不再受政治压力的影响，但和其他领域一样，财政资源和人事结构等因素正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此外，受媒体青睐的集团所施加的影响在很大程度上对司法机器的运转也起到重要作用。一切证明，对司法部门的信任和对它的评价正在遭受严重侵蚀，法治国家的理想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
第四，公正。当然，这不是脱离对体制公正性的评价而孤立存在的。事实上，很多曾经有失公正之处已大为改观，如取消了与天主教会有关人士担任公共职务的限制。个人主动性和进取心已经成为获得经济成功的主要因素。但是应该看到，人们期待建立一种公正的社会机制，以利于选拔更有能力并且准备为公共利益服务的有识之士，但良好的愿望无论在经济还是政治领域均未得到实现。事实证明，选拔和晋升官员更看重的还是其政治背景、家庭背景、同事关系、自荐能力和集团利益。这必然引发多数人群严重的挫折感，对少数人而言，频繁的人员更换正是其改变自身命运的最佳时机。
第五，真理。民主转轨消除了一系列限制人们获取真实信息，甚至歪曲真相的不合理机制，废除新闻审查、公共传媒中央监管和信息垄断为实现公民获取全面、真实信息创造了必要条件。对真理的威胁并不只出现在独裁和专制的国家，民主国家里同样存在着诸多势力，他们只顾各自利益，维护的永远是自己的真理。理论上，媒体多元化是可以避免出现上述情况的。但是只有在信息主要发布机构间存在差别、出现分歧的情况下，多元化才可以表现出其有效性的一面。然而，在发布机构间普遍达成共识的社会生活领域，其经济利益和彼此间意识形态的关联会促使他们在某些事情上用同一个声音说话。在这种情况下，有些真相会被掩盖，但并不能说那些与主流思想背道而驰的观点在波兰就无法大白于天下，只是有可能被忽略。要么只能在发行量较小的刊物上发表；要么遭到集体攻击或歧视。
第六，独立。毋庸置疑，摆脱东邻的控制，重新获得完整的主权独立是制度转轨的最大成就。曾经依附于华约组织的政治、经济关系被彻底打破，苏联军队撤离波兰，波兰公民自由选举产生的政府获得了制定内外政策的自主权。然而好景不长，伴随着当代世界国际局势的深刻变化，完全独立的理想逐渐变得虚无缥缈、不切实际。遵循“自由即必须”的原则，为与国际组织、协会接轨，波兰开始自愿地放弃了部分独立自主权，在人盟问题上便可见一斑。一方面，在全球化背景下部分出让主权是一种必须；另一方面，这不禁使人产生一种难以言表的复杂情感，部分人甚至做出激烈的反对举动。
第七，公民的经济状况。对相当一部分社会群体而言，转轨使其生活条件有了根本性改善。无论在超市供应、服务普及和质量、有偿医保标准和覆盖面，还是在教育普及率(在校大学生数量增长近三倍)等方面均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多数人群的富裕程度显著提高。印证上述变化的指标是人均寿命不断延长，出生婴儿死亡率逐年降低，转轨以来居民家用电器不断更新换代。然而，需要特别指出的是，转轨受益人群非常有限，多数普通百姓并没有因服务覆盖面扩大、质量提高、超市商品供应丰富而切身感受到转轨为自己的生活带来的显著变化和实际利益。变化并不能直接反映百姓生活标准的提高。多数公民受医疗卫生水平低下、教育商品化程度加剧、国家福利保障措施乏力等危机的困扰，特别是劳动力市场上出现的不利变化更使很多人的生活雪上加霜。
问题由此产生，出现差距的原因到底是什么?当前问题的症结就是转型不可避免地付出代价。其实不应该否认，每场变革背后都隐藏着为此付出的巨大社会代价，只是代价的程度会有所不同。得益于“圆桌会议”协议，我们成功避免了一场流血冲突，尽管欧洲历史告诉我们，这种变革是完成社会政治体制转型的必要条件。如果政策得当，转轨造成的社会代价是否可以减小，这个问题将会在很长时间内引发深入思考。
人们普遍认为，中东欧国家后社会主义转轨始于1989年，首先出现在波兰。随后“现实社会主义的衰落”，或者有些人认为是“共产主义的垮台”遍及整个地区。随之而来的问题便由此产生。在欧洲及亚洲广大地区上运转了几十年的体制是因为自身运转不利而轻而易举地衰落，还是被外力推翻?如果是被推翻，是谁一手造成的，是内因，还是迫于外界压力?
波兰国内普遍认为，共产主义是在人们的头脑中建立起来的，也是在人们的头脑中衰败的。当人们不再信仰、畏惧它的时候，共产主义自然便走到了生命的尽头。而其垮台的真正原因正是经济发展缺乏活力。中央集权制度下单一的国有制经济形式难以实现与市场经济同生共存。我们越发清晰地看到，社会主义经济，抑或所谓共产主义经济在满足基本社会需求方面，远不及市场经济来得游刃有余，在同资本主义经济的较量中不得不败下阵来。很明显，在经历过深重灾难和战后重建后所选择的高度集权的经济发展模式，面对经济全球化浪潮，必败无疑。
应该说，“圆桌会议”在波兰成功举行是诸多因素促成的结果，而“圆桌会议”的形式是执政当局与反对派能够达成和解的唯一选择。根据“圆桌会议”协议，波兰共产主义制度并非被推翻，而是“协议解体”，从而引发了一场“无流血”的革命，导致彻底改变了波兰及中东欧国家的命运。
事实上，始于1989年的声势浩大的转型浪潮有其深刻的根源。早在此前，中东欧各国尤其是波兰、匈牙利和前南斯拉夫所推行的一系列改革就已经埋下了伏笔。当时的改革并不是系统的转轨，而是力图通过提高经济效益和竞争能力维持现有秩序。但上述努力并没有最终形成开放和搞活的经济成果。假设当时允许部分国有企业倒闭，假设当时形成了一种可以祛除经济弊端的有效机制，那么作为拥有庞大国有企业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也许就不会垮台，原制度的寿命或许可以更长久些。遗憾的是，有效机制并未出现。
转轨二十年来，后社会主义国家历经功过荣辱。在拥有超过4亿人口的中东欧国家及前苏联，2004年的生产和消费水平仍低于15年前。国际统计结果证实，后社会主义转轨国家中社会边缘化人口数量按照不同的比例明显增加几乎，所有国家都不同程度地存在收入分配不均的现象，有的差别相当严重。当然，各国国情千差万别，地区情况也不尽相同，出现上述现象也是可以理解的。像波兰这样单一的民族国家，其富裕地区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也要高出贫困地区的近六倍。在世界范围内，后社会主义国家中的收入差别就更大了。这其中既有历史遗留问题，也有制度转型带来的新问题，面对新情况，部分国家善于应对，部分国家乏善可陈。人们普遍认为，波兰无疑属于前者。事实也是如此。转轨20年后，波兰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增长了近45％，是所有转轨国家中经济增长幅度最大的。从这个意义上说，同比本地区其他国家，波兰取得的成绩最大，无疑是转型成功的国家：当前金融危机对波兰经济的冲击相对缓和，再次印证了上述结论的正确性。
1989年后，中东欧国家的改革与该地区以往任何一次改革有着本质的区别，它打破了传统意义上国有经济占绝对主体的社会主义观念一统天下的政治体制，该地区各国为建立资本主义市场化经济体制和议会民主体制而进行的前所未有的转制具有重大意义。中东欧国家政治经济转轨的实质就是对基础结构进行法律和组织上的变革，改变传统意义上的政治、经济体制的划分标准。政治转轨意味着摈弃一党垄断体制，实行政治多元化体制，各政党以公开竞争选民选票作为夺取并维系政权的方式。经济转型则意味着摈弃非市场经济体制，转而实行私有经济成分大幅增加的市场经济。
在经济具有非资本主义特点，且非市场化的指令分配机制特征突出的情况下，上述国家内部的自由化倾向必然涵盖改革的各个层面。经济自由化所涉及的范围与二战后西欧战时经济体制解体的范围有诸多相似之处除体制转轨必须涉及的领域外，改革要求(在诸如市场营销、财政金融等领域)迅速提高自身的管理能力和水平。幸运的是，这种吸收新知识，学习新本领的潜力是存在的。社会主义遗产中留给我们的积极因素之一就是高水平的全民整体素质。
长期以来，由于中东欧地区各国推行限制进口、中央集中管理投资项目等政策，加上对苏联经济的严重依赖(即苏联始终是重要的出口产品销售市场和原油进口国)，导致经济严重扭曲。该地区部分国家早期的经济发展条件是千差万别的，比如波兰就曾是私营农业经济成分占主体和手工业较发达的国家。部分国家公开或压低后公布的通货膨胀指数仍显示出宏观经济的严重失衡，如波兰、前苏联和阿尔巴尼亚。而捷克斯洛伐克和匈牙利的情况要好于上述国家，保加利亚和罗马尼亚则介于二者之间。此外，波兰、保加利亚和匈牙利债台高筑，而捷克斯洛伐克和罗马尼亚几乎没有任何外债。宏观经济严重失衡的国家面临双重挑战，即必须同时进行稳定经济和实施经济转轨。对于稳定问题并不棘手的国家来说，在推动价格自由化，深入开展一系列体制改革的同时，应保持和巩固宏观经济的稳定。
中东欧国家政治经济转轨进程的特点
第一，改革范围空前广泛。不仅涉及政治、经济体制，而且在社会结构上进行深刻的变革。多数社会主义阵营国家和前苏联加盟共和国还面临重新划界和搭建国家新的组织结构的问题。
第二，政治、经济体制变革非同时同速进行。对曾经占国民经济主导地位的大多数经济部门进行私有化需要用比组织自由选举和筹建政党更长的时间来完成。尽管政治、经济变革起步时间相差无几，但进展的不对称性决定了政治多元化先于市场经济提前建立。结果导致以优先发展市场为目标的改革却在民主和政治多元化的框架内进行，这势必对改革的进展和特性产生影响。
第三，政治经济体制和平过渡。虽然在南斯拉夫、高加索和前苏中亚地区曾经发生过流血事件，但事件主要是因长久以来的民族冲突而起。总体说来，变革具有和平的性质。一方面因在前制度下尚未形成一支既有能力又愿意通过暴力手段推翻前制度的力量。另一方面在90年代初更没有任何一支现实力量愿意使用暴力捍卫旧秩序。戈尔巴乔夫的政策避免了苏联可能进行干涉的威胁。转轨唯一的出路就是通过当权派和反对者达成的协议实现和平过渡。在中东欧地区，罗马尼亚因谈判和政权交接相脱节而导致出现较大震动是一个特例。
波兰经历了千年史上最不平凡的时期。在过去20年里，波兰人在未经历任何严重的社会动荡和流血事件后实现了1989年制度转轨时所提出的全部战略目标。今天的波兰已经成为自由、主权独立、议会民主和市场经济发达的国家，已经成为北约和欧盟的正式成员国。在决定国家和子孙后代命运的五项根本战略目标中，至关重要的目标是，缩小并在可以预见的未来彻底消除波兰与欧洲发达国家的差距。这种差距非常显著，截至目前，波兰人均国民收入只有欧洲发达国家的50％。
中东欧国家社会主义制度垮台的主要原因
历史上，人们曾经多次尝试对体制民主化和中央计划经济运转模式进行改革。波兰从50年代中期就开始进行探索。当时的改革者力图在不脱离其框架，致力于完善旧体制的前提下，探索所谓市场社会主义的第三条发展道路，但改革缺少社会广泛和持久的支持及适宜的外部条件。为什么在1989年以前被认为是不现实的东西，后来却成为可能?主要原因是在1989年同时出现了过去没有出现过的三大要素，最终导致旧体制的瓦解和新体制的诞生。
第一个要素，权力层内部发生深刻变化。改革派占据上风，他们坚持同反对派保持对话，协商求共存，直至达成召开“圆桌会议”。这是早在1956年就提出的“通往社会主义的波兰道路”发展进程的结果。“通往社会主义的波兰道路”的基本特征是推行市场社会主义、彻底取消农业集体化、部分下放企业管理权、建立工人委员会、扩大地方人民委员会权限、减少中央行政干预和推行单位内部法律保护机制。自由化倾向涵盖了文化、教育、科学、传媒等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波兰主权意识范围被无限扩大。当时出现的力图摆脱斯大林主义控制的波兰社会就社会主义体制改革问题进行了一场大讨论，讨论的结果是形成了一股以知识分子为代表的活跃的流派，该派别提出了国家指令性计划，统一管理经济的模式缺乏合理性，并要求对体制进行民主化改革。这一流派的活动对波兰统一工人党内改革倾向的发展产生重要影响，加快了“波兰社会主义模式”思维的形成，即将政治多元化元素融入到市场经济建设，融入到70年代形成的世界经济体系一体化的快速发展之中。然而，潜在机遇未加以充分利用，主要原因是内部条件不成熟以及国际局势错综复杂。
1980年夏，波兰爆发了罢工和抗议浪潮，其导火索是当局对部分肉制品市场价格进行尝试性调整。面对激烈的社会冲突，罢工工人向政府施加压力，当局面临武力解决还是社会协商两大抉择。当局做出果断答复，即政治解决是唯一出路。谈判围绕协商的条件展开。独立的工会一政治运动“团结工会”应运而生。它的出现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超越了在社会主义体制下一直被认为无法超越的界限。工会和政治多元化以及反对派组织在原制度下的存在成为不争的事实。遗憾的是，接下来的一系列事件带来悲剧性结果。当时社会出现剧烈震动，经济形势急剧恶化。商店货架空空如也，寒冬将至而能源安全面临严重威胁。加上“团结工会”许多分会的对立态度和华约组织军事干预的威胁最终导致“八月协议”签署16个月后实施了战时状态。战时状态的策划者称之的“小恶”，并没有中断继续变革现有体制，八年后“圆桌会议”的召开开辟了制度根本变革的道路。
第二个要素，反对派。他们组织有力，收效显著，能够给予人们对美好生活无限向往。战时状态在一定时间内确实削弱了“团结工会”的活动能力，迫使其最初转为地下，但后来逐渐走向公开，尽管仍未取得合法地位。当时“团结工会”所从事的活动已经远远超越工会组织任务的范畴，在建设性纲领和人事安排上逐渐成为当局最强大的竞争对手，并在1989年大选中得以充分展现。教皇保罗二世的训诫对于绝大多数波兰人来说理所当然地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教皇主张的价值观毋庸置疑地得到广泛认同。与波兰国内普遍推测的结果相反，“团结工会”既没有推翻现实社会主义，也没有削弱苏联帝国的影响。苏联社会主义在“团结工会”成立12年后的垮台，原因是极其复杂的，“团结工会”的出现只是其垮台原因中的特殊表象。“团结工会”的贡献仅在于，地缘政治局势出现新变化的时候，该组织找到了最适合自己的位置，使波兰制度的更迭不仅可以和平地，而且更为重要的是，自然地、自主地进行。
“团结工会”纲领中保留至今的东西已经为数不多。其提出的建立职工自治政府的方案和不要对社会主义的歪曲寄予的希望后来被证明是不现实的。1980年，格但斯克船厂罢工委员会提出了著名的“二十一条”，其中7条具有强烈的政治色彩，即建立自由工会组织、保障罢工权利、遵守言论自由的宪法准则、取消信仰限制、采取措施摆脱危机局面、确保各个阶层参与讨论改革方案等。其余的14条则更具有提要求、讲条件的性质，如为每位平均收入不足6000兹罗提的普通员工立刻提高工资2000兹罗提；为弥补物价增长带来的损失，保证员工收入自动增加；取消议价、恢复平价；实行肉类及加工品凭票供应；降低退休年龄，实行女子50岁、男子55岁退休制度；实行双休日及三年带薪产假制度；保障国内市场食品充分供应；限制过剩产品以外的出口；缩短分房周期等。
1989年的变革是在没有任何理论支持下完成的。除专家外，工会领导层中没有任何一人进入第一届非共产主义政府，追随总统瓦文萨的也寥寥无几。这表明“团结工会”并不具备任何明确的治国理政、发展经济的根本性纲领，政治改革思路亦缺乏新意。在这样的背景下，转轨必须采用欧洲模式，不可能有自己的独到见解。然而，“团结工会”在道义上的输出以及对波兰人在极端形势下具备完成关键和正确选择能力的自信依然存在，并延续至今。如果说“团结工会”开创了一条通往独立和民主的波兰道路，那么它同样也是一条破坏整个社会团结的私人资本主义道路。
第三个要素，外部环境及戈尔巴乔夫政策。显而易见，由于国际局势发生了深刻变化，加之国内改革困难重重，当时的苏联和华约组织不会像历史上入侵匈牙利和捷克斯洛伐克一样，对波兰再次进行武装干涉。戈尔巴乔夫在前苏联倡导推行的“改革与公开化”政策在中东欧各国产生共鸣。在波兰及捷克斯洛伐克先后举行第一次民主选举后，非共产主义政党很快就夺取政权。“人民之秋”的浪潮冲垮了该地区的现实社会主义制度，亲西方成为这些国家的政策取向。所有曾受制于前苏联的国家都把重建政治制度、快速推行经济市场化、改变对外政策作为主导方向。在对外政策的改变上，主要表现是华约、经互会迅速解体，谋求加入如欧洲经济共同体和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等西欧组织体系，
戈尔巴乔夫的例子是耐人寻味和值得借鉴的，他本人清楚“改革与公开化”之间的关系，懂得失去公众的舆论支持和广泛拥护，必要的改革就无法向前推进。然而，他在振兴经济的尝试中遭受了一连串的打击。除他外，其他试图改善经济状况，但仍然坚持中央集权管理的领导者也遭受到同样的命运。此外，令戈尔巴乔夫猝不及防的是，公共生活的进一步公开化加剧了危机向纵深发展。这一切导致了随之而来的制度瓦解在失控的状态下进行。
经济发展是通过“休克疗法”得以实现的，为此，社会付出了巨大代价。“休克疗法”在很短的时间内实现了对政治、经济、社会生活等各个层面体制的彻底转型 当然，利弊得失兼而有之。优点是在短时间内可以迅速吸引大量境外资本和援助，最大限度地缩短过渡期。缺点是失业率骤增，社会付出高昂代价，人民生活水平下降，社会不满情绪上升，
毋庸置疑，制度转轨给波兰带来的主要问题是失业问题、 有关统计资料显示，1990年波兰失业人口为27万，至2003年1月，这一数字竟猛增至332万，失业问题已成为国家改革中最棘手的问题。波兰人盟后，失业率逐年大幅下降。究其原因，与部分西欧国家开放本国劳动力市场，吸引新成员国年轻人大规模“西进求职”不无关系 在失业大军中，我们痛心地看到，曾经积极倡导并参与社会转型的工人阶层却成为劳动力市场转型后负面影响的牺牲者。
中东欧国家制度转轨后存在的问题
政治家和观察家普遍认为，2005年议会选举结果，特别是法律与公正党的获胜，是背离1989年改革方向的因为法律与公正党向来以反对波兰自由化著称这种看法或许有些言过其实，但多数民众期待制度更迭所带来的和他们实际感受到的存在较大落差，这种失落感不容小觑他们曾经满怀着对未来目标和人生价值的梦想支持民主化转型，并希望借助转型实现自己的梦想。但面对实际发生的一切，他们有理由相信，结果与期待相去甚远。
首先是自由。这已经成为变革中必然触及的现实而不虚浮的准则。改革解除了束缚公民自由的各种限制，撤销了各种为限制公民自由而设立的机构，废除了曾经允许国家长期干预公民生活、限制公民积极从事政治经济活动的法律。大多数公民认识到，诸多领域内的自由程度已经达到很高的水平，和其他国家相比，在波兰感觉更加明显尽管如此，很多人逐渐发现，贫穷和落后也许已经成为自由发展的最大制约，这是之前没有意识到的。因为受到诸如限制境外旅游等政治决策的影响，曾经封闭的地区如今依旧封闭，但原因却不相同，主要是缺乏资金。在那里对基本物质生活的需求不再因定量供应而受到限制，而是因为钱包里空空如也。
有人认为，和政治限制相比，经济发展受到限制对社会而言是一种较健康的选择。因为通过发挥主观能动性，经济限制是可以克服和战胜的，而为消除政治限制所采取的努力(如缔结政治效忠声明等)不会产生任何社会效益和经济价值。这一理论对很多人来说只有部分是正确的。在市场机制运行的体制下有相当数量的人只顾钻营，不顾社会利益，对他们来说，可以通过灰色区域、犯罪、腐败等诸多“捷径”实现个人目的。此外，实现良好的主观愿望需要以物质、社会和心理资源为基础，但上述资源正是很多人所不具备的。
其次是政治主观性。民主政治体制是实现自由的必要条件，它能够调动公民的主观能动性并确保对政权的社会监督。设立有关民主机构和建立公民普遍权利的宪法保障有助于实现选举制度、地方自治和舆论自由等价值观念。可以肯定的是。在波兰，民主机构设置进展顺利，尽管尚存不足和有待改进之处，但整体运转正常，符合民主国家的主要标准。然而，民主机构的存在并没有确保形成社会的普遍认同感，即权力代表民意。前制度垮台后不久曾经高涨一时的政治积极性很快退去，取而代之则是对政治的疏远。人们认为，政府对百姓的需求关注不够。20年来，人们对6届议会、11届政府没能妥善解决这一问题给予消极的评价。
第三，法治国家。由于种种原因，建设法治国家的理想迄今没有得到实现。新民主政权为保障司法独立，完善司法监督体制，保障公民权益，防止出现滥用职权现象确实做出了巨大努力。然而，已建立起来的机制运转情况不尽如人意。首先司法体制的权限、任务迅速扩大，而干部队伍建设、管理能力和水平并没有随之加强，导致司法机器严重超负荷运转，普通百姓很难得到公正合理的对待。显而易见的是，独立的司法机构已经不再受政治压力的影响，但和其他领域一样，财政资源和人事结构等因素正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此外，受媒体青睐的集团所施加的影响在很大程度上对司法机器的运转也起到重要作用。一切证明，对司法部门的信任和对它的评价正在遭受严重侵蚀，法治国家的理想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
第四，公正。当然，这不是脱离对体制公正性的评价而孤立存在的。事实上，很多曾经有失公正之处已大为改观，如取消了与天主教会有关人士担任公共职务的限制。个人主动性和进取心已经成为获得经济成功的主要因素。但是应该看到，人们期待建立一种公正的社会机制，以利于选拔更有能力并且准备为公共利益服务的有识之士，但良好的愿望无论在经济还是政治领域均未得到实现。事实证明，选拔和晋升官员更看重的还是其政治背景、家庭背景、同事关系、自荐能力和集团利益。这必然引发多数人群严重的挫折感，对少数人而言，频繁的人员更换正是其改变自身命运的最佳时机。
第五，真理。民主转轨消除了一系列限制人们获取真实信息，甚至歪曲真相的不合理机制，废除新闻审查、公共传媒中央监管和信息垄断为实现公民获取全面、真实信息创造了必要条件。对真理的威胁并不只出现在独裁和专制的国家，民主国家里同样存在着诸多势力，他们只顾各自利益，维护的永远是自己的真理。理论上，媒体多元化是可以避免出现上述情况的。但是只有在信息主要发布机构间存在差别、出现分歧的情况下，多元化才可以表现出其有效性的一面。然而，在发布机构间普遍达成共识的社会生活领域，其经济利益和彼此间意识形态的关联会促使他们在某些事情上用同一个声音说话。在这种情况下，有些真相会被掩盖，但并不能说那些与主流思想背道而驰的观点在波兰就无法大白于天下，只是有可能被忽略。要么只能在发行量较小的刊物上发表；要么遭到集体攻击或歧视。
第六，独立。毋庸置疑，摆脱东邻的控制，重新获得完整的主权独立是制度转轨的最大成就。曾经依附于华约组织的政治、经济关系被彻底打破，苏联军队撤离波兰，波兰公民自由选举产生的政府获得了制定内外政策的自主权。然而好景不长，伴随着当代世界国际局势的深刻变化，完全独立的理想逐渐变得虚无缥缈、不切实际。遵循“自由即必须”的原则，为与国际组织、协会接轨，波兰开始自愿地放弃了部分独立自主权，在人盟问题上便可见一斑。一方面，在全球化背景下部分出让主权是一种必须；另一方面，这不禁使人产生一种难以言表的复杂情感，部分人甚至做出激烈的反对举动。
第七，公民的经济状况。对相当一部分社会群体而言，转轨使其生活条件有了根本性改善。无论在超市供应、服务普及和质量、有偿医保标准和覆盖面，还是在教育普及率(在校大学生数量增长近三倍)等方面均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多数人群的富裕程度显著提高。印证上述变化的指标是人均寿命不断延长，出生婴儿死亡率逐年降低，转轨以来居民家用电器不断更新换代。然而，需要特别指出的是，转轨受益人群非常有限，多数普通百姓并没有因服务覆盖面扩大、质量提高、超市商品供应丰富而切身感受到转轨为自己的生活带来的显著变化和实际利益。变化并不能直接反映百姓生活标准的提高。多数公民受医疗卫生水平低下、教育商品化程度加剧、国家福利保障措施乏力等危机的困扰，特别是劳动力市场上出现的不利变化更使很多人的生活雪上加霜。
问题由此产生，出现差距的原因到底是什么?当前问题的症结就是转型不可避免地付出代价。其实不应该否认，每场变革背后都隐藏着为此付出的巨大社会代价，只是代价的程度会有所不同。得益于“圆桌会议”协议，我们成功避免了一场流血冲突，尽管欧洲历史告诉我们，这种变革是完成社会政治体制转型的必要条件。如果政策得当，转轨造成的社会代价是否可以减小，这个问题将会在很长时间内引发深入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