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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度突破的时候，正是那些有准备的人，帮人们留住了机会。
2006年，是个喧嚣的年份，也是一个沉寂的年份。年关将至，主持人跳槽，女演员上床，稳稳霸占了诸多媒体的头条许久。人们的新闻需求稀缺到什么程度的时候，才能让这两条消息占据头条呢?世界似乎索然无味了。
我们的世界曾经异常地沸腾，政法系概念的探索，收容遣送制度的废除，业主集体维权的蓬勃，有担当的知识分子集体亮相，直到2005年对于刑讯逼供的大规模“扒粪”，民间在思想领域、行动领域都曾爆发出惊人的创造力，解释着转型社会，推动着社会制度的良性改善。
然而时光进入2006年，轰轰烈烈的概念和实践似乎在一夜之间蒸发得无影无踪，如果不仔细分辨，民间的创造力仿佛无声遁形。
苦涩中的收获
2006年的沉寂，从年初网络论坛的知名版块关天茶舍的版主集体辞职开始，在信息传播渠道与言论自由受到阻力的时候，有人为了拒绝选择谎言而选择了沉默。言者可以逃避，而行者能退到哪里去?捍卫私有财产的公民们，很快就发觉日子似乎越来越不好过了。当年的维权者们直接面对着滥用公权力的当权者，而今，强取豪夺私有财产者、侵犯公民权利者已经巧妙得不再露面。维权者们直面的，是越来越多来自身份不明的人士或者涉黑团伙的暴力，而法律也在密切注视着维权者们是否使用了暴力，拆迁户们不仅要有抱着宪法站在门口的能力，还要有挨打不还手的能力。
北京居民杜建平无论如何也想不到他在光天化日下观望强制搬迁的时候，会在警察和政府工作人员的眼皮底下被拆迁公司殴打致死，而且打人者从容逃跑了。杜建平事件中唯一值得欣慰的是违法者得到了追究，而更多的拆迁户代表、下岗职工代表、业主代表等，难以寄希望于施暴者和幕后指使者得到任何的追究。2006年末有媒体对北京100多个小区进行了物业暴力的调查，记录了无数起没有侦破的业主代表财物被损坏和业主遭遇血淋淋野蛮伤害的案例。这些勇敢的记者也马上遭遇不明身份人的跟踪和恐吓。
公民的权利沦落在黑社会化的现实中，整整一年的时间，从没有什么激动人心的事情发生。过过日子、发发牢骚。
所幸政府与民间的良性互动仍在进行，民间知识分子与行动者默默耕耘，民众现代性有所提高。
尤其是在环保领域，尽管环境领域不能指望每天出一个水坝事件或者圆明园事件，但是就环境问题所带来的挑战来说，政府部门、环境组织、企业三方面的力量已经形成了互动的萌芽，尤其是政府部门和环境组织之间，为了解决环境危机正在进行着一系列的制度建设尝试。
环保总局早已点破了环境问题的症结，环境问题治理难在于缺乏公众参与。而公众参与中最关键的几个环节，在于信息公开透明、程序规范正义、决策过程民主、民间组织的活跃。当然，这些观点并不新鲜，如同许许多多其他问题一样，都可以套用这些解释。而2006年的突破在于，环保总局又迈出了一步制度的实质突破。
善意地对待民间组织，与民间组织共同推动环境保护，环保总局已经做到了。所谓突破，是指第一次在环境保护的审查环节中用部门规章确定了引入公众参与的规则。
对环保总局而言，仅凭一个部门来与诸多利益巨头们博弈，即便是下大力气展开大排查，也不过暂停了一些挨着水源建设的存在高度危险的化工项目，而在新闻中，人们依然可以隔三岔五看到中国某河流遭遇严重污染。被污染的人们，他们又在做什么呢?他们在为权利而斗争，为生存而斗争，可是他们缺乏渠道、缺乏程序的保障。因此，从环境评价开始到整个环境保护的领域内，公众参与办法将为公众打开一扇新的门。公众、民间组织将在新的规则中直接与利益集团对话，尽管有关条款的模糊为解释与实行留出了相当大的“弹性”空间，使得博弈结果仍不确定，但毕竟一声清晰有力的“不”能够被传达出来。
细节留住机会
从制度改革的大方向来说，无疑需要决策者开放的胸怀。但是，当我们真正站在新制度中时，执行中的细节还有许多没有被充分研究和试验。而这些至关重要的细微之处，有赖于一批知识分子和行动家们默默作出大量的努力。
当2005年环保领域就圆明园问题召开听证会的时候，人们突然发现，当千呼万唤的听证会真正来临的时候，听证的规则和程序、听证陈述的要领，大家完全不熟悉，叶公碰上了真龙。
艾滋病问题也成为本年的热点，但是艾滋病在中国的特点是什么，中国的艾滋病问题与国外究竟有多少不同，艾滋病衍生问题的解决途径又有哪些，再次成为一个真空。这些年中，清华大学李楯教授的名字越来越多地出现在媒体上，他所关注的问题主要涉及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方面，尤其是听证制度与艾滋病问题。无论是哪一方面的研究，李楯教授均做过理论研究和比较研究，写过听证规则专家草案，也数度成功组织模拟听证会。同样，对艾滋病问题有着多年研究准备的李楯教授，提出在中国传统文化与特殊制度的背景下中国艾滋病问题的特点，同时也探索着在政府部门、国有企事业、普通公众之间采取第三方斡旋调停的方式，和平理性地寻求艾滋病衍生问题的解决方式。
因此无论是听证成为流行，还是艾滋病问题成为焦点，体制内这些年积累的从理论到实践的完整探索成果，都迅速填充了制度突破和社会发展所带来的真空。
正是这些有准备的人，帮人们留住了机会。因为我们见惯了引入—个好的制度后，因为细节上的缺陷，导致制度的失灵，从而引发公众对于新制度的不信任。比如选举，这样一个国际通行的制度却屡屡遭到国内莫名的质疑，即便普通公众，对选举的“弊端”也总能说得头头是道。
然而今年中国全球基金项目国家协调委员会的选举中，爆出了冷门。全球基金的选举由民间组织民主投票，决定联合国抗击流行性疾病的资金管理者的人选。颇有意思的是，选举出现了两个结果，首先是政府部门主持的选举，然后是民间组织在选举专家的帮助下主持的又一次选举。最后双方在选举的每一个细节上都争论得不可开交，纠纷一直闹到了联合国。联合国调查后的结论是，第一次选举有效，而半年后再次改选，选举规则交由多方事先审订。民间的选举专家们小试牛刀，小胜一场。选举当然有弊端，而堵住弊端不是废除选举，而是在实践中改进选举程序。
回归理性与人性
当然，无论制度上如何变革，民间智库如何储备，任何进步依然需要社会大众的认同，任何的转型也需要社会大众一口口艰难吐出狼奶，回归包容、理性、博爱。社会大众的转变是不可估量的潜流。
社会对于死刑和罪犯终于越来越人性和理性。应该击毙逃跑的小偷、已经弃械的疑犯吗?公众开始审慎地欢呼对于犯罪的打击，而开始思考刑罚的力度与社会公正的问题，开始将每一个犯罪嫌疑人作为平等的人对待。当李银河为因经营色情网站而被判无期的当事人鸣不平的时候，从狭隘的打击犯罪角度出发的批评者已不是主流。当最高人民法院正式宣布要慎用死刑和减少死刑之后，虽然没有来自公众的欢呼，但是也没有铺天盖地的对减少死刑而导致放纵犯罪的指责和疑虑。
对于治安制度与公共秩序管理的思考，公众开始从利益多元和人性管理的角度人手。广东一位院士对恢复收容遣送制度的呼吁，北京市警方近期荷枪实弹排查800余名暂住户的清理行动，深圳警方对卖淫嫖娼嫌疑人的游街，这些曾经见怪不怪的言论与行动，都遭遇了公众的理性质疑。
中国的所有社会问题都曾长期被精辟地归结为制度问题，而变来改去之后，问题依然是问题，症结依旧是制度。制度突破的时候，我们需要制度的配套经验，也需要公众意识的转变。而公众意识的转变，又需要制度的变革和行动者的努力，来让他们看到另一种更加精彩的选择。
在喧嚣之外，每一个扎扎实实的制度进步和公众意识的提高，才是我们衡量社会进步的标准。
2006年，缺少激情，但是不缺少进步。
2006年，是个喧嚣的年份，也是一个沉寂的年份。年关将至，主持人跳槽，女演员上床，稳稳霸占了诸多媒体的头条许久。人们的新闻需求稀缺到什么程度的时候，才能让这两条消息占据头条呢?世界似乎索然无味了。
我们的世界曾经异常地沸腾，政法系概念的探索，收容遣送制度的废除，业主集体维权的蓬勃，有担当的知识分子集体亮相，直到2005年对于刑讯逼供的大规模“扒粪”，民间在思想领域、行动领域都曾爆发出惊人的创造力，解释着转型社会，推动着社会制度的良性改善。
然而时光进入2006年，轰轰烈烈的概念和实践似乎在一夜之间蒸发得无影无踪，如果不仔细分辨，民间的创造力仿佛无声遁形。
苦涩中的收获
2006年的沉寂，从年初网络论坛的知名版块关天茶舍的版主集体辞职开始，在信息传播渠道与言论自由受到阻力的时候，有人为了拒绝选择谎言而选择了沉默。言者可以逃避，而行者能退到哪里去?捍卫私有财产的公民们，很快就发觉日子似乎越来越不好过了。当年的维权者们直接面对着滥用公权力的当权者，而今，强取豪夺私有财产者、侵犯公民权利者已经巧妙得不再露面。维权者们直面的，是越来越多来自身份不明的人士或者涉黑团伙的暴力，而法律也在密切注视着维权者们是否使用了暴力，拆迁户们不仅要有抱着宪法站在门口的能力，还要有挨打不还手的能力。
北京居民杜建平无论如何也想不到他在光天化日下观望强制搬迁的时候，会在警察和政府工作人员的眼皮底下被拆迁公司殴打致死，而且打人者从容逃跑了。杜建平事件中唯一值得欣慰的是违法者得到了追究，而更多的拆迁户代表、下岗职工代表、业主代表等，难以寄希望于施暴者和幕后指使者得到任何的追究。2006年末有媒体对北京100多个小区进行了物业暴力的调查，记录了无数起没有侦破的业主代表财物被损坏和业主遭遇血淋淋野蛮伤害的案例。这些勇敢的记者也马上遭遇不明身份人的跟踪和恐吓。
公民的权利沦落在黑社会化的现实中，整整一年的时间，从没有什么激动人心的事情发生。过过日子、发发牢骚。
所幸政府与民间的良性互动仍在进行，民间知识分子与行动者默默耕耘，民众现代性有所提高。
尤其是在环保领域，尽管环境领域不能指望每天出一个水坝事件或者圆明园事件，但是就环境问题所带来的挑战来说，政府部门、环境组织、企业三方面的力量已经形成了互动的萌芽，尤其是政府部门和环境组织之间，为了解决环境危机正在进行着一系列的制度建设尝试。
环保总局早已点破了环境问题的症结，环境问题治理难在于缺乏公众参与。而公众参与中最关键的几个环节，在于信息公开透明、程序规范正义、决策过程民主、民间组织的活跃。当然，这些观点并不新鲜，如同许许多多其他问题一样，都可以套用这些解释。而2006年的突破在于，环保总局又迈出了一步制度的实质突破。
善意地对待民间组织，与民间组织共同推动环境保护，环保总局已经做到了。所谓突破，是指第一次在环境保护的审查环节中用部门规章确定了引入公众参与的规则。
对环保总局而言，仅凭一个部门来与诸多利益巨头们博弈，即便是下大力气展开大排查，也不过暂停了一些挨着水源建设的存在高度危险的化工项目，而在新闻中，人们依然可以隔三岔五看到中国某河流遭遇严重污染。被污染的人们，他们又在做什么呢?他们在为权利而斗争，为生存而斗争，可是他们缺乏渠道、缺乏程序的保障。因此，从环境评价开始到整个环境保护的领域内，公众参与办法将为公众打开一扇新的门。公众、民间组织将在新的规则中直接与利益集团对话，尽管有关条款的模糊为解释与实行留出了相当大的“弹性”空间，使得博弈结果仍不确定，但毕竟一声清晰有力的“不”能够被传达出来。
细节留住机会
从制度改革的大方向来说，无疑需要决策者开放的胸怀。但是，当我们真正站在新制度中时，执行中的细节还有许多没有被充分研究和试验。而这些至关重要的细微之处，有赖于一批知识分子和行动家们默默作出大量的努力。
当2005年环保领域就圆明园问题召开听证会的时候，人们突然发现，当千呼万唤的听证会真正来临的时候，听证的规则和程序、听证陈述的要领，大家完全不熟悉，叶公碰上了真龙。
艾滋病问题也成为本年的热点，但是艾滋病在中国的特点是什么，中国的艾滋病问题与国外究竟有多少不同，艾滋病衍生问题的解决途径又有哪些，再次成为一个真空。这些年中，清华大学李楯教授的名字越来越多地出现在媒体上，他所关注的问题主要涉及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方面，尤其是听证制度与艾滋病问题。无论是哪一方面的研究，李楯教授均做过理论研究和比较研究，写过听证规则专家草案，也数度成功组织模拟听证会。同样，对艾滋病问题有着多年研究准备的李楯教授，提出在中国传统文化与特殊制度的背景下中国艾滋病问题的特点，同时也探索着在政府部门、国有企事业、普通公众之间采取第三方斡旋调停的方式，和平理性地寻求艾滋病衍生问题的解决方式。
因此无论是听证成为流行，还是艾滋病问题成为焦点，体制内这些年积累的从理论到实践的完整探索成果，都迅速填充了制度突破和社会发展所带来的真空。
正是这些有准备的人，帮人们留住了机会。因为我们见惯了引入—个好的制度后，因为细节上的缺陷，导致制度的失灵，从而引发公众对于新制度的不信任。比如选举，这样一个国际通行的制度却屡屡遭到国内莫名的质疑，即便普通公众，对选举的“弊端”也总能说得头头是道。
然而今年中国全球基金项目国家协调委员会的选举中，爆出了冷门。全球基金的选举由民间组织民主投票，决定联合国抗击流行性疾病的资金管理者的人选。颇有意思的是，选举出现了两个结果，首先是政府部门主持的选举，然后是民间组织在选举专家的帮助下主持的又一次选举。最后双方在选举的每一个细节上都争论得不可开交，纠纷一直闹到了联合国。联合国调查后的结论是，第一次选举有效，而半年后再次改选，选举规则交由多方事先审订。民间的选举专家们小试牛刀，小胜一场。选举当然有弊端，而堵住弊端不是废除选举，而是在实践中改进选举程序。
回归理性与人性
当然，无论制度上如何变革，民间智库如何储备，任何进步依然需要社会大众的认同，任何的转型也需要社会大众一口口艰难吐出狼奶，回归包容、理性、博爱。社会大众的转变是不可估量的潜流。
社会对于死刑和罪犯终于越来越人性和理性。应该击毙逃跑的小偷、已经弃械的疑犯吗?公众开始审慎地欢呼对于犯罪的打击，而开始思考刑罚的力度与社会公正的问题，开始将每一个犯罪嫌疑人作为平等的人对待。当李银河为因经营色情网站而被判无期的当事人鸣不平的时候，从狭隘的打击犯罪角度出发的批评者已不是主流。当最高人民法院正式宣布要慎用死刑和减少死刑之后，虽然没有来自公众的欢呼，但是也没有铺天盖地的对减少死刑而导致放纵犯罪的指责和疑虑。
对于治安制度与公共秩序管理的思考，公众开始从利益多元和人性管理的角度人手。广东一位院士对恢复收容遣送制度的呼吁，北京市警方近期荷枪实弹排查800余名暂住户的清理行动，深圳警方对卖淫嫖娼嫌疑人的游街，这些曾经见怪不怪的言论与行动，都遭遇了公众的理性质疑。
中国的所有社会问题都曾长期被精辟地归结为制度问题，而变来改去之后，问题依然是问题，症结依旧是制度。制度突破的时候，我们需要制度的配套经验，也需要公众意识的转变。而公众意识的转变，又需要制度的变革和行动者的努力，来让他们看到另一种更加精彩的选择。
在喧嚣之外，每一个扎扎实实的制度进步和公众意识的提高，才是我们衡量社会进步的标准。
2006年，缺少激情，但是不缺少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