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传说有人建议设立所谓的生育基金。这个设想中的基金是由40岁以下、没有生到两个小孩组成的家庭交钱汇集而成的。如果这些“顽固不化”的拒绝多生者一直未生育二孩，他们上交的基金就要到退休时才可以取出。而拥有两个小孩或以上的家庭可以申请从这个基金中领取生育补贴。
　　这当然是个招人恨，执行层面又难以操作的馊主意。很多评论者都很细致地骂了它。不过，相对应的，人们却普遍认为引起这个馊主意的政策—计划生育政策同样糟得很，也许这项政策根本不应该被实施，但真的是这样吗？
　　我们这次从一个比较特殊的角度来看一下计划生育这项政策对经济起到的相当正面的作用。
　　在大多数情况下，人类社会的经济状况是会变得越来越好的，但也会有例外。在有些相对较封闭的局域社会，人们的生活会陷入某种贫困的平衡，在没有外界强制力的情况下，这种平衡很难打破。
　　发现这一平衡问题的经济学家是美国康奈尔大学的戴维·霍泊。在1953年，霍泊和他的团队为此曾在在印度贫困农村开展了10个月的考察。如果你一直生活在比较现代化的城市，又曾在印度的农村旅游过，大概就会非常佩服霍泊为了研究献身的勇气 了。
　　霍泊对当时印度农村的生产方式和相应的产出水平做了比较细致的考察和对比。他认为以当时印度农民的生产方式，他们的收入已经达到了很难再提高的地步。这有点像日本经济的饱和程度。但是，当地人就是很难接受引进可能更高产的水稻品种或者采用效率更高的生产管理方式。这是为什么 呢？
　　原因是这样：印度农民在没有新技术和新品种引入之前，采取的提高家庭生产总量的办法就是多生育劳动力，也就是他们进行多生育男孩的竞争。男孩生育得多可以把土地的生产水平达到极限，而且也更有能力捍卫农作物的收成。当这种行为形成传统，人们则对新品种和新生产方式持一种非常保守的态度。这是因为，新品种的种植和新方法的引入具有比较大的冒险性。如果新品种和新方法并不像推广者说的那样带来高产，那么这些印度农村家庭很可能会出现家庭成员被饿死的情况。也就是说机会成本太高了，所以他们宁愿保持落后但能活命的状态。这种贫困状态被称为“贫困均衡”。
　　实际上，中国一直到1970年代也保持着类似的均衡。无论是城市还是农村，家庭成员可以从政府得到相应的基本生活的保障，但水平很低。而计划生育政策就是咱们前边提到的一种强制力，它打破了原来的均衡状态，使家庭采取新的获取收入的机会成本大大降低了。相对于印度，中国具有采取这种政策的优势，这是因为中国中央政府对社会成员具有更强的支配能力。
　　很多人認为计划生育导致中国的人口结构不健康，还造成未来不久中国人的养老问题，以及人口红利的稀薄。
　　这其实是个政策的取舍结果。如果不采取计划生育政策，很可能中国还要在那种贫困均衡中多待上50年。也许到现在你我还要每逢过春节去鱼店排队买带鱼呢，那不是更可怕的事吗？
　　至于所谓的人口红利，那根本就不是能长久保持的东西。这是因为当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居民生活就会更倾向于集中到某些超级大城市，而这些城市的拥挤、房地产价格高企以及医疗教育资源的紧缺造成生活在其中的人们生育成本非常高。人们不愿意多生小孩根本不是计划生育政策的原因。即使受到奖励，生小孩也是一件显见成本大于收益的事。这种问题在发达市场经济体到现在也没有得到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