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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蚊子很毒，靠叮人传播疾病；蚊子又很可爱，画出来后美得很！”对于这个打了60多年交道的“老伙计”，董学书如此评价。
世界上有3000多种蚊子，中国占了400余种。云南因其独特的地理气候环境，成了它们“理想”的滋生地，种类达到300多种。在这数百种蚊子中，有8种是云南疟疾传播的主要媒介。
从蚊种调查、标本采集，到养蚊子、画蚊子……上世纪60年代以来，董学书就一直在从事蚊虫分类研究事业；83岁高龄的他，在退休后的23年时间里，依然坚守工作岗位，与蚊子“不离不弃”。
放好玻片、调准焦距，一边瞄着显微镜，一边握笔作画……在云南省寄生虫病防治所的一间办公室里，董老正埋着头画蚊子。
落笔之前，董老对着显微镜反复比对标本。为了减少偏差，他特意挪开风扇，整个办公室里只听得见笔落在纸上沙沙的声音。
1996年，董老光荣退休。可办理完退休手续的第二天，办公室又出现了他瘦小而忙碌的身影，查找文献资料、制作蚊虫标本、讲解蚊虫分类鉴别……
“跟蚊子打了一辈子交道，停下来反而不习惯。”董老说。
因检索图的需要，画蚊子成了他的主要工作之一。
“做蚊虫分类鉴别研究，还得靠那一幅幅图。”董老说，雄蚊尾器作为蚊种的主要鉴别特征，必须一点一点描摹出来，容不得半点马虎。
对于没学过画画的董老来说，画蚊子的过程极其艰辛。蚊子尾器有很多细微的部分，毛发长短、粗细、斑点大小都得在检索图上清楚呈现。这就要求他必须不断调节焦距，反复比对标本。“一横就是一横，一点就是一点，错了就会误导别人。”
有时，因为一个小差错，董老要画上很多次。摸索到经验之后，他先作草图，画出大致轮廓之后再慢慢补充细节。错了的部分若不影响鉴别，就拿刀片轻轻刮掉；偏差较大的地方只能作废重新下笔。
遇到复杂的一幅图，董老要花上3到5天时间。当天画不完的部分，他还会一个人来到办公室加班，图画好了回家才能睡得踏实。
日复一日，董老的蚊子越画越顺，也越画越好。不过，因为长期埋头工作，他的颈椎出了问题。一回到家，脖子总是会有些难受。可第二天，他又会准时出現在显微镜前。
2010年，耗费近6年时间的《云南蚊类志（上卷）》正式出版。2400余幅有关蚊虫尾器的“工笔画”如同镌刻一般，过来交流学习的外国专家对此惊讶不已，争着抢着要把书带回去。
有一天，董老从外国文献上得知了雌蚊尾器也可用来鉴别蚊种，极度兴奋的他又开始了全新的研究工作。
亲友曾多次喊他出去旅游，董老却放不下手头的工作。近年来，为了防治登革热，他又把主要精力放在覆蚊的研究上。相关成果《中国覆蚊属》将于今年国庆节前后出版。
画图之前需要有成套的蚊虫标本，包括幼虫和成蚊。没有标本，蚊媒传染病的防治工作也就无从谈起。但是大多数蚊子都是分布在野外，踪迹难寻。
云南地理气候特殊，生物多样性丰富，是我国蚊类区系和物种分布的核心地带，也是蚊媒传染病较多的省份。每年3到11月，到了蚊虫出没的季节，董老会深入到偏远荒僻的村寨，开展蚊种调查，足迹遍布云南12个州市，近60个县。
云南低到70多米的河谷地带，高到2000多米的高寒山区，蚊虫都有可能滋生。这对研究传染病昆虫出身的董老来说，无疑就是一个最大的“矿藏”。每年刚开春，他就和同事们去野外采集标本，一去便是大半年，到蚊子越冬了才回来。
一个铁瓢，配上长短不一的木柄、一个可折叠的扫网、一个普通的吸蚊管、一些废弃不用的塑料瓶——这是他们传承多年用来采集蚊虫标本的“特殊装备”。
将装备收拾齐全，放进一个布袋里，随手往背上一甩，董老便开始了他的标本采集之旅。走在路上，锅碗瓢盆叮当作响，路人甚至以为他是一个捡破烂的老头。
来回路上全靠一双脚，一根扁担挑两头：左边挂着工具箱，右边担着行李和口粮，累了就只能换换肩。最宝贝的东西就是显微镜了，董老里三层外三层地保管着。
董学书正在观看蚊笼里的蚊子生长情况。严勇/摄
竹林砍伐之后，留下一个个竹筒，下过雨之后存有积水，这成了蚊子幼虫的栖息地，随便拿个瓢一舀，就能采集到标本。然而，对于某些生长在树洞里的蚊子，过程就会变得困难。除了要学会爬树，董老有时还得就地取材，砍上几根木头，用藤条搭一个简单的梯子往上爬。
蚊子交配时，会采取“群舞”的方式，这是抓捕成蚊的最佳时间。进网之后，轻轻一折叠，就封住了出口。董老就拿吸蚊管把它们一一吸进来。装了几只后，他取出来放进塑料瓶，防止蚊子因乱撞而导致标本受损。
“蚊子它会飞呀，不好抓，但是又想要，急得心痒痒。”董老说，碰到不太好抓的蚊子，只能再等合适时机。
可有时候，蚊子没抓着多少，倒遇着了毒蛇猛兽。
上世纪70年代，在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勐腊县的一个村子，董老正在一片草丛附近采集标本。突然，地上冒出一条眼镜王蛇，和他的个头一般高。董老吓得一动不动，本想挪动步子往后跑，没想到又被一条母蛇堵住了退路，当时前后夹击的距离仅有几米远。
所幸，没过几分钟，母蛇就往草丛下钻了过去。看准了机会，董老一个箭步往回跑，才算躲过了毒蛇的攻击。“当时直冒冷汗，想想还是有些后怕。”他说。
采集标本时，蛇是来回途中的“常客”。竹叶青喜欢攀爬在竹子上，最不容易发现，可每天都要碰上好几次。为了和毒蛇作斗争，董老还专门去买了一本书。 边境线上丛林高密，人烟稀少，一到晚上常有野兽出没。为了采集标本，他们又不得不冒这个险。伸手不见五指的黑夜里，董老和同事还会撞见一双双“发亮”的眼睛，不是下山的黑熊就是围猎的豺狼。
面对一切可能出现的危险，董老没有后退半步。他告诉记者，标本采集工作很辛苦，但很有意义，需要一直延续下去。
经过几代人的努力，云南寄生虫病防治所共收集了上万套蚊子标本，其中有发现的蚊虫新种26种，中国新记录种20余种，成为国内最大的蚊类标本馆之一，为蚊媒传染病的研究工作提供了有力支撑。
那个外出求学的农村娃，怎么会想到自己竟会和讨厌的蚊子打上一辈子交道？
1951年，15岁的董学书进入贵阳医学院（今贵州医科大学）学习，师从我国著名医学昆虫学家孟庆华教授。读书时，因为学的是传染病昆虫专业，跳蚤、虱子、蚊子成了他的研究对象。
三年后，董学书分配到原云南省卫生防疫站工作。因为疟疾防治的需要，工作刚满两年，他就来到了当时疟疾发病较为严重的县区之一——西双版纳州勐海县。
也就是在这个地方，云南省疟疾防治研究所（2001年改为“云南省寄生虫病防治所”）开始筹建。当时条件艰苦，一间废弃的土坯房，用几块木头搭起的办公桌，就成了他们的工作场所。
“知己知彼，方能百战不殆。”用董老的话来说，传染疾病的蚊子就是他们要对付的敌人，想打一场漂亮的战役，就得先把对方的底细摸清楚。
年纪轻轻就投身到疟疾防治前线，那一年，他刚好20岁。
疟疾俗称“发摆子”，是由疟原虫寄生于人体引起的传染病，主要由受感染的按蚊叮咬或经输血感染，最初症状有发热、发冷、头痛和寒战等。
“发冷时，盖几床被子都不行，牙齿还抖个不停。”时隔多年，董老依然记得初次见到疟疾患者时的场景。
当时，防蚊灭蚊是防控疟疾的关键措施。可在勐海这个小县城，按蚊就多达50余种，找出主要的传播媒介成了当务之急。“蚊子控制住了，传播的链条也就断了。”董老解释。
蚊子在哪，他们的工作地点就在哪。有人专门跑老百姓的卧室，有人负责跑猪圈牛棚。每个星期定时定点抓蚊子，每次15分钟，早晚各一次。
当地傣族人聚居的村落，原来多是二层竹楼，上面住人，下面养牲畜，一到夏天就容易滋生蚊子。
天一黑，董老就带着设备来到猪圈牛棚跟前。臭气熏天的味道不好闻，但因为蚊子多，董老反而很“喜欢”。
捕蚊的过程很简单，卷起裤脚露出大腿直接诱敌。没几分钟，腿上就招来了很多蚊子。这时，他就会小心翼翼地拿一根吸蚊管把它们吸进来，存放在随身携带的玻璃瓶里。
没想到的是，猪圈牛棚都进得去，他們却被挡在了老百姓的卧室外。
按照当地少数民族的风俗习惯，陌生人不能随便进出卧室，翻找里面的瓶瓶罐罐，并喷洒杀虫剂更是不可能。“敌人就在那儿，我们却攻不进去。”董老苦笑着回忆。
硬闯不行，他们只好去求助村里的“头人”。道理讲通后，灭蚊工作顺利了很多。
收集到标本后，蚊种分类鉴定工作就在这间土坯房里进行，通过解剖蚊虫，看其唾液腺是否存在疟原虫。如此循环往复，两年时间下来，他们得出了当地蚊种分布的季节消长规律，并确定了当地传媒疟疾的媒介蚊种为微小按蚊。
“有些蚊子晚上才出来，白天在睡觉；有的半夜叮人，凌晨2点左右就得格外注意。”董老说，清楚了它们的生活习性和嗜血特点，通过喷洒农药或者挂上浸泡过药的蚊帐，一定程度上可以预防疟疾。
为了引导当地群众灭蚊防疟，下乡时，他们还会背着一个药箱，备上些治疗头疼脑热的常见药，免费给老百姓看病，有时还会带上一些小礼品。
通过几年的蚊种调查和培训指导，基层卫生组织在当地也逐渐建立起来。“要开展疟疾防治，光靠那么几个人是不行的，必须得发动群众。”他说。
对于搞蚊虫研究的人来说，为了获得更多的实验蚊种，有一项工作必须做好——养蚊子。
“要让它们成为可以生产的商品，我想要多少就有多少。”董老解释。
一开始得少吃多餐，早中晚各一次；随后逐渐加大食量，并减少次数……每天，只要一有时间，董老就会跑去他的养蚊室，给幼虫喂上一点碾碎的鱼饲料。“不能放太多，要不然会形成一层油膜，导致幼虫窒息。”他边说边喂食。
用不了几天，精心呵护下的幼虫就会长成成蚊，可光养大了还不行，得让它们自然繁殖并传宗接代。
雌蚊繁衍之前必须吸血，但嗜血习性“因蚊而异”，得花时间慢慢驯化。长期吸人血的蚊子刚开始不会去吸动物血，为此，董老干脆伸胳膊进去给它们叮咬，只为让它们饱餐一顿。过不了一会，他的胳膊上就留下了大大小小的包。
老让它叮人不是长久之计，小白鼠后来被派上了用场。不过，碰到特别“挑食”的蚊子，董老自有一套办法：使劲饿它。“不吃没关系，饿上几天就好了。”
好不容易改变了蚊子的嗜血习性，可自然交配又让他犯了难。和其他蚊种不一样，按蚊需在空中“群舞”的状态下完成自然交配。但长期待在蚊笼的蚊子，怎么也“群舞”不起来。
董老整天待在养蚊室里，几乎到了茶饭不思的地步。心急的时候，他就用手使劲拍打蚊笼。蚊子受到惊吓，四处乱飞。这让他看到了一点希望。
“雄蚊飞起来后会发出一种声音，雌蚊也就收到了交配的信号。”董老后来尝试把蚊笼加大，“群舞”的效果愈加明显，他总算松了一口气。
微小按蚊的成功驯化历时两年，如今，很多蚊种不再需要去野外采集，养蚊室里就能源源不断地供应，蚊媒传染病的相关研究也就有了保障。
见证了驯化的整个过程，董学书深知其中的不易。为了不让一只蚊子飞走，他特意在养蚊室里安了三道纱窗门。
生命不息，斗蚊不止。董老和蚊子整整纠缠了68年。
“蚊子是一种可以变异的昆虫。蚊虫研究事业绝对不能丢，还要长期做下去。”这是他经常告诫学生的一句话。
根据《全国消除疟疾工作方案（2016年-2020年）》，到2020年，全国要实现消除疟疾目标。然而，云南毗邻的东南亚国家是疟疾高度流行区，须重点防控境外疟疾输入再传播。
为此，董老的蚊虫研究范围又拓展到了与云南接壤的几个东南亚国家。“如果身体还允许，我希望再用个几年时间把这些地方的媒介蚊种调查清楚。”
如今，一到周末，董老还会乘公交车出去采标本。学生外出的时候，也会被他要求带蚊子回来。“妇女节活动那天，我就按照老师的吩咐，背着采蚊子的瓶瓶罐罐出发了。”学生吴林波苦笑着说。
平时忙于工作，董老很少有机会回家。父母过世的时候，忙着野外调查的他都没能及时赶回去。今年年初时，董老特意带着全家人回老家待了几天。儿时的房屋早已变了模样，可外出求学时的初心却还在心头激荡。
他一直记得，离家时，父亲曾说了一句话：你去外面做点事情。
如今，大半辈子过去，正如父亲所希望的那样，他总算是做成了一件事。
（摘自7月15日《新华每日电讯》。作者均为该报记者）
世界上有3000多种蚊子，中国占了400余种。云南因其独特的地理气候环境，成了它们“理想”的滋生地，种类达到300多种。在这数百种蚊子中，有8种是云南疟疾传播的主要媒介。
从蚊种调查、标本采集，到养蚊子、画蚊子……上世纪60年代以来，董学书就一直在从事蚊虫分类研究事业；83岁高龄的他，在退休后的23年时间里，依然坚守工作岗位，与蚊子“不离不弃”。
画蚊子，专著惊到了国外同行
放好玻片、调准焦距，一边瞄着显微镜，一边握笔作画……在云南省寄生虫病防治所的一间办公室里，董老正埋着头画蚊子。
落笔之前，董老对着显微镜反复比对标本。为了减少偏差，他特意挪开风扇，整个办公室里只听得见笔落在纸上沙沙的声音。
1996年，董老光荣退休。可办理完退休手续的第二天，办公室又出现了他瘦小而忙碌的身影，查找文献资料、制作蚊虫标本、讲解蚊虫分类鉴别……
“跟蚊子打了一辈子交道，停下来反而不习惯。”董老说。
因检索图的需要，画蚊子成了他的主要工作之一。
“做蚊虫分类鉴别研究，还得靠那一幅幅图。”董老说，雄蚊尾器作为蚊种的主要鉴别特征，必须一点一点描摹出来，容不得半点马虎。
对于没学过画画的董老来说，画蚊子的过程极其艰辛。蚊子尾器有很多细微的部分，毛发长短、粗细、斑点大小都得在检索图上清楚呈现。这就要求他必须不断调节焦距，反复比对标本。“一横就是一横，一点就是一点，错了就会误导别人。”
有时，因为一个小差错，董老要画上很多次。摸索到经验之后，他先作草图，画出大致轮廓之后再慢慢补充细节。错了的部分若不影响鉴别，就拿刀片轻轻刮掉；偏差较大的地方只能作废重新下笔。
遇到复杂的一幅图，董老要花上3到5天时间。当天画不完的部分，他还会一个人来到办公室加班，图画好了回家才能睡得踏实。
日复一日，董老的蚊子越画越顺，也越画越好。不过，因为长期埋头工作，他的颈椎出了问题。一回到家，脖子总是会有些难受。可第二天，他又会准时出現在显微镜前。
2010年，耗费近6年时间的《云南蚊类志（上卷）》正式出版。2400余幅有关蚊虫尾器的“工笔画”如同镌刻一般，过来交流学习的外国专家对此惊讶不已，争着抢着要把书带回去。
有一天，董老从外国文献上得知了雌蚊尾器也可用来鉴别蚊种，极度兴奋的他又开始了全新的研究工作。
亲友曾多次喊他出去旅游，董老却放不下手头的工作。近年来，为了防治登革热，他又把主要精力放在覆蚊的研究上。相关成果《中国覆蚊属》将于今年国庆节前后出版。
寻蚊子，斗罢毒蛇遇猛兽
画图之前需要有成套的蚊虫标本，包括幼虫和成蚊。没有标本，蚊媒传染病的防治工作也就无从谈起。但是大多数蚊子都是分布在野外，踪迹难寻。
云南地理气候特殊，生物多样性丰富，是我国蚊类区系和物种分布的核心地带，也是蚊媒传染病较多的省份。每年3到11月，到了蚊虫出没的季节，董老会深入到偏远荒僻的村寨，开展蚊种调查，足迹遍布云南12个州市，近60个县。
云南低到70多米的河谷地带，高到2000多米的高寒山区，蚊虫都有可能滋生。这对研究传染病昆虫出身的董老来说，无疑就是一个最大的“矿藏”。每年刚开春，他就和同事们去野外采集标本，一去便是大半年，到蚊子越冬了才回来。
一个铁瓢，配上长短不一的木柄、一个可折叠的扫网、一个普通的吸蚊管、一些废弃不用的塑料瓶——这是他们传承多年用来采集蚊虫标本的“特殊装备”。
将装备收拾齐全，放进一个布袋里，随手往背上一甩，董老便开始了他的标本采集之旅。走在路上，锅碗瓢盆叮当作响，路人甚至以为他是一个捡破烂的老头。
来回路上全靠一双脚，一根扁担挑两头：左边挂着工具箱，右边担着行李和口粮，累了就只能换换肩。最宝贝的东西就是显微镜了，董老里三层外三层地保管着。
竹林砍伐之后，留下一个个竹筒，下过雨之后存有积水，这成了蚊子幼虫的栖息地，随便拿个瓢一舀，就能采集到标本。然而，对于某些生长在树洞里的蚊子，过程就会变得困难。除了要学会爬树，董老有时还得就地取材，砍上几根木头，用藤条搭一个简单的梯子往上爬。
蚊子交配时，会采取“群舞”的方式，这是抓捕成蚊的最佳时间。进网之后，轻轻一折叠，就封住了出口。董老就拿吸蚊管把它们一一吸进来。装了几只后，他取出来放进塑料瓶，防止蚊子因乱撞而导致标本受损。
“蚊子它会飞呀，不好抓，但是又想要，急得心痒痒。”董老说，碰到不太好抓的蚊子，只能再等合适时机。
可有时候，蚊子没抓着多少，倒遇着了毒蛇猛兽。
上世纪70年代，在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勐腊县的一个村子，董老正在一片草丛附近采集标本。突然，地上冒出一条眼镜王蛇，和他的个头一般高。董老吓得一动不动，本想挪动步子往后跑，没想到又被一条母蛇堵住了退路，当时前后夹击的距离仅有几米远。
所幸，没过几分钟，母蛇就往草丛下钻了过去。看准了机会，董老一个箭步往回跑，才算躲过了毒蛇的攻击。“当时直冒冷汗，想想还是有些后怕。”他说。
采集标本时，蛇是来回途中的“常客”。竹叶青喜欢攀爬在竹子上，最不容易发现，可每天都要碰上好几次。为了和毒蛇作斗争，董老还专门去买了一本书。 边境线上丛林高密，人烟稀少，一到晚上常有野兽出没。为了采集标本，他们又不得不冒这个险。伸手不见五指的黑夜里，董老和同事还会撞见一双双“发亮”的眼睛，不是下山的黑熊就是围猎的豺狼。
面对一切可能出现的危险，董老没有后退半步。他告诉记者，标本采集工作很辛苦，但很有意义，需要一直延续下去。
经过几代人的努力，云南寄生虫病防治所共收集了上万套蚊子标本，其中有发现的蚊虫新种26种，中国新记录种20余种，成为国内最大的蚊类标本馆之一，为蚊媒传染病的研究工作提供了有力支撑。
斗蚊防疟，钻猪圈牛棚
那个外出求学的农村娃，怎么会想到自己竟会和讨厌的蚊子打上一辈子交道？
1951年，15岁的董学书进入贵阳医学院（今贵州医科大学）学习，师从我国著名医学昆虫学家孟庆华教授。读书时，因为学的是传染病昆虫专业，跳蚤、虱子、蚊子成了他的研究对象。
三年后，董学书分配到原云南省卫生防疫站工作。因为疟疾防治的需要，工作刚满两年，他就来到了当时疟疾发病较为严重的县区之一——西双版纳州勐海县。
也就是在这个地方，云南省疟疾防治研究所（2001年改为“云南省寄生虫病防治所”）开始筹建。当时条件艰苦，一间废弃的土坯房，用几块木头搭起的办公桌，就成了他们的工作场所。
“知己知彼，方能百战不殆。”用董老的话来说，传染疾病的蚊子就是他们要对付的敌人，想打一场漂亮的战役，就得先把对方的底细摸清楚。
年纪轻轻就投身到疟疾防治前线，那一年，他刚好20岁。
疟疾俗称“发摆子”，是由疟原虫寄生于人体引起的传染病，主要由受感染的按蚊叮咬或经输血感染，最初症状有发热、发冷、头痛和寒战等。
“发冷时，盖几床被子都不行，牙齿还抖个不停。”时隔多年，董老依然记得初次见到疟疾患者时的场景。
当时，防蚊灭蚊是防控疟疾的关键措施。可在勐海这个小县城，按蚊就多达50余种，找出主要的传播媒介成了当务之急。“蚊子控制住了，传播的链条也就断了。”董老解释。
蚊子在哪，他们的工作地点就在哪。有人专门跑老百姓的卧室，有人负责跑猪圈牛棚。每个星期定时定点抓蚊子，每次15分钟，早晚各一次。
当地傣族人聚居的村落，原来多是二层竹楼，上面住人，下面养牲畜，一到夏天就容易滋生蚊子。
天一黑，董老就带着设备来到猪圈牛棚跟前。臭气熏天的味道不好闻，但因为蚊子多，董老反而很“喜欢”。
捕蚊的过程很简单，卷起裤脚露出大腿直接诱敌。没几分钟，腿上就招来了很多蚊子。这时，他就会小心翼翼地拿一根吸蚊管把它们吸进来，存放在随身携带的玻璃瓶里。
没想到的是，猪圈牛棚都进得去，他們却被挡在了老百姓的卧室外。
按照当地少数民族的风俗习惯，陌生人不能随便进出卧室，翻找里面的瓶瓶罐罐，并喷洒杀虫剂更是不可能。“敌人就在那儿，我们却攻不进去。”董老苦笑着回忆。
硬闯不行，他们只好去求助村里的“头人”。道理讲通后，灭蚊工作顺利了很多。
收集到标本后，蚊种分类鉴定工作就在这间土坯房里进行，通过解剖蚊虫，看其唾液腺是否存在疟原虫。如此循环往复，两年时间下来，他们得出了当地蚊种分布的季节消长规律，并确定了当地传媒疟疾的媒介蚊种为微小按蚊。
“有些蚊子晚上才出来，白天在睡觉；有的半夜叮人，凌晨2点左右就得格外注意。”董老说，清楚了它们的生活习性和嗜血特点，通过喷洒农药或者挂上浸泡过药的蚊帐，一定程度上可以预防疟疾。
为了引导当地群众灭蚊防疟，下乡时，他们还会背着一个药箱，备上些治疗头疼脑热的常见药，免费给老百姓看病，有时还会带上一些小礼品。
通过几年的蚊种调查和培训指导，基层卫生组织在当地也逐渐建立起来。“要开展疟疾防治，光靠那么几个人是不行的，必须得发动群众。”他说。
“少吃多餐”，花尽心思养蚊子
对于搞蚊虫研究的人来说，为了获得更多的实验蚊种，有一项工作必须做好——养蚊子。
“要让它们成为可以生产的商品，我想要多少就有多少。”董老解释。
一开始得少吃多餐，早中晚各一次；随后逐渐加大食量，并减少次数……每天，只要一有时间，董老就会跑去他的养蚊室，给幼虫喂上一点碾碎的鱼饲料。“不能放太多，要不然会形成一层油膜，导致幼虫窒息。”他边说边喂食。
用不了几天，精心呵护下的幼虫就会长成成蚊，可光养大了还不行，得让它们自然繁殖并传宗接代。
雌蚊繁衍之前必须吸血，但嗜血习性“因蚊而异”，得花时间慢慢驯化。长期吸人血的蚊子刚开始不会去吸动物血，为此，董老干脆伸胳膊进去给它们叮咬，只为让它们饱餐一顿。过不了一会，他的胳膊上就留下了大大小小的包。
老让它叮人不是长久之计，小白鼠后来被派上了用场。不过，碰到特别“挑食”的蚊子，董老自有一套办法：使劲饿它。“不吃没关系，饿上几天就好了。”
好不容易改变了蚊子的嗜血习性，可自然交配又让他犯了难。和其他蚊种不一样，按蚊需在空中“群舞”的状态下完成自然交配。但长期待在蚊笼的蚊子，怎么也“群舞”不起来。
董老整天待在养蚊室里，几乎到了茶饭不思的地步。心急的时候，他就用手使劲拍打蚊笼。蚊子受到惊吓，四处乱飞。这让他看到了一点希望。
“雄蚊飞起来后会发出一种声音，雌蚊也就收到了交配的信号。”董老后来尝试把蚊笼加大，“群舞”的效果愈加明显，他总算松了一口气。
微小按蚊的成功驯化历时两年，如今，很多蚊种不再需要去野外采集，养蚊室里就能源源不断地供应，蚊媒传染病的相关研究也就有了保障。
见证了驯化的整个过程，董学书深知其中的不易。为了不让一只蚊子飞走，他特意在养蚊室里安了三道纱窗门。
生命不息，斗蚊不止。董老和蚊子整整纠缠了68年。
“蚊子是一种可以变异的昆虫。蚊虫研究事业绝对不能丢，还要长期做下去。”这是他经常告诫学生的一句话。
根据《全国消除疟疾工作方案（2016年-2020年）》，到2020年，全国要实现消除疟疾目标。然而，云南毗邻的东南亚国家是疟疾高度流行区，须重点防控境外疟疾输入再传播。
为此，董老的蚊虫研究范围又拓展到了与云南接壤的几个东南亚国家。“如果身体还允许，我希望再用个几年时间把这些地方的媒介蚊种调查清楚。”
如今，一到周末，董老还会乘公交车出去采标本。学生外出的时候，也会被他要求带蚊子回来。“妇女节活动那天，我就按照老师的吩咐，背着采蚊子的瓶瓶罐罐出发了。”学生吴林波苦笑着说。
平时忙于工作，董老很少有机会回家。父母过世的时候，忙着野外调查的他都没能及时赶回去。今年年初时，董老特意带着全家人回老家待了几天。儿时的房屋早已变了模样，可外出求学时的初心却还在心头激荡。
他一直记得，离家时，父亲曾说了一句话：你去外面做点事情。
如今，大半辈子过去，正如父亲所希望的那样，他总算是做成了一件事。
（摘自7月15日《新华每日电讯》。作者均为该报记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