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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已经退役、消失3年的湖南籍羽毛球世界冠军黄穗重新回到人们视野，并在中国体坛掀起了一场“叛逃”风波。从最开始湖南乒羽中心策划的“被失踪”，到后来滋生的“领空饷”，再到日前黄穗本人在微博上的强力反击，“黄穗事件”一波三折，其真相到底是什么？究竟谁该为这一事件埋单？
“失踪3年”迷雾重重
如果时光倒流30年，黄穗或许就是另一个胡娜，或许也会导致两国外交关系紧张，她一生都要背负“叛国”的罪名，被十几亿人唾骂。然而，30年后的今天，她只是千千万万移民大军中几乎可以忽略不计的一分子。
对于黄穗这个名字，羽毛球爱好者并不陌生。湖南省体育局官方网站明星专栏里至今还有对她的介绍——黄穗，曾与高崚搭档在雅典奥运会上获得女双亚军。但在备战北京奥运会期间，由于“个人原因”在2007年年底离开国家队，此后再无国际大赛经历。因此，记者在查阅有关网站时看到，黄穗的“比赛经历”，自2007年10月国际羽联系列赛丹麦站赛后便是空白，而关于黄穗本人的国籍是否更改，至今仍然是个谜。
事实上，曾有过国家队经历的羽毛球运动员在退役后移民并不少见——在本次澳大利亚公开赛上和黄穗搭档女子双打代表东道主出战的，正是曾代表中国羽毛球队获得尤伯杯女团冠军的唐鹤恬。
唐鹤恬原名唐永淑，当年和秦艺源搭档，代表中国出战亚特兰大奥运会，并勇夺铜牌。在那个年代，葛菲和顾俊的女双组合几乎天下无敌，唐、秦组合稍逊一筹。为此，唐永淑受高人指点，将谐音“永输”的“永淑”改为“鹤恬”，但改名之后，唐鹤恬很快选择了退役，和丈夫移民澳大利亚并在墨尔本定居。唐鹤恬的丈夫是大连人，入选过国家二队，他们移民之后，就在当地的羽毛球俱乐部担任教练。如今，他们膝下已有3个孩子，生活倒也其乐融融。
“随着社会的发展，移民已经不再是富有争议性的话题，尤其是个人的选择和国家的需要不发生冲突的时候。”体育社会学家金汕对《新民周刊》表示，“乒乓球项目中的这种现象可能是最多的，刘国梁教练也曾表示，不怕优秀选手通过正当途径和我们竞争。这是一种观念上的进步。”
湖南是羽毛球大省，涌现过唐九红、龚智超、龚睿那、鲍春来、郑波等羽球世界冠军，上述几位名将还因其榜样作用获得诸多社会荣誉称号。然而，黄穗代表澳大利亚参赛引发的风波却让球迷感到诧异，甚至是震动了整个中国体坛。
事实上，“黄穗事件”的焦点在于，湖南省乒羽运动管理中心公开指责她“叛逃”、“领空饷”，这样一来，整个事件变得非常严重。而另据中国羽协内部人士向记者透露，黄穗2007年离开国家队，正是因为“在奥运会参赛问题上和湖南省体育局产生了矛盾”，所以“她对湖南省体育局为安抚她而安排的乒羽运动管理中心副主任一职不愿接受”。
那么，黄穗与湖南乒羽中心的矛盾究竟从何而来呢？
早在6年前，黄穗还在中国羽毛球队时，便已和一位名叫王晓军的房地产商人办理了结婚手续。当时考虑到黄穗正在备战北京奥运会，他们计划北京奥运会后举办婚礼。
然而，因为父亲病重、国羽女双竞争激烈等多方面原因。黄穗放弃了参加北京奥运会的机会，并在2007年底选择了离开国家队。从那以后，黄穗虽然一直都是湖南省羽毛球队的在编运动员，但她并没有继续代表湖南省队参加国内大赛。
北京奥运会后不久，黄穗和王晓军补办了一个盛大的婚礼，当时婚礼上还有一个很大的亮点，他们抱着刚刚过完满月的孩子王子乔，一家三口走上了红地毯。在儿子半周岁时，黄穗曾在博客上开心地谈到了宝贝儿子：“我的宝宝小名叫果果，很有意思吧！我妈取的，意思是我们的婚姻终于结果了，也希望宝宝是个开心果。”“今天的我已经有一个五个月大的儿子，他很可爱很健康。他是老天赐给我最好的礼物。”
当天黄穗还通过博客问候了她在国家队时的教练田秉义、中国羽毛球队总教练李永波以及谢杏芳、张宁、鲍春来等前队友。但此后黄穗就再也没有在其博客上发表过任何言语。但据她曝料，也正是在那个时候，湖南省乒羽中心曾“逼”她代表湖南队参加当年在山东举行的全运会，而刚结婚生子的黄穗不想参加。双方谈不拢，黄穗于是采取断绝一切联系的方式“出逃”了。
其实，黄穗的拒绝没有什么可指责的。一方面父亲刚过世不久，而且儿子又刚刚出生不久，这种情况下，她哪有心情和身体状态去备战第二年的全运会呢？至于那个湖南省乒羽中心副主任的职务，是2007年4月湖南省体育局为鼓励黄穗在国家队坚持下去、力争在北京奥运会争取金牌，才奖励给她的，跟黄穗本人一点关系都没有。说得不好听一点儿，那也可视做湖南体育局的“一厢情愿”。
退一步讲，既然黄穗没到省乒羽中心上过一天班，2009年开始又以“失踪”的方式“逃避”全运会，黄穗已摆出了一副不想再当运动员、也不想要副主任这一职务的姿态时，省乒羽中心为何还要给她长期保留职位呢？为何还给她发工资呢？
两年前，黄穗在国外接受记者采访时，如此描述自己退役后的幸福生活：“退役后的我，生活的重心全部转移到了家庭中了。女人嘛，我感觉还是应该以家庭为中心。”正如黄穗所说，无论是和朋友谈心，还是在自己的博客里，黄穗所说所想的一切，都是围绕着自己的家人，她甚至因此坦言想当有钱人，“我们并不是非要怎么的有钱，我们想当有钱人的原因无非是为了改善生活条件，让身边的人可以衣食无忧，这一切都是因为爱！所以我想当有钱人……”
而黄穗退役后的理想和目标，和羽毛球运动几乎脱离了关系。“有很多朋友纷纷替我出主意，看我到底喜欢或适合做什么好？有的人认为我应该开一个羽毛球馆，有的认为我应该在湖南省乒羽中心当副主任，有的认为我应该去世界羽联工作，有的人认为我应该去老公的公司，夫唱妇随地一起做房地产……而我的理想和目标很简单，我只想学好英语，然后做服装设计，有时间就和妈妈满世界走，满世界看。”通过黄穗在4年前发表的这篇名为《退役以后的我》的博文来看，不难发现黄穗的突然离开似乎没有湖南省體育局宣传的那么“突然”和“邪乎”了。
对于一个热爱生活、以家为中心的女人来说，退出羽毛球界，选择自己想要的生活有什么可指责、可大惊小怪的呢？
如今，在“黄穗事件”被炒得沸沸扬扬之际，一直保持沉默的当事人终于通过微博进行了回应。当时，她隐晦地引用偈语：“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随着事件持续发酵，黄穗终于按捺不住发表声明：“最近有关我的新闻在网上炒得沸沸扬扬，本来我不想作出任何评论，但是事态的发展已经严重影响到了我和家人的生活，以及我个人的名誉。什么叫失踪3年？什么叫我不去上班？什么叫逃跑？真是这样吗？你们别逼人太甚，如果我的家人再因此受到伤害的话，那些你们曾经的谎言，我将一一揭开！”
谁为“吃空饷”埋单？
原本，“黄穗事件”的导火索是由湖南乒羽中心主任唐辉拉响的。然而，唐主任万万没有想到，由于他的炮轰却令自己陷入了被动的局面中，并牵涉到了湖南省体育局。
唐辉在第一次接受媒体采访时曾透露:“黄穗的职位依然保留着，工资也一直发着（副处级的工资）。”此后，面对媒体的质疑，唐辉依然坚称：“黄穗身为副主任，怎么能代表澳大利亚打球，等参加比赛的国家队回来，我们会和国家队进行沟通，并对黄穗做出相应的处罚。”
“黄穗事件”被唐辉曝光后，顿时招致外界的普遍质疑：“人间蒸发”3年多，近日因代表外国队参赛才被“发现”，简直是荒唐得可以！有网友指出，就个案而言，最该追问的当数湖南省乒羽中心了。人事管理为何如此混乱失察？官职形同虚设无人过问，那么她的工资照发到底发到谁的兜里去了？这么长时间才发现，难道没有别的隐情？这恐怕不是“工作失误”就能搪塞的。人“失踪”了几年，官衔还在，工资照发，这也绝不是常人可享受到的“礼遇”。
对此，唐辉曾解释说，因为考虑到黄穗是对湖南和中国羽毛球做出过突出贡献的运动员，因此才对她在职不在岗“网开一面”，“因为她是运动员，处理时比较谨慎”。不过，随着外界对湖南省乒羽中心做法的质疑越来越多，唐辉也觉察到当初自己炮轰黄穗其实已经给自己和整个体育局带来了很大麻烦。
当黄穗还是一名在役运动员时，相关方面就能以“让其安心训练”为理由，堂而皇之给她一个副处级的职位。类似安排十分常见，而纵览中国体坛，“赛而优则仕”更几乎已成固定模式，似乎非给一个官位才能体现对退役优秀运动员的关心一样。没人否认体育名将们付出过很多心力、曾经为国争光的事实，但在他们已经因此得到荣誉和丰厚物质报酬的同时，如果再以官位作为报酬，不仅对那些同样付出过很多心力但没有取得优秀成绩的普通运动员不公平，更重要的是，拿出职位安置运动员的不论是公务员机构还是事业单位，想必都有起码的进人和用人制度，制度的刚性何在？
在其他人身上绝对不正常的事情到了体育名将这里突然就正常了，难怪新华社的署名文章要发出质疑：难道运动明星在工作单位中真的应该享受“特权”么？
越过“黄穗事件”，不得不反思体育在中国社会中的合适位置。体育的特殊化一度起到了良好作用，但不必讳言，其负面影响也日趋显现，“黄穗事件”不过是这种负面影响的一次集中暴露。“体育是到了终结特殊化，和其他行业一样迈进市场化、产业化、社会化的时候了。”有专家如此呼吁。
日前，当《新民周刊》再次拨通了唐辉的电话后，他的语气没有几天前那么坚定了，并不耐烦地说：“我不对此事再作任何说明”，随后便不再接听电话。
“其实，我们体育界现在有很多有级别或级别较高的干部，都是运动员出身，他们在各自的岗位上做得相当出色，比如国家体育总局副局长蔡振华，也曾经是世界冠军，这说明他适合在这种位置上发挥自己的特长。”有知名体育评论员指出，“但并不是每一名世界冠军都适合当领导干部，通常干部的任命要经过所属单位严格的人力资源考试。把干部职位用来奖励运动员的做法，显然是不可取的。”
对于让运动员从政，自上世纪80年代就有争论。人们争论后的基本共识是运动员当然可以从政，但值得商榷的是数量是否过多、一切以金牌划线是否合理，而“黄穗事件”更提出一个亟待重视的问题，就是金牌运动员从政后是否可以超越法律我行我素。黄穗5年前离开国家队，对她的安排，从湖南方面看可说是呵护有加，就在她退役之前，湖南省乒羽中心已为她提供了副主任一职。“出人意料”的是黄穗并不领情，自从退役后就基本没有上过班，5年期间工资照发。主管单位对此解释是“她是名运动员，情况比较特殊”。黄穗作为事业单位的干部，必须在相关法规的约束下行事，然而她却“失踪”了，对此，主管单位不仅是不作为，甚至已经涉嫌违法。纳税人有理由对此提出质询并要求得到答复。
那么，究竟是谁应该为“黄穗事件”埋单呢？
有业内专家认为，首先应为“黄穗事件”买单的，应该是湖南省体育局相关官员。黄穗是作出过贡献的运动员，她退役后官方是否应为其提供副处级职位，我们权且不论，但是，有职位却不上班，尤其是她“失踪”后，湖南省乒羽中心在媒体上刊登寻人启事未果后，还为其保留职位。黄穗玩失踪后这3年，其官位的保留、工资的照发，是哪些领导拍脑袋决策的？对此，有关部门应该查个水落石出，不能让他们做无辜状，像“局外人”般只愤怒于黄穗的不仁不义。
除此之外，还应该为“黄穗事件”埋单的是流行不死的“吃空饷”潜规则。时下，在有些地方，在编不上班、工资却照拿的“吃空饷”现象并不鲜见。就如湖南省，仅在2011年就曝光多起“吃空饷”丑闻：娄底查处109名“吃空饷”人员；永州查处逾百名教师“吃空饷”，当时媒体曝光时，永州零陵区教育局长还大言不惭地说：“空饷吃的是地方财政，关你记者什么事？公务员‘吃空饷’的更多，你们记者怎么不去关注？”在这种语境下，湖南省乒羽中心对黄穗“吃空饷”当然会熟视无睹。
还应该为“黄穗事件”埋单的是根深蒂固的“体而优则仕”做法。一边是中国体育界的“举国体制”，一边是从全国到地方的“金牌战略”，在机制和考核目标的双重作用下，即使有严格的选拔任用制度和组织考察程序，明星运动员走上仕途路依然有相对宽松的环境。仅是在湖南省，多年来，除了黄穗外，还有唐九红、杨霞、熊倪、龚睿那、李敬、张连标、尹卫萍等体育明星，都被委任一定的“官职”。由此可见，不上班的黄穗能“吃空饷”、当副处级干部也就不足为奇了。
很显然，解剖“黄穗事件”，我们不应该将谴责的矛头唯独指向黄穗，而更应该问责那些不依法行政的相关官员，尤其是要冷静反省生长“吃空饷”潜规则、“体而优则仕”这些“常青树”的土壤，并剔除病灶，杜绝那些“黄穗们”占着官位不上班，而且还白白占有百姓的纳税钱。
有法律界人士称，对于“吃空饷”行为，我们国家完全可以“动刑”。《刑法》第266条规定：“诈骗罪是指以非法占有为目的，用虚构事实或者隐瞒真相的方法，骗取数额较大的公私財物的行为”。“吃空饷”往往以伪造等手段，骗取国家工资福利。因此给“吃空饷”定性诈骗罪不算过分。除了严惩“吃空饷”的人，更要惩处导演“吃空饷”和为“吃空饷”者创造条件的人，正是他们的直接乱作为和不作为，才导致“吃空饷”现象泛滥。
从某种意义上说，与其说“黄穗事件”仅是个案，毋宁说这是制度落后于时代的普遍悲哀。
“失踪3年”迷雾重重
如果时光倒流30年，黄穗或许就是另一个胡娜，或许也会导致两国外交关系紧张，她一生都要背负“叛国”的罪名，被十几亿人唾骂。然而，30年后的今天，她只是千千万万移民大军中几乎可以忽略不计的一分子。
对于黄穗这个名字，羽毛球爱好者并不陌生。湖南省体育局官方网站明星专栏里至今还有对她的介绍——黄穗，曾与高崚搭档在雅典奥运会上获得女双亚军。但在备战北京奥运会期间，由于“个人原因”在2007年年底离开国家队，此后再无国际大赛经历。因此，记者在查阅有关网站时看到，黄穗的“比赛经历”，自2007年10月国际羽联系列赛丹麦站赛后便是空白，而关于黄穗本人的国籍是否更改，至今仍然是个谜。
事实上，曾有过国家队经历的羽毛球运动员在退役后移民并不少见——在本次澳大利亚公开赛上和黄穗搭档女子双打代表东道主出战的，正是曾代表中国羽毛球队获得尤伯杯女团冠军的唐鹤恬。
唐鹤恬原名唐永淑，当年和秦艺源搭档，代表中国出战亚特兰大奥运会，并勇夺铜牌。在那个年代，葛菲和顾俊的女双组合几乎天下无敌，唐、秦组合稍逊一筹。为此，唐永淑受高人指点，将谐音“永输”的“永淑”改为“鹤恬”，但改名之后，唐鹤恬很快选择了退役，和丈夫移民澳大利亚并在墨尔本定居。唐鹤恬的丈夫是大连人，入选过国家二队，他们移民之后，就在当地的羽毛球俱乐部担任教练。如今，他们膝下已有3个孩子，生活倒也其乐融融。
“随着社会的发展，移民已经不再是富有争议性的话题，尤其是个人的选择和国家的需要不发生冲突的时候。”体育社会学家金汕对《新民周刊》表示，“乒乓球项目中的这种现象可能是最多的，刘国梁教练也曾表示，不怕优秀选手通过正当途径和我们竞争。这是一种观念上的进步。”
湖南是羽毛球大省，涌现过唐九红、龚智超、龚睿那、鲍春来、郑波等羽球世界冠军，上述几位名将还因其榜样作用获得诸多社会荣誉称号。然而，黄穗代表澳大利亚参赛引发的风波却让球迷感到诧异，甚至是震动了整个中国体坛。
事实上，“黄穗事件”的焦点在于，湖南省乒羽运动管理中心公开指责她“叛逃”、“领空饷”，这样一来，整个事件变得非常严重。而另据中国羽协内部人士向记者透露，黄穗2007年离开国家队，正是因为“在奥运会参赛问题上和湖南省体育局产生了矛盾”，所以“她对湖南省体育局为安抚她而安排的乒羽运动管理中心副主任一职不愿接受”。
那么，黄穗与湖南乒羽中心的矛盾究竟从何而来呢？
早在6年前，黄穗还在中国羽毛球队时，便已和一位名叫王晓军的房地产商人办理了结婚手续。当时考虑到黄穗正在备战北京奥运会，他们计划北京奥运会后举办婚礼。
然而，因为父亲病重、国羽女双竞争激烈等多方面原因。黄穗放弃了参加北京奥运会的机会，并在2007年底选择了离开国家队。从那以后，黄穗虽然一直都是湖南省羽毛球队的在编运动员，但她并没有继续代表湖南省队参加国内大赛。
北京奥运会后不久，黄穗和王晓军补办了一个盛大的婚礼，当时婚礼上还有一个很大的亮点，他们抱着刚刚过完满月的孩子王子乔，一家三口走上了红地毯。在儿子半周岁时，黄穗曾在博客上开心地谈到了宝贝儿子：“我的宝宝小名叫果果，很有意思吧！我妈取的，意思是我们的婚姻终于结果了，也希望宝宝是个开心果。”“今天的我已经有一个五个月大的儿子，他很可爱很健康。他是老天赐给我最好的礼物。”
当天黄穗还通过博客问候了她在国家队时的教练田秉义、中国羽毛球队总教练李永波以及谢杏芳、张宁、鲍春来等前队友。但此后黄穗就再也没有在其博客上发表过任何言语。但据她曝料，也正是在那个时候，湖南省乒羽中心曾“逼”她代表湖南队参加当年在山东举行的全运会，而刚结婚生子的黄穗不想参加。双方谈不拢，黄穗于是采取断绝一切联系的方式“出逃”了。
其实，黄穗的拒绝没有什么可指责的。一方面父亲刚过世不久，而且儿子又刚刚出生不久，这种情况下，她哪有心情和身体状态去备战第二年的全运会呢？至于那个湖南省乒羽中心副主任的职务，是2007年4月湖南省体育局为鼓励黄穗在国家队坚持下去、力争在北京奥运会争取金牌，才奖励给她的，跟黄穗本人一点关系都没有。说得不好听一点儿，那也可视做湖南体育局的“一厢情愿”。
退一步讲，既然黄穗没到省乒羽中心上过一天班，2009年开始又以“失踪”的方式“逃避”全运会，黄穗已摆出了一副不想再当运动员、也不想要副主任这一职务的姿态时，省乒羽中心为何还要给她长期保留职位呢？为何还给她发工资呢？
两年前，黄穗在国外接受记者采访时，如此描述自己退役后的幸福生活：“退役后的我，生活的重心全部转移到了家庭中了。女人嘛，我感觉还是应该以家庭为中心。”正如黄穗所说，无论是和朋友谈心，还是在自己的博客里，黄穗所说所想的一切，都是围绕着自己的家人，她甚至因此坦言想当有钱人，“我们并不是非要怎么的有钱，我们想当有钱人的原因无非是为了改善生活条件，让身边的人可以衣食无忧，这一切都是因为爱！所以我想当有钱人……”
而黄穗退役后的理想和目标，和羽毛球运动几乎脱离了关系。“有很多朋友纷纷替我出主意，看我到底喜欢或适合做什么好？有的人认为我应该开一个羽毛球馆，有的认为我应该在湖南省乒羽中心当副主任，有的认为我应该去世界羽联工作，有的人认为我应该去老公的公司，夫唱妇随地一起做房地产……而我的理想和目标很简单，我只想学好英语，然后做服装设计，有时间就和妈妈满世界走，满世界看。”通过黄穗在4年前发表的这篇名为《退役以后的我》的博文来看，不难发现黄穗的突然离开似乎没有湖南省體育局宣传的那么“突然”和“邪乎”了。
对于一个热爱生活、以家为中心的女人来说，退出羽毛球界，选择自己想要的生活有什么可指责、可大惊小怪的呢？
如今，在“黄穗事件”被炒得沸沸扬扬之际，一直保持沉默的当事人终于通过微博进行了回应。当时，她隐晦地引用偈语：“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随着事件持续发酵，黄穗终于按捺不住发表声明：“最近有关我的新闻在网上炒得沸沸扬扬，本来我不想作出任何评论，但是事态的发展已经严重影响到了我和家人的生活，以及我个人的名誉。什么叫失踪3年？什么叫我不去上班？什么叫逃跑？真是这样吗？你们别逼人太甚，如果我的家人再因此受到伤害的话，那些你们曾经的谎言，我将一一揭开！”
谁为“吃空饷”埋单？
原本，“黄穗事件”的导火索是由湖南乒羽中心主任唐辉拉响的。然而，唐主任万万没有想到，由于他的炮轰却令自己陷入了被动的局面中，并牵涉到了湖南省体育局。
唐辉在第一次接受媒体采访时曾透露:“黄穗的职位依然保留着，工资也一直发着（副处级的工资）。”此后，面对媒体的质疑，唐辉依然坚称：“黄穗身为副主任，怎么能代表澳大利亚打球，等参加比赛的国家队回来，我们会和国家队进行沟通，并对黄穗做出相应的处罚。”
“黄穗事件”被唐辉曝光后，顿时招致外界的普遍质疑：“人间蒸发”3年多，近日因代表外国队参赛才被“发现”，简直是荒唐得可以！有网友指出，就个案而言，最该追问的当数湖南省乒羽中心了。人事管理为何如此混乱失察？官职形同虚设无人过问，那么她的工资照发到底发到谁的兜里去了？这么长时间才发现，难道没有别的隐情？这恐怕不是“工作失误”就能搪塞的。人“失踪”了几年，官衔还在，工资照发，这也绝不是常人可享受到的“礼遇”。
对此，唐辉曾解释说，因为考虑到黄穗是对湖南和中国羽毛球做出过突出贡献的运动员，因此才对她在职不在岗“网开一面”，“因为她是运动员，处理时比较谨慎”。不过，随着外界对湖南省乒羽中心做法的质疑越来越多，唐辉也觉察到当初自己炮轰黄穗其实已经给自己和整个体育局带来了很大麻烦。
当黄穗还是一名在役运动员时，相关方面就能以“让其安心训练”为理由，堂而皇之给她一个副处级的职位。类似安排十分常见，而纵览中国体坛，“赛而优则仕”更几乎已成固定模式，似乎非给一个官位才能体现对退役优秀运动员的关心一样。没人否认体育名将们付出过很多心力、曾经为国争光的事实，但在他们已经因此得到荣誉和丰厚物质报酬的同时，如果再以官位作为报酬，不仅对那些同样付出过很多心力但没有取得优秀成绩的普通运动员不公平，更重要的是，拿出职位安置运动员的不论是公务员机构还是事业单位，想必都有起码的进人和用人制度，制度的刚性何在？
在其他人身上绝对不正常的事情到了体育名将这里突然就正常了，难怪新华社的署名文章要发出质疑：难道运动明星在工作单位中真的应该享受“特权”么？
越过“黄穗事件”，不得不反思体育在中国社会中的合适位置。体育的特殊化一度起到了良好作用，但不必讳言，其负面影响也日趋显现，“黄穗事件”不过是这种负面影响的一次集中暴露。“体育是到了终结特殊化，和其他行业一样迈进市场化、产业化、社会化的时候了。”有专家如此呼吁。
日前，当《新民周刊》再次拨通了唐辉的电话后，他的语气没有几天前那么坚定了，并不耐烦地说：“我不对此事再作任何说明”，随后便不再接听电话。
“其实，我们体育界现在有很多有级别或级别较高的干部，都是运动员出身，他们在各自的岗位上做得相当出色，比如国家体育总局副局长蔡振华，也曾经是世界冠军，这说明他适合在这种位置上发挥自己的特长。”有知名体育评论员指出，“但并不是每一名世界冠军都适合当领导干部，通常干部的任命要经过所属单位严格的人力资源考试。把干部职位用来奖励运动员的做法，显然是不可取的。”
对于让运动员从政，自上世纪80年代就有争论。人们争论后的基本共识是运动员当然可以从政，但值得商榷的是数量是否过多、一切以金牌划线是否合理，而“黄穗事件”更提出一个亟待重视的问题，就是金牌运动员从政后是否可以超越法律我行我素。黄穗5年前离开国家队，对她的安排，从湖南方面看可说是呵护有加，就在她退役之前，湖南省乒羽中心已为她提供了副主任一职。“出人意料”的是黄穗并不领情，自从退役后就基本没有上过班，5年期间工资照发。主管单位对此解释是“她是名运动员，情况比较特殊”。黄穗作为事业单位的干部，必须在相关法规的约束下行事，然而她却“失踪”了，对此，主管单位不仅是不作为，甚至已经涉嫌违法。纳税人有理由对此提出质询并要求得到答复。
那么，究竟是谁应该为“黄穗事件”埋单呢？
有业内专家认为，首先应为“黄穗事件”买单的，应该是湖南省体育局相关官员。黄穗是作出过贡献的运动员，她退役后官方是否应为其提供副处级职位，我们权且不论，但是，有职位却不上班，尤其是她“失踪”后，湖南省乒羽中心在媒体上刊登寻人启事未果后，还为其保留职位。黄穗玩失踪后这3年，其官位的保留、工资的照发，是哪些领导拍脑袋决策的？对此，有关部门应该查个水落石出，不能让他们做无辜状，像“局外人”般只愤怒于黄穗的不仁不义。
除此之外，还应该为“黄穗事件”埋单的是流行不死的“吃空饷”潜规则。时下，在有些地方，在编不上班、工资却照拿的“吃空饷”现象并不鲜见。就如湖南省，仅在2011年就曝光多起“吃空饷”丑闻：娄底查处109名“吃空饷”人员；永州查处逾百名教师“吃空饷”，当时媒体曝光时，永州零陵区教育局长还大言不惭地说：“空饷吃的是地方财政，关你记者什么事？公务员‘吃空饷’的更多，你们记者怎么不去关注？”在这种语境下，湖南省乒羽中心对黄穗“吃空饷”当然会熟视无睹。
还应该为“黄穗事件”埋单的是根深蒂固的“体而优则仕”做法。一边是中国体育界的“举国体制”，一边是从全国到地方的“金牌战略”，在机制和考核目标的双重作用下，即使有严格的选拔任用制度和组织考察程序，明星运动员走上仕途路依然有相对宽松的环境。仅是在湖南省，多年来，除了黄穗外，还有唐九红、杨霞、熊倪、龚睿那、李敬、张连标、尹卫萍等体育明星，都被委任一定的“官职”。由此可见，不上班的黄穗能“吃空饷”、当副处级干部也就不足为奇了。
很显然，解剖“黄穗事件”，我们不应该将谴责的矛头唯独指向黄穗，而更应该问责那些不依法行政的相关官员，尤其是要冷静反省生长“吃空饷”潜规则、“体而优则仕”这些“常青树”的土壤，并剔除病灶，杜绝那些“黄穗们”占着官位不上班，而且还白白占有百姓的纳税钱。
有法律界人士称，对于“吃空饷”行为，我们国家完全可以“动刑”。《刑法》第266条规定：“诈骗罪是指以非法占有为目的，用虚构事实或者隐瞒真相的方法，骗取数额较大的公私財物的行为”。“吃空饷”往往以伪造等手段，骗取国家工资福利。因此给“吃空饷”定性诈骗罪不算过分。除了严惩“吃空饷”的人，更要惩处导演“吃空饷”和为“吃空饷”者创造条件的人，正是他们的直接乱作为和不作为，才导致“吃空饷”现象泛滥。
从某种意义上说，与其说“黄穗事件”仅是个案，毋宁说这是制度落后于时代的普遍悲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