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前，一提到兰考，人们就会想到焦裕禄。而今，兰考这个名字与一个叫做袁厉害的人和她收留的弃儿，以及一场道德与法律之间的纷争纠结在了一起。
　　法治这样一个老生常谈，令人倍增嚼蜡之感的话题，现如今还有必要拿出来晒吗？
　　说“没必要”，自有“没必要”的道理。自1996年2月江泽民同志明确提出“依法治国”以来，十五大、十六大、十七大不断重申、发展和完善着这一理论。党的十八大则进一步指出法治是治国理政的基本方式。1999年3月，九届人大二次会议更是将“中华人民共和国实行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写入宪法。
　　十几年来，法治在经济、政治和社会上都取得了主导性的话语权，以至于使人觉得法治似乎不再需要为自己正名和呐喊了。然而，现实社会生活又表明，在我们这样一个充满封建道统的社会，即使是在当下，也仍然有提醒人们警惕道德上位、越位，进而觊觎法律的必要。
　　不可否认，自古以来，道德规范对社会的和谐发挥了重要作用。即使当代，在我国社会处理国际、人际、国人关系的种种政策制度当中，仍然有着浓厚的道德底蕴。
　　然而，道德指向人的内心，没有强制力保障，其缺陷是不能漠视的。对定纷止争，划清主体之间的界限，道德往往显得心有余而力不足。再者，由于本身所具有的多元性，道德的立场总是显得模棱两可、甚或摇摆不定。具体到袁厉害案，有人说她是善人、好人，有人说她对父母不那么孝顺；有人说她爱孩子，有人说她连亲生儿女也没抱过多少……
　　正是由此，道德在当今世界早已不是主流的社会规范，先进发达的国家无一例外地选择了法治的道路。就连作为补充的行政、政策等手段，也无不受到法律的约束。我国也是这样，十年灰色的记忆，使人们倍加珍视法治的价值，不倦探索，孜孜以求。
　　选择了法治，就要树立法治理念，使法律成为社会生活的首要规范。面对各种社会冲突，首先要从法律的角度思考问题、寻找办法，只有在法律没有规范或者不宜规范的领域，才有道德发挥作用的余地。
　　选择了法治，就要学会尊重法律，以法律事实作为解决问题的依据。请牢记美国辛普森谋杀案主审法官的那句话：“大家都看见了辛普森沾满鲜血的手，但法律却不能说已看见”。客观事实永远都是我们追求的目标，但请注意，在法治社会，据以评价案件的只能是法律事实，也就是证据反映的事实。不但一般民众不能对案件“指点迷津”，即使法官也难以保证采信的证据“客观”地反映了事实。因为，法官未必就能还原案件的本来面目（否则，就不会有错案了），法官只能依据法律事实（当然不是道德），来判断发生过什么事，怎样处理这些事。
　　当然，法治不意味着道德一无是处，选择法治不意味着完全舍弃道德。意大利犯罪学家加洛法罗在讨论人类社会的犯罪问题时，区分了两类犯罪：自然犯和法定犯。简而言之，所谓自然犯是一种破廉耻的犯罪，如杀人、伤害、强奸等，广泛存在于一切社会之中。法定犯是因国家规定而出现的犯罪，如偷税罪、交通肇事罪等，在不同社会、不同时期会有所不同。他的话启示我们，许多法律的设定实际上已经考虑了道德的因素。另一方面，我们也看到，在具体承担法律责任时，道德常常不自觉地成为、也应当成为考虑的因素。
　　回到袁厉害案，问题的要害在于：死去的孩子是否需要法律的保护？如果不需要，那就让道德去作说教好了！如果这些生命应当得到法律保护，那就要在法律事实的基础上，看看相关人员是否负有主观责任。袁厉害的好、善可以在给她分担法律责任多少的时候予以考虑。如果让袁厉害这样的人承担法律责任不合乎现时的道德，那就要在依法处理此事以后，考虑修法、废法、重新立法。怎么可以因为某种道德的因素，就置法律于不顾呢！？
　　总之，袁厉害案不关法律之事则已，如果关涉，就应当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追究相关人员的法律责任。如果因为道德驾临，法律即退避三舍，那么，我们热切盼望、苦苦追求中的法治什么时候才能到来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