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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大早，围上一条红色围巾，袁少敏冒着寒气就出了门。走过宽阔平整的乡间水泥路，走过大片大片的苗木基地，走过飞檐斗拱的老年人互助院“逸心园”，他的心情愈加舒畅。
来到村里的党员群众服务中心，袁少敏开出一辆小型扫水车，为村子的路面洒水除尘。这天是鸡年除夕，袁少敏在自己的朋友圈里晒出自己开着扫水车的照片，并配上了一句话：“迎新年，除旧尘，期待新岁好年成。”
袁少敏在孝南区陡岗镇袁湖村村支书的岗位上已经干了23个年头。从退伍转业浑身劲儿的小伙子，到皱纹爬上他黝黑的脸庞，他勤扒苦做，带领村民致富，他创新“袁少敏工作法”，让群众管理群众。他让曾经穷苦的村落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也将最美好的青春写在了家乡的每一个角落。
曾有过作家梦的袁少敏爱写也爱思考，每天风风火火奔走在田间地头，自有一套农村政治学，他说“有人的地方就有政治”，他糙汉子的外表下是对乡土人情细致入微的观察和凝练透彻的领悟，颇似一位田坎间的“哲学家”。
“我这人性子倔，答应的事情就要干好！”
25年前，当村里的老书记袁敦志第一次来劝说他回老家当村干部时，袁少敏想都没想就回绝了：“我年纪轻轻，挣钱也不少，干嘛回村子里干这吃力不讨好的事情啊！”
那时的袁少敏正当年轻气盛，1986年从部队退伍后在外务工的他，1990年开始在新疆乌鲁木齐当起了“包工头”，带了20多个人做建筑抹灰，收入还挺可观。
在袁少敏的小日子过得风生水起的时候，家乡袁湖村持续地破败着。这个村庄，是著名的“低洼子，水袋子，穷窝子”，下场大雨全村淹，村民出行无路，孩子读书无校，村民种地年年欠收，村委会难以为继，村集体还欠了20多万元外债……到了1993年，干群关系极度紧张导致村委会完全瘫痪。
老书记心急如焚，又想到了看着长大的袁少敏，“这小伙子军人出身，读过书入了党，做事有冲劲”，他老早就盘算着将袁少敏劝回来当村干部。
老书记请来镇、管理区的领导，叫上几个和袁少敏关系好的老党员，“三顾茅庐”请袁少敏回乡竞选村支书一职。
“村里的小学成了半拉子工程，学生们都要在农户家借房子读书，我的娃马上也要上学了，这到时候怎么受教育啊，管它三七二十一，搞一年，把学校建起来再说！”经不过长辈们的反复劝说，再加上考虑到孩子上学，27岁的袁少敏终于答应了这不挣钱的“苦差事”。
春节后，袁少敏当选村支书。被硬架到这个位置的他，作为一名共产党员，性子里那股倔强劲儿突然就上来了：“答应的事就要干好，既然大家相信我，我就不能辜负他们的希望！”
新官上任三把火。看着村里的破败景象，袁少敏斗志昂扬地打算先做三件事：一是修水利，带领群众维修全村所有的泵站沟渠，解决排涝排渍问题；二是建学校，解决村里孩子上学难的问题；三是调班子，解决村级班子缺乏战斗力的问题。
然而计划真正执行的时候，袁少敏才体会到有多么举步维艰。人心涣散的乡亲们，根本没办法聚拢到一起；明明是对大家有利有益的事情，很多人却还是躲得远远的，不愿意出工出力；泵站地点的选择始终没有统一意见，几个小组的人吵得不可开交；还有村民质疑村干部在工程上“黑了钱”……
“我知道当村干部难，哪里知道这么难？”那段时间，“拼命三郎”袁少敏每天带着几个村干部到处调纠纷、做工作、跑资金，为上级派下的任务疲于奔命，从160斤的壮汉子累瘦到110斤。
值得欣慰的是，经过几年的操劳，村子里慢慢有了新氣象。
可作为家里的顶梁柱，村干部一年2000多元的报酬就如杯水车薪，没几年，袁少敏花光了自己打工时的积蓄，日子过得越发捉襟见肘。
“你这村书记有什么搞头，没有钱还这么累！”妻子看着袁少敏又疼又气，时常和他闹意见。再加上他的父母兄弟纷纷到云南打工发展，挣了不少钱，纷纷劝他放弃村支书的“苦差事”。
袁少敏虽为糟糕的家庭财务状况犯愁，却又实在放不下村里的一摊子事，连续两年都是在镇党委和村里老党员的反复做工作下继续担任村支书。即使生活的重担让他备受煎熬，但是还是“长工短工三十满工”认认真真地干好一年的工作。
1996年腊月，临近春节，袁少敏一家早已是一穷二白，全家只剩下200元，“这个年要怎么过啊！”面对家里的窘况，袁少敏心里压着千斤重担。
“实在是扛不下去了！”那天，他为了逃避压力，找自家哥哥借了200元路费，投奔在云南打工的父母。
回忆起20年前的这一段“跑路插曲”，袁少敏很是坦然：“这事没啥不好意思的，我不过是个普通人嘛。”
到了云南，袁少敏虽打着工，心里却始终放不下袁湖村。他没事就到云南的农村走走逛逛：“我想看看那里的村干部是不是也整天为收公粮、搞提留而发愁。”让他没想到的是，那边的村庄井然有序，农业种植颇有规划，而且民风淳朴，村干部很有威信。
这让袁少敏大受触动：“原来，带领群众致富、让村里事务事事有章可循，这才是缓解农村干部困难、解决干群关系紧张的根本出路呀！”
袁少敏在云南呆不住了，再加上镇党委领导的反复劝说，他回到了袁湖村。再次回在那片熟悉的土地上，袁少敏心中似有千头万绪。
“要想群众富，自己先要富，要想集体富，要有好支部！”
在云南的所见所闻，让袁少敏反反复复问自己：“自己不搞好家庭经济，怎么能当个好书记呢？”
回到袁湖村，袁少敏将在云南连挣带借的钱拿出来建猪圈养猪，将群众荒芜的湖田垦开种田，当年育肥猪出栏20头，收粮食4万斤。那时村里农户养猪都是散养，长得慢，效益差，在袁少敏的带领下，后来全部改建猪舍圈养，改吃配合饲料，经济效益明显增加。 总算有了稳定收入，袁少敏终于不用再为生计发愁，他的一颗心也彻底沉在了袁湖村的田坎间。
2002年，国家农业改革，全面取消农业赋税，村干部从任务型干部向服务型干部转变，也终于把袁少敏从繁重的农村任务中解脱出来，让他腾出手脚为服务群众、建设新农村而大展身手。
受到中央一号文件启发，袁少敏承包荒地种起了水稻，并带动村里的种田大户，联系多家制种企业进行合作。
在生产方式上，他率先推广农机技术，实行机耕、机播、机插和机收，2005年，袁湖村就成了孝感市“农业机械化示范区”；在土地流转方面，他按照依法、自愿、有偿的原则，让少数懂技术、善经营、会管理的种田大户种地，2008年全村1800亩田就流转了600亩，被解放出来的劳动力则输出到东北、东南地区打工挣钱。
务工经商的人有钱了，袁少敏就琢磨着就把他们引回来投资兴业。说起招商引资，袁少敏的“套路”可没走寻常路。
每年大年初一，袁少敏就会张罗着把在外务工的大老板、小老板全部请到自己家来开茶话会，并自掏腰包请大家吃一顿团年饭，饭后坐下来“吹吹牛”“聊聊天”。
聊天时，袁少敏从不提任何要求，而是激情澎湃地勾勒袁湖村的美好未来：“将来，咱们村将会被建设成生态休闲观光新农村！”
“平时和村里的村民们说起这些，他们总说我不着调。”爱动脑筋的袁少敏被村里的人笑称为“疯子”和“大哈巴”。但是这些看似不靠谱的想法，被建材老板袁云平听进了心里。
“我也要为村里做点事。”袁云平帶着袁少敏奔赴浙江，到浙江森禾苗业公司的项目参观考察，引进湖北唐鼑彩色园林科技入住袁湖，并和浙江森禾苗业公司合作。2013年，投资1700多万的项目正式落地，流转土地800亩，带动300多户农民从事苗圃种植，花卉苗木产业使农民人均收入达到1.2万元，随后“湖北香润农业”和“玉峰园林”也相继落户袁湖，带活了袁湖村和邻村们的经济……
袁湖村这个曾经的“穷窝子”，腰杆终于可以硬起来了。
“给群众们一个舞台，我乐得从台前走向幕后”
“农村就要有个农村样嘛，没有灰没有垃圾那叫城市，我看书记就是为了图表现、得表扬！”
从2003年开始，为了改变脏乱差的农村面貌，袁少敏经常催着群众扫地、清垃圾、除杂草。那天，袁少敏又上门请村民打扫卫生，一个村民将手中的栀子花偷偷插在袁少敏裤子后面的口袋，大声开着玩笑：“你们快看！书记得表扬了，屁股上面都插花了！”
这事让袁少敏多少有些挫败，他暗暗想到，新农村建设也许远远不是扫扫地，扯扯草那么简单，它是一个极其复杂而庞杂的工程，更是一场文化冲突的大博弈、观念的大革新、素质的大提高。建设新农村就必须培育新农民！
怎样培育新农民？袁少敏心里一直在琢磨着这件事情。
2004年，袁湖村要修1.2公里通村路，恰好争取到了上级修路补助款，可是还需自筹10万元。因为村集体资金很有限，修路的钱只能大伙儿分摊。
“一上来就向大伙儿要钱，你可真有能耐！” 村民代表大会上，一听说要交钱，很多人不乐意了。
袁少敏发愁地把这件棘手事告诉了村里红白喜事协会的老人们，老人却笑着说：“这事好办。我们出面跟每家每户做工作，筹六成，你到外面找村里出去的大户筹四成。”还没等袁少敏在外面找到大户，村里的6万元就已经收齐了。
这事袁少敏异常感慨：“只有依靠群众，才能把村里的事儿办好！”
袁少敏决定效仿农村的“红白喜事协会”，推行在村党支部领导下的“理事会 协会”模式，选举村务理事会，遇到具体的事情，由理事会指派1名副理事长牵头组建专项协会管理。
为了邀请理事会成员，他挨家挨户地往村里德高望重的老人家里跑，邀请老人们“出山”。
“老人们好不容易可以享享清福了，不去不去。”“老的猫子不捉鼠，你这是白忙活！”晚辈们对于袁少敏的想法大多反对。袁少敏没泄气，他从引他当书记的老书记袁敦志开始“攻擂”。
“我好不容易退下来了，就想清闲清闲。”
“您把我拉来当书记，难道还不支持一下我的工作呀？”
在袁少敏的软磨硬泡下，老书记终于答应当理事会会长。不久之后，主要由“老党员、老干部、老教师、老退伍军人、有威信的老同志” 组成的“五老”理事会正式成立，村里的大小事都由村“两委”提、理事会议、协会管，如今协会已发展到100多人。
“理事会我选的可都是有能力的人，怎么看他有没有能力？从他能不能把他的家治理好来看。”对于理事会的成员挑选，袁少敏自然也有一套哲学。“这些老人们就跟原来的乡绅一样，在各个家族里说话都极有分量。”
这位田坎间的“哲学家”对于这片土地上的乡亲们实在太熟悉了，他明白群众需要有带头人，更知道群众们渴望得到信任与认可，也期待有展示的舞台。
有了这个理事会，袁少敏和村干部们乐得从台前退到幕后，让理事会成为村民和村委会的桥梁，村民们有意见就跟各组各湾的理事反映，理事们再集中和村委会商议。
“群众的事群众说了算，群众的事自己来办”，袁湖村相继成立 “路灯管理协会” “自来水管理协会” “绿化环境卫生协会” “文明新风协会” “和事佬协会”“老年人互助协会”等，形成了村级事务“村两委提、理事会建、协会管”的长效机制。
2008年的那个春天，袁少敏在村里溜达，看见村里的袁卫明等几个人寒冬腊月泡在自来水室的水池子里，安装潜水泵和消音止水阀，一个个冻得直哆嗦。
原来，供水设备出了故障，自来水协会的成员们为了群众晚上能吃上水，已经忙活一上午了。
也正是袁湖村的群众们，除了自筹62万元新农村建设配套资金外，还拆除了村里乱搭乱建的猪圈、牛栏、厨房，填埋臭水沟，调出建设用地43亩。在此之间，没有一户群众提出要拆迁补偿、实物补偿和土地补偿，没有引发任何矛盾和纠纷。 如今，袁湖村家家通自来水，户户通有线电视，80%的家庭安有太阳能热水器，30%用上了互联网，40%建有沼气池。“春节从外面打工回来，我都怀疑是不是走错了村。我们村现在比城市里的小区也不差啊！”村民袁汉惠笑着说。
“我还是这句话，路虽远，行则必至”
“袁少敏工作法”很快飞出了袁湖村， 2011年孝南区委、区政府组织专门班子，对袁湖村的做法进行了总结，归纳为村级民主管理“1 x”模式。
2014年“袁少敏工作法”入选全国“党的群众路线工作法”100例。2015年4月10日，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报道了袁少敏和他的工作法，再次引起了社會各界的关注。
袁湖村成为了湖北省新农村建设示范村、湖北省第一批宜居村庄，袁少敏也成为远近闻名的能人支书。
可他从未停下脚步。
“乡亲们辛苦了，我来迟了！”2016年7月3日一大早，袁少敏揣着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的奖状刚下火车，还来不及回家，就直接与村民们一起开始巡堤。
家乡连日遭遇暴雨袭击，在北京参加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大会的袁少敏，一直坐卧不安。3天议程一结束，他就连夜返乡，迫不及待地加入到了村里的防汛大军。
“袁书记带着我们与天斗、与地斗、与歪风邪气斗，斗了20多年。”与袁少敏共事了23年的袁湖村党支部副书记彭秋华说到袁少敏，更多是心疼：“这么多年，袁书记累出了一身毛病，前几年儿子娶媳妇，都还是找别人借的钱，我知道，袁书记自己心里也不舒服。”
忙碌的工作让袁少敏顾不上自家的农活，家里大小事几乎全靠妻子一人打理，为此，家里的农活荒废、利益受损是家常便饭。
“那次，我忙得忘记了给家里的猪打疫苗，没想到十几头猪全得猪瘟死了！”袁少敏想得心痛不已，还有去年4月初下大雨，因为忙于协调村里工程施工中的土地纠纷，等忙完回家，自家鱼池里上万元的鱼苗因漫水几乎跑了一大半。
这样的事情不胜枚举，妻子无奈地嗔怪道：你呀，就是个卖给村里的“野人”。
“没回村之前，我是我们兄弟四人里最有钱的，现在变成最穷的了。”袁少敏笑着调侃自己，却并不觉得遗憾。“现在我们省把村干部待遇调起来了，我的工资比原来高了不少，老婆唠叨都少些了！”他笑着说道，眼角的皱纹越发清晰。
“我心目中的袁湖村是这样一幅场景：闲暇时有朋友自远方来，到田园‘闲庭散步’，到池中‘愿者上钩’，到家中吃‘粗茶淡饭’，到乡间享‘天伦之乐’。”袁少敏畅想着，努力着！ 责任编辑 何四新
来到村里的党员群众服务中心，袁少敏开出一辆小型扫水车，为村子的路面洒水除尘。这天是鸡年除夕，袁少敏在自己的朋友圈里晒出自己开着扫水车的照片，并配上了一句话：“迎新年，除旧尘，期待新岁好年成。”
袁少敏在孝南区陡岗镇袁湖村村支书的岗位上已经干了23个年头。从退伍转业浑身劲儿的小伙子，到皱纹爬上他黝黑的脸庞，他勤扒苦做，带领村民致富，他创新“袁少敏工作法”，让群众管理群众。他让曾经穷苦的村落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也将最美好的青春写在了家乡的每一个角落。
曾有过作家梦的袁少敏爱写也爱思考，每天风风火火奔走在田间地头，自有一套农村政治学，他说“有人的地方就有政治”，他糙汉子的外表下是对乡土人情细致入微的观察和凝练透彻的领悟，颇似一位田坎间的“哲学家”。
“我这人性子倔，答应的事情就要干好！”
25年前，当村里的老书记袁敦志第一次来劝说他回老家当村干部时，袁少敏想都没想就回绝了：“我年纪轻轻，挣钱也不少，干嘛回村子里干这吃力不讨好的事情啊！”
那时的袁少敏正当年轻气盛，1986年从部队退伍后在外务工的他，1990年开始在新疆乌鲁木齐当起了“包工头”，带了20多个人做建筑抹灰，收入还挺可观。
在袁少敏的小日子过得风生水起的时候，家乡袁湖村持续地破败着。这个村庄，是著名的“低洼子，水袋子，穷窝子”，下场大雨全村淹，村民出行无路，孩子读书无校，村民种地年年欠收，村委会难以为继，村集体还欠了20多万元外债……到了1993年，干群关系极度紧张导致村委会完全瘫痪。
老书记心急如焚，又想到了看着长大的袁少敏，“这小伙子军人出身，读过书入了党，做事有冲劲”，他老早就盘算着将袁少敏劝回来当村干部。
老书记请来镇、管理区的领导，叫上几个和袁少敏关系好的老党员，“三顾茅庐”请袁少敏回乡竞选村支书一职。
“村里的小学成了半拉子工程，学生们都要在农户家借房子读书，我的娃马上也要上学了，这到时候怎么受教育啊，管它三七二十一，搞一年，把学校建起来再说！”经不过长辈们的反复劝说，再加上考虑到孩子上学，27岁的袁少敏终于答应了这不挣钱的“苦差事”。
春节后，袁少敏当选村支书。被硬架到这个位置的他，作为一名共产党员，性子里那股倔强劲儿突然就上来了：“答应的事就要干好，既然大家相信我，我就不能辜负他们的希望！”
新官上任三把火。看着村里的破败景象，袁少敏斗志昂扬地打算先做三件事：一是修水利，带领群众维修全村所有的泵站沟渠，解决排涝排渍问题；二是建学校，解决村里孩子上学难的问题；三是调班子，解决村级班子缺乏战斗力的问题。
然而计划真正执行的时候，袁少敏才体会到有多么举步维艰。人心涣散的乡亲们，根本没办法聚拢到一起；明明是对大家有利有益的事情，很多人却还是躲得远远的，不愿意出工出力；泵站地点的选择始终没有统一意见，几个小组的人吵得不可开交；还有村民质疑村干部在工程上“黑了钱”……
“我知道当村干部难，哪里知道这么难？”那段时间，“拼命三郎”袁少敏每天带着几个村干部到处调纠纷、做工作、跑资金，为上级派下的任务疲于奔命，从160斤的壮汉子累瘦到110斤。
值得欣慰的是，经过几年的操劳，村子里慢慢有了新氣象。
可作为家里的顶梁柱，村干部一年2000多元的报酬就如杯水车薪，没几年，袁少敏花光了自己打工时的积蓄，日子过得越发捉襟见肘。
“你这村书记有什么搞头，没有钱还这么累！”妻子看着袁少敏又疼又气，时常和他闹意见。再加上他的父母兄弟纷纷到云南打工发展，挣了不少钱，纷纷劝他放弃村支书的“苦差事”。
袁少敏虽为糟糕的家庭财务状况犯愁，却又实在放不下村里的一摊子事，连续两年都是在镇党委和村里老党员的反复做工作下继续担任村支书。即使生活的重担让他备受煎熬，但是还是“长工短工三十满工”认认真真地干好一年的工作。
1996年腊月，临近春节，袁少敏一家早已是一穷二白，全家只剩下200元，“这个年要怎么过啊！”面对家里的窘况，袁少敏心里压着千斤重担。
“实在是扛不下去了！”那天，他为了逃避压力，找自家哥哥借了200元路费，投奔在云南打工的父母。
回忆起20年前的这一段“跑路插曲”，袁少敏很是坦然：“这事没啥不好意思的，我不过是个普通人嘛。”
到了云南，袁少敏虽打着工，心里却始终放不下袁湖村。他没事就到云南的农村走走逛逛：“我想看看那里的村干部是不是也整天为收公粮、搞提留而发愁。”让他没想到的是，那边的村庄井然有序，农业种植颇有规划，而且民风淳朴，村干部很有威信。
这让袁少敏大受触动：“原来，带领群众致富、让村里事务事事有章可循，这才是缓解农村干部困难、解决干群关系紧张的根本出路呀！”
袁少敏在云南呆不住了，再加上镇党委领导的反复劝说，他回到了袁湖村。再次回在那片熟悉的土地上，袁少敏心中似有千头万绪。
“要想群众富，自己先要富，要想集体富，要有好支部！”
在云南的所见所闻，让袁少敏反反复复问自己：“自己不搞好家庭经济，怎么能当个好书记呢？”
回到袁湖村，袁少敏将在云南连挣带借的钱拿出来建猪圈养猪，将群众荒芜的湖田垦开种田，当年育肥猪出栏20头，收粮食4万斤。那时村里农户养猪都是散养，长得慢，效益差，在袁少敏的带领下，后来全部改建猪舍圈养，改吃配合饲料，经济效益明显增加。 总算有了稳定收入，袁少敏终于不用再为生计发愁，他的一颗心也彻底沉在了袁湖村的田坎间。
2002年，国家农业改革，全面取消农业赋税，村干部从任务型干部向服务型干部转变，也终于把袁少敏从繁重的农村任务中解脱出来，让他腾出手脚为服务群众、建设新农村而大展身手。
受到中央一号文件启发，袁少敏承包荒地种起了水稻，并带动村里的种田大户，联系多家制种企业进行合作。
在生产方式上，他率先推广农机技术，实行机耕、机播、机插和机收，2005年，袁湖村就成了孝感市“农业机械化示范区”；在土地流转方面，他按照依法、自愿、有偿的原则，让少数懂技术、善经营、会管理的种田大户种地，2008年全村1800亩田就流转了600亩，被解放出来的劳动力则输出到东北、东南地区打工挣钱。
务工经商的人有钱了，袁少敏就琢磨着就把他们引回来投资兴业。说起招商引资，袁少敏的“套路”可没走寻常路。
每年大年初一，袁少敏就会张罗着把在外务工的大老板、小老板全部请到自己家来开茶话会，并自掏腰包请大家吃一顿团年饭，饭后坐下来“吹吹牛”“聊聊天”。
聊天时，袁少敏从不提任何要求，而是激情澎湃地勾勒袁湖村的美好未来：“将来，咱们村将会被建设成生态休闲观光新农村！”
“平时和村里的村民们说起这些，他们总说我不着调。”爱动脑筋的袁少敏被村里的人笑称为“疯子”和“大哈巴”。但是这些看似不靠谱的想法，被建材老板袁云平听进了心里。
“我也要为村里做点事。”袁云平帶着袁少敏奔赴浙江，到浙江森禾苗业公司的项目参观考察，引进湖北唐鼑彩色园林科技入住袁湖，并和浙江森禾苗业公司合作。2013年，投资1700多万的项目正式落地，流转土地800亩，带动300多户农民从事苗圃种植，花卉苗木产业使农民人均收入达到1.2万元，随后“湖北香润农业”和“玉峰园林”也相继落户袁湖，带活了袁湖村和邻村们的经济……
袁湖村这个曾经的“穷窝子”，腰杆终于可以硬起来了。
“给群众们一个舞台，我乐得从台前走向幕后”
“农村就要有个农村样嘛，没有灰没有垃圾那叫城市，我看书记就是为了图表现、得表扬！”
从2003年开始，为了改变脏乱差的农村面貌，袁少敏经常催着群众扫地、清垃圾、除杂草。那天，袁少敏又上门请村民打扫卫生，一个村民将手中的栀子花偷偷插在袁少敏裤子后面的口袋，大声开着玩笑：“你们快看！书记得表扬了，屁股上面都插花了！”
这事让袁少敏多少有些挫败，他暗暗想到，新农村建设也许远远不是扫扫地，扯扯草那么简单，它是一个极其复杂而庞杂的工程，更是一场文化冲突的大博弈、观念的大革新、素质的大提高。建设新农村就必须培育新农民！
怎样培育新农民？袁少敏心里一直在琢磨着这件事情。
2004年，袁湖村要修1.2公里通村路，恰好争取到了上级修路补助款，可是还需自筹10万元。因为村集体资金很有限，修路的钱只能大伙儿分摊。
“一上来就向大伙儿要钱，你可真有能耐！” 村民代表大会上，一听说要交钱，很多人不乐意了。
袁少敏发愁地把这件棘手事告诉了村里红白喜事协会的老人们，老人却笑着说：“这事好办。我们出面跟每家每户做工作，筹六成，你到外面找村里出去的大户筹四成。”还没等袁少敏在外面找到大户，村里的6万元就已经收齐了。
这事袁少敏异常感慨：“只有依靠群众，才能把村里的事儿办好！”
袁少敏决定效仿农村的“红白喜事协会”，推行在村党支部领导下的“理事会 协会”模式，选举村务理事会，遇到具体的事情，由理事会指派1名副理事长牵头组建专项协会管理。
为了邀请理事会成员，他挨家挨户地往村里德高望重的老人家里跑，邀请老人们“出山”。
“老人们好不容易可以享享清福了，不去不去。”“老的猫子不捉鼠，你这是白忙活！”晚辈们对于袁少敏的想法大多反对。袁少敏没泄气，他从引他当书记的老书记袁敦志开始“攻擂”。
“我好不容易退下来了，就想清闲清闲。”
“您把我拉来当书记，难道还不支持一下我的工作呀？”
在袁少敏的软磨硬泡下，老书记终于答应当理事会会长。不久之后，主要由“老党员、老干部、老教师、老退伍军人、有威信的老同志” 组成的“五老”理事会正式成立，村里的大小事都由村“两委”提、理事会议、协会管，如今协会已发展到100多人。
“理事会我选的可都是有能力的人，怎么看他有没有能力？从他能不能把他的家治理好来看。”对于理事会的成员挑选，袁少敏自然也有一套哲学。“这些老人们就跟原来的乡绅一样，在各个家族里说话都极有分量。”
这位田坎间的“哲学家”对于这片土地上的乡亲们实在太熟悉了，他明白群众需要有带头人，更知道群众们渴望得到信任与认可，也期待有展示的舞台。
有了这个理事会，袁少敏和村干部们乐得从台前退到幕后，让理事会成为村民和村委会的桥梁，村民们有意见就跟各组各湾的理事反映，理事们再集中和村委会商议。
“群众的事群众说了算，群众的事自己来办”，袁湖村相继成立 “路灯管理协会” “自来水管理协会” “绿化环境卫生协会” “文明新风协会” “和事佬协会”“老年人互助协会”等，形成了村级事务“村两委提、理事会建、协会管”的长效机制。
2008年的那个春天，袁少敏在村里溜达，看见村里的袁卫明等几个人寒冬腊月泡在自来水室的水池子里，安装潜水泵和消音止水阀，一个个冻得直哆嗦。
原来，供水设备出了故障，自来水协会的成员们为了群众晚上能吃上水，已经忙活一上午了。
也正是袁湖村的群众们，除了自筹62万元新农村建设配套资金外，还拆除了村里乱搭乱建的猪圈、牛栏、厨房，填埋臭水沟，调出建设用地43亩。在此之间，没有一户群众提出要拆迁补偿、实物补偿和土地补偿，没有引发任何矛盾和纠纷。 如今，袁湖村家家通自来水，户户通有线电视，80%的家庭安有太阳能热水器，30%用上了互联网，40%建有沼气池。“春节从外面打工回来，我都怀疑是不是走错了村。我们村现在比城市里的小区也不差啊！”村民袁汉惠笑着说。
“我还是这句话，路虽远，行则必至”
“袁少敏工作法”很快飞出了袁湖村， 2011年孝南区委、区政府组织专门班子，对袁湖村的做法进行了总结，归纳为村级民主管理“1 x”模式。
2014年“袁少敏工作法”入选全国“党的群众路线工作法”100例。2015年4月10日，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报道了袁少敏和他的工作法，再次引起了社會各界的关注。
袁湖村成为了湖北省新农村建设示范村、湖北省第一批宜居村庄，袁少敏也成为远近闻名的能人支书。
可他从未停下脚步。
“乡亲们辛苦了，我来迟了！”2016年7月3日一大早，袁少敏揣着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的奖状刚下火车，还来不及回家，就直接与村民们一起开始巡堤。
家乡连日遭遇暴雨袭击，在北京参加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大会的袁少敏，一直坐卧不安。3天议程一结束，他就连夜返乡，迫不及待地加入到了村里的防汛大军。
“袁书记带着我们与天斗、与地斗、与歪风邪气斗，斗了20多年。”与袁少敏共事了23年的袁湖村党支部副书记彭秋华说到袁少敏，更多是心疼：“这么多年，袁书记累出了一身毛病，前几年儿子娶媳妇，都还是找别人借的钱，我知道，袁书记自己心里也不舒服。”
忙碌的工作让袁少敏顾不上自家的农活，家里大小事几乎全靠妻子一人打理，为此，家里的农活荒废、利益受损是家常便饭。
“那次，我忙得忘记了给家里的猪打疫苗，没想到十几头猪全得猪瘟死了！”袁少敏想得心痛不已，还有去年4月初下大雨，因为忙于协调村里工程施工中的土地纠纷，等忙完回家，自家鱼池里上万元的鱼苗因漫水几乎跑了一大半。
这样的事情不胜枚举，妻子无奈地嗔怪道：你呀，就是个卖给村里的“野人”。
“没回村之前，我是我们兄弟四人里最有钱的，现在变成最穷的了。”袁少敏笑着调侃自己，却并不觉得遗憾。“现在我们省把村干部待遇调起来了，我的工资比原来高了不少，老婆唠叨都少些了！”他笑着说道，眼角的皱纹越发清晰。
“我心目中的袁湖村是这样一幅场景：闲暇时有朋友自远方来，到田园‘闲庭散步’，到池中‘愿者上钩’，到家中吃‘粗茶淡饭’，到乡间享‘天伦之乐’。”袁少敏畅想着，努力着！ 责任编辑 何四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