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满纸荒唐言，一把辛酸泪”，《红楼梦》是一部浸泪的小说，是世所公认的感人肺腑的一出大悲剧，然而，《红楼梦》中又包含有诸多的喜剧人物和喜剧情节，字里行间常常笑语迭起，笑彩纷呈：或是人物具有喜剧表演的天赋才能，此为幽默的笑；或是人物的言语、举动甚至遭遇颇具滑稽之感，此为讽刺的笑。而在笑过之后，细品文字，我们又不禁深为作者高超的创作才能所折服。
　　
　　【一】
　　
　　王熙凤堪称《红楼梦》里天才的单口相声演员，其言语甚是风趣幽默，且看：
　　凤姐儿道：“我正要算算命今儿该输多少呢，我还想赢呢！你瞧瞧，场子没上，左右都埋伏下了。”说的贾母薛姨妈都笑起来。……凤姐听说，便站起来，拉着薛姨妈，回头指着贾母素日放钱的一个小木匣子笑道：“姨妈瞧瞧，那个里头不知顽了我多少去了。这一吊钱顽不了半个时辰，那里头的钱就招手儿叫他了。只等把这一吊也叫进去了，牌也不用斗了，老祖宗的气也平了，又有正经事差我办去了。”话说未完，引的贾母众人笑个不住。偏有平儿怕钱不够，又送了一吊来。凤姐儿道：“不用放在我跟前，也放在老太太的那一处罢。一齐叫进去倒省事，不用做两次，叫箱子里的钱费事。”贾母笑的手里的牌撒了一桌子，推着鸳鸯，叫：“快撕他的嘴！”（第四十七回）
　　可以毫不夸张地说，《红楼梦》里，有王熙凤的地方就有笑声不断。贾府众人“都知道他素日善说笑话，最是他肚内有无限的新鲜趣谈”。元宵宴上，王熙凤提议击鼓传花，输的说个笑话，此话一出，“不但在席的诸人喜欢，连地下伏侍的老小人等无不喜欢。那小丫头子们都忙出去，找姐唤妹的告诉他们：‘快来听，二奶奶又说笑话儿了。’”——其受欢迎的程度于此可见一斑。王熙凤说笑话，不但来得敏捷，来得机智，来得应景，且往往以一副严肃表情，正言正色地说出，将众人逗得大笑不止。
　　除王熙凤外，林黛玉也很有幽默细胞，颇能说笑话。但与王熙凤通俗、大众化的笑话路线不同，林黛玉通常是“雅谑”，流露出一股书卷气和文化底蕴：初建诗社众人取诗号笔名时，对探春中意的“蕉下客”之号，她称引“蕉叶覆鹿”的典故，戏言探春是一只鹿，并建议大家“快牵了他去，炖了脯子吃酒”；在众人给惜春出主意往大观园图卷上画些什么时，她先一本正经地建议画些草虫儿上去，在李纨质疑后，方“笑道：‘别的草虫不画罢了，昨儿“母蝗虫”（指刘姥姥，戏言其在宴中的食量吃相）不画上，岂不缺了典！’”引得众人大笑不止，她自己也“一面笑的两手捧着胸口，一面说道：‘你快画罢，我连题跋都有了，起个名字，就叫作《携蝗大嚼图》。’”——这两处的林妹妹，风趣而活泼，完全有别于其多愁善感、动辄垂泪的形象。
　　
　　【二】
　　
　　鲁迅曾说，“喜剧是将无价值的东西撕破给人看”（《论雷峰塔的倒掉》）。曹雪芹以其敏锐的眼光，犀利的笔触，对那个吞噬了青春生命、纯洁爱情、真挚友谊和颖慧才情的封建社会里那些看似体面或神圣不可侵犯的一切，表示了轻蔑和嘲弄，无情地撕其假面、褫其华衮、还其本相，令人感到无比的痛快。
　　那被视为金陵一霸的薛家大公子薛蟠，倚财仗势，打死人命，扬长而去，正是一个弄性尚气，骄横恣纵的纨绔恶少。在曹雪芹笔下，这个人物却带有相当浓厚的喜剧色彩，重要原因之一，就在作者屡屡出了他的洋相，让我们看到这个气势汹汹的家伙，原来也是个草包窝囊废：他向宝玉说起程日兴给他送的生日贺礼，只会连比带划地说有“这么粗这么长粉脆的鲜藕，这么大的大西瓜，这么长一尾新鲜的鲟鱼，这么大的一个暹罗国进贡的灵柏香熏的暹猪”，让人忍俊不禁；在冯紫英的宴席上，他先是一本正经地把“唐寅”念作“庚黄”，还冒充内行，极口称赞画得好，弄得宝玉也莫名其妙；后来喝酒行酒令，憋足了劲，瞪大了眼，也只能念出“绣房蹿出个大马猴”这样的酒令，唱出“一个蚊子哼哼哼”“两个苍蝇嗡嗡嗡”这样的小曲，引起一阵哄堂大笑——这位大爷自来肚里无货，不过是个酒囊饭袋。尤其令人感到痛快淋漓的是柳湘莲给他的那一顿好打：不过几下，便打得薛蟠昏天黑地，原来是个不禁打的废物；再打便只有伏地哼哼求情告饶的份儿，又加几拳便连苇坑里的脏水也只得俯首听命，乖乖儿地喝去，直至薛蟠叩头不迭，湘莲方罢手丢开。其时薛大爷衣衫零碎，面目肿破，浑身内外滚得泥猪一般。这个“泥猪”的形象，倒同人物的内在品质正相吻合——又脏又笨，薛蟠也真成了一个喜剧中的丑角。读到此处，我们都不禁拍手称快，心想“呆霸王”也有今天，从而感到一种恶人受惩罚的痛快。在被湘莲毒打后，作者又用贾蓉的话，直截了当地对这位“薛大爷”“呆霸王”予以含笑地讥讽：“薛大爷天天调情，今日调到苇子坑里，必定是龙王爷也爱上你风流，要招驸马，你就碰到龙犄角上了。”
　　
　　【三】
　　
　　在《红楼梦》整个喜剧描写的艺术运作中，首先，“戏剧性”是其喜剧情节描写的主要特征，即将喜剧性的情节放到尖锐激烈的矛盾冲突和爱憎分明的强烈对比中去进行“美”“丑”观照。这样写来很见揭露效果，极富讽刺功能和批判精神，如赵姨娘被几个唱戏的小丫头围攻的场面：
　　豆官先便一头，几乎不曾将赵姨娘撞了一跌。那三个也便拥上来，放声大哭，手撕头撞，把个赵姨娘裹住。晴雯等一面笑，一面假意去拉。急的袭人拉起这个，又跑了那个，口内只说：“你们要死！有委曲只好说，这没理的事如何使得！”赵姨娘反没了主意，只好乱骂。蕊官藕官两个一边一个，抱住左右手，葵官豆官前后头顶住。四人只说：“你只打死我们四个就罢！”芳官直挺挺躺在地下，哭得死过去。正没开交，谁知晴雯早遣春燕回了探春。当下尤氏，李纨，探春三人带着平儿与众媳妇走来，将四个喝住。问起原故，赵姨娘便气的瞪着眼粗了筋，一五一十说个不清。（第六十回）
　　其次，“典型化”是《红楼梦》人物塑造喜剧化的独特方式，即在许多近乎漫画式的夸张与映衬对比中，凸现其个性，这一点上，刘姥姥是个突出的例子：作为一个不乏精明与世故的庄户老婆子，“二进荣国府”的刘姥姥为使贾府人高兴，曾曲意逢迎、自作自贱，无论是“老刘老刘、食量大似牛，吃一个老母猪不抬头”式的滑稽表演，还是在酒宴上行令时，以葱、蒜、萝卜、倭瓜为喻的谐谑，都是与她本来性格相悖的“反常”表现。这种反常表现在极力凸显刘姥姥的精明世故的同时，也映衬出贾府里的老太太、太太、奶奶、小姐、丫环们在养尊处优的情况下，是如何的空虚和无聊。
　　再次，喜剧同悲剧一样，也植根于生活的土壤——必须有丰厚的生活基础，准确地把握人物的相互关系，合理地展开矛盾冲突，喜剧艺术才有用武之地。笑，本身就是矛盾的产物，我们对某种事物或现象感到可笑，往往是因为看到了事物的某种矛盾，比如违背了生活的常规、产生了内容和形式的不谐调（美和丑、庄严和无耻、高雅和俚俗等滑稽地联结在一起）。曹雪芹的高明，就在善于抓住这种不谐调，把它强调、突出，从而形成喜剧情节和喜剧形象。但由于人物本身并不认识这种矛盾或有意要掩饰这种矛盾，因而自身是不笑的，就如茗烟认真地祝告，贾珍煞有介事地奔丧，他们各有自己的心理和逻辑，越是写他们一本正经，读者就愈觉得可笑。如此，只要构成喜剧因素的矛盾是来自生活的，作家又处理得真实自然，“妙在水到渠成，天机自露，我本无心说笑话，谁知笑话逼人来”（李渔《闲情偶寄》），人们便会在此等境界中，得到思想的启迪和艺术的享受。
　　编辑/姚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