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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 前，浙江省新昌县委原常委、县政府原副县长姚锦旗被以受贿罪、偷越国（边）境罪提起公诉。此前他还有一个身份——国际红通逃犯。2018年11月30日，姚锦旗从保加利亚被引渡回国，该案成为国家监委成立后成功引渡第一案。
2018年3月23日，位于北京平安里西大街41号的中央纪委机关大院，国家监委正式揭牌，同中央纪委合署办公，履行纪检、监察两项职责，在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下开展工作。一年来，国家监委工作成效如何？不妨通过几件事，去感受国家监委在实现公职人员监督全覆盖、助力纪法衔接、发力追逃追赃、加强自身建设等方面的步伐。
从王晓光、张国志落马
看监委如何行使监察权
“贵州省委原常委、副省长王晓光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2018年4月1日，王晓光落马的消息发布，引发舆论关注。
从此前的“组织审查”到如今“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措辞之变，折射出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的职能转变，体现出党的纪律检查和国家监察的有机统一。当年9月，中央纪委决定给予王晓光开除党籍处分的同时，国家监委亦给予其开除公职处分，其违纪违法所得被收缴。
从王晓光案还可看出，国家监委与检察机关建立了有序的工作衔接机制。王晓光涉嫌受贿、贪污一案，由国家监委调查终结后，即移送检察机关审查起诉，所涉财物随案移送，最高检依法对王晓光作出逮捕决定。这一年里，《国家监察委员会与最高人民检察院办理职务犯罪案件工作衔接办法》等规章制度相继出台。
王晓光原属党员领导干部，那非党员的监察对象呢？2018年12月19日，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公布，吉林工商学院副院长张国志因严重违法，被吉林省监委开除公职、建议有关单位按规定开除其民建会籍。该网还专门刊文，分析该案的“不同寻常”。
“张国志虽不是中共党员，但属于监察法规定的监察对象——监察机关对公办的教育、科研、文化、医疗卫生等单位中从事管理的人员进行监察。”西南政法大学教授谭宗泽介绍。
對张国志案给出监察建议，也要回溯到监察法规定——对不能直接作出处置的事项，应对相关单位提出监察建议。且建议还“带电”——监察法规定，有关单位无正当理由拒不采纳监察建议的，由其主管部门、上级机关责令改正，对单位给予通报批评。
除了新措辞、新程序等更加科学规范，国家监委成立这一年，纪检监察体制改革也在不断深化，监察的触角也在不断延伸。中央纪委国家监委驻各部委纪检监察组全新亮相，被赋予监督执纪问责、监督调查处置职责;向中管金融企业派驻纪检监察组;推进中管企业、党委书记和校长列入中央管理的高校纪检监察体制改革……地方各级纪委监委也正稳妥推进改革，将监察职能延伸到乡镇、村居。
还有一人落马引人注目——2018年10月7日，公安部副部长孟宏伟因涉嫌违法，正接受国家监委监察调查。他也成为第一只只接受国家监委调查的“大老虎”。后来官方披露其“收受贿赂”。
“红通逃犯”回京：从“我顶多坐两年牢”到“总要被逮回祖国的”
“外逃的日子真不好过，老是躲来躲去。被捕之后，没有自由，不会听、不会说，心力交瘁，惶惶不可终日。我回来没带啥东西，飞机上十几个小时也没睡，一幕一幕地回想。”
2018年7月11日，北京首都国际机场，一架从美国飞来的飞机停靠在指定地点。在工作人员押解下，53岁的中国银行开平支行原行长许超凡低头走出舱门，逐级走下舷梯，用时1分12秒。
上世纪90年代，中国银行开平支行三任行长许超凡、余振东、许国俊涉嫌贪污挪用银行资金4.85亿美元，于2001年10月经香港、加拿大逃往美国。其中，1992年至1998年期间任行长的许超凡被视作首犯。该案也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最大的银行贪污案。
2002年至2004年，余振东、许超凡、许国俊先后在美国落网，后余振东自愿回国受审，许超凡则于2009年被美方判刑。当时的许超凡很嚣张，谈条件：“我回去顶多坐两年牢。”其实是另有打算，“我想中美的执法合作，各方面都有一定困难，把我抓回来难度更大。”
然而，祖国对他的追逃追赃从未止步。2014年，中央追逃办成立伊始便将许超凡案列为挂牌督办案件和中美追逃追赃合作重点案件。国家监察体制改革后，纪检监察机关从追逃追赃案件协调机关变为主办机关，从幕后走向台前。中央追逃办（办事机构设在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国际合作局）统筹协调，各部门充分发挥优势的机制更加顺畅。
今年6月，许超凡被美国移民和海关执法局判发遣返令。此前，王国强、杨秀珠等人回国投案自首，特别是许超凡之妻邝婉芳刑期满后被强制遣返回国，使许最终打破滞留美国的幻想，放弃上诉、接受遣返。“总是要被逮回祖国的，时间长短而已。”
首都机场二号航站楼休息室里，许超凡从警方手中接过等了他17年的逮捕证并签字捺印。经过转机，许超凡回到故乡，接受进一步调查和法律审判。
许超凡们归案的背后，是国家监委成立一年来，追逃追赃取得的重大成就。2018年8月23日，国家监委会同最高法、最高检、公安部、外交部发布《关于敦促职务犯罪案件境外在逃人员投案自首的公告》后，多名外逃职务犯回国投案，有的外逃人员因身体等原因，怕错过最后时限，写出5份回国投案自首书，并委托国内亲属代为全额退赃。
许超凡案稳步推进的同时，追逃追赃亦不断攻坚。2019年1月14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监察委员会与丹麦王国议会监察专员署合作谅解备忘录》签署。这是国家监委成立后首次同北欧国家监察机构签署合作谅解备忘录。反腐专家任建明告诉廉政瞭望记者，丹麦与欧美的司法体系相似，备忘录的签署将为未来解决更大难题提供有益借鉴。
特约监察员的一天：上会前夜睡不着，画“猴子偷桃”
2019年1月13日凌晨，巨晓林失眠了。
这名党的十九大代表，知识型一线工人代表，即将以国家监委首届特约监察员的身份，于当日下午应邀列席十九届中央纪委三次全会，聆听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委书记赵乐际作工作报告。邀请特约监察员列席，这在中央纪委全会历史上还是首次。
睡不着的巨晓林做了两件事，一是在此前做了大量功课，学习从严治党重要论述基础上，又查阅起了相关资料。第二件，则是发挥绘画特长，画了一幅“猴子偷桃”的画。
画的大意是猴子偷桃，看林人呵斥几次还是会来，拿枪打伤一只后，一群猴子都不敢再来了。“这说明，要重视惩治老百姓身边影响极坏的‘蝇贪’。我希望反腐败斗争的高压态势能继续保持下去，震慑作用持续强化。”巨晓林说的话很专业。
当天下午到会场，巨晓林和身边的监察员简单交流后，很快就开始阅看桌上的报告，不少人还翻开了笔记本记录。
“我们在一线工作，记录单上标注的‘正’字越多，就说明活儿干得越扎实越精细。”会议刚结束，巨晓林就分享起听会感受。作为技术人员，他对报告中的一串串数字很敏感。
2018年8月，《国家监察委员会特约监察员工作办法》印发;12月，第一届特约监察员聘请会议举行，50名由全国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等组成的特约监察员队伍亮相……知情人士介绍，中央纪委国家监委不断强化自我监督，并自觉接受人大监督、民主监督、社会监督、舆论监督。此前的特邀监察员变身特约监察员，一字之变，体现权力责任义务的统一。与此前特邀监察员参加执法监察、效能监察等工作不同，新一届特约监察员着重对监察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加强监督，着力发挥参谋咨询、桥梁纽带、舆论引导作用。
“掌握的信息量越大，越能在日常监督中一眼发现问题在哪儿。希望自己能当一面镜子，帮纪检监察机关照照自己想不到的、看不见的东西。”会后，巨晓林也提出建议，希望各级纪检监察机关严格依照权限、规则、程序行使权力、履行职责。获得了与会多名省级纪委书记、监委主任的积极回应。
据了解，中央纪委国家监委从搭建活动平台、创新工作机制等方面，为特约监察员提供监督平台。如列席会议、安排走访、参与监督检查、组织参与接访、及时通报工作等。一个例证是，2019年2月，中央纪委三次全会工作报告发布后，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纪委副书记、国家监委主任杨晓渡就主持召开座谈会，听取部分特约监察员的意见建议。
“我作为特约监察员，也要以更高标准、更严纪律要求自己。”上全会那天集体采访时，巨晓林说。（资料来源：中国纪检监察报、中国纪检监察杂志、央视等）
2018年3月23日，位于北京平安里西大街41号的中央纪委机关大院，国家监委正式揭牌，同中央纪委合署办公，履行纪检、监察两项职责，在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下开展工作。一年来，国家监委工作成效如何？不妨通过几件事，去感受国家监委在实现公职人员监督全覆盖、助力纪法衔接、发力追逃追赃、加强自身建设等方面的步伐。
从王晓光、张国志落马
看监委如何行使监察权
“贵州省委原常委、副省长王晓光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2018年4月1日，王晓光落马的消息发布，引发舆论关注。
从此前的“组织审查”到如今“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措辞之变，折射出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的职能转变，体现出党的纪律检查和国家监察的有机统一。当年9月，中央纪委决定给予王晓光开除党籍处分的同时，国家监委亦给予其开除公职处分，其违纪违法所得被收缴。
从王晓光案还可看出，国家监委与检察机关建立了有序的工作衔接机制。王晓光涉嫌受贿、贪污一案，由国家监委调查终结后，即移送检察机关审查起诉，所涉财物随案移送，最高检依法对王晓光作出逮捕决定。这一年里，《国家监察委员会与最高人民检察院办理职务犯罪案件工作衔接办法》等规章制度相继出台。
王晓光原属党员领导干部，那非党员的监察对象呢？2018年12月19日，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公布，吉林工商学院副院长张国志因严重违法，被吉林省监委开除公职、建议有关单位按规定开除其民建会籍。该网还专门刊文，分析该案的“不同寻常”。
“张国志虽不是中共党员，但属于监察法规定的监察对象——监察机关对公办的教育、科研、文化、医疗卫生等单位中从事管理的人员进行监察。”西南政法大学教授谭宗泽介绍。
對张国志案给出监察建议，也要回溯到监察法规定——对不能直接作出处置的事项，应对相关单位提出监察建议。且建议还“带电”——监察法规定，有关单位无正当理由拒不采纳监察建议的，由其主管部门、上级机关责令改正，对单位给予通报批评。
除了新措辞、新程序等更加科学规范，国家监委成立这一年，纪检监察体制改革也在不断深化，监察的触角也在不断延伸。中央纪委国家监委驻各部委纪检监察组全新亮相，被赋予监督执纪问责、监督调查处置职责;向中管金融企业派驻纪检监察组;推进中管企业、党委书记和校长列入中央管理的高校纪检监察体制改革……地方各级纪委监委也正稳妥推进改革，将监察职能延伸到乡镇、村居。
还有一人落马引人注目——2018年10月7日，公安部副部长孟宏伟因涉嫌违法，正接受国家监委监察调查。他也成为第一只只接受国家监委调查的“大老虎”。后来官方披露其“收受贿赂”。
“红通逃犯”回京：从“我顶多坐两年牢”到“总要被逮回祖国的”
“外逃的日子真不好过，老是躲来躲去。被捕之后，没有自由，不会听、不会说，心力交瘁，惶惶不可终日。我回来没带啥东西，飞机上十几个小时也没睡，一幕一幕地回想。”
2018年7月11日，北京首都国际机场，一架从美国飞来的飞机停靠在指定地点。在工作人员押解下，53岁的中国银行开平支行原行长许超凡低头走出舱门，逐级走下舷梯，用时1分12秒。
上世纪90年代，中国银行开平支行三任行长许超凡、余振东、许国俊涉嫌贪污挪用银行资金4.85亿美元，于2001年10月经香港、加拿大逃往美国。其中，1992年至1998年期间任行长的许超凡被视作首犯。该案也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最大的银行贪污案。
2002年至2004年，余振东、许超凡、许国俊先后在美国落网，后余振东自愿回国受审，许超凡则于2009年被美方判刑。当时的许超凡很嚣张，谈条件：“我回去顶多坐两年牢。”其实是另有打算，“我想中美的执法合作，各方面都有一定困难，把我抓回来难度更大。”
然而，祖国对他的追逃追赃从未止步。2014年，中央追逃办成立伊始便将许超凡案列为挂牌督办案件和中美追逃追赃合作重点案件。国家监察体制改革后，纪检监察机关从追逃追赃案件协调机关变为主办机关，从幕后走向台前。中央追逃办（办事机构设在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国际合作局）统筹协调，各部门充分发挥优势的机制更加顺畅。
今年6月，许超凡被美国移民和海关执法局判发遣返令。此前，王国强、杨秀珠等人回国投案自首，特别是许超凡之妻邝婉芳刑期满后被强制遣返回国，使许最终打破滞留美国的幻想，放弃上诉、接受遣返。“总是要被逮回祖国的，时间长短而已。”
首都机场二号航站楼休息室里，许超凡从警方手中接过等了他17年的逮捕证并签字捺印。经过转机，许超凡回到故乡，接受进一步调查和法律审判。
许超凡们归案的背后，是国家监委成立一年来，追逃追赃取得的重大成就。2018年8月23日，国家监委会同最高法、最高检、公安部、外交部发布《关于敦促职务犯罪案件境外在逃人员投案自首的公告》后，多名外逃职务犯回国投案，有的外逃人员因身体等原因，怕错过最后时限，写出5份回国投案自首书，并委托国内亲属代为全额退赃。
许超凡案稳步推进的同时，追逃追赃亦不断攻坚。2019年1月14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监察委员会与丹麦王国议会监察专员署合作谅解备忘录》签署。这是国家监委成立后首次同北欧国家监察机构签署合作谅解备忘录。反腐专家任建明告诉廉政瞭望记者，丹麦与欧美的司法体系相似，备忘录的签署将为未来解决更大难题提供有益借鉴。
特约监察员的一天：上会前夜睡不着，画“猴子偷桃”
2019年1月13日凌晨，巨晓林失眠了。
这名党的十九大代表，知识型一线工人代表，即将以国家监委首届特约监察员的身份，于当日下午应邀列席十九届中央纪委三次全会，聆听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委书记赵乐际作工作报告。邀请特约监察员列席，这在中央纪委全会历史上还是首次。
睡不着的巨晓林做了两件事，一是在此前做了大量功课，学习从严治党重要论述基础上，又查阅起了相关资料。第二件，则是发挥绘画特长，画了一幅“猴子偷桃”的画。
画的大意是猴子偷桃，看林人呵斥几次还是会来，拿枪打伤一只后，一群猴子都不敢再来了。“这说明，要重视惩治老百姓身边影响极坏的‘蝇贪’。我希望反腐败斗争的高压态势能继续保持下去，震慑作用持续强化。”巨晓林说的话很专业。
当天下午到会场，巨晓林和身边的监察员简单交流后，很快就开始阅看桌上的报告，不少人还翻开了笔记本记录。
“我们在一线工作，记录单上标注的‘正’字越多，就说明活儿干得越扎实越精细。”会议刚结束，巨晓林就分享起听会感受。作为技术人员，他对报告中的一串串数字很敏感。
2018年8月，《国家监察委员会特约监察员工作办法》印发;12月，第一届特约监察员聘请会议举行，50名由全国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等组成的特约监察员队伍亮相……知情人士介绍，中央纪委国家监委不断强化自我监督，并自觉接受人大监督、民主监督、社会监督、舆论监督。此前的特邀监察员变身特约监察员，一字之变，体现权力责任义务的统一。与此前特邀监察员参加执法监察、效能监察等工作不同，新一届特约监察员着重对监察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加强监督，着力发挥参谋咨询、桥梁纽带、舆论引导作用。
“掌握的信息量越大，越能在日常监督中一眼发现问题在哪儿。希望自己能当一面镜子，帮纪检监察机关照照自己想不到的、看不见的东西。”会后，巨晓林也提出建议，希望各级纪检监察机关严格依照权限、规则、程序行使权力、履行职责。获得了与会多名省级纪委书记、监委主任的积极回应。
据了解，中央纪委国家监委从搭建活动平台、创新工作机制等方面，为特约监察员提供监督平台。如列席会议、安排走访、参与监督检查、组织参与接访、及时通报工作等。一个例证是，2019年2月，中央纪委三次全会工作报告发布后，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纪委副书记、国家监委主任杨晓渡就主持召开座谈会，听取部分特约监察员的意见建议。
“我作为特约监察员，也要以更高标准、更严纪律要求自己。”上全会那天集体采访时，巨晓林说。（资料来源：中国纪检监察报、中国纪检监察杂志、央视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