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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所谓情绪，不是指王铎仕清之后对朝政或者对满人的不满，而是指他对于自己的书法因为某些人的看法所引发的情绪。他当然对朝政会有看法，但是仕清之后与在明末崇祯朝时期相比较，这方面他是大大收敛了。
崇祯朝时，他曾经在皇帝面前针砭现实，批评朝政而不加掩饰，差一点酿成大祸。比如崇祯十一年（1638年），其时国难当头，烽烟四起，一方面是满洲的皇太极大规模举兵关内，明朝官军接连受挫，一方面是李自成、张献忠的农民军分别攻占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明王朝处在岌岌可危的境地，而这个时候朝廷内部因为主战、主和分歧，两派斗争愈演愈烈，令崇祯皇帝不知所措。其时王铎任礼部右侍郎、教习馆员，这一天经筵开讲，由王铎讲孔子《中庸·唯天下至圣》章。本来为皇帝讲解经传史鉴，王铎只要照章述意即可，可他偏偏结合实际，论及时事，讲着讲着竟然斥指起现实来，且情绪激动，措辞尖锐，以至触怒崇祯皇帝，险遭罪祸。但是入清之后，他再不能也没有这样做过，虽然清廷是以“原官礼部尚书管弘文院学士事，充明史副总裁”“重用”于他，但是毕竟改朝换代了，前朝旧臣事新主，他的精神脊柱无法直立，不敢公开发牢骚，也不可以对朝政说三道四，精神受到了极大的压抑。但这是不是没有情绪了呢？不是，有情绪，我们可以从他留下来的诗文中偶尔读到他的这种情绪，而更多更大的情绪则转移了，转移到了他的书法上。
这个时候我们看到了一个现象，即他以杜甫的诗为内容，并且是以手卷的形式来书写的书法作品，许多都是产生于这一时期。还有，他每每书写杜诗便会得意，一得意便下笔无滞，仿佛神灵给力，纸上墨迹灵动极了。于是他要抒怀，当然不是抒发政治怀抱，而是表达他的艺术情怀——非常有趣，每作这样的表达即在卷末作题识的时候，他总是拿怀素来开涮，而且行文语气都带有一种情绪，所争辩的是关于书法的所谓正脉和野道的问题。大家知道，王铎书法宗二王，一辈子崇拜羲献父子，至晚年依旧按日课“一日临帖，一日应请索”，而其临帖，主要就是临《淳化阁帖》中羲献父子的法帖，这被王铎视为正宗，是必尊之古，否则就是野道。而其对待“野道”的态度，即使名声大如怀素者，也照样排斥。王铎中年之后在当时明代书坛名声很大，欣赏他书法的人很多，有人评其所作用怀素一脉来誉之，这本来是褒其书法，不料王铎十分反感，并且将这份反感题写到了他草书杜甫诗卷上。
你听听这语气，不顾及观者情面也不顾及“礼数”，那其实是对视其书法出自怀素一路的人下逐客令，如此这般，他不允许人家再看他的书法作品。
比如上海博物馆收藏的那件王铎草书诗卷就是典型例子。诗卷作于顺治三年（1646年），纸本，纵30.2厘米，横698.5厘米，书唐诗10首（其中7首杜诗），书法恣意汪洋，酣畅淋漓，规模之大，在王铎传世书法手卷中也属少见。王铎本人一定极为满意，于是在卷末题识中写道：“吾书学之四十年，颇有所从来，必有深于爱吾书者，不知者则谓为高闲、张旭、怀素野道，吾不服！不服！不服！”这是他拿怀素宣泄自己的书法情绪最著名的一则题识，广为人知。
王铎在这件《草书杜甫诗卷》中又拿怀素开涮：“我学献之、伯英（张芝）、诚悬（柳公权），恐人误以为怀素恶道，则受其谣琢矣！”（见标记处）所谓“谣琢”，就是毁谤，看来王铎一定要与怀素撇清界限。
还有一个王铎草书杜甫诗卷，不知现藏于何处，收录在《王铎书法全集》中。也是纸本，作于顺治丙戌年（1646年），规模虽不如上博本，但是这卷作于“北畿”琅华馆中并且是在“带酒微醉”状态下写成的草书诗卷，也是气势张扬，十分得意。卷末题识中王铎是这样写的：此卷乃“书于北都琅华馆，用张芝、柳（公权）、虞（世南）草法拓而为大，非怀素恶札一路，观者谛辨之，勿忽。”恐人误识，先骂了怀素，再特别提醒大家“谛辨”、“勿忽”，古往今来如此小觑怀素的，只有王铎一人。
首都博物馆也藏有一卷王铎草书唐人诗卷，卷未署作年，依其书风应该也是王铎仕清之后的作品。纸本，与上博本一样，该卷规模也很大，纵34.5厘米，横654厘米，共书唐诗9首，其中5首为杜诗。观其气势，王铎仿佛操持天纵之笔，随意挥洒，写得非常骄傲。完了，他仅用几个字作题识，依然关于怀素：“有客曰此怀素家法也，则勿许观。”你听听这语气，不顾及观者情面也不顾及“礼数”，那其实是对视其书法出自怀素一路的人下逐客令，如此这般，他不允许人家再看他的书法作品。
这是目前我们所知道的王铎在其书法中涉及怀素、宣泄情绪的三件作品。还有一个手卷也宣泄了王铎的书法情绪，鲜为人知，这个手卷在美国，为一位著名美籍华人收藏家收藏。也是草书，纸本，纵29.8厘米，横418.5厘米，书杜甫近体诗6首，依次为：《襄西寒望》、《观李固请司马第山水图》、《登兖州城楼》、《陪郑广文游何将军山林十首》之一、《戏作徘谐遣闷》二首之一、《晚出江掖》。此卷作于“丁亥三月”即顺治四年（1647年），仿佛王铎腕中有神鬼驱使，通卷意到笔随，使转自如，浓淡枯涩，字大字小，毫无经营，宛若天成，写得灵动极了。王铎一定又很得意，然后又拿怀素来开涮，这一次他说得更明白：“我学献之、伯英（张芝）、诚悬（柳公权），恐人误以为怀素恶道，则受其谣琢矣！”所谓“谣琢”，就是毁谤，你看王铎，就是这样一定要与怀素撇清界限！
这四个手卷是相继书写的，前后不过一两年之间，卷后所题又都涉及了怀素，它不仅反映了王铎的书法观，更体现了王铎对自己的书法的自负和骄傲。检索王铎传世作品，在此之前似乎还没有如此小觑怀素的言论，值得玩味。作品且多以杜诗为主 要书写内容，所选杜诗也多为抒怀叙情之作，这不仅因为他对杜诗的喜好，还因为仕清使他精神压抑，书写杜诗，既解心情，又可以托古避嫌，更能够张扬他的书法。有关此解，广州美术馆所藏、也是他这一期间（顺治三年，1646年）所作的草书《杜陵秋兴诗卷》的题识便是答案：“杜诗千古绝调，每见有哂之者姑不辞，遇求书则书之而已，万世自有定评，当不知道也！”可见当年求王铎写一幅杜诗书法是多么容易。政治情绪萎靡了，艺术情绪就张扬，只要有人请他写，他就高兴，这就是当年的王铎，如此而已。
崇祯朝时，他曾经在皇帝面前针砭现实，批评朝政而不加掩饰，差一点酿成大祸。比如崇祯十一年（1638年），其时国难当头，烽烟四起，一方面是满洲的皇太极大规模举兵关内，明朝官军接连受挫，一方面是李自成、张献忠的农民军分别攻占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明王朝处在岌岌可危的境地，而这个时候朝廷内部因为主战、主和分歧，两派斗争愈演愈烈，令崇祯皇帝不知所措。其时王铎任礼部右侍郎、教习馆员，这一天经筵开讲，由王铎讲孔子《中庸·唯天下至圣》章。本来为皇帝讲解经传史鉴，王铎只要照章述意即可，可他偏偏结合实际，论及时事，讲着讲着竟然斥指起现实来，且情绪激动，措辞尖锐，以至触怒崇祯皇帝，险遭罪祸。但是入清之后，他再不能也没有这样做过，虽然清廷是以“原官礼部尚书管弘文院学士事，充明史副总裁”“重用”于他，但是毕竟改朝换代了，前朝旧臣事新主，他的精神脊柱无法直立，不敢公开发牢骚，也不可以对朝政说三道四，精神受到了极大的压抑。但这是不是没有情绪了呢？不是，有情绪，我们可以从他留下来的诗文中偶尔读到他的这种情绪，而更多更大的情绪则转移了，转移到了他的书法上。
这个时候我们看到了一个现象，即他以杜甫的诗为内容，并且是以手卷的形式来书写的书法作品，许多都是产生于这一时期。还有，他每每书写杜诗便会得意，一得意便下笔无滞，仿佛神灵给力，纸上墨迹灵动极了。于是他要抒怀，当然不是抒发政治怀抱，而是表达他的艺术情怀——非常有趣，每作这样的表达即在卷末作题识的时候，他总是拿怀素来开涮，而且行文语气都带有一种情绪，所争辩的是关于书法的所谓正脉和野道的问题。大家知道，王铎书法宗二王，一辈子崇拜羲献父子，至晚年依旧按日课“一日临帖，一日应请索”，而其临帖，主要就是临《淳化阁帖》中羲献父子的法帖，这被王铎视为正宗，是必尊之古，否则就是野道。而其对待“野道”的态度，即使名声大如怀素者，也照样排斥。王铎中年之后在当时明代书坛名声很大，欣赏他书法的人很多，有人评其所作用怀素一脉来誉之，这本来是褒其书法，不料王铎十分反感，并且将这份反感题写到了他草书杜甫诗卷上。
你听听这语气，不顾及观者情面也不顾及“礼数”，那其实是对视其书法出自怀素一路的人下逐客令，如此这般，他不允许人家再看他的书法作品。
比如上海博物馆收藏的那件王铎草书诗卷就是典型例子。诗卷作于顺治三年（1646年），纸本，纵30.2厘米，横698.5厘米，书唐诗10首（其中7首杜诗），书法恣意汪洋，酣畅淋漓，规模之大，在王铎传世书法手卷中也属少见。王铎本人一定极为满意，于是在卷末题识中写道：“吾书学之四十年，颇有所从来，必有深于爱吾书者，不知者则谓为高闲、张旭、怀素野道，吾不服！不服！不服！”这是他拿怀素宣泄自己的书法情绪最著名的一则题识，广为人知。
王铎在这件《草书杜甫诗卷》中又拿怀素开涮：“我学献之、伯英（张芝）、诚悬（柳公权），恐人误以为怀素恶道，则受其谣琢矣！”（见标记处）所谓“谣琢”，就是毁谤，看来王铎一定要与怀素撇清界限。
还有一个王铎草书杜甫诗卷，不知现藏于何处，收录在《王铎书法全集》中。也是纸本，作于顺治丙戌年（1646年），规模虽不如上博本，但是这卷作于“北畿”琅华馆中并且是在“带酒微醉”状态下写成的草书诗卷，也是气势张扬，十分得意。卷末题识中王铎是这样写的：此卷乃“书于北都琅华馆，用张芝、柳（公权）、虞（世南）草法拓而为大，非怀素恶札一路，观者谛辨之，勿忽。”恐人误识，先骂了怀素，再特别提醒大家“谛辨”、“勿忽”，古往今来如此小觑怀素的，只有王铎一人。
首都博物馆也藏有一卷王铎草书唐人诗卷，卷未署作年，依其书风应该也是王铎仕清之后的作品。纸本，与上博本一样，该卷规模也很大，纵34.5厘米，横654厘米，共书唐诗9首，其中5首为杜诗。观其气势，王铎仿佛操持天纵之笔，随意挥洒，写得非常骄傲。完了，他仅用几个字作题识，依然关于怀素：“有客曰此怀素家法也，则勿许观。”你听听这语气，不顾及观者情面也不顾及“礼数”，那其实是对视其书法出自怀素一路的人下逐客令，如此这般，他不允许人家再看他的书法作品。
这是目前我们所知道的王铎在其书法中涉及怀素、宣泄情绪的三件作品。还有一个手卷也宣泄了王铎的书法情绪，鲜为人知，这个手卷在美国，为一位著名美籍华人收藏家收藏。也是草书，纸本，纵29.8厘米，横418.5厘米，书杜甫近体诗6首，依次为：《襄西寒望》、《观李固请司马第山水图》、《登兖州城楼》、《陪郑广文游何将军山林十首》之一、《戏作徘谐遣闷》二首之一、《晚出江掖》。此卷作于“丁亥三月”即顺治四年（1647年），仿佛王铎腕中有神鬼驱使，通卷意到笔随，使转自如，浓淡枯涩，字大字小，毫无经营，宛若天成，写得灵动极了。王铎一定又很得意，然后又拿怀素来开涮，这一次他说得更明白：“我学献之、伯英（张芝）、诚悬（柳公权），恐人误以为怀素恶道，则受其谣琢矣！”所谓“谣琢”，就是毁谤，你看王铎，就是这样一定要与怀素撇清界限！
这四个手卷是相继书写的，前后不过一两年之间，卷后所题又都涉及了怀素，它不仅反映了王铎的书法观，更体现了王铎对自己的书法的自负和骄傲。检索王铎传世作品，在此之前似乎还没有如此小觑怀素的言论，值得玩味。作品且多以杜诗为主 要书写内容，所选杜诗也多为抒怀叙情之作，这不仅因为他对杜诗的喜好，还因为仕清使他精神压抑，书写杜诗，既解心情，又可以托古避嫌，更能够张扬他的书法。有关此解，广州美术馆所藏、也是他这一期间（顺治三年，1646年）所作的草书《杜陵秋兴诗卷》的题识便是答案：“杜诗千古绝调，每见有哂之者姑不辞，遇求书则书之而已，万世自有定评，当不知道也！”可见当年求王铎写一幅杜诗书法是多么容易。政治情绪萎靡了，艺术情绪就张扬，只要有人请他写，他就高兴，这就是当年的王铎，如此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