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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创作于西欧中世纪中期十一世纪的《列那狐传奇》是市民阶级形成后应运而生的文化产物，作为城市文学间接反映了市民的思想意识形态受到了新兴市民的喜爱。揭露了封建社会的腐朽和教会权威对个体的束缚。而回看清朝末期的中国，整个民族都面临着内忧外患，清政府也日益腐败，新兴的资产阶级对文学创作进行了改良，谴责小说《孽海花》再现了晚清政治昏暗、世风日下的形态。不同时代、不同国家的两部文学作品却有着微妙的相似之处，标志着在时代更迭的缝隙中新兴阶级主体意识的觉醒，对封建制度提出质疑。
关键词：《列那狐传奇》;《孽海花》;市民文学
一、文本创作的时代背景
《列那狐传奇》是一部民间故事诗，并不是由一个作家创作的，而是后人把二十七篇不同作家创作诗整理到一起，可以说是一个时代的产物。法国是西欧最大的国家，拥有着底蕴深厚又丰富多样的文化土壤。中世纪中期，伴随着手工业、农业和商业的迅速发展和人口的日趋增长，法国开始出现了许多城市和新兴的市民阶级，开始意识到长期封建制度和教会权威压抑了人的天性，为了挣脱陈旧秩序的压迫与束缚，以市民和市民生活为表现对象的城市文学发展起来，城市文学的诞生和发展满足了市民的政治和精神需求，与鼓吹禁欲的教会文学等其他文学类型一并铸就了中世纪的文学。
同样中国也有着悠久且未曾中断过的人类文明，北宋时期经济繁荣、国泰民安的社会形态促使了市民阶级的发展和壮大，市民喜爱的娱乐通俗文学也日趋繁盛多样。但是由于长期封建专制对人意识形态的控制，特别是明清时期的八股文和闭关锁国等措施抑制市民文化的发展。直到清末鸦片战争、甲午中日战争、八国联军侵华等一系列重大打击之后，清政府苟延残喘无暇顾及对个体意识形态的控制，一批文人在新兴资产阶级改良运动的倡导下才开始抛开文字狱的禁锢，大胆创作市民文学。 从两部作品的创作时代背景来看，都是处于社会转型的过渡时期，满足了新兴阶级迫切的需求，真实的描摹了各自所处时代的现实生活，迎合了时代发展的浪潮。
二、现实生活的再现
中世纪中期，市民阶级已经逐渐成长为可以威胁到封建权威的存在，两股势力开始了激烈的斗争。《列那狐传奇》巧妙的将人类动物化，每一个动物角色都有强烈的隐喻性和指代性，将现实斗争浓缩到虚拟文本里。列那狐就像新兴的市民阶级，注重当下的吃喝享乐;机智灵敏，装死从商贩手中夺走小鱼;无视厌恶封建制度和权威，通过自己的机智灵敏捉弄国王，冒用国王的爪子签署的和平法令欺骗其它动物，面对国王的审讯，那列狐也没有恐惧，仍然昂头挺胸，并使用自己的诡计杀害大臣。再现了中世纪西欧的新兴意识形态，鼓励人们动用自己的智慧和能力谋生，反对对宗教权威的过度依赖。伊桑格兰、狗熊勃伦等动物象征着上层贵族大臣，在和代表新兴阶级的那列狐斗争中总是落败，主要原因是上层阶级听信谗言的愚蠢和面对诱惑的贪婪本性。作品中也并没有一味的美化新兴的市民阶级，那列狐也是有很多缺点，它狡猾、奸诈为了目的不计手段，让同伴趋之若鹜，把自己的快乐建立在别人的痛苦上。暗示着当时市民阶层不仅与封建势力之间的矛盾重重， 其内部也存在着矛盾。作为新兴的阶级， 既有机智敏锐、以弱胜强的一面， 又有商人巧取豪夺、剥削压迫底层劳动人民的一面。[1]佐证了作品对昏暗、动荡、弱肉强食社会的嘲讽和反思。
如果说《列那狐传奇》的写实性在于对整个时代阶级形态的浓缩，那么《孽海花》更偏向于对社会细节的刻画，记录了从同治初年至甲午战争三十年间真实的中国社会，有不少对处于社会物质形态和意识形态真实的书写。作者曾说写这本小说的意义就是要把这风气云涌的30年的细节和现象真实的记录在自己笔头的摄像机里。从开篇对时代背境的介绍，“洋行买办”、“西装的假革命党 、“ 西装”、“饮食”、“马车甲板船”等新鲜词语意味着西方的文化已经在逐渐渗透到中国人的衣食住行中了。小说中还描述了晚清官场的腐朽，采取陌生视角切入政治书写，更多引发了对社会真实形态的揭示。雯青去拜访仑樵，闲谈中得知他坐吃山空欠了百姓的米，但他惯性的把过错抛给当时官场大环境。从中也能窥视到当时官场的常态：官员不思进取，日益堕落;政坛贪污腐败横行， 士人很难通过常规途径达到仕途的显赫地位， 从而选择通过“卖直”来赢得升迁。这些士人虽通过科举考试， 取得了功名， 但这种功名离他们心中的高官厚禄相差甚远， 于是需要通过“卖直”这种捷径达到目的。[2]三十年内政治形势的真实变化贯穿了整部小说，从开头顾肇廷、何珏斋一行人宴会上谈论清政府面临着内忧外患，外是要向英国赔款通商、面对八国联军火烧圆明园，没落的清政府没有先进的武器根本无力抗衡;内是威胁到皇权的太平军。直到中法战争、甲午战争节节退败，大清舰队全军覆灭，签订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
三、批判性与社会价值
不同市民文学在各自社会发展中扮演着重要角色，《那列狐传奇》批判了宗教对人性的束缚，尤其是禁欲主义，就是要求人们扼杀自己的欲望，只有屏蔽肉体的欲望才能完善个体的道德获得永世的快乐。文本中丝毫不掩饰对欲望的追求，在列那狐教伊桑格兰捉鱼的篇章，赤裸裸的表现出伊桑格兰的馋欲。列那狐为了满足食欲，甚至会伤害比自己弱小动物的生命。列那狐会时不时戏谑的提到宗教的斋戒和禁欲，劝伊桑格兰打破斋戒。它用旧时代已经过去，和平时代人人都不会被残杀和自己要忏悔罪孽，禁食、戒斋和祈祷等诡计欺骗尚特克勒，讽刺了当时社会虚伪的虔诚。其次，作品也抨击了中世纪仍占据主流意识形态的“忏悔”和“原罪”为代表的宗教思想和社会秩序，列那狐坚持不去法庭和修道院，提出不忏悔也不会进地狱。用一种幽默风趣的方式启发民智，试图在动物的世界里重构人的信仰与权威，鼓舞市民们重新认识自我，重构社会。
《孽海花》不仅讽刺了当时赔款、割地、通商一步步使中国丧失主权成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清政府，也从主人公金雯青的经历中批判落魄腐败的社会制度，展现了新兴阶级诞生和封闭格局破除后新旧思想文化的冲撞。傅彩云是一个冲破封建传统伦理樊笼的“新女性”，敢爱敢恨、大胆任性，不会用“三纲五常”的旧思想去压抑汹涌的情感和欲望;长期和别的男性维持恋爱关系，和列那狐一样追求当下的享乐，这是对传统伦理秩序的一种反叛。封建社会是重男轻女，男性控制着社会主导權，大多时候女性是作为男性附属品而存在的，而傅彩云冲破了旧社会对女性的理想化樊笼，打碎了传统贞洁观。最后金雯青去世后她虽有所触动，但仍坚持着自己信念，不披麻戴孝，极度彰显了时代女性的独立自主，不依赖男性，代表了女性主体意识在中国土地上的觉醒。而金雯青则是旧文化科举制的产物，面对着新旧文化的对抗、融合，只是被动麻木的接受。面对明清时期封建专制更加严重的局面，特别是到清末明显走向起畸形的趋势，他作为时代洪流中微不足道的一份子，无力也不敢去改变这种局面只能随波逐流的面对着周围新与旧的碰撞。借助小说的形式可以表达出作者对病态中国和萎靡民族精神的不满，一定程度上可以唤醒一部分沉睡的人，另一方面流传后世，让后人真实感受当时的落后羸弱，时刻警醒着后人。
参考文献：
[1] 李楠.从《列那狐传奇》看中世纪城市文学的特点[J].太原大学教育学院学报，2012，30（S1）：56-57.
[2]董伟岩.从《孽海花》看晚清士人人格的双重性[J].昆明学院学报，2014，36（04）：86-89.
关键词：《列那狐传奇》;《孽海花》;市民文学
一、文本创作的时代背景
《列那狐传奇》是一部民间故事诗，并不是由一个作家创作的，而是后人把二十七篇不同作家创作诗整理到一起，可以说是一个时代的产物。法国是西欧最大的国家，拥有着底蕴深厚又丰富多样的文化土壤。中世纪中期，伴随着手工业、农业和商业的迅速发展和人口的日趋增长，法国开始出现了许多城市和新兴的市民阶级，开始意识到长期封建制度和教会权威压抑了人的天性，为了挣脱陈旧秩序的压迫与束缚，以市民和市民生活为表现对象的城市文学发展起来，城市文学的诞生和发展满足了市民的政治和精神需求，与鼓吹禁欲的教会文学等其他文学类型一并铸就了中世纪的文学。
同样中国也有着悠久且未曾中断过的人类文明，北宋时期经济繁荣、国泰民安的社会形态促使了市民阶级的发展和壮大，市民喜爱的娱乐通俗文学也日趋繁盛多样。但是由于长期封建专制对人意识形态的控制，特别是明清时期的八股文和闭关锁国等措施抑制市民文化的发展。直到清末鸦片战争、甲午中日战争、八国联军侵华等一系列重大打击之后，清政府苟延残喘无暇顾及对个体意识形态的控制，一批文人在新兴资产阶级改良运动的倡导下才开始抛开文字狱的禁锢，大胆创作市民文学。 从两部作品的创作时代背景来看，都是处于社会转型的过渡时期，满足了新兴阶级迫切的需求，真实的描摹了各自所处时代的现实生活，迎合了时代发展的浪潮。
二、现实生活的再现
中世纪中期，市民阶级已经逐渐成长为可以威胁到封建权威的存在，两股势力开始了激烈的斗争。《列那狐传奇》巧妙的将人类动物化，每一个动物角色都有强烈的隐喻性和指代性，将现实斗争浓缩到虚拟文本里。列那狐就像新兴的市民阶级，注重当下的吃喝享乐;机智灵敏，装死从商贩手中夺走小鱼;无视厌恶封建制度和权威，通过自己的机智灵敏捉弄国王，冒用国王的爪子签署的和平法令欺骗其它动物，面对国王的审讯，那列狐也没有恐惧，仍然昂头挺胸，并使用自己的诡计杀害大臣。再现了中世纪西欧的新兴意识形态，鼓励人们动用自己的智慧和能力谋生，反对对宗教权威的过度依赖。伊桑格兰、狗熊勃伦等动物象征着上层贵族大臣，在和代表新兴阶级的那列狐斗争中总是落败，主要原因是上层阶级听信谗言的愚蠢和面对诱惑的贪婪本性。作品中也并没有一味的美化新兴的市民阶级，那列狐也是有很多缺点，它狡猾、奸诈为了目的不计手段，让同伴趋之若鹜，把自己的快乐建立在别人的痛苦上。暗示着当时市民阶层不仅与封建势力之间的矛盾重重， 其内部也存在着矛盾。作为新兴的阶级， 既有机智敏锐、以弱胜强的一面， 又有商人巧取豪夺、剥削压迫底层劳动人民的一面。[1]佐证了作品对昏暗、动荡、弱肉强食社会的嘲讽和反思。
如果说《列那狐传奇》的写实性在于对整个时代阶级形态的浓缩，那么《孽海花》更偏向于对社会细节的刻画，记录了从同治初年至甲午战争三十年间真实的中国社会，有不少对处于社会物质形态和意识形态真实的书写。作者曾说写这本小说的意义就是要把这风气云涌的30年的细节和现象真实的记录在自己笔头的摄像机里。从开篇对时代背境的介绍，“洋行买办”、“西装的假革命党 、“ 西装”、“饮食”、“马车甲板船”等新鲜词语意味着西方的文化已经在逐渐渗透到中国人的衣食住行中了。小说中还描述了晚清官场的腐朽，采取陌生视角切入政治书写，更多引发了对社会真实形态的揭示。雯青去拜访仑樵，闲谈中得知他坐吃山空欠了百姓的米，但他惯性的把过错抛给当时官场大环境。从中也能窥视到当时官场的常态：官员不思进取，日益堕落;政坛贪污腐败横行， 士人很难通过常规途径达到仕途的显赫地位， 从而选择通过“卖直”来赢得升迁。这些士人虽通过科举考试， 取得了功名， 但这种功名离他们心中的高官厚禄相差甚远， 于是需要通过“卖直”这种捷径达到目的。[2]三十年内政治形势的真实变化贯穿了整部小说，从开头顾肇廷、何珏斋一行人宴会上谈论清政府面临着内忧外患，外是要向英国赔款通商、面对八国联军火烧圆明园，没落的清政府没有先进的武器根本无力抗衡;内是威胁到皇权的太平军。直到中法战争、甲午战争节节退败，大清舰队全军覆灭，签订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
三、批判性与社会价值
不同市民文学在各自社会发展中扮演着重要角色，《那列狐传奇》批判了宗教对人性的束缚，尤其是禁欲主义，就是要求人们扼杀自己的欲望，只有屏蔽肉体的欲望才能完善个体的道德获得永世的快乐。文本中丝毫不掩饰对欲望的追求，在列那狐教伊桑格兰捉鱼的篇章，赤裸裸的表现出伊桑格兰的馋欲。列那狐为了满足食欲，甚至会伤害比自己弱小动物的生命。列那狐会时不时戏谑的提到宗教的斋戒和禁欲，劝伊桑格兰打破斋戒。它用旧时代已经过去，和平时代人人都不会被残杀和自己要忏悔罪孽，禁食、戒斋和祈祷等诡计欺骗尚特克勒，讽刺了当时社会虚伪的虔诚。其次，作品也抨击了中世纪仍占据主流意识形态的“忏悔”和“原罪”为代表的宗教思想和社会秩序，列那狐坚持不去法庭和修道院，提出不忏悔也不会进地狱。用一种幽默风趣的方式启发民智，试图在动物的世界里重构人的信仰与权威，鼓舞市民们重新认识自我，重构社会。
《孽海花》不仅讽刺了当时赔款、割地、通商一步步使中国丧失主权成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清政府，也从主人公金雯青的经历中批判落魄腐败的社会制度，展现了新兴阶级诞生和封闭格局破除后新旧思想文化的冲撞。傅彩云是一个冲破封建传统伦理樊笼的“新女性”，敢爱敢恨、大胆任性，不会用“三纲五常”的旧思想去压抑汹涌的情感和欲望;长期和别的男性维持恋爱关系，和列那狐一样追求当下的享乐，这是对传统伦理秩序的一种反叛。封建社会是重男轻女，男性控制着社会主导權，大多时候女性是作为男性附属品而存在的，而傅彩云冲破了旧社会对女性的理想化樊笼，打碎了传统贞洁观。最后金雯青去世后她虽有所触动，但仍坚持着自己信念，不披麻戴孝，极度彰显了时代女性的独立自主，不依赖男性，代表了女性主体意识在中国土地上的觉醒。而金雯青则是旧文化科举制的产物，面对着新旧文化的对抗、融合，只是被动麻木的接受。面对明清时期封建专制更加严重的局面，特别是到清末明显走向起畸形的趋势，他作为时代洪流中微不足道的一份子，无力也不敢去改变这种局面只能随波逐流的面对着周围新与旧的碰撞。借助小说的形式可以表达出作者对病态中国和萎靡民族精神的不满，一定程度上可以唤醒一部分沉睡的人，另一方面流传后世，让后人真实感受当时的落后羸弱，时刻警醒着后人。
参考文献：
[1] 李楠.从《列那狐传奇》看中世纪城市文学的特点[J].太原大学教育学院学报，2012，30（S1）：56-57.
[2]董伟岩.从《孽海花》看晚清士人人格的双重性[J].昆明学院学报，2014，36（04）：86-8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