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上世纪80年代，随着改革开放，在思想上大家对知识、文化都充满渴求，当时的出版界可能还不能满足大家的这种需求，您恰巧是在那个时期进入出版行业的，能否跟我们分享一下在这样大环境下，整个出版行业，尤其是文化艺术这一块经历了怎样的变革和发展？
整个出版业的业务，尤其是艺术出版实际上是与整个中国的出版形势息息相关的，因为“文革”十年动荡，中国的出版业基本上处于相对停滞的状态，除了当时出版了一些大家所熟知的“文革”小说外，基本上是以印刷中央文件，和一些学习辅导资料为主，出版本身所承担的知识积累和知识传播的功能基本上没有发挥出来。上世纪80年代中期，出版业才开始真正兴盛起来。
最早的艺术出版主要是以挂历、连环画、年画为代表，这个时期人们对艺术的需求，尤其是年画这一门类的需求还是比较大的。但是这个时候有些出版社也开始对中国传统艺术进行整理、出版，涌现出了一些比较好的艺术类出版社，在北京来说以人民美术出版社为代表。那个时候地方的美术出版社，也陆续的出了很多比较好的东西，像天津人美，包括河北美术、上海人美，以及广西漓江出版社等，都贡献了很多优秀的出版物，这个时期主要是以美术出版社作为艺术出版的主力。
紧接着随着国家的发展，环境和条件的变化，一些出版教材的出版社，如教育类的出版社开始关注社科人文的出版，包括艺术类的出版。因为这些出版社具有较好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具备相当的实力。当时比较典型的还是河北教育出版社，比如最开始的《中国漫画书系》，一套有18本，以此作为一个切入点，紧接着还关注了新文人画，出版了《二十世纪下半叶新文人画丛》，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还出版了《二十世纪书法经典》，这都是过去人们所不关注的在艺术方面的空白区域，河北教育出版社在这方面出得比较多，所以在某种程度上来说对整个美术界还是形成一种冲击和影响，后来紧接着又出了《世界名画家全集》、《中国名画家全集》。到了21世纪，一些大出版社也开始重视这一块内容的出版，尤其是关注美术和文化之间的中间地带，出了很多图书，规模和影响还是比较大的。
现在国家在搞出版业的转型、转企业，形成集团，我还是有一些个人的看法，就目前近五六年来看，我认为中国的艺术出版，比起集团化、转企业之前要滞后很多。现在很多美术出版社，包括其他的出版社还在关注艺术图书的出版，但还是零零星星，形不成大的气侯。有亮点的艺术出版物也就那么几种，比方说前一段时间出版的齐白石的全集，黄永玉的全集，但是能成规模、成系统的，相应的比较弱。
您认为产生这种现象的主要原因是？
这个问题有几个层面，第一，是政策层面，图书出版靠国家的政策主导，如果把出版业当成企业来看待的话，就会追求经济效益的最大化，它的文化教育功能和传播功能，相应就弱化了；第二，以前国家不是把出版业当成一个文化机构，更多的把它当成一个行政机构，所以在官员的任命上，不是由文化人来管理出版，而是由政府来管理，所以对文化的一种感觉，对艺术的一种感情，肯定是会弱一些；第三，是税收政策，这几年整体好一些了，我觉得对书店、出版这一块的税收政策应该和企业区别开来，应该薄税或者免税，去年开始扶植实体书店了，如果再不扶植，书店都将很难生存，更谈不上发展了。
如今自费出版已经不是什么难事，在这样的情况下，一个出版社怎样才能找好自己的定位？并且在生存和这个出版品质之间找到平衡点。
像刚才所说，搞出版一定是由这些优秀的称职的出版人进行运作，我认为应当遵循个性化出版，品牌化经营，市场化运作这样的规律。个性化出版，指的是一个出版单位一定要根据以前出书积累的资源，根据自己的作者队伍的情况，自己编辑队伍的能力，来确定自己的出版定位；定位定准以后要形成规模，这样在社会上才能形成一定的影响力，然后才能有比较好的效益。
以故宫出版社为例，凭借故宫这样的平台和资源，出版这块业务应该是很丰富的，但是几十年来做得不是特别理想，故宫的出版和故宫博物院的地位和影响力相比差距比较大。近几年来，我们坚持了个性化出版，品牌化经营，市场化运作的原则，主要围绕书画和故宫的文物藏品来做文章。通过几年的努力，故宫的书画的出版、一些普及性画谱，包括技法类的、文物鉴定类的出版，已经成为目前文物业、收藏界的标准。
最初，大家并没有认识到，但是经过几年的努力，故宫的出版在整个社会上影响还是比较大的。搞文物鉴定的、收藏的，都会参照故宫的一些出版物，所以这几年虽然整个出版业好像在萎缩，但是故宫的出版在不断的增长。这就是得益于出版定位的准确，作为一家出版社一定要围绕自己的中心业务来开展工作，长此下去，必有所成。
结合这个定位来谈，您最开始到河北教育出版社的时候，它还是以出教辅材料为主，当时出版界有好几家做教辅的出版社都出了一些无论从内容还是装帧都非常精的文化类的图书，河北教育出版社是比较突出的一家，您当时是如何确定这个方向的？
人一定是离不开具体的时间、具体的环境，我90年代来到河北教育出版社，当时河北省所有的教辅和部分教材由河北教育出版社控制，所以经济效益很好的，在给学生提供了大量的学习资料的同时，也取得了丰厚的效益，那这些效益究竟仅仅是为了职工的吃住行，还是回馈社会？还是再搞一些文化积累和传承的工作？
当时，河北教育的一些编辑自身涉及的领域也比较宽泛，如文学艺术领域，所以在当时的特殊环境下，我们更注重文化的积累和传承，对经济效益的考量相应比较弱。后来，像教育社那种靠教材取得很好的经济效益的时期再也没有了，所以在经济效益相应弱的时候，更要集中人力、物力、财力在某一个选题上，或者将某一个选题的某个方面做精做透。
在当时，这种以教辅养精品出版物的做法其实还是遭到了一些非议？
对。我不在意别人质疑不质疑，我认为教育社应该说赚了很多钱，这些钱究竟是用来干什么？我那个时候考虑的是做一些文化项目来回馈社会，至于别人怎么议论是别人的问题，我做这些书不是为了赚更多的钱，只不过是这些书没人出，没人去整理，既然河北教育有这个能力，也有义务、有责任把这些工作做下去。 当时河北教育出版社一直做的都是教辅类出版物，出版文化艺术这一块的资源是怎么来的？
当时的出版和现在不一样，有很多空白，比如艺术类的出版很少有人问津，只要有出版社在做这些事情，大家还是比较乐意的。像当时出《二十世纪下半叶新文人画丛》，出版还是很难的事情，没有人帮艺术家出书，一旦有出版社出面，他们都挺高兴的。还有《二十世纪书法经典》，全国的博物馆组织起来一起做，在现在这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情。其实也就是河北教育出版社出的这些作品都是无人问津的领域，只要去做，就肯定受到关注。
那像《世界名画家全集》和《中国名画家全集》这种系列出版物，您如何考虑的呢？
当时中国的出版业，包括美术类的出版社的出版物主要是两大类，一类是大画册，一类是技法类和字帖类。没有一种出版物是系统的介绍中西方绘画艺术全貌的，并且是专门为经济能力比较弱的人群如大学生打造的，当时的“名画家全集系列”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策划的，开本也不大，定价也比较低，同时内容又比较全，是美术院校的学生，包括一些画家可以参考的一个比较理想的读物，他们的经济能力也可以承受，这套书在文化的普及方面起到了比较好的作用。
今天好像很难再有影响力这么大，这么受关注的书籍出版，您认为主要原因是？包括文化艺术图书出版这块，它的发展趋势是什么？
我认为文化艺术类的出版应该进行一些资源的整合，包括版本的升级，比如《中国名画家全集》这一类的书已经出到一定的规模，应该进行深度开发，也就是版本的升级。随着经济的发展，人们经济的压力不像以前那么大，反而对图书的信息，尤其是对图片的品质要求更高，所以就需要提供更清晰的图片，更全面的信息，更利于阅读和收藏的版本。
前段时间故宫出版社出版了沈周和文征明的画册，是苏州博物馆做的，首次印刷了2000册，没多久就卖掉了，其实这一类图书还是有很大的发展潜力的，市场需求量很大。
从选题方面来看，您认为应该朝哪个方向发展更有实际意义？
我认为应该做一个中国画家系列，古代卷、现代卷和当代卷，因为从中国这个美术出版，单就画家这一块，各个出版社都出了一些东西，比方四王、八大、石涛，但都是不同出版社出的，仍然存在一些空白和盲点，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如果能够把中国画家，30人或者50人，形成一个系列，我觉得还是有很大的市场的。
这是建议做一个梳理，把空白填补上？
对，以前出版过的也没关系，但是要在图片的质量，内容上更全面一些，比如苏州博物馆出的文征明那本，不一定所有作品都是文征明特别有名的，但是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他不同时期的艺术作品，可以了解文征明艺术发展的脉络。相较而言，我们以前的一些画册基本上都是以代表作为主，现在再出版可能要换一个角度。
那艺术理论这一块的出版呢，您有什么想法？
我还是认为，不论是艺术画册还是艺术理论图书一定要上规模、上档次、出精品。从出书来说，比如艺术理论，量的积累会引起质的变化，我出10本书可能赔钱，20本就可以赚钱了。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中国的市场这么大，虽然图书行业不是那么景气，但是读者基数大，还是有相当的阅读量，所以说，艺术理论这一类的书，形成规模以后，就会取得比较大的社会影响力和市场影响力。也就是说在某一个方面，形成权威。
每一个出版人其实都有一些出版人的情节在，那么您做了这么多年出版，您的坚持是什么？
我刚毕业从事出版业的时候，有那么三个愿望，一个是做一些自己喜欢做的事，做出来自己觉得满意；第二交那么几个朋友，闲暇时候一块聊聊天；第三就是出一些自己喜欢出的书，等自己老了那些书还能在书架上留得住。
也就是说，出版一定要有一种社会的责任感和使命感，我们单位出的书，或者是经我手的书，我希望十年、二十年，五十年、一百年，还能流传下去。别到了最后，自己当编辑出的书，自己都觉得不好意思提及。其实很简单，就是很多年过去了，拿起自己出的书依然能够很自豪地说这是我出的书。
整个出版业的业务，尤其是艺术出版实际上是与整个中国的出版形势息息相关的，因为“文革”十年动荡，中国的出版业基本上处于相对停滞的状态，除了当时出版了一些大家所熟知的“文革”小说外，基本上是以印刷中央文件，和一些学习辅导资料为主，出版本身所承担的知识积累和知识传播的功能基本上没有发挥出来。上世纪80年代中期，出版业才开始真正兴盛起来。
最早的艺术出版主要是以挂历、连环画、年画为代表，这个时期人们对艺术的需求，尤其是年画这一门类的需求还是比较大的。但是这个时候有些出版社也开始对中国传统艺术进行整理、出版，涌现出了一些比较好的艺术类出版社，在北京来说以人民美术出版社为代表。那个时候地方的美术出版社，也陆续的出了很多比较好的东西，像天津人美，包括河北美术、上海人美，以及广西漓江出版社等，都贡献了很多优秀的出版物，这个时期主要是以美术出版社作为艺术出版的主力。
紧接着随着国家的发展，环境和条件的变化，一些出版教材的出版社，如教育类的出版社开始关注社科人文的出版，包括艺术类的出版。因为这些出版社具有较好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具备相当的实力。当时比较典型的还是河北教育出版社，比如最开始的《中国漫画书系》，一套有18本，以此作为一个切入点，紧接着还关注了新文人画，出版了《二十世纪下半叶新文人画丛》，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还出版了《二十世纪书法经典》，这都是过去人们所不关注的在艺术方面的空白区域，河北教育出版社在这方面出得比较多，所以在某种程度上来说对整个美术界还是形成一种冲击和影响，后来紧接着又出了《世界名画家全集》、《中国名画家全集》。到了21世纪，一些大出版社也开始重视这一块内容的出版，尤其是关注美术和文化之间的中间地带，出了很多图书，规模和影响还是比较大的。
现在国家在搞出版业的转型、转企业，形成集团，我还是有一些个人的看法，就目前近五六年来看，我认为中国的艺术出版，比起集团化、转企业之前要滞后很多。现在很多美术出版社，包括其他的出版社还在关注艺术图书的出版，但还是零零星星，形不成大的气侯。有亮点的艺术出版物也就那么几种，比方说前一段时间出版的齐白石的全集，黄永玉的全集，但是能成规模、成系统的，相应的比较弱。
您认为产生这种现象的主要原因是？
这个问题有几个层面，第一，是政策层面，图书出版靠国家的政策主导，如果把出版业当成企业来看待的话，就会追求经济效益的最大化，它的文化教育功能和传播功能，相应就弱化了；第二，以前国家不是把出版业当成一个文化机构，更多的把它当成一个行政机构，所以在官员的任命上，不是由文化人来管理出版，而是由政府来管理，所以对文化的一种感觉，对艺术的一种感情，肯定是会弱一些；第三，是税收政策，这几年整体好一些了，我觉得对书店、出版这一块的税收政策应该和企业区别开来，应该薄税或者免税，去年开始扶植实体书店了，如果再不扶植，书店都将很难生存，更谈不上发展了。
如今自费出版已经不是什么难事，在这样的情况下，一个出版社怎样才能找好自己的定位？并且在生存和这个出版品质之间找到平衡点。
像刚才所说，搞出版一定是由这些优秀的称职的出版人进行运作，我认为应当遵循个性化出版，品牌化经营，市场化运作这样的规律。个性化出版，指的是一个出版单位一定要根据以前出书积累的资源，根据自己的作者队伍的情况，自己编辑队伍的能力，来确定自己的出版定位；定位定准以后要形成规模，这样在社会上才能形成一定的影响力，然后才能有比较好的效益。
以故宫出版社为例，凭借故宫这样的平台和资源，出版这块业务应该是很丰富的，但是几十年来做得不是特别理想，故宫的出版和故宫博物院的地位和影响力相比差距比较大。近几年来，我们坚持了个性化出版，品牌化经营，市场化运作的原则，主要围绕书画和故宫的文物藏品来做文章。通过几年的努力，故宫的书画的出版、一些普及性画谱，包括技法类的、文物鉴定类的出版，已经成为目前文物业、收藏界的标准。
最初，大家并没有认识到，但是经过几年的努力，故宫的出版在整个社会上影响还是比较大的。搞文物鉴定的、收藏的，都会参照故宫的一些出版物，所以这几年虽然整个出版业好像在萎缩，但是故宫的出版在不断的增长。这就是得益于出版定位的准确，作为一家出版社一定要围绕自己的中心业务来开展工作，长此下去，必有所成。
结合这个定位来谈，您最开始到河北教育出版社的时候，它还是以出教辅材料为主，当时出版界有好几家做教辅的出版社都出了一些无论从内容还是装帧都非常精的文化类的图书，河北教育出版社是比较突出的一家，您当时是如何确定这个方向的？
人一定是离不开具体的时间、具体的环境，我90年代来到河北教育出版社，当时河北省所有的教辅和部分教材由河北教育出版社控制，所以经济效益很好的，在给学生提供了大量的学习资料的同时，也取得了丰厚的效益，那这些效益究竟仅仅是为了职工的吃住行，还是回馈社会？还是再搞一些文化积累和传承的工作？
当时，河北教育的一些编辑自身涉及的领域也比较宽泛，如文学艺术领域，所以在当时的特殊环境下，我们更注重文化的积累和传承，对经济效益的考量相应比较弱。后来，像教育社那种靠教材取得很好的经济效益的时期再也没有了，所以在经济效益相应弱的时候，更要集中人力、物力、财力在某一个选题上，或者将某一个选题的某个方面做精做透。
在当时，这种以教辅养精品出版物的做法其实还是遭到了一些非议？
对。我不在意别人质疑不质疑，我认为教育社应该说赚了很多钱，这些钱究竟是用来干什么？我那个时候考虑的是做一些文化项目来回馈社会，至于别人怎么议论是别人的问题，我做这些书不是为了赚更多的钱，只不过是这些书没人出，没人去整理，既然河北教育有这个能力，也有义务、有责任把这些工作做下去。 当时河北教育出版社一直做的都是教辅类出版物，出版文化艺术这一块的资源是怎么来的？
当时的出版和现在不一样，有很多空白，比如艺术类的出版很少有人问津，只要有出版社在做这些事情，大家还是比较乐意的。像当时出《二十世纪下半叶新文人画丛》，出版还是很难的事情，没有人帮艺术家出书，一旦有出版社出面，他们都挺高兴的。还有《二十世纪书法经典》，全国的博物馆组织起来一起做，在现在这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情。其实也就是河北教育出版社出的这些作品都是无人问津的领域，只要去做，就肯定受到关注。
那像《世界名画家全集》和《中国名画家全集》这种系列出版物，您如何考虑的呢？
当时中国的出版业，包括美术类的出版社的出版物主要是两大类，一类是大画册，一类是技法类和字帖类。没有一种出版物是系统的介绍中西方绘画艺术全貌的，并且是专门为经济能力比较弱的人群如大学生打造的，当时的“名画家全集系列”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策划的，开本也不大，定价也比较低，同时内容又比较全，是美术院校的学生，包括一些画家可以参考的一个比较理想的读物，他们的经济能力也可以承受，这套书在文化的普及方面起到了比较好的作用。
今天好像很难再有影响力这么大，这么受关注的书籍出版，您认为主要原因是？包括文化艺术图书出版这块，它的发展趋势是什么？
我认为文化艺术类的出版应该进行一些资源的整合，包括版本的升级，比如《中国名画家全集》这一类的书已经出到一定的规模，应该进行深度开发，也就是版本的升级。随着经济的发展，人们经济的压力不像以前那么大，反而对图书的信息，尤其是对图片的品质要求更高，所以就需要提供更清晰的图片，更全面的信息，更利于阅读和收藏的版本。
前段时间故宫出版社出版了沈周和文征明的画册，是苏州博物馆做的，首次印刷了2000册，没多久就卖掉了，其实这一类图书还是有很大的发展潜力的，市场需求量很大。
从选题方面来看，您认为应该朝哪个方向发展更有实际意义？
我认为应该做一个中国画家系列，古代卷、现代卷和当代卷，因为从中国这个美术出版，单就画家这一块，各个出版社都出了一些东西，比方四王、八大、石涛，但都是不同出版社出的，仍然存在一些空白和盲点，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如果能够把中国画家，30人或者50人，形成一个系列，我觉得还是有很大的市场的。
这是建议做一个梳理，把空白填补上？
对，以前出版过的也没关系，但是要在图片的质量，内容上更全面一些，比如苏州博物馆出的文征明那本，不一定所有作品都是文征明特别有名的，但是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他不同时期的艺术作品，可以了解文征明艺术发展的脉络。相较而言，我们以前的一些画册基本上都是以代表作为主，现在再出版可能要换一个角度。
那艺术理论这一块的出版呢，您有什么想法？
我还是认为，不论是艺术画册还是艺术理论图书一定要上规模、上档次、出精品。从出书来说，比如艺术理论，量的积累会引起质的变化，我出10本书可能赔钱，20本就可以赚钱了。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中国的市场这么大，虽然图书行业不是那么景气，但是读者基数大，还是有相当的阅读量，所以说，艺术理论这一类的书，形成规模以后，就会取得比较大的社会影响力和市场影响力。也就是说在某一个方面，形成权威。
每一个出版人其实都有一些出版人的情节在，那么您做了这么多年出版，您的坚持是什么？
我刚毕业从事出版业的时候，有那么三个愿望，一个是做一些自己喜欢做的事，做出来自己觉得满意；第二交那么几个朋友，闲暇时候一块聊聊天；第三就是出一些自己喜欢出的书，等自己老了那些书还能在书架上留得住。
也就是说，出版一定要有一种社会的责任感和使命感，我们单位出的书，或者是经我手的书，我希望十年、二十年，五十年、一百年，还能流传下去。别到了最后，自己当编辑出的书，自己都觉得不好意思提及。其实很简单，就是很多年过去了，拿起自己出的书依然能够很自豪地说这是我出的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