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先讲一则好故事：1938年3月28日下午一时许，一个车队行至北平米市大街的煤渣胡同附近，突然间，只见路边的一个人摘下帽子，说时迟，那时快，几支枪组成的一个火力网瞬间射向车队。中间的一辆汽车被打成了筛子，车里的人全部被击倒。这是国民党军统特务奉蒋介石亲命，暗杀大汉奸王克敏的一次突袭行动。可惜王没被打死，死的只是日本顾问山本荣治。王克敏绰号“王瞎子”，时任日本傀儡伪中华民国临时政府行政委员会委员长，本来日本侵略者看中的伪政府头目不是他，而是靳云鹏、吴佩孚、曹汝霖三人，但三人均拒绝。王克敏却主动投怀送抱，纠集了一帮汉奸，于1937年年底在中南海怀仁堂宣布“临时政府”成立，颁布了卖国宣言，并公布以五色旗为“国旗”，以卿云歌为“国歌”，等等，他自此戴上了“华北第一号汉奸”的帽子。1945年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后，王克敏惶惶不可终日，10月5日，他接到戴笠的请柬，要他次日到离米市大街不远的兵马司胡同1号汪时璟的家里赴宴。同时接到请柬的，还有伪华北政府里任过职务的大小汉奸五十多人。王明知这是“鸿门宴”但不敢不去，战战兢兢的，一进院子就见内外军警戒备森严，汉奸们产生了不祥之感。当戴笠宣布汉奸名单时，第一个名字就是王克敏，随即同其他汉奸一起被押往北城炮局监狱。最后王在监狱内服毒自杀身亡，这就是汉奸的下场。
　　这段故事中提到的煤渣胡同，就是今天协和医院急诊部的所在，胡同西口即金街王府井的新东安市场，胡同东口是坐落在银街东单北大街上的米市大街。“米市大街”形成于明代，当时的朝阳门内有九大粮食仓库，官府和京城百姓的口粮基本存放于此，如今的“禄米仓”“海运仓”“新太仓”等地名，都是那时存放官粮的仓库名字。时移世变，清末修了铁路，南方来的粮食改为铁路运输，从马家堡走正阳门，千年漕运的“南粮北运”就此消失，“米市大街”只剩下一个徒有的虚名。不过这条大街的旧称历经明、清、民国、中华人民共和国，一直到今天还在用，比如经过那里的106路、108路、124路、128、110路、684路等公交车，就都还有“米市大街”这一站。而离它不远的“猪市大街”的旧称，可能是因为不太好听吧，今已完全废除而消失，叫作“东四西大街”了。
　　整个米市大街舊界内，虽然有王府井，有东单菜市场，有北京青年艺术剧院、大华电影院、红星电影院，有和平宾馆、那家花园……但最拔人眼球的还属协和医院。它旧时那十四栋绿色琉璃瓦大屋顶的宫殿式建筑群，简直就像是天外飞来、由外星人打造的，与周围的灰色民房们迥然不同，也与距此不远的黄澄澄的紫禁城拉开了视觉的距离。不过说实在的，这些绿色的大屋顶，在20世纪20年代刚建成时还能用“壮观”来形容，到了20世纪60年代，我小时候的印象里，协和（北京人习惯称“协和”而省略“医院”二字）就已经变得非常拥挤了，很多看病科室是在地窨子的楼道里，我就坐在那里的长排椅子上候过诊。当然，那长排椅子棒极了，纯木的，咖啡色，闪着经年累月才有的锃亮的油光，还有花枝形状的黑色铸铁条支撑着它，显得特别“贵族”，搁今天全是文物级——当年洛克菲勒家族建协和的标准是“最好的”。到1966年“文革”前，老协和的每一位医生、护士，也都是最好的，他们具有极崇高的职业自豪感，就像我们老新闻工作者都具有职业道德感一样，他们的职业道德就四个字——“白衣天使”，每个人都要自觉地把“天使的爱”撒播到患者身上。老协和的管理也是最好的，极其科学、极其严密、极其严格，每一个人，哪怕一个清洁工、洗衣工、厨师，都知道自己的行业标准是什么，都必须把自己的工作做到“精益求精”。

二

　　改革开放以后，国家两次给协和医院投资盖大楼。我记得第一次是20世纪70到80年代，不算拆迁的艰难，七层的门诊楼盖了七八年之久，那时国家还没什么钱，盖了一座只重使用功能而还顾不上美学观瞻的方方正正的火柴盒，能尽可能多地把人装进去就好。记得落成启用那天，时任共和国总理的李鹏都到院祝贺，足见这不仅是对协和，连对共和国来说也是一件喜事。当然，刚盖成就不够用了，几个大夫挤在一个小小诊室里，旁边围着数位病人，常常密不透风，你想这样的空气还能让大夫们保持清醒的头脑吗？
　　犹记得汶川地震三年后，我曾前往采访震后新貌，看到上海援建的新汶川医院，震惊！阔大如北京站大厅般的医院一层，能照见人影的花岗石地面，遥遥上升的电子扶梯，闪烁着五颜六色信息的LED大屏幕，一水儿的计算机挂号、收费、发药。其中最让我羡慕的，还是在宽阔的大厅里，这一片，那一片，每片区域都摆放着许多椅子，走累了和走不动的患者可随时坐下来休息……当时我太感慨了，对陪访的当地领导人说：“震后的汶川人民真是有福了，这么棒的医院硬件设施，真是超过北京协和医院几倍了！”

　　真正让人从心里点“赞”的北京协和医院，终于被盼来了。今日之协和门诊大楼：后现代大玻璃幕墙，从外面看像一座气派的博物馆，从里面看则无论哪个方向都透亮，明亮，风景这边独好。副教授以上医师终于都有了自己独立的诊室，我猜大夫们的好心情可以油然增加十二分吧？尽管空间和椅子还是严重不足，但面对着全国汹涌而来的患者大军，就是把整个天安门广场都腾给他们也不够，这可能是协和永远都解决不了的难题。那栋当年李鹏道贺的火柴盒大楼已经彻底拆没了，在它的地面上又在重新盖——是呀，国家现在有钱了，北京是应该有几座现代化的、能体现出世界经济总量第二的国家级大医院了！ 　　所以，现在从当年暗杀汉奸王克敏的煤渣胡同以南，到东单三条胡同往北，东起米市大街，西至王府井金街的那一大片街区，全部都成了中国医学科学院及其附属医院——北京协和医院的，这在比寸土寸金还贵的北京一环以里，真可说除了故宫就是它了！在地面上连成方圆N平方公里的“协和城”里，有门诊楼、外科楼、住院楼、高干病房、外宾门诊、礼堂、协和会堂（博物馆），加上那十四栋绿色琉璃瓦大屋顶的老协和宫殿式建筑群，今天的北京协和医院可真是高大上了。连续多年，协和年年在全国的医院中排名第一，这里面软件当然是首位因素，然而硬件也确实跟了上来，总不能老是止步在不如汶川医院的火柴盒水平吧？

三

　　这又勾起了我的亲切感：过去，我小时候经常去协和医院的小花园里玩儿，还去协和护校和医科院食堂吃饭，还去机关浴室洗浴。家就在马路对面，甚至去趟王府井都会抄个近路，从协和地窨子穿过去，走过洗衣房、小浴室，往右手一拐，就是一条大直道，直通协和西门，走两分钟，出了宫殿式环形地窨子西门，就已经是帅府园，出去就是王府井全聚德烤鸭店。原来的胡同口有著名的“新中国少年儿童用品商店”，是我们小时候特别爱去的商店，因为那里是专卖十四岁以下孩子的衣物用品，后来那家商店被“东安市场”收编，但自从进了那里似乎就被埋没了。
　　老协和的情况还好，虽远不及今天的地界大，但那十四栋绿色琉璃瓦大屋顶宫殿式大楼，依然还是最亮眼的核心，也依然总是迷宫——小时候但凡听家里大人说“十楼一（十号楼一层）”，“八楼二”（八号楼二层），“七楼三”（七号楼三层），都觉得神秘极了，就像是阿里巴巴宝库里的密码。而让人难忘的是“五楼二”，1925年1月26日下午三时，孙中山先生住进了协和五号楼二层的209房间。
　　此时，孙先生已有数个月持续加重的肝痛，脸色蜡黄，浑身无力，入院前已不能进食，反复呕吐。当时的外科专家兼协和医院代理院长刘瑞恒跟病人家属商量后，决定开腹探查，在手术协议书上签字的是宋庆龄。时间一分一秒都是无比宝贵的，当天下午六时，由刘瑞恒医生主刀施行开腹探查术，腹腔打开后，在场医生们都大吃一惊，只见其肝脏表面布满了大大小小的黄白色结节，整个腹腔脏器已经粘连了。刘大夫在肝脏表面切下几小块组织，送病理检查，活检号为S-6825，几小时后报告结果出来了，癌魔确诊无疑。病理检查大夫是著名的病理学家胡正详，他在我们协和大院四十二号楼住过多年，也是在那里走完了生命的最后一天（详见本书第六章《绝唱》）。
　　2月3日，经过各方商议确定，医生将病情报告了孙先生本人，“孙先生听之甚为安静，而精神倍增勇敢”。 2月17日，劉瑞恒代表院方给宋庆龄发了病危通知书。2月18日，鉴于西医的镭锭治疗效果甚微，孙中山从协和医院搬到位于铁狮子胡同的顾维钧家里，尝试用中药治疗。3月12日上午孙中山先生过世。3月13日，由时任协和医院病理系主任的詹姆斯·卡什负责，对孙中山进行了胸腔和腹腔位置的尸体解剖，最后报告为：“胆囊腺癌。癌细胞侵入肝体后阻塞了胆管，并向肺、腹膜和肠等广泛性转移。”可恨的是，抗日战争期间，1942年，盘踞在北京的日本强盗强行进入协和医院，把存放在该院的孙中山病理检查标本、肝脏检查的一个标本一并拿走，从此再没还回，至今不知下落。
　　哎，类似这样的悲壮往事，在协和的老楼中，还发生过许许多多呀……

四

　　都知道老协和是洛克菲勒财团花了12.5万两白银买下豫亲王府，于1921年盖起来的。其实并不完全准确，洛氏是先行收购了“北京协和医学堂”，当时它属于伦敦宣教会、美国海外传教部总会等的联合组织“华北教育联合会”，那是在“辛亥革命”胜利四年后的1915年。
　　洛氏以二十万美元价格收购协和医学堂后，将其连它的部分医护人员一起纳入后来的协和医学院。但包括医预科学校和南北宿舍楼，协和医学堂占地只有二十五亩，对于想建“亚洲最好的医院”来说，面积显然太小，无法施展。为此，洛氏基金会决定再买些地皮，眼光就盯上了旁边的豫亲王府。

　　豫亲王第一代始王是清太祖努尔哈赤的第十五子多铎，此人秉性刚毅，能征惯战，为大清建国立下大功，此后世代绵延有十三个王承袭豫亲王爵位。豫亲王府建于顺治朝，前身为明代诸王馆址——历史就是这样，成者王侯，败者草莽，一代一代，荣衰更替。在豫王府的最鼎盛时期，占地从东单三条到干面胡同，囊括了今天的东帅府胡同、煤渣胡同、金鱼胡同、西堂子胡同所挟带的一大片区域，内有房屋五百多间，中轴线的大殿和后寝部分，是仿照紫禁城的外朝与内廷而修建的，还有亭、台、楼、阁、山石、林木、曲径、回廊……以及数不清的奇珍异宝，可见统治阶级占有的社会财富是多么惊人！然而传到最后一代豫亲王端镇时，清朝败亡，民国建立，昔日的皇亲国戚纷纷家道中落，豫王府也小多了，主要建筑还剩下面阔五间的正门，面阔五间的大殿及丹墀（宫殿的赤色台阶），各面阔五间的东西翼楼，面阔三间的后殿，面阔七间的后寝和面阔十三间的后罩排房;大殿两侧各有三进院落的东、西跨院。“瘦死的骆驼比马大”，对于待建的协和医学院来说，地盘也还是足够用的了。不过尽管洛氏集团财大气粗，又是洋人，但端镇亲王不肯出让，理由是祖宗产业不能卖。于是，洛克基金会就去找当时的北洋军阀政府向豫王府施压，逼迫端镇在其王府宅旁划出一块地盘，让给洛氏作为举办慈善事业的基地。端镇不想答应，无奈当时豫王府的巨大开销难以维持下去，洛氏乘机馈赠巨额银两，又借给大额优惠利率的贷款，用这种方法做诱饵，使得走投无路的端镇背上了沉重的债务。最终，1916年7月，端镇将豫王府的老宅抵押给了洛氏，最后全部产业作价二十四万银元。除去门口的两个卧狮和王府门外的摆设外，美国人将豫王府拆了个干干净净。加上协和医学堂纳入的范围，洛克菲勒基金会聘请中美建筑专家共同设计、施工，终于用时四年，修造起中西合璧的协和医学院及附属医院。都传说拆除豫王府的时候，曾经挖出大量历代豫亲王藏于地下的金银财宝，有说协和医院用这些财宝购置了最先进的医疗设备;有说盖新楼时，将挖出来的白银埋在每栋楼的中央和四角奠基的;还有遗老遗少跺着脚连呼“败家子”的，叹息仅豫王府大殿的八根金丝楠木大柱子，也不止价值十二万雪花银……真正是“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

　　这样，坐落在北京心脏地区的“协和医学院”总面积达到了150亩。为了实现洛克菲勒基金会的“宏图大志”，规定在建设过程中，协和医学院的一切材料、设备、工艺等等诸方面，都必须是当时世界上最好的。1921年，北京协和医学院落成，共计拥有：十四座绿色琉璃瓦大屋顶的宫殿式新楼，其他附属楼和一些保留下来的建筑五十九座，包括解剖教学楼、生理和药理教学楼、化学楼、病理楼;二百二十五张教学床位和三十间私人病房的协和医院;一所护士学校;一个大型门诊部;有多处住院医生和实习医师休息间的医院管理部;一座礼堂;一个动物房;两个有围墙的学生和教师宿舍区;还为所有建筑都安装了保证后勤供应顺利运行的设备。本来新学校命名是准备依照西方人惯例，用创办人的名字命名的;但对中国文化有比较深入了解的美籍学者顾林提出，“洛克菲洛”这个名字对中国人来说过长，拗口，也太陌生。当时很多中国人、包括媒体对之的称呼，都是简洁好记的“美国石油大王”，因此他建议最好保留“协和”二字。顾林是当时在北京的“中华文化教育基金董事会”五位美国籍董事之一，这个董事会是专门管理美国“庚子赔款”用于中国文化教育方面投入的机构;中国董事有十名，均为当时中国文化教育界的知名人士，为颜惠庆、张伯苓、郭秉文、蒋梦麟、范源廉、黄炎培、顾维钧、周诒春、施肇基、丁文江。时任洛氏集团掌门人的戴维·洛克菲勒采纳了顾林的建议，将新校名定为“北京协和医学院”。

五

　　那么，洛克菲勒为什么要不惜巨额家资，在中国建起协和医学院呢？按照“文革”的说法，是“美帝国主义的文化侵略”，所以，1966年的风暴中，狂热的“造反派”冲击了协和医院，将它的老牌子摘下，砸烂，代之以“反帝医院”的牌子，指向性相当明显。当时依照同样的逻辑，把一大批20世纪40年代末、50年代初从美国、欧洲以及其他海外地区，冲破重重阻力回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参加社会主义建设的“海归”医生们，视为“特务”而加以审查、批斗，理由是：“不然，他们放着国外挣大钱的工作，以及牛奶、面包不享受，千辛万苦到中国来苦干，是为什么？”天哪，这些愚昧的“造反派”真心相信“无利不起早”的市侩格言，真心认为地主、资本家全是黑心肠的周扒皮、黄世仁和刘文彩。“造反派”们是真的不知道，美国文化中有慈善捐款的传统。老洛克菲勒在他十六岁获得第一份工作——一家小公司的临时会计助手，拿到平生第一份薪水六美元时，他就把其中的6%，即三十六美分捐给慈善机构，再把十美分捐给了教堂里的穷人，并不是他钱多，相反他是家里的长子，父亲弃家而去，他是要帮助靠辛苦劳动挣钱的母亲养活下面四个弟弟妹妹的。
　　石油大王洛克菲勒家族除了在中国建起协和医学院、清华学堂等，老约翰·洛克菲勒还放弃了很多可以聚财的项目，把大部分精力转移到了慈善事业上来，在全世界捐建了很多医院和学校，成为美国历史上最大的慈善家。而洛氏集团二代掌门人小洛克菲勒，出巨资保护了全世界好多的名胜古迹，比如英国的威廉斯古堡和法国的凡尔赛宫，不然人类今天就看不到这些标示着世界文明高度的古迹了！当然小洛克菲勒捐给美国的更多，他把自己出生的九层住宅楼，时称纽约最大的私人住宅，改造成“纽约艺术博物馆”供市民参观;把占地大约四百万平方米的“海豹湾”私人房产捐出去，使其成为阿卡迪亚国家公园的一部分。2005年，九十岁高龄的小洛克菲勒，又向纽约国家现代艺术博物馆和洛克菲勒大学分别捐助了一亿美元，同年再给母校哈佛大学捐赠了一千万美元。除了捐钱，这位身为世界级大资本家的慈善家，还出资成立医学研究院，在亚洲、非洲、美洲等广设学校和医院，其慈善行为遍布世界每个角落。在他们的有生之年，老洛克菲勒一生中直接捐献出5.3亿美元，小洛克菲勒捐赠5.37亿美元，第三代族长大卫·洛克菲勒一生花在慈善捐献上的精力和时间，比经营自己家族产业的投入还要多。据统计，洛克菲勒家族成员已向全世界捐献了近二十亿美元。
　　如果我们再按“造反派”们的逻辑看，有这么多钱的大资本家，生活一定是奢侈糜烂、纸醉金迷得不成样子吧？然而非也，美国人形容老洛克菲勒是一個“惜金如命”的“老抠门”，他送给相守了一生妻子的结婚戒指才15.75美金;他唯一的儿子八岁前穿的是姐姐们的旧裙子;他的男孩女孩们都要自己做家务挣零花钱，每拔出菜地里十根杂草才能挣一分钱，劈柴的报酬是每小时十五分钱……比之咱们中国的众多愚昧家长，比之咱们培养出的众多“小皇帝”，人家大资本家的花钱方式真是可以好好思索的！1937年老约翰·戴维森·洛克菲勒以九十七岁高龄离世;1960年第二代掌门人小约翰·戴维·洛克菲勒以八十六岁寿终正寝;2017年洛氏集团的第三代族长大卫·洛克菲勒以一百零一岁安然西驾，按老话说，“人在做，天在看”，三个人的慈善之举，最终使他们都修成了正果。
　　当然，我们也用不着美化洛氏。据说石油大王刚开始做巨额慈善时，动机里也是掺杂着商人的精明算计。那时已到了20世纪初，老约翰·洛克菲勒已成为全世界最富有的人，同时也成了很多人指责的对象。后来，一位颇有远见的顾问盖茨先生（与比尔·盖茨同名，不知道是不是他家的先祖）建议老约翰将精力转移到慈善业，成立慈善基金会。为什么呢？因为依照美国的有关法律，投入慈善的钱可以减免企业利润的纳税额，使其总收入未减少却又赢得乐善好施的好名声。老约翰·洛克菲勒不傻，立刻同意着手做，幸运的是，他援助的最大一笔海外投资就是中国的协和项目。而做慈善也可以成为一项工作或称事业，做起来了，做好了，久而久之也就习惯成自然了，越做而越一发不可收拾了——这是我的理解，也许诸君不以为然。

　　话说回到北京协和医学院的历史：1913年的老约翰·戴维·洛克菲勒及其家族开始在全球考察，准备建立一批慈善援助项目。第二年便派出了中国考察团，其成员都是美国顶尖的医学教育专家，比如霍普金斯医学院院长韦尔奇、洛氏医学研究所所长阿·富列斯内等，对中国的社会状况、教育、卫生、医学校、医院等进行了全方位考察。三次考察的结果令人惊骇，这个刚从几千年皇权挣脱出来的古老国家，其医疗水平、设备和人员之差，简直到了令人无法相信的地步。老洛克菲勒拍板，决定在北京创办一所集教学、临床、科研于一体的高标准医学院，并立即成立了“中国医学委员会”负责着手建院工作。起初，这个项目的建造预算是一百万美元，但最后，仅建校费用就高达七百五十万美元，之所以超出6.5倍之多，个中原因是为了“最好的”而“不惜代价”。
　　四年后，1921年9月16日，北京协和医学院正式落成。共新建十四座绿色琉璃瓦大屋顶楼房，雕梁画栋，大气磅礴，犹如宫殿一般，整体建筑质量达当时世界最高级别。小洛克菲勒夫妇乘坐轮船，在海上航行了一个多月，亲自到北京出席落成典礼。在代表洛氏基金会致词时，他宣读了老洛克菲勒的贺电，还表述了父亲希望“有朝一日将这所学校交给中国人接管”的愿望。盛况空前，政府要员、社会名流、各界代表参加的人不少，全国各大报纸均做了大篇幅报道。这之后，为保证北京协和医学院的优质生源，洛克菲勒基金会还捐助过中国十三所综合性大学，计有上海圣约翰大学、金陵学院、南京大学、湘雅医学院、东南大学、清华学校、南开大学、燕京大学……使中国成为美国之外，受惠洛氏集团捐赠最多的国家。
　　据美国《时代周刊》记载：“从1913年5月开始的十年内，洛克菲勒基金会花费了将近8000万美元，其中最大的一笔礼物是给了北京协和医学院。截止到那时，用于协和的费用共计1000万美元，比用于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700万美元还多很多。据1956年统计，最终，基金会为打造北京协和医学院及协和医院的总计投入超过了4800万美元。”这也是洛氏基金会在海外单项拨款中数目最大、时间延续最长的慈善援助项目。
　　难以想象的是，1949年以后，1976年以后，直到今天，洛氏集团还一直在拨款给协和，用于医院的一些科研与基础维修项目。托此福祉，我们协和大院宿舍的几次维修也沾了光。

六

　　2017年，也即当年北京协和医学院奠基开工整整一百年后，我在协和医院发了一次脾气：那天，一位女友在协和医院二楼门诊部输液，打化疗。过去，癌症病人打化疗都是要住一到两天院的，在病房打，因为一是静脉输液带有一定的危险性;二是打化疗的过程很痛苦，对于病人来说犹如上刑，在病房里躺着打，多少会减轻一些痛苦。可是现在病人越来越多，病房实在容纳不了了，只好改成在门诊治疗室里进行。当然没有床，癌症病人们一人一张躺椅，差强人意，这也是没有办法的办法。
　　在这种硬件设施不足的情况下，护士们更应该多付出一些温情，聊以慰藉病人的苦痛。可是我发现，陪床家属连个小凳子也没有，大家都站着，即使旁边护士的工作椅空着也不准坐。更可气的是，护士怕病人们在她们下班前输液输不完，就把所有病人的输液速度调得很快，有的病人因此而不舒服，唤她们调整一下她们也不理。我那女友就觉得心跳加快，心慌得难受，有点坐不住、躺不住的。我有此医学常识，知道这样容易出问题，就再次去请护士。一位年轻护士来了，很不耐烦，用很大声音说：“快什么快，这还快吗？”我陪着笑说：“病人心脏很不舒服，就请你给调慢一点吧？”那护士扒拉了一下，并没有实际操作就说“行了”，拔腿就要走。我拦住她，仍然陪着笑求她，就仿佛自己是个乞丐。她却一眼看到我坐的是那张空着的护士椅，借机发作起来，劈头盖脸，毫不客气，就像奶奶训孙子一样。我的怒火终于爆发了，也开始不客气地教训她：“请你别给协和丢脸了，你看看你身上还有协和的优点吗？过去的协和都是白衣天使，你们今天变成什么了，是治病还是给人添病？老协和的传统都让你们给丢到哪儿去了？”
　　毕竟还是协和，那护士不敢跟我回嘴，但人家一扭身走了，输液速度就是不给降下来。后来，当我把这事告诉女友的主管医生潘凌亚大夫时，她马上就接受了批评，并说：“怎么能这样？那我可得去提醒她们一声……”
　　当然，我不是在唱“今不如昔”的调子，绝不是说今天的协和就没有好医生、好护士了。比如这位潘大夫就是一位有大爱之心的天使医生，病人们口口相传都叫她“潘菩萨”。
　　我十八年前做了潘凌亚大夫的病人，当时对她印象最深的有二：一是她漆黑的头发烫成大波浪形状，一直披到双肩上，无比美丽;二是这位大夫具有強烈的正义感，爱憎分明且为人直率，对病人一副古道热肠，不遮遮掩掩，更不敷衍。我病痊愈离开协和后，因为佩服与崇敬，一直与潘大夫保持着联系，岁月风一般吹过，十八年筚路蓝缕，十八年殚心竭虑，十八年呕心沥血，潘凌亚大夫已成为医术高超的一代名医，掌握了精湛的治疗妇产科，特别是妇科肿瘤的临床经验和手术技巧;她致力的妇科肿瘤、卵巢癌的应用基础研究，先后承担的项目有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七项，国家卫生部基金一项，北京协和医院重点基金一项，获得国家知识产权局颁发的专利二项;指导博士和硕士研究生二十余名;作为第一或通讯作者发表文章和专著数百篇……然而最重要的、潘凌亚大夫最让人尊敬的，是她秉承了“老协和”的施爱传统，像父母爱孩子、教师爱学生般地从心里“爱病人”，对她们抱以深切的同情，处处从病人的角度出发，为她们着想。看她的出诊真是感动：下午半天门诊，每次都要看五六十名病人，经常要看到晚上八九点，而第二天一大早就要开始做数台手术。但即使这样，她也要求自己保持态度上的和蔼耐心，宁愿自己累得说不出话来，也要对一个个病人交代清楚;特别是对来自农村边远地区的弱势病人，更是格外和善，细致周到，尽可能帮助她们摆脱对恶疾的恐惧……说来，医生们也都是血肉之身，也都有头疼脑热浑身痛之时，潘大夫除了病人和工作之外，还上有老、中有夫、下有小乃至小小，都需要她的照拂，听说她每天也就睡五个小时，真是在以己命搏吾侪命啊！仅在2018年上半年，潘大夫就有七十次出诊，为遍及全国三十个省和海外两个国家的一千五百零四名患者，提供了两千两百四十七次医疗服务，其中年龄最大的病人九十七岁，最小的七岁;开具了五百六十七张处方，进行了五次会诊，完成了三百八十台手术;在她生日那天还为五十五位患者进行了诊疗——她的科室共收到二十六封表扬信、八十九面锦旗…… 　　哦哦嗬，医者仁心啊！在这样的好大夫面前，我们只有热泪盈眶，鞠躬致礼的份儿！
　　协和之幸不仅有潘凌亚。2017年有一次我膝盖疼，在协和APP上挂骨科号，谁也不认识，看到有冯宾副教授的号就挂了。初诊时见到这是位四十岁不到的中青年大夫，听了他的诊断，回家遵医嘱认真吃了药。过了两个月再去复诊，一件令我完全没想到的事情发生了：当冯大夫听说我膝盖已经不疼了时，竟然一脸灿烂地笑了，就好像为他的亲人得以康复一般发自内心地高兴。当时我都有点傻了，特别想对他说：“冯大夫，你笑起来真好看！”我的意思是说，医爱就是药，病人能遇到这样的真心为你好的善良大夫，真是一种幸福呀！
　　看过很多次新闻报道，全国医院评比，协和医院每年都是排名第一。喔，这家医院确实好，不仅是医疗水平顶尖，她的医生护士们的服务素质，也的确比别家医院都要高，乃老协和的传统尚在。可惜，现在越来越被社会风气所侵蚀，协和也越来越不是清净的绿洲了，就连有些名教授也把持不住自己。某年，我好不容易挂上与“潘菩萨”同科的一位权威的号，她比潘大夫年龄还大资历还老呢，据说在XX学术领域内全科第一。谁知刚一来到她面前，就感觉阴森森的，她不仅一脸冰霜，还逼着我在病历本上签字，说她也不会治我的症状，只能试着给药，若吃出毛病来要我自己负责……啊哟喂，这是治病的医生呀，还是催命的阎王爷？全世界也没有这么不讲理的大夫吧？照她的逻辑，造电视机的可以说我也不会造TV，你回家放不出影儿来自己负责;做汽车的可以说我也不会做刹车，你要是撞死了自己负责;制药的可以说我也不会制药，你要是吃出毛病来自己负责……说实在的，我也算是个“老协和（家属）”了，几十年协和大院的熏陶不白受，那位“冰霜大夫”的所作所为要是在过去，李宗恩院长不立刻开了她，才怪呢！

　　是呀，“老协和的传统呢，都到哪儿去了？”如今人们问得最多的，几乎都是这句话——具有异曲同工之意的是，“1980年，当洛克菲勒集团的医疗代表再度重返北京协和医院时，极度震惊地看到，参加见面会的都是60岁、70岁往上的老年大夫，嘴里的英语和医疗知识都还停留在20世纪50年代初水平，没见到一个能用英语交谈的年轻医生……”当然，从那时起到今天又将近四十年过去了，随着中国的对外开放，留学、访学、国际学术交流等等的大规模展开，今天协和医院的年轻大夫们也一茬茬成长起来了。但是，英语能说得叽哩呱啦的不代表什么，关键是，老协和的传统回来了吗？
　　那么，协和医院的老传统究竟是什么呢？
　　都说老协和医院“牛”，它究竟“牛”在何處呢？
　　还在几位老人活着的时候，我就此问过劳远琇、胡懋华、池之盛、朱预等协和大医，我也问过今天新一代权威专家如边旭明、潘凌亚大夫等;我还一直在查阅各种资料，孜孜矻矻，想要得到一个最正确的答案。
　　——是她的名医最多吗？非也，名医全国哪个省都有。
　　——是她的医疗水平最高吗？也不全是，协和有几个科比如乳腺外科、妇科肿瘤、皮肤科、风湿免疫科……是全国最好的，但也并非全部各科都是翘楚。
　　——是她最有名吗？那北京医院、同仁医院、三〇一医院，上海瑞金医院，湖南湘雅医院，四川华西医院……同样也都大名鼎鼎。
　　老协和百年不倒的优势，究竟在哪里？
　　本章引用参考资料：
　　1.百度百科。
　　2.2012年7月17日《北京晚报》。
　　3.常青《100岁协和：自省、专注和慈悲》，
　　载于《中国新闻周刊》第82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