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纸质媒体上得到噩耗：我国科学界的前辈王大珩先生于7月21日仙逝。对之，我不禁扼腕叹息。他是一位严谨、缜密，坚持科学精神与科学方法，披荆斩棘、不断创新的著名科学家，是我国光学事业的奠基人之一。
　　 在我從事媒体工作的时候，同王大珩前辈有过接触。那是在二十多年前的1987年，当时世界上高技术热潮兴起，发展速度迅猛。我国科技界也热烈地讨论着新技术革命在神州大地的前景。我从国务院科技办公室得到信息，我国将推行《高技术研究发展计划纲要》（就是后来简称的“863计划”）。
　　 为此，我打算采访建议制定这个计划的四位科学家：王淦昌、王大珩、杨嘉墀、陈芳允。他们都是我国科学界的前辈。
　　 我先采访了王淦昌先生。从他那里得悉这个建议报告是由王大珩先生起草的。
　　 我知道王大珩先生说过：“科学没有国界，科学工作者有祖国。”他的思想境界不一般。1987年3月13日晚上，我来到位于中关村黄庄的王老府上拜访。
　　 王老和夫人热情地接待我。在听了我采访的要求之后，王老开门见山，先向我介绍世界科学、尤其是高技术发展的趋势。他说，某些发达国家在世界高技术领域有领先的趋势，而我国因为经费不足不可能大张旗鼓地搞。然而，“有一点儿与没有一点儿大不一样。有一点儿我国的国威就可能壮大，如果不是做出‘两弹一星’那样的成绩，我国在世界上的地位便会下降。”
　　 当时有一种意见，不愿意投资高技术，认为那是费钱的事。面对这样的逆向思维，王老说，我们国家“需要有一点儿带动国民经济发展的高技术。高技术在世界科学俱乐部里是小兄弟，我们现在既要跟踪，又要进入这个圈子里。光花钱是买不来高技术的”。“要在世界上立足，真正成为强国，更重要的是有国力。不搞高技术，国力将越来越屈从，那就不行了。在开放政策下，没有高技术是不行的。我们不是所有项目都上，采取有限的办法，把高新技术真正用到经济建设上去”。
　　 他们四位科学家在这一点上达成共识，于是由时任中科院技术学部主任的王大珩先生起草了一份报告。报告径直送到邓小平同志处。小平同志让国务院直接操作，制定计划。王老说：“当时国家正在抓经济建设的主战场，我们的建议起了催化剂的作用。”如今看来，王老等科学家确实目光远大，发展高技术着实改变了我国经济发展的速度，尤其在发展市场经济制度的方向确定之后。
　　 因为当时媒体报道“863计划”受到一定的限制。我既然不能发报道，也就只得终止另外两位科学家的采访。现在看来真是愧对王老他们啊！不过，通过这次访谈，我受到很大的启示和鼓舞，以后便运用科技新闻报道的多种形式，采访报道高技术及其产业在我国的风起云涌，以及对我国经济发展的推动。
　　 王老对我国光学事业的贡献是尽人皆知的，尽管他本人从不宣扬。同时，他还竭力支持后辈的创新。中国计量科学研究院的赵克功研究员在研究激光光谱时发现有一种激光出现几个光谱，科学上称为“跃迁”。这是一项独特的发现。但是，有些科技人员不太赞同，这也是正常的、可理解的。我得知信息后，既采访了赵克功，看他拍摄的光谱照片，又听取反对者的意见。虽然我是外行，但听了反对者的意见觉得根据不足。当时科技界只有中科院物理所的张政琅老先生公开表示支持。于是，我想请教我国光学界的权威王大珩前辈。一次王老在人民大会堂小礼堂作报告。在报告结束时，我趁机转到后台，找王老请教。王老是看过有关的论文与照片的。他毫不犹豫地回答：“有可能，可以肯定。”听了王老的意见，我有把握，将此成果作了报道。后来这个成果得到国际上的肯定，写进了大学的有关教科书。
　　 我还听过几次王老对维护科学尊严，反对愚昧迷信与伪科学的报告和讲话。王老总是认为科学精神是创新的灵魂。他说过：“我们在社会上，每个人都会碰见许多矛盾的事情，不如意的事情。对这种问题你是躲着走呢，还是迎着问题上。我说是一个科学精神的考验，我们应当看作这是一个很好的机遇，想法子怎么来解决问题。我们这只是普通说，开拓进取精神用老话说，叫革命的人生观，用新话说要有开拓进取创新的精神，这也就是科学精神的一个内容。”（见《坚持科学精神与科学方法》一文）我听到王老的观点，对他倍觉钦佩和敬仰。
　　 王老从不张扬自己对国家的贡献，而他却像一处放出异彩的光源。故在王老与世长逝之时，我以此短文作悼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