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雍乾时期，贵州东南经过“改土归流”、开辟“新疆六厅”、镇压苗民起义后，以张广泗为代表的清廷官吏从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方面“再造苗疆”。但在微观层面，这一格局是如何渐次形成的？帝国的政策如何被山村里的不同人群和个体认知、理解并因应？以柳霁为中心的微观考察显示，所谓“苗疆再造”的主体绝非仅仅是张广泗或帝国的苗疆官吏，在微观层面，更多体现为“山野小民”的认知及其能动性的发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