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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今天的话题是利率，利率到底是怎么回事？为什么这么多人恨它？
香港大学的李教授有四个小孩。前不久在路上碰到他，一聊起小孩上学的事，他就说，“我现在经济压力好大呀！大儿子在读研究生，其他三个小孩都在读大学，就我的工资，要负责三个半大学学费，我真是吃不消了！真盼望他们都毕业的时候！”我跟他讲，“那你为什么不让他们自己借学生贷款，或者你自己借贷款呢？”他回答说，“那我还要付利息呀，太亏了，我不干！”
李教授没有学过经济学，更不知道金融，但是，他的思维当然是我们很熟悉，在老百姓中也是很典型的。而他的情况恰恰说明贷款有利息是应该的，也很合理。他是港大的终身教授，在港大的收入到退休前会很稳定，还每年有点增长，可是，他未来四年的学费支出压力特别大，但是之后他家的经济状况会完全反过来：李教授那时候不再要为子女付学费，工资也会比现在高一些，而且四个小孩也有收入了！所以，他将来不仅没什么花费了，而且是后来还比现在多。按理说，李教授的情况最能证明借贷利率的合理性了，他应该很高兴地支付利息，因为贷款可以帮助李教授摊平未来各年的经济压力，让生活不至于一会吃不饱、一会吃不完。
利率的效用逻辑
在经济学里，我们时常把利率称为“资金的价格”，也就是说，如果年利率是10%，你今天使用别人一块钱，一年后还本的同时还要支付一毛钱的利息成本。
基于借方的“主观效用”来确定利率高低的理论，这个“资金的价格”应该等于多透支未来一块钱能给你带来的额外好处，比如幸福、享受、愉悦等这些“主观效用”。这种额外好处越多，利率就越高。
比如，贷款可以帮助减少李教授未来4年的痛苦、平滑他一家人的消费，所以，他应该愿意支付利息，而利息到底应该多高，就由高到哪个水平他不再愿意借钱了来确定。比如，如果利率为2%，他愿意借100万港元；如果利率为3%，他愿意借70万港元；如果利率6%，他愿意借20万港元，等等，而如果利率为8%，他就不想借了。所以，对李教授而言，利率最高不能超过8%。
当然，这个理论，在历史上也多次受到来自道德方面的抨击。原因在于，一般都是在春天青黄不接，或者灾荒逼迫很多人活不下去的时候，会出现很多借贷，那么，对于这些没有钱、没有吃就活不下去的人来说，借到任何钱都是救命钱，它可以带来的主观效用增值是无穷大的。所以，按照上面说到的市场经济逻辑，利率不管多高都是合理的。但，这样一来，道德卫士就不干了！你这不是趁火打劫、乘人之短发横财吗？于是，就有了长达几千年的“打击高利贷”历史，我们之后再回到这个话题。
利率的机会收益理论
因为资金是有成本的，而且对于一般人来说，今天的一块钱比明天的一块钱更有价值，所以，我们也必须从资金的提供方（放贷方）来看利率的问题。毕竟，银行也好，愿意做放贷的个人或公司也好，李教授肯定不是他们可以放贷投资的唯一对象。
比如，银行可以把资金用于买政府公债，这样没有违约风险，投资很可靠，也可以贷款给那些生产性企业、给房地产公司，或者放贷给学生等等。所以，李教授愿意支付多少利率成本，那是他的事情，而如果政府、公司和其他个人借方愿意提供10%的利息回报，那么，李教授要么也支付10%的利息，要么就别想借到贷款了！
也就是说，其他投资机会的收益也对李教授必须支付的利率起关键作用，因为整个经济的各行各业和各类金融市场是在同一个共同体里相互竞争，不只是李教授一个人。谁出的资金价格（利率）最高，谁就先得到资金，也得到最多的资金支持。这就是为什么在赚钱多、赚钱容易的时候，利率会高；反之也成立。当然，也正是利率或者说回报把各种投资市场、各行各业联通在一起，我们在分析经济走向、行业走向的时候不能把它们孤立起来看，而是相互关联在一起地看：一个金融市场的波动会牵动其他市场，一个行业变化也会带动其他行业的变化。各国央行都把宏观经济调控的重点放在基准利率上，道理也在这里。
从机会收益角度看利率的决定因素，而不只是从资金需求方的主观愿望角度看，让我们更能理解为什么利率会随着宏观经济情况的波动而变动了。
比如，如果政府从银行借大量资金大搞基础设施投资、建高铁机场桥梁，而如果同时各家公司也大肆借钱扩张、家庭也通过贷款买多套房子，那么，各方对资金的需求会猛涨，火热竞争之下利率必然会上升，因为大家都愿意，也必须出更高的资金价格，否则别人会把有限的资金先借走了！反过来看，如果经济变冷，政府也不搞基础设施投资，企业也很谨慎，家庭也不敢借钱花，那么，利率就会走低。
所以，你看到，在一般情况下，尤其像中国这样民间消费占经济比重比较低的国家，个人和家庭往往不是利率水平的主导者，企业以及喜欢宏观调控的政府才是利率的决定方，老百姓基本是被动地接受。不过，对于像美国这样的民间消费占GDP超过80%的经济体来说，老百姓的投资和消费决策会对利率產生决定性影响。
否定利息的极端理论，可以追溯到公元前三百多年的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他的学说至今还影响很大。
首先，他是否定为了赢利而交易。在《政治论》中他谈道，“以鞋为例：同样是使用这双鞋，有的用来穿在脚上，有的则用来交易。那位把鞋交给正在需要穿鞋的人，以换取他的金钱或食物，固然也是在使用‘鞋之所以为鞋’。以有余换不足，‘交易’原来是自然地发展起来的。”但如果交易的目的不是满足需要而是为了赢利，则交易是不自然的。这就跟我们现在说“房子只是用来住，不是用来炒的”逻辑一样。所以，做金钱的生意就更加反自然了！
其次，亚里士多德讲，有息放贷“不再从交易过程中牟利，而是从作为交易的中介的钱币身上取得私利。为了交易的方便，人们引用了货币，而钱商竟然强使金钱进行增殖。”这种做法无异于强使父亲生孩子，因此，“在致富的各种方法中，钱贷确实是最不合乎自然的。”所以，要禁止！不能够有任何利息，因为赚利息是反自然的，是所有赚钱活动中最不道德的！
仔细琢磨亚里士多德的话，你会发现，即使在今天的中国，这种思维还有相当的影响力。这也是为什么在中国发展金融仍然不容易。
香港大学的李教授有四个小孩。前不久在路上碰到他，一聊起小孩上学的事，他就说，“我现在经济压力好大呀！大儿子在读研究生，其他三个小孩都在读大学，就我的工资，要负责三个半大学学费，我真是吃不消了！真盼望他们都毕业的时候！”我跟他讲，“那你为什么不让他们自己借学生贷款，或者你自己借贷款呢？”他回答说，“那我还要付利息呀，太亏了，我不干！”
李教授没有学过经济学，更不知道金融，但是，他的思维当然是我们很熟悉，在老百姓中也是很典型的。而他的情况恰恰说明贷款有利息是应该的，也很合理。他是港大的终身教授，在港大的收入到退休前会很稳定，还每年有点增长，可是，他未来四年的学费支出压力特别大，但是之后他家的经济状况会完全反过来：李教授那时候不再要为子女付学费，工资也会比现在高一些，而且四个小孩也有收入了！所以，他将来不仅没什么花费了，而且是后来还比现在多。按理说，李教授的情况最能证明借贷利率的合理性了，他应该很高兴地支付利息，因为贷款可以帮助李教授摊平未来各年的经济压力，让生活不至于一会吃不饱、一会吃不完。
利率的效用逻辑
在经济学里，我们时常把利率称为“资金的价格”，也就是说，如果年利率是10%，你今天使用别人一块钱，一年后还本的同时还要支付一毛钱的利息成本。
基于借方的“主观效用”来确定利率高低的理论，这个“资金的价格”应该等于多透支未来一块钱能给你带来的额外好处，比如幸福、享受、愉悦等这些“主观效用”。这种额外好处越多，利率就越高。
比如，贷款可以帮助减少李教授未来4年的痛苦、平滑他一家人的消费，所以，他应该愿意支付利息，而利息到底应该多高，就由高到哪个水平他不再愿意借钱了来确定。比如，如果利率为2%，他愿意借100万港元；如果利率为3%，他愿意借70万港元；如果利率6%，他愿意借20万港元，等等，而如果利率为8%，他就不想借了。所以，对李教授而言，利率最高不能超过8%。
当然，这个理论，在历史上也多次受到来自道德方面的抨击。原因在于，一般都是在春天青黄不接，或者灾荒逼迫很多人活不下去的时候，会出现很多借贷，那么，对于这些没有钱、没有吃就活不下去的人来说，借到任何钱都是救命钱，它可以带来的主观效用增值是无穷大的。所以，按照上面说到的市场经济逻辑，利率不管多高都是合理的。但，这样一来，道德卫士就不干了！你这不是趁火打劫、乘人之短发横财吗？于是，就有了长达几千年的“打击高利贷”历史，我们之后再回到这个话题。
利率的机会收益理论
因为资金是有成本的，而且对于一般人来说，今天的一块钱比明天的一块钱更有价值，所以，我们也必须从资金的提供方（放贷方）来看利率的问题。毕竟，银行也好，愿意做放贷的个人或公司也好，李教授肯定不是他们可以放贷投资的唯一对象。
比如，银行可以把资金用于买政府公债，这样没有违约风险，投资很可靠，也可以贷款给那些生产性企业、给房地产公司，或者放贷给学生等等。所以，李教授愿意支付多少利率成本，那是他的事情，而如果政府、公司和其他个人借方愿意提供10%的利息回报，那么，李教授要么也支付10%的利息，要么就别想借到贷款了！
也就是说，其他投资机会的收益也对李教授必须支付的利率起关键作用，因为整个经济的各行各业和各类金融市场是在同一个共同体里相互竞争，不只是李教授一个人。谁出的资金价格（利率）最高，谁就先得到资金，也得到最多的资金支持。这就是为什么在赚钱多、赚钱容易的时候，利率会高；反之也成立。当然，也正是利率或者说回报把各种投资市场、各行各业联通在一起，我们在分析经济走向、行业走向的时候不能把它们孤立起来看，而是相互关联在一起地看：一个金融市场的波动会牵动其他市场，一个行业变化也会带动其他行业的变化。各国央行都把宏观经济调控的重点放在基准利率上，道理也在这里。
从机会收益角度看利率的决定因素，而不只是从资金需求方的主观愿望角度看，让我们更能理解为什么利率会随着宏观经济情况的波动而变动了。
比如，如果政府从银行借大量资金大搞基础设施投资、建高铁机场桥梁，而如果同时各家公司也大肆借钱扩张、家庭也通过贷款买多套房子，那么，各方对资金的需求会猛涨，火热竞争之下利率必然会上升，因为大家都愿意，也必须出更高的资金价格，否则别人会把有限的资金先借走了！反过来看，如果经济变冷，政府也不搞基础设施投资，企业也很谨慎，家庭也不敢借钱花，那么，利率就会走低。
所以，你看到，在一般情况下，尤其像中国这样民间消费占经济比重比较低的国家，个人和家庭往往不是利率水平的主导者，企业以及喜欢宏观调控的政府才是利率的决定方，老百姓基本是被动地接受。不过，对于像美国这样的民间消费占GDP超过80%的经济体来说，老百姓的投资和消费决策会对利率產生决定性影响。
否定利息的极端理论，可以追溯到公元前三百多年的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他的学说至今还影响很大。
首先，他是否定为了赢利而交易。在《政治论》中他谈道，“以鞋为例：同样是使用这双鞋，有的用来穿在脚上，有的则用来交易。那位把鞋交给正在需要穿鞋的人，以换取他的金钱或食物，固然也是在使用‘鞋之所以为鞋’。以有余换不足，‘交易’原来是自然地发展起来的。”但如果交易的目的不是满足需要而是为了赢利，则交易是不自然的。这就跟我们现在说“房子只是用来住，不是用来炒的”逻辑一样。所以，做金钱的生意就更加反自然了！
其次，亚里士多德讲，有息放贷“不再从交易过程中牟利，而是从作为交易的中介的钱币身上取得私利。为了交易的方便，人们引用了货币，而钱商竟然强使金钱进行增殖。”这种做法无异于强使父亲生孩子，因此，“在致富的各种方法中，钱贷确实是最不合乎自然的。”所以，要禁止！不能够有任何利息，因为赚利息是反自然的，是所有赚钱活动中最不道德的！
仔细琢磨亚里士多德的话，你会发现，即使在今天的中国，这种思维还有相当的影响力。这也是为什么在中国发展金融仍然不容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