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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国务院正式决定设立温州市金融综合改革试验区，这意味着长期受到关注的急速升温的民间金融规范问题有了实质性进展，或将进入一个新阶段，民间资本也有望由“地下暗流”变为“地上活水”。
温州试验区应运而生
金融综合改革试验终于在温州这块“敢为人先”、“敢于第一次吃螃蟹”的土地上起航，而不是其他地区，根本的原因在于温州这块土地上到处充满着改革因子。
早在1987年，温州就被正式列为全国第一个实行利率改革试点的城市，2002年又成为全国唯一的金融改革综合试验区。但由于决策层、管理层和操作层之间没有形成有机的统一，无论是制度设计还是政策衔接，抑或操作联系始终处于无序的自我摸索过程中，还时常遭到来自于各方面的障碍和阻力，结果试验区变成了金融秩序乱象最集中的地区。
此次试点很大程度上是以建立良好的金融秩序为立足点，因此，如何放开民间金融管制、给民间资本以更多金融方面的出路，有望在这次改革试验中取得重大突破。因为，从游击队、杂牌军到正规军，差的就是制度的规范和机制的完善，一旦有效的制度和良好的机制建立起来，游击队和杂牌军很快就能变成正规军。当然，前提是规范民间金融，决不能以收编和取缔为归宿，而应当以放开和规范为突破口，指明民间金融的出路。这就要求，从决策层和管理层都必须以改革的心态对待民间金融，给民间金融上岸的条件和机会、政策和通道。如组建村镇银行、创业银行、股份制银行、华侨银行等，用金融这根纽带把民间资本聚集到一起，使之成为金融的重要组成部分。
温州能成为金融改革的试验区，很大程度上与温州的实体企业、特别是中小企业陷入生存困境有关，与企业的融资渠道不畅有关，因此，金融改革在试点过程中，必须把工作的着力点放在如何破解中小企业融资难题上。一方面，就政府层面而言，必须重新确立实业兴国、实业兴市的观念，鼓励和支持民间投资者加大对实体产业的投资，发展壮大实体产业；另一方面，就金融改革而言，必须围绕发展实体产业这个中心，民间银行的组建、金融体系的建立、金融服务的提升等，都要有利于实体产业的发展。
温州试验照亮民间资本前景
国务院设立温州金融改革试验区意义重大，既有利于资本更好地服务于实体经济，又开辟了人民币国际化的重要试验田。走市场化之路是金融改革坚定不移的方向。温州的先行先试，将为民间资本的健康发展提供实践经验。
近年来，设立小额贷款公司除帮助“三农”、“小微企业”融资外，疏通民间资本是一个重要指向。而此次国务院首次认定符合条件的小额贷款公司可改制或参股村镇银行，对民间资本通过小额贷款公司转制为村镇银行，从而直接进入金融行业无疑是一项重大利好，此前的“身份模糊”和“改制难”或有望在温州先行统一。
而对于“研究开展个人境外直接投资试点”的认定，在为民间资本获取了另一条投资渠道，以及在减轻外汇储备压力的同时，也给人民币国际化的加速留下了较大想象空间。由于资本的敏感性，在具体细则未出台前，在温州展开个人境外直接投资试点，几乎可以视为全国的资金都可以通过这个地点向境外进行直投，对于资本账户的开放其实是迈出了一大步。
温州尚需“几小步”
温州试验区的设立，是推动民间金融规范发展的一大步。然而，这并非所有“痼疾”一朝痊愈。对于民间金融的规范发展，我们还有相当一段路要走，一大步改革后还需几小步措施来完善。
一是审慎关注可能的资金大规模流出。实践一再证明，资金大规模流动有损经济运行根基。在此次试验区中，其中一条措施是允许个人境外直接投资。虽然这拓宽了民间资本投资渠道，也能减轻境内外汇储备较多的压力，但也要警惕境内资金借助这一通道大规模外流。因此，需要在资金监控，以及在对社会影响、安全性等方面进一步做出适当安排。
二是开放国内渠道更必要。民间资本直接投向境外需要较高的风险管理能力和完善的国家保护政策，这都会制约其走出去的积极性。因此，放开对国内部分行业民间资本进入的限制，或许更有利且更易操作。采取实质措施鼓励民间金融进入基础性和公益性投资领域，而不仅仅将其限制在竞争性领域，既能有效解决相应领域资金不足的现状，也能发挥“鲇鱼效应”，刺激国有资本投资效率的提高。
三是关注小额贷款公司转为村镇银行后的货币创造效应。小额贷款公司因不具备吸收存款功能，实质上是资金在不同存款主体间的转移，不会产生货币创造效应。但其转变为银行后，功能的改变使其产生了货币创造效应。因此，需要关注这一效应，既要纳入统计范围，又要监测其对货币环境造成的影响，在当前通胀压力并未有效缓解的背景下更应重视。
改革步伐可再迈大些
随着小企业发展，其金融需求日益多元化，由单一的融资需求，向现金管理、财务顾问等多样化的金融服务需求转变。金融机构面对市场竞争，越来越期望打破单一的服务方式，提供全方位、一揽子业务服务。反映在金融经营层面上，各类民营金融机构扩大经营边界、寻求经营转型的迈出步伐将更大，不同类型金融机构在业务层面和股权结构上将交互渗透，以体现出利益的最大化诉求。随着跨行业民营金融集团的建立，金融机构之间以及与股东之间的关联交易逐步增多。在分业监管框架下，各监管主体如何协调配合，既建立业务、产品创新协调机制，又遏止不正当关联交易引发的风险传递，避免重复监管和监管真空，也是一大挑战。
此外，利率市场化试点未列在方案中，使得民间金融的经营是否受制于利率上限要求成为疑问。尽管利率上限以保护消费者为初衷，但它通常会阻碍微型机构的发展。利率市场化可以发挥市场资金的配置作用，有助于在一定程度上减轻民间借贷的风险，防范资金的体外循环，还可以通过价格杠杆调节盲目的扩张冲动，以改善金融机构体质，全面提升民间金融机构的整体素质和市场竞争力。从该角度而言，温州金融改革的步伐可以再迈大些。
温州目前的现状，其实可以说是整个中国经济和中国金融的缩影，背后折射的问题仍然是改革层面的问题，问题的根源还是由于金融改革的不彻底，导致了金融抑制、金融资源配置扭曲，地下金融在滋生的同时也在不断地累计着风险，所以对于温州的金融改革，应该说不仅温州关注，全国人民也在关注，全国的中小企业和全国的民间资本都在关注。不管这个方案最终如何定调，当它掀开自己神秘的面纱以后，将给温州带来什么，给中国的金融带来什么，温州金融改革的试点都已经成为一个不可阻挡的潮流。
温州试验区应运而生
金融综合改革试验终于在温州这块“敢为人先”、“敢于第一次吃螃蟹”的土地上起航，而不是其他地区，根本的原因在于温州这块土地上到处充满着改革因子。
早在1987年，温州就被正式列为全国第一个实行利率改革试点的城市，2002年又成为全国唯一的金融改革综合试验区。但由于决策层、管理层和操作层之间没有形成有机的统一，无论是制度设计还是政策衔接，抑或操作联系始终处于无序的自我摸索过程中，还时常遭到来自于各方面的障碍和阻力，结果试验区变成了金融秩序乱象最集中的地区。
此次试点很大程度上是以建立良好的金融秩序为立足点，因此，如何放开民间金融管制、给民间资本以更多金融方面的出路，有望在这次改革试验中取得重大突破。因为，从游击队、杂牌军到正规军，差的就是制度的规范和机制的完善，一旦有效的制度和良好的机制建立起来，游击队和杂牌军很快就能变成正规军。当然，前提是规范民间金融，决不能以收编和取缔为归宿，而应当以放开和规范为突破口，指明民间金融的出路。这就要求，从决策层和管理层都必须以改革的心态对待民间金融，给民间金融上岸的条件和机会、政策和通道。如组建村镇银行、创业银行、股份制银行、华侨银行等，用金融这根纽带把民间资本聚集到一起，使之成为金融的重要组成部分。
温州能成为金融改革的试验区，很大程度上与温州的实体企业、特别是中小企业陷入生存困境有关，与企业的融资渠道不畅有关，因此，金融改革在试点过程中，必须把工作的着力点放在如何破解中小企业融资难题上。一方面，就政府层面而言，必须重新确立实业兴国、实业兴市的观念，鼓励和支持民间投资者加大对实体产业的投资，发展壮大实体产业；另一方面，就金融改革而言，必须围绕发展实体产业这个中心，民间银行的组建、金融体系的建立、金融服务的提升等，都要有利于实体产业的发展。
温州试验照亮民间资本前景
国务院设立温州金融改革试验区意义重大，既有利于资本更好地服务于实体经济，又开辟了人民币国际化的重要试验田。走市场化之路是金融改革坚定不移的方向。温州的先行先试，将为民间资本的健康发展提供实践经验。
近年来，设立小额贷款公司除帮助“三农”、“小微企业”融资外，疏通民间资本是一个重要指向。而此次国务院首次认定符合条件的小额贷款公司可改制或参股村镇银行，对民间资本通过小额贷款公司转制为村镇银行，从而直接进入金融行业无疑是一项重大利好，此前的“身份模糊”和“改制难”或有望在温州先行统一。
而对于“研究开展个人境外直接投资试点”的认定，在为民间资本获取了另一条投资渠道，以及在减轻外汇储备压力的同时，也给人民币国际化的加速留下了较大想象空间。由于资本的敏感性，在具体细则未出台前，在温州展开个人境外直接投资试点，几乎可以视为全国的资金都可以通过这个地点向境外进行直投，对于资本账户的开放其实是迈出了一大步。
温州尚需“几小步”
温州试验区的设立，是推动民间金融规范发展的一大步。然而，这并非所有“痼疾”一朝痊愈。对于民间金融的规范发展，我们还有相当一段路要走，一大步改革后还需几小步措施来完善。
一是审慎关注可能的资金大规模流出。实践一再证明，资金大规模流动有损经济运行根基。在此次试验区中，其中一条措施是允许个人境外直接投资。虽然这拓宽了民间资本投资渠道，也能减轻境内外汇储备较多的压力，但也要警惕境内资金借助这一通道大规模外流。因此，需要在资金监控，以及在对社会影响、安全性等方面进一步做出适当安排。
二是开放国内渠道更必要。民间资本直接投向境外需要较高的风险管理能力和完善的国家保护政策，这都会制约其走出去的积极性。因此，放开对国内部分行业民间资本进入的限制，或许更有利且更易操作。采取实质措施鼓励民间金融进入基础性和公益性投资领域，而不仅仅将其限制在竞争性领域，既能有效解决相应领域资金不足的现状，也能发挥“鲇鱼效应”，刺激国有资本投资效率的提高。
三是关注小额贷款公司转为村镇银行后的货币创造效应。小额贷款公司因不具备吸收存款功能，实质上是资金在不同存款主体间的转移，不会产生货币创造效应。但其转变为银行后，功能的改变使其产生了货币创造效应。因此，需要关注这一效应，既要纳入统计范围，又要监测其对货币环境造成的影响，在当前通胀压力并未有效缓解的背景下更应重视。
改革步伐可再迈大些
随着小企业发展，其金融需求日益多元化，由单一的融资需求，向现金管理、财务顾问等多样化的金融服务需求转变。金融机构面对市场竞争，越来越期望打破单一的服务方式，提供全方位、一揽子业务服务。反映在金融经营层面上，各类民营金融机构扩大经营边界、寻求经营转型的迈出步伐将更大，不同类型金融机构在业务层面和股权结构上将交互渗透，以体现出利益的最大化诉求。随着跨行业民营金融集团的建立，金融机构之间以及与股东之间的关联交易逐步增多。在分业监管框架下，各监管主体如何协调配合，既建立业务、产品创新协调机制，又遏止不正当关联交易引发的风险传递，避免重复监管和监管真空，也是一大挑战。
此外，利率市场化试点未列在方案中，使得民间金融的经营是否受制于利率上限要求成为疑问。尽管利率上限以保护消费者为初衷，但它通常会阻碍微型机构的发展。利率市场化可以发挥市场资金的配置作用，有助于在一定程度上减轻民间借贷的风险，防范资金的体外循环，还可以通过价格杠杆调节盲目的扩张冲动，以改善金融机构体质，全面提升民间金融机构的整体素质和市场竞争力。从该角度而言，温州金融改革的步伐可以再迈大些。
温州目前的现状，其实可以说是整个中国经济和中国金融的缩影，背后折射的问题仍然是改革层面的问题，问题的根源还是由于金融改革的不彻底，导致了金融抑制、金融资源配置扭曲，地下金融在滋生的同时也在不断地累计着风险，所以对于温州的金融改革，应该说不仅温州关注，全国人民也在关注，全国的中小企业和全国的民间资本都在关注。不管这个方案最终如何定调，当它掀开自己神秘的面纱以后，将给温州带来什么，给中国的金融带来什么，温州金融改革的试点都已经成为一个不可阻挡的潮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