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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战后，英国面临后殖民主义兴起的浪潮和东西方冷战意识形态的竞争，在知识界和左翼政治力量的推动下，逐步转向多元文化主义，希望借此缓和国内族群矛盾、消除种族隔阂，推动国家团结和民族融合。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多元文化主义成为英国主流政党的共识、英国政府的官方文化政策和公共话语空间的“政治正确”。对多元文化主义的质疑虽然一直存在，但基本上都属于边缘性的声音。
然而，自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英国国内反移民情绪不断壮大、社会思潮整体转向保守化，对多元文化主义的指责也越来越公开。从某种角度上说，卡梅伦保守党政府推动的脱欧公投就是对这种民粹情绪的失控了的操弄。多种证据显示，脱欧派的获胜不仅没有缓解英国的保守主义思潮和民粹情绪，反而有助燃之势，在英格兰中北部一些地区甚至以种族主义仇恨犯罪的形式表现出来。特雷莎·梅政府也一再宣称将重新拥抱国家主义。联系到美国的特朗普上台、欧洲右翼势力的日益壮大，2016年整个西方政坛“黑天鹅”不断，不禁令人疑虑，英国乃至西方奉行已久的多元文化主义政策是否将走到尽头。
多元文化主义是对英国多元化社会现状的承认，其成功经验不容否认。对多样化的尊重在英国的思想价值体系里由来已久，英国多元文化的族群治理模式也可以追溯至18?19世纪英帝国殖民统治时期的“规范多元主义”经验。英国对殖民地进行统治的方法，是保留当地原有的习惯法，然后通过培育一批受英式教育、认同英国政治理念的本土精英，为殖民地在法律和政治上打造一个规范的架构，再由这些英式本土精英去面对殖民地的民众，循序渐进地在社会文化层面改变殖民地原有的习惯法，使其“文明化”。这一模式对当今英国所采取的族群治理政策有着潜移默化的影响。21世纪的英国作为拥有复杂人口结构、众多移民的多民族国家，虽拥有数百个不同的族群，但总体上各个族群共同生活、关系融洽，社会基本维持了和谐稳定。在多元文化主义政策的指导下，英国政府和各类非政府人权组织做了大量工作，种族平等的观点深入人心，一系列政策法规如《种族关系法案》《种族关系法修正案》《就业平等法规》《公共当局指引》《促进种族平等实践守则》等促进了社会和谐和种族平等，实现了对弱势群体权益的保护和对多样化的尊重。
多元文化主义的反对者往往是伊斯兰威胁论的支持者和全球化的反对者。值得注意的是，英国国内对多元文化主义的质疑与排斥之声的分贝高度，与欧洲难民危机的深化程度、与打着伊斯兰旗号的恐怖袭击的频度和烈度、与金融危机的长期化和波及面的扩大程度，呈明显的正相关的关系。欧洲特别是德国陷入难民危机以来，英国民间多多少少有种幸免于难的庆幸心理，与难民有关的负面新闻不断出现，也坚定了英国公众拒绝大规模接受难民的决心。毋庸讳言，这波难民危机之所以在欧洲公众的心理层面造成了如此重大的冲击，不仅仅是人数众多这一因素，还在于难民的主体是来自战乱的伊斯兰世界的青壮年男性。鉴于欧洲与伊斯兰世界在历史上的复杂纠葛，以及伊斯兰教作为他者在塑造欧洲集体身份过程中的角色，大规模穆斯林男性的涌入可能唤醒了沉睡于欧洲人头脑中有关伊斯兰教入侵的集体记忆，而右翼政治力量有意识地一再强化这种符号联系，故意在公众中制造恐慌。面对恐怖主义的一次又一次的襲击，欧洲中左翼政府所采取的应对措施看似软弱，无力阻止暴恐事件的一再发生，一次又一次袭击过后的所谓“用鲜花和爱”的“洗地”，也令公众心生不满和厌烦，以致转向右翼寻求社会治安的好转。同时，经济全球化的副作用日益显现，出于怕被贴上种族主义标签的心理，英国国内反移民的言论往往披上反思多元文化主义的外衣。但在脱欧派获胜之后，在2016年10月初召开的保守党大会上，特雷莎·梅发表措辞强硬的讲话，宣称不惜以“硬脱欧”为代价换取“恢复”英国的主权，公开表达对移民的不友好的态度。梅宣称她将创造并领导一个“为每个人服务的英国”，但是根据她的讲话内容，很明显这里的“每个人”是不包括东欧移民和叙利亚难民的。梅将脱欧公投视作“安静的革命”，是英国“夺回命运控制权”的斗争，宣称脱欧将“永远地改变国家的走向”。梅的保守党政府一方面迎合反移民的公众情绪、回应公众对于就业和社会治安的关切，另一方面，试图通过强调公民精神，重新拥抱国家主义，并强化中央政府权力。
多元文化主义虽然有可能在将来被淡化或修正，然而在今后一段时间内却仍是英国的官方政策。多元文化的责难者们宣称，多元文化主义非但没有起到强化社会凝聚力的作用，反倒通过破坏它的核心价值体系而弱化了英国社会结构，加剧了社会分裂和族群隔阂，强化了外来文化的自我封闭行为，阻碍了英国社会整合和文化融合。似乎批判多元文化主义已经成为新的“政治正确”。但是，保守党政府如果一味地制造排外情绪、摆出一副拥抱国家主义的强硬姿态，未必能达到理想的效果。批判多元文化主义的确可以部分迎合当前英格兰民族主义抬头的势头，但是，对文化多样性的否认与敌视，可能导致对少数族群应有文化权利的忽视，加剧外来移民与英国主流社会的心理隔阂，加大苏格兰地区的离心力，使今后英国的族群治理变得更为棘手。关于这个潜在的负面后果，想必英国政府也是了然于心的。所以，梅一再强调，脱欧不等于孤立主义，也不意味着对全球化关上大门；甚至乐观地认为，摆脱欧盟束缚有助于英国更加全球化，成为自由贸易的“最强大最热情的倡导者”。预计英国政府不会公开宣称放弃多元文化主义的政策，在强调英国国家认同的同时，会继续支持少数族裔的文化活动，会继续鼓励文明对话和跨文化交流。而英国的穆斯林问题，则将受制于西方社会与整个伊斯兰世界的冲突和磨合。
然而，自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英国国内反移民情绪不断壮大、社会思潮整体转向保守化，对多元文化主义的指责也越来越公开。从某种角度上说，卡梅伦保守党政府推动的脱欧公投就是对这种民粹情绪的失控了的操弄。多种证据显示，脱欧派的获胜不仅没有缓解英国的保守主义思潮和民粹情绪，反而有助燃之势，在英格兰中北部一些地区甚至以种族主义仇恨犯罪的形式表现出来。特雷莎·梅政府也一再宣称将重新拥抱国家主义。联系到美国的特朗普上台、欧洲右翼势力的日益壮大，2016年整个西方政坛“黑天鹅”不断，不禁令人疑虑，英国乃至西方奉行已久的多元文化主义政策是否将走到尽头。
多元文化主义是对英国多元化社会现状的承认，其成功经验不容否认。对多样化的尊重在英国的思想价值体系里由来已久，英国多元文化的族群治理模式也可以追溯至18?19世纪英帝国殖民统治时期的“规范多元主义”经验。英国对殖民地进行统治的方法，是保留当地原有的习惯法，然后通过培育一批受英式教育、认同英国政治理念的本土精英，为殖民地在法律和政治上打造一个规范的架构，再由这些英式本土精英去面对殖民地的民众，循序渐进地在社会文化层面改变殖民地原有的习惯法，使其“文明化”。这一模式对当今英国所采取的族群治理政策有着潜移默化的影响。21世纪的英国作为拥有复杂人口结构、众多移民的多民族国家，虽拥有数百个不同的族群，但总体上各个族群共同生活、关系融洽，社会基本维持了和谐稳定。在多元文化主义政策的指导下，英国政府和各类非政府人权组织做了大量工作，种族平等的观点深入人心，一系列政策法规如《种族关系法案》《种族关系法修正案》《就业平等法规》《公共当局指引》《促进种族平等实践守则》等促进了社会和谐和种族平等，实现了对弱势群体权益的保护和对多样化的尊重。
多元文化主义的反对者往往是伊斯兰威胁论的支持者和全球化的反对者。值得注意的是，英国国内对多元文化主义的质疑与排斥之声的分贝高度，与欧洲难民危机的深化程度、与打着伊斯兰旗号的恐怖袭击的频度和烈度、与金融危机的长期化和波及面的扩大程度，呈明显的正相关的关系。欧洲特别是德国陷入难民危机以来，英国民间多多少少有种幸免于难的庆幸心理，与难民有关的负面新闻不断出现，也坚定了英国公众拒绝大规模接受难民的决心。毋庸讳言，这波难民危机之所以在欧洲公众的心理层面造成了如此重大的冲击，不仅仅是人数众多这一因素，还在于难民的主体是来自战乱的伊斯兰世界的青壮年男性。鉴于欧洲与伊斯兰世界在历史上的复杂纠葛，以及伊斯兰教作为他者在塑造欧洲集体身份过程中的角色，大规模穆斯林男性的涌入可能唤醒了沉睡于欧洲人头脑中有关伊斯兰教入侵的集体记忆，而右翼政治力量有意识地一再强化这种符号联系，故意在公众中制造恐慌。面对恐怖主义的一次又一次的襲击，欧洲中左翼政府所采取的应对措施看似软弱，无力阻止暴恐事件的一再发生，一次又一次袭击过后的所谓“用鲜花和爱”的“洗地”，也令公众心生不满和厌烦，以致转向右翼寻求社会治安的好转。同时，经济全球化的副作用日益显现，出于怕被贴上种族主义标签的心理，英国国内反移民的言论往往披上反思多元文化主义的外衣。但在脱欧派获胜之后，在2016年10月初召开的保守党大会上，特雷莎·梅发表措辞强硬的讲话，宣称不惜以“硬脱欧”为代价换取“恢复”英国的主权，公开表达对移民的不友好的态度。梅宣称她将创造并领导一个“为每个人服务的英国”，但是根据她的讲话内容，很明显这里的“每个人”是不包括东欧移民和叙利亚难民的。梅将脱欧公投视作“安静的革命”，是英国“夺回命运控制权”的斗争，宣称脱欧将“永远地改变国家的走向”。梅的保守党政府一方面迎合反移民的公众情绪、回应公众对于就业和社会治安的关切，另一方面，试图通过强调公民精神，重新拥抱国家主义，并强化中央政府权力。
多元文化主义虽然有可能在将来被淡化或修正，然而在今后一段时间内却仍是英国的官方政策。多元文化的责难者们宣称，多元文化主义非但没有起到强化社会凝聚力的作用，反倒通过破坏它的核心价值体系而弱化了英国社会结构，加剧了社会分裂和族群隔阂，强化了外来文化的自我封闭行为，阻碍了英国社会整合和文化融合。似乎批判多元文化主义已经成为新的“政治正确”。但是，保守党政府如果一味地制造排外情绪、摆出一副拥抱国家主义的强硬姿态，未必能达到理想的效果。批判多元文化主义的确可以部分迎合当前英格兰民族主义抬头的势头，但是，对文化多样性的否认与敌视，可能导致对少数族群应有文化权利的忽视，加剧外来移民与英国主流社会的心理隔阂，加大苏格兰地区的离心力，使今后英国的族群治理变得更为棘手。关于这个潜在的负面后果，想必英国政府也是了然于心的。所以，梅一再强调，脱欧不等于孤立主义，也不意味着对全球化关上大门；甚至乐观地认为，摆脱欧盟束缚有助于英国更加全球化，成为自由贸易的“最强大最热情的倡导者”。预计英国政府不会公开宣称放弃多元文化主义的政策，在强调英国国家认同的同时，会继续支持少数族裔的文化活动，会继续鼓励文明对话和跨文化交流。而英国的穆斯林问题，则将受制于西方社会与整个伊斯兰世界的冲突和磨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