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我国正处于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历史交汇点，推进改革发展各项工作稳步前进，既需要深刻认识复杂环境带来的风险挑战，也需要对复杂问题提出解决方案。习近平总书记在不同场合多次强调，改革是一项系统工程，要注重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进入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需要解决的问题越来越多样，越来越复杂。各级领导干部要重视和运用复杂系统管理思维，更好地认识和应对当前我国广泛而深刻的各项社会变革工作。复杂系统管理是运用特定的思维范式对复杂系统中一类复杂性问题进行认知、分析、资源配置与综合协调的实践管理活动，它强调研究问题的物理复杂性、系统复杂性与管理复杂系统的完整性与融通性。面对当前复杂的大变局、大环境、大问题，各级领导干部要注重运用复杂系统管理思维，提升解决复杂问题的能力，更好地推进各项工作高质量发展。
　　学会认知复杂系统与复杂性问题
　　通常，人们在工作中遇到的问题可粗略分为两类，一类是“简单的问题”，一类是“复杂的问题”。对所谓复杂的问题，人们可能会产生一系列直接感受，如难以把问题表述清楚、分析透彻、预测准确，拿不出好办法、提不出好方案，故而认为这是一个“复杂的问题”。人们在分析和解决复杂的问题时，往往会采用自上而下的还原论方法，但也会发现，在许多情况下并不能依据1+1=2规则分析和解决问题。
　　通过系统科学的研究，人们发现，如果把这类“复杂的問题”看作一个由多个局部组成的系统整体，它除了具有一般系统性外，还具有一些新的特征属性，如自身要素的异质性、结构的层次性，特别是系统整体行为与功能中会有一些“整体有，局部没有”的现象，这种现象被称为系统的整体涌现现象，具有涌现特征的系统就是复杂系统。
　　著名科学家钱学森在创建系统科学体系时，将系统分为简单系统、简单巨系统、复杂系统、复杂巨系统和特殊复杂巨系统。如生物体系统、人体系统、人脑系统、社会系统、地理系统、星系系统等都是复杂巨系统，其中社会系统是最复杂的系统，又称作特殊复杂巨系统。他认为，复杂巨系统中就有复杂性问题;系统整体性，特别是复杂系统和复杂巨系统（包括社会系统）的整体性问题，就是复杂性问题。著名的港珠澳大桥工程在基本确定了复杂的桥位走线初步方案后，就遇到了桥线穿越中华白海豚保护区的问题，这不仅关系到港珠澳大桥工程的绿色建设理念与社会责任，还直接考验大桥工程是否遵守国家环境保护法。因此，必须面对一系列衍生出来的新的决策问题，如是否同意大桥走线穿越保护区、能不能调整保护区内部功能区划、有没有生态补偿方案、如何将大桥建设对白海豚的负面影响降至最低程度等等。综合起来，需要进一步设计出一个将工程、生态、经济、社会、法律等多因素统筹思考的更复杂的综合方案，其目标绝不是各个因素目标的简单“相加”，而是一个典型的复杂性问题，产生这类复杂性问题的工程本身就是一个复杂系统。
　　复杂系统管理的理论思维与实践思维
　　人的认识总是从具体到抽象、从感性到理性，因此，人们首先是从直观上感受到复杂性问题的物理复杂性，然后将复杂性问题在系统科学思维层次上进行抽象，并运用系统科学话语体系进行表述，提炼出系统复杂性属性，再结合系统复杂性，依据管理思维原则、基本原理、方法论等，进行管理复杂范畴内的理论逻辑与话语体系的转换，并运用管理复杂性思维来认知、分析和解决问题。这就构成了复杂系统管理在管理过程中基本的“物理复杂性—系统复杂性—管理复杂性”学理链的完整性与融通性，这一路线可以理解为复杂系统管理的基本范式或者基本模式。
　　在实践中，复杂系统管理不仅仅考虑到问题与外部环境的相互作用与影响、问题内部要素之间的关联性、结构的完整性、功能的多目标等等，更要关注如何破解问题的复杂性，而问题的复杂性既有各种形态的复杂性，又有复杂性基础上的整体性，还有整体性引发的复杂性以及复杂性与整体性相互之间的纠缠与耦合形成的涌现性。
　　复杂系统管理的思维范式，就是关于复杂系统管理问题的本质属性的思维。我们把在复杂系统管理活动中以弄清问题本质为基本目的、弄清复杂系统管理一般性道理的思维方式，称为复杂系统管理的理论思维。理论思维要明确“是什么”和“为什么”，理论思维的成果是形成复杂系统管理理论。复杂系统管理活动中还有一类以“筹划”为主要任务、旨在将“虚体人造复杂系统”变成“实体人造复杂系统”的思维方式，称为复杂系统管理实践思维，让我们在复杂系统管理的具体操作中明确“做什么”和“怎么做”，实践思维的成果是形成复杂系统实体。
　　复杂系统管理活动中的理论思维与实践思维是两类最重要、最基本的思维。它们之间虽然有着重要区别，但在复杂系统管理活动中却是紧密结合、融为一体的。理论思维的价值在于分类别、分层次地分析、梳理管理对象与主体行为属性以及属性间的联系，而实践思维的价值在于将不同属性复合成一个复杂系统实体整体。前者要求有理论的约束力、说服力与普适性，后者要求有实践的创新力、执行力与操作性。比如，中央提出，要针对产业薄弱环节，实施好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工程，尽快解决一批“卡脖子”问题。一般而言，破解“卡脖子”关键技术的技术研发过程与最终人造物的实现，普遍涉及社会、经济、科学技术、管理和文化等多个领域，需要把自然科学、技术科学、工程科学、社会科学与人文科学相结合，把政府职能与市场职能相结合，把专家经验与科学理论相结合，把多种学科知识相结合并使这些结合相互渗透融为一体。
　　破解“卡脖子”关键技术的研发活动的本质属性是复杂整体性，而研发主体的核心能力则是对这一复杂整体性的认知、分析与管理能力。在这种认识的基础上，还需要在新的科学理论指导下，采用系统的手段、技能与方法，特别是破解的工艺、工法、工具、设备、设施、标准、规范、指标、计量方法等，这些统称为破解技术。破解技术与破解科学相比，破解技术更强调现场的实现与执行，而破解科学则强调对原理的揭示和发现。
　　把握复杂系统管理的五个关键方法 　　任何一个具体的复杂系统管理实践，都是个别的、实在的、独特的，难以对复杂系统管理构建一套标准化的行动规则与流程。只能在理论思维指导下，通过人的实践思维、非逻辑思维、文化思维与创新思维实施对该管理实践独特性、实在性的认识、分析与管理行为，并且在此基础上把一般性道理转变成复杂系统实体的计划和方法。复杂系统管理具有的共性关键技术与行为准则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复杂性分析。是依据复杂系统管理活动基本原理对现实中不同的复杂性内容进行描述与抽象，如复杂系统管理的环境复杂性、管理多主体复杂性、主体管理资源整合能力不足复杂性、复杂系统高度集成化复杂性等等，对复杂性进行清晰梳理是为了下一步选择采用什么方法来降解它。
　　复杂性降解。充分利用问题要素属性、关联逻辑以及对复杂系统管理复杂性认知的可变性，通过各种可行路径，合理降低或者分解复杂性，帮助和支持管理主体对管理复杂性的认知与分析、搞清楚复杂性背后的道理和规律，再通过实践思维“复原”问题固有的整体性，以保证复杂性问题或者人造复杂系统实体真实与完整，这就是复杂性降解。复杂性降解具体路径有管理目标的凝炼与统筹、问题未来情景的紧缩、管理方案的同等深度比对等。
　　适应性选择。对复杂性问题管理而言，适应性即最优性，适应性选择是主体在操作层面上对复杂性降解的“补偿”。适应性和复杂性降解共同形成了复杂系统管理活动新的行为准则，其中降解能帮助主体认识和分析问题的复杂性，而适应性选择又在操作层面上帮助主体从思维层面回归到实践层面。如此，主体既利用了降解手段提供了对复杂性的认知启发，又在操作层面避免了认知虚化可能导致的偏差。
　　多尺度管理。在复杂系统管理活动中，要充分注意并区别同一维度管理要素多尺度属性引起的特征差异性，并针对这些差异性，设计和构建相应的管理原则、流程与方法，使管理活动能够更加精细地体现这一类差异。根据复杂性降解原理，主体可以对管理活动中普遍存在的多尺度现象进行必要的尺度划分、分析不同尺度特征对管理问题与管理行为的影响，并在此基础上，把管理要素复杂性精细化，分类开展多尺度的管理活动。多尺度管理主要由以下两个阶段组成：第一阶段为基于还原论思维对维度进行尺度划分，并通过提取不同尺度特征，分析与管理要素的关联以及对管理问题的影响;第二阶段为基于整体论思维对多尺度分析进行维度层次上的整合，形成在维度整体意义上对管理问题复杂性的认知。
　　迭代式生成。复杂系统管理主体的全部行为都是为了设计和提出解决复杂性管理问题的方案。在现实的管理活动中，由于主体能力的局限性，可以在复杂性降解原则下，把问题整体复杂性分解到方案生成过程的多个相对独立的阶段，使主体在每个阶段面对的复杂性只是整体复杂性的一部分，从而得到某个局部阶段的、难度相对较低问题的解决方案，再把各个阶段这样的方案组成方案序列，并用这一序列的迭代来达成整个阶段和整体性问题的解决方案。主体在管理实践中的这一“迭代式”生成方案的方式既充分体现了复杂性降解准则，又充分体现了适应性选择准则，是主体在实际管理活动中的一类普遍、现实的操作方式。迭代式生成在操作层面上，表现为一种由“主体个体自学习迭代—主體群平台迭代—主体群共识形成迭代”组成的三个层次、相互反馈的综合迭代模式。在具体操作中，主体不断对某一阶段性的方案进行纵向或横向比对、调整和修正，甚至推翻原方案再重新设计新方案这样一个不断迭代的过程，最终以逐次迭代方案序列逼近最终方案。
　　（作者分别系江苏省委财经办副主任;南京大学教授）
　　责任编辑：李佳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