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移世易，“直播”早不是以前的意思了。
　　有个段子能回应。有人问应当如何直播“一带一路”，脑洞大开的网友各显神通，最有趣的答案是：丹麦首相在直播中说，“中国的朋友们，感谢刷屏，丹麦生蚝快递到家，送满百辆跑车”。
　　用“直播”概括一众热点，“网感”十足。但显然，问与答里的“直播”是两回事，其语境也千差万别。
　　直播在中国经历了两个“元年”：1997年，以“香港回归”72小时大型电视直播为发轫，直播渐成中国电视具有仪式性的新传统；近20年过去后，网络社交媒体为直播带来了新的社会底色。互联网“赋权”给每个人，近乎无门槛的网络直播在2016年打开了传播新局面。网络直播最初出现于2005年的9158视频直播社区，10年间，它从桌面场景进入移动场景，借助流量和资本造就了全民直播时代。
　　过去是“有大事才直播”，今天成了“凡有饮水处皆能直播”。这反倒有点像人类刚发明电视时的简陋模样，那个年代连电视剧都是现场表演、直接播出。不同之处在于，当时是囿于技术壁垒的无奈，现在是技术主动选择的结果。
　　真正变化的是作为文化表达而非技术手段的“直播”。眼前的网络直播，多了大众文化浸润的亲民色彩，少了精英气质包裹下的仪式气质。一直半红不紫的艺人可以靠直播洗脸圈粉无数；一首《一人我饮酒醉》把“喊麦”从东北的文化圈子带向了全中国；一句“老铁666，礼物走起来”把直播推上了全面看/被看的高潮。
　　最真实的主播画像是“中国13亿人每人给你1元钱，你就能成亿万富豪”，于是，“中国第一网红主播”MC天佑身价过亿元，连转个会都要千万元级的投资，比一线明星还要红。诸如“快手”这般赶上了新一轮旭日的直播平台，还成了“奇人异事”的策源地。它享受着市场的庞大红利，把直播从“追随事件”导向为“引领事件”。
　　谁还在意直播的是什么呢？
　　有一则很没有营养的直播事件：一名主播连续多日背对镜头，一众粉丝频刷礼物就为了促使他现身。如同小说《呼喊特丽莎的人》描述的情景，人们如滚雪球般参与这场毫无实际意义的狂欢。直到有一天，一个粉丝刷了辆“玛莎拉蒂”给主播，他才转过了身，却同时用手遮住了面孔——到最后，粉丝们也没能看清他的真面目。你问主播和观众究竟在做什么？他们说不出来，只觉得“这样很好玩”。
　　原本以窥视心理驱动的新一代直播潮流，如今看来，重要的早已不是“窥视”了什么，而是“窥视”这个行为本身。
　　互联网专栏作家克莱·舍基（Clay Shirky）用“认知盈余”形容人们将自由的碎片时间不断聚合而形成的新资源——“全世界的认知盈余多到即便是微小的变化都能形成巨大的后果”。互联网赋予这些资源可期的价值。在等地铁、上厕所、睡觉前的诸种情境里，做直播和看直播的人打发了他们所有的“闲暇”时光，也生成了他们颇为自洽的直播快感。
　　各种直播类型以远超人们想象的速度生发。从起初的“秀场”直播到眼下的“商场”直播，直播业已形成导入流量和内容变现的一整套规则秩序。为了“打赏”，主播不断雕琢自己的“网红”人格，粉丝不断放大自己的“草根”价值。捧红一个主播的过程，往往隐藏着有组织、有纪律的策划。
　　在“黄鳝门”“造娃娃门”等负面直播事件背后，是网络直播不断被规制却不断突破底线。设计这条底线的逻辑不是传播效果，而是资本需求。无论你怀抱多少天真的想象，残酷的事实就是直播早已不再是展示，而关乎赚钱。
　　“窥视”究竟还有什么意义呢？电视直播至少能觅得对重要媒介事件的文化再现。而网络直播徒留一种难以名状的猎奇之感。“快手”上层出不穷的“冰镇脑袋”“大妈自虐”“生吃病猪”，以猎奇之名将中国乡村的某些方面浓缩进一个直播软件；一个女主播自称夜宿故宫，躺上慈禧床榻，一发不可收拾后只好承认“其实是在一家影视基地”。
　　世界需要各种各样的“新鲜”，但“新鲜”终究不是长久之计。什么是猎奇呢？猎奇就是当我经历一次过后再不会对此提起任何兴趣。网络直播所面临的问题，则是对这份短暂欢愉的用力过猛，它舍弃了电视直播得以安身立命的仪式感以及对准现实并再現现实的稳定的情趣。
　　连清明节都能直播“代客扫墓”了，这种商机固然不可否认，可我们好像忘了作为缅怀往生者的扫墓活动，本身就是容不得“分享”这种仪式。
　　时间总会渐次打磨掉生活的琳琅满目。网络直播固然是强势而缤纷的传播手段，然而，当我们试图用“媒介”的眼光来审视它时，那份缺席的仪式感还是要找回来，哪怕只有一点点。